贺金茹

摘要：法国作家加缪《局外人》主人公默尔索因不愿被社会同化而自我放逐至局外，但他为保持生命真实所选择的本能化生存方式依然不被社会所容，最终从无意识、被动的局外生存者逐步成长为清醒的、自觉的反抗者，实现了自我精神生命的超越。

关键词：阿尔贝·加缪 默尔索 局内人 局外人 反抗者

加缪《局外人》以第一人称“我”即默尔索为叙事者，从“我”的母亲去世为故事的逻辑起点，以“我”被法庭宣判死刑作结。在看似封闭的情节框架内，流淌着一条无始无终的人生溪流。本文根据“我”的回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我”的委婉含蓄，及在关键问题上决不含糊其辞的思想表达，结合作品的时代背景、作家的哲学思考等，解析“我”这个局内人被放逐出局，并最终成长为自觉反抗者的精神超越历程。

一、局内人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小说开篇之语具有一种将读者带入冰川之中的冷酷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儿子默尔索对母亲之死乃至整个世界所表现出的冷漠。默尔索随后表示，自己和大多数人一样是爱母亲的;也曾自述自己对生活抱有的梦想：“我上大学的时候，有过不少这类的雄心大志。但是当我不得不辍学的时候，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一切实际上并不重要。”至于爱为何会蜕变，为何没有完成学业，为何雄心壮志未酬又缘何消解，“我”没有对“听者”（读者）作细致解释。但通过“我”所说“这一切实际上并不重要”，我们有理由推断，在生命中的重要转折（被迫终止学业）发生之前，“我”将之视为相当重要乃至生命意义之核心，即“我”和大多数人一样，有着年轻人共有的激情、梦想以及爱的能力，有着加缪所谓的“对绝对和统一的怀乡病”。此时的“我”是一个积极参与生活的“局内人”，真诚、乐观地相信不断进步的文明社会向其成员所作的种种美好承诺，至少在主观的理想追求上，希望与整个社会和谐相处，并为社会的进步与完善做出自己的贡献。

至于“我”为何辍学，笔者联系“我”（也可理解为加缪本人）所处的时代文化、社会发展状况及“我”生命过程的整体，作出如下推测：或是因为家境困顿，难以维持生计，无力供养“我”在大学读书;或者因为“我”的独立不羁，难以容忍机械教条化的规章制度，因而不被社会所容，最终遭到驱逐，即受到开除学籍处分。在“我”的生命历程中，“父亲”形象基本上处于“缺席”状态。小说中“我”仅有一次提及父亲：被判刑、囚禁在死刑犯牢狱内，回想起母亲讲过有关父亲的一小段经历，即观看处决死刑犯后呕吐。死刑对生命的侵袭，使父亲对残酷现实产生“恶心”之感，这种情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对世界的认知和判断。“母亲”形象则從一开始就被抛入永久“沉默”状态——死亡;母亲生前虽然曾经有所言说，甚至还是比较重要的，如告诉“我”，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百分之百的痛苦，但整体而言，“沉默”是母亲一生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妈妈在家的时候，一天到晚总是看着我，不说话。”“父亲”的“缺席”、“母亲”的“沉默”，使读者自然联想到加缪本人童年时期的生存处境，联想到战争给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带来的深重灾难和无情摧残。

残酷的现实，将包括默尔索在内众多有理想抱负的青年人抛入绝望的旋涡，近乎神圣的理想被现实无情摧毁和践踏，被视为卑贱之物。此后，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的失望者便开始随波逐流，戴上维护社会秩序必然需要的人格面具，加入到虚伪的世俗文明潮流中，以维持体面、安全的生存状态。拒绝谎言与虚伪的默尔索则走上了自我边缘化的“局外人”之路。“当我不得不辍学的时候，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一切实际上并不重要。”加缪的用语极其精简，“很快”一词淡淡地将主人公处于两极之间、复杂的精神状态的转变一笔代过;但每一个经历过由满怀壮志到彻底失望的人，透过这再简洁不过的言辞，能够深切感受到主人公的无奈与失落。被社会排斥“出局者”默尔索选择了沉默与自我放逐，将自己与整个世界、与他人拉开距离：既然一切都不再重要，那么向“听者”倾诉自己心中的失落与愁闷的行为，也变得没有意义，因而逐渐成为一个决不愿多说一句废话的人，“一个不愿为自己申辩的人”（加缪语）。

对默尔索而言，从一个具有雄心壮志的积极人世者转变为一个现实生活主流之外的“局外人”“边缘人”，在世俗的眼光中无疑是一种堕落，但这种“退出”使他能够保持生命本真，能够对世界、人生的真实面目形成更为理性清晰的认识，因而标志着向精神成熟方面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二、局外人

