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斐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师范学院， 河南 三门峡 472000）

被称为元杂剧四大悲剧之一的 《赵氏孤儿》，以春秋时晋国的一段历史为背景。 元人纪君祥从 《左传》《史记》等史籍取材，对历代流传的程婴保存赵孤故事进行加工创造，创作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简称《赵氏孤儿》）。 18 世纪 30 年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被传教士马约瑟翻译为法文后迅速在欧洲传播，众多批评家对其进行研究， 戏剧作家对其进行再创作。 英国人威廉·哈切特、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以及英国剧作家默菲都曾改编《赵氏孤儿》，此外还有歌剧、小说等多种形式的改编作品。《赵氏孤儿》作为中国第一部进入欧洲跨文化交流的戏剧作品，成为欧洲人进行中国想象与阐释的基础性戏剧文本。

一、赵氏孤儿的故事流变

赵氏孤儿故事最早见于《左传》，主要记载君臣矛盾以及家族矛盾。 辅佐晋灵公登上王位的赵盾由于与晋灵公频繁冲突，晋灵公欲铲除赵盾，赵盾远逃他乡。 “成公四年，晋赵婴通于赵庄姬”[1]，赵朔（赵盾之子）妻子庄姬与赵婴齐（赵朔叔叔）私通。第二年赵婴齐因此事被其兄赵同、赵括放逐，“成公五年春，原（赵同）、屏（赵括）放诸齐”[1]。 “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心怀怨怼，向晋景公进谗说赵同、赵括将要造反，“谮之于晋侯（晋景公），曰‘原、屏将为乱’”，晋景公“伐赵同、赵括”，于是晋景公灭了赵同与赵括。 之后赵朔的儿子赵武为免杀身之祸 “从姬氏畜于公宫”，赵朔之子也就是那位赵氏孤儿与其母亲安然地生活在晋国的宫室之中[2]。

到了《史记·赵世家》，赵氏孤儿故事主线从家族矛盾变成忠奸矛盾。 屠岸贾因善于奉承而得到晋灵公的信任和宠爱，晋景公时担任司寇。 “晋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3]，屠岸贾以整治晋灵公时期的贼寇为借口，罗列了一系列罪状诬陷赵盾，昏庸的晋景公相信屠岸贾的谎言，命他处理赵盾之罪。屠岸贾将赵盾的儿子赵朔以及赵氏一家老小全部杀害[4]，但赵氏孤儿被程婴和公孙杵臼设计保护，于是“诸将以为赵氏孤儿已死”，而实际上“赵氏真孤乃反在，程婴卒与俱匿山中”[3]。 《左传》记载赵武与母亲回宫居住，而《史记》则记载赵武由程婴抚养“匿山中，居十五年”，成人后与程婴、群臣“攻屠岸贾，灭其族”[3]。关于故事内容的改变， 范希衡认为并非出自司马迁的独创，而是刘歆吸收民间故事之后对《史记》进行的改造。 在《史记》中公媳通奸、兄弟内斗、庄姬之谗等丑恶的一面被美化，只保留《左传》中庄姬之贤和赵氏家族之惨，进而烘托程婴等人的忠义之举[5]。

元人纪君祥以《史记》为底本，进行再创作写出杂剧《赵氏孤儿》。 他的创作被认为与其复兴宋王朝的愿望有关， 屠岸贾和程婴的斗争象征南宋奸臣贾似道与忠臣的对立， 孤儿的成功复仇象征宋王朝的再起与复兴，纪君祥通过《赵氏孤儿》表达“反元复宋”的思想。比较《史记·赵世家》的记载和元杂剧《赵氏孤儿》的改编，在事件起因、情节、人物身份等方面存在差异。 《史记》是屠岸贾挑拨引发君臣猜忌，《赵氏孤儿》则是晋灵公受屠岸贾蒙蔽。屠岸贾利用晋灵公赏赐的神獒，在花园中扎下一个草人，紫袍玉带，像简乌靴，与赵盾一般打扮[6]，在草人中藏下羊心，反复训练饥饿的神獒撕咬草人。后屠岸贾欺骗晋灵公，说神獒可识“不忠不孝之人”从而陷害赵盾。《赵氏孤儿》添加屠岸贾要杀全国半岁以下婴儿、庄姬与韩厥自杀等内容，将假孤儿改为程婴之子，将《史记》记载孤儿在山中成长改为在屠岸贾府中长大。 《赵氏孤儿》 中的程婴不仅没有自杀， 而且亲自策划发动复仇，最终在魏绛的主持下，赵武完成复仇。 人物身份也发生改变，屠岸贾从大夫变为元帅，程婴从赵朔的朋友变成驸马府下的一名医者， 公孙杵臼从赵朔的门客变成老宰相。

总体而言,《赵氏孤儿》中提弥明与灵辄救赵盾，程婴救孤儿，集中体现义的精神，《赵