自辍学即退至局外开始，到得知母亲去世消息之前，默尔索按照生命本能的要求，以消极却真实的方式面对生活;但仅仅是真实而已，缺乏生命的自觉意识。

通过惨痛的生活教训，默尔索认识到生存世界的荒谬、人生在世的无意义，面对世界的不合理性，在尚未重新确立生命价值与信念之前，在尚未找到积极、有效的策略之前，默尔索只能以无声、拒绝发言的姿态去应对生活中缺乏实质内容的喧嚣，以麻木不仁的表象去否定世界虚假的热情，以无所谓的态度表示对社会既定秩序的抗议等。我们看到，默尔索将“对绝对和统一的怀乡病”，即对生命意义的追寻等终极性思考暂时抛却，成为遵循弗洛伊德所谓“本我”的快乐原则，按照生命的本能要求生存的人。这是一个人不愿与污浊社会同流合污，又找不到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之前，保持自我真实性的一个别无选择的选择。

如在生活条件不允许时，默尔索出于维系彼此生存的本能，将母亲送到了养老院。这一行为本身违背了社会对其成员在伦理道德方面的要求，因此遭到邻里的非议和谴责，后来也成为在法庭上遭受控诉的原因之一。然而，他本人却不知道别人在这一事件上对自己的不满，直到萨拉玛诺老头在一次谈话中无意提及，他才有所认识，但仍然不觉得这是一项罪孽，因为在他看来，按照生命本能的指令做事乃人之常情，是最真实的事情。再如当养老院方面的几位证人陈述自己在为母亲守灵以及在葬礼上的冷漠表现后，“我感到有什么东西激怒了整个大厅里的人，我第一次认识到我是有罪的”。这说明在此之前，默尔索没有认识到自己按照生命本能原则所行之事，与社会既定的丧葬之礼俗相违背。由此可知，辍学后的默尔索将自己禁闭在孤寂的本能化生存的世界中，只是为了卸下现实生活中的人格面具，保持轻松的真实面目，并未有意识地站在与整个社会秩序和道德观念相对抗的立场;然而即使如此，他的生存选择依然不被社会所容。

概而言之，默尔索基本上处于一种自然而然，甚至在他人看来显得麻木、冷漠的局外生存状态，但他没有因此而痛苦，更没有因痛苦而生发出对人生处境、生存意义的深入思索，只是本能地生活于当下之中，很少忆及过去，包括自己的母亲（所以，后文才有“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起妈妈”的话）;也绝少考虑未来。可以说，此时的默尔索就是一个“在人生竞赛中弃权的人”。

当然，导致这种生存状态的原因，并非因为人的冷漠，而是世界的冷漠销蚀掉了人的激情。在世界的漠然无情面前，个体生命对自己生存其中的世界不再感到亲切;相反，他感到陌生、不自在，甚至感到个体生命的自主性有被消解、吞噬的危险，于是，想捍卫个体生命自由、自主的人只好从中退出，对现实生活宣布弃权，退居局外。

三、反抗者

加缪生长于阿尔及利亚，经历过现实生活中的贫穷和种种苦难，也强烈感受到地中海的阳光、海水和人间的温情。“为了改变自然的冷漠，我置身于苦难和阳光之间。苦难阻止我把阳光下和历史中的一切都想象为美好的，而阳光使我懂得历史并非一切。”由于苦难的存在，加缪拒绝相信有一个正义的上帝存在，也不曾寄希望于此——在他看来，“希望等于是屈从。然而，生活，就是不屈服”。放弃社会、基督教文化所承诺的美好“希望”，不等于他堕入了绝望的泥淖，相反，这表明他深切地热爱着生命。面对精神的荒原、世界的荒谬，加缪依靠自己的勇气和力量，积极面对、以自己的方式作着坚持不懈的反抗。在文学世界，他塑造出一系列勇于承担和正视命运的人物，默尔索就是其中之一。

从母亲之死到被判处死刑等待执刑这段时间，默尔索逐渐由局外生存状态下的被动者成长为自觉、自为的局外生存者，成为一个“清醒的局外人”，即“反抗者”诞生了。正是在此意义上，作家评价默尔索说：“局外人远非麻木不仁，他怀有一种执著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这是默尔索人生中第二次重大转变，标志着他的成熟。

在默尔索接受审判的过程中，从表面看来，他对法庭审判漠不关心，注意力不能集中，作为被告出席审判之时，竟然抱着事不关己的旁观者心理：“在某种意义上说，看一场官司，我觉得有趣，我有生以来还从没有机会看过呢。”事实上，这一阶段正是默尔索的自我意识最为敏感和强烈的时期。我们看到，作家通过塑造一个与众不同的记者，形象化地表现了默尔索对自我的认知和反思。默尔索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似乎常常心不在焉，但这位年轻记者的存在总在吸引着他的注意力：这位记者先后五次进入他的思维“视野”。“在那张不大匀称的脸上，我只看见两只淡淡的眼睛，专心地端详着我。而我有一种奇怪的印象，好像是我自己在看着我自己。”笔者认为，加缪安排这个人物以记者身份出场，赋予了他与其他到法庭听审的记者不同的使命。大部分记者出席审判纯粹是出于获取新闻素材的功利性目的，为扩大报纸读者群，缓解报业不景气的压力，甚至夸大事实真相，公然违背职业道德。而这位年轻记者则是被作为主人公默尔索的第二重自我出场的——“我”在审视并反思自己的生存处境和人生的意义问题。此外，默尔索明确、强烈的自我意识还可以通过其他一些细节描写得到确证。如，在律师为自己辩护过程中，律师按照惯例以“我”的身份发言，默尔索虽然明白其中原因，但仍然感到自我被压抑、被排斥，甚至被抹杀和取代的生存不安感;在被判处死刑之后，外表看来他依然冷漠、无动于衷，但实际上，他时刻在关注着“黎明的到来”及上诉的问题，开始理性地思考“死亡”这一“不可避免的进程”、逃避这一进程的可能性及其后果等问题。凡此种种，都表明他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对荒谬的世界和生活现状进行反抗。再有，他坚定地拒绝接待神甫，拒绝称之为“父亲”，小说结尾处那段具有挑战意味的“呐喊”，正是一个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缄默生存状态中的人的情感与思想的总爆发;并预示着，在生命的临界点，一个“反抗者”形象从“局外人”的母体中孕育而出。

默尔索绝不是一个对生活无动于衷的人，相反，他极其热爱生活、珍爱生命，即使身处死囚牢房之内，具有活力的生活气息仍能给他的狱中生活带来些许慰藉，使他的生活不再黯淡无光。他饱尝生活的痛苦，但没有丧失直面生活、承受命运的勇气。他思考死亡，但自始至终从未萌生过自杀的念头，即使在生命将尽的时刻也是如此。

加缪认为，逃避是对待荒谬的错误态度，而逃避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肉体上的自杀。“现在，人们玩着文字游戏，而且自以为否定了生命的意义就必然会导致人生不值一活的结论。事实上，在这两种判断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也即，人生固然荒谬，但荒谬的人生现实和自杀之间相距很远。在作家看来，“自杀一如跳跃，是极端的接受。万物皆了，人类回到他本质的历史上去”，“自杀以自己的方法解决了荒谬，它在同一个死亡中吞噬了荒谬。但我知道为了生存，荒谬是不能被解决的。它逃避死亡，同时它意识到并驳斥死亡”。作为加缪思想的艺术表现载体的默尔索也拒绝死亡，所以他才会执著地思考着即将到来的黎明和上诉，思考国家刑法制度的不合理及其变革等重大问题。但正如加缪将“任何苦难都无法，而且永远无法让我对我所认识的生活作伪证”（尼采语）这句话作为座右铭一样，默尔索也绝不会为了肉体生命的延长而去说假话。事实上，社会通过法庭所要追究的，不是默尔索对待母亲的“冷漠”、在私生活上的不检点及其杀人罪，而是他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对于这个社会现存秩序的威胁;是由于他始终是一个不肯戴上“面具”面对这个世界社会的人。换言之，默尔索被判死刑，不是根据他的行为定罪量刑的结果，而是由于他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不能容忍他这样的局外人、反抗者。正如彼得·鲁尔在《萨特一加缪争论》中所评述的那样：“很清楚，默尔索被判死刑的真正理由，同杀阿拉伯人关系不大……他的被判死刑，是因为他是一个陌生人，一個局外人，一个其生活方式看来对现存秩序是一种无声威胁的人。”

默尔索终于由无意识的反抗转变为有意识的反抗。原先，由于世界的冷漠和荒谬，他向整个世界关闭了自己的心扉;现在，他意识到沉默的反抗并不能改善自身的生存困境，对世界的整体完善也无任何裨益。为了使一切变得完善，为了使自己走出自我封闭的孤独，他现在需要的是向世界敞开自己，将自己“介入”到现实生活的潮流中去，哪怕迎接众人“仇恨的呼声”也不畏惧。当然，归根结底，他的反抗最终仍然停留在意识反抗的层次，与革命者所要求的现实抗争相距甚远，所以最终必然难以逃脱被法庭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剥夺其生命权利的悲剧命运。

参考文献：

[1]加缪.加缪中短篇小说集[M].郭宏安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本文所引《局外人》均出白此书，不再另注）

[2]耶日·科萨克.存在主义的大师们[M].王念宁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3]罗歇·格勒尼埃.阳光与阴影一一阿尔贝·加缪传[M].顾嘉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袁澍涓，徐崇温.加缪的荒谬哲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

[5]杨龙.自我的坚持与毁灭——“局外人”之死浅议[J].国外文学，2006 （3）.

[6]黄唏耘.加缪叙事的另一种阅读[J]外国文学评论，2002（2）.

[7]马爱华.理性的沉沦与荒诞的飞腾——论《局外人》的“阳光”意象[J]广西社科科学，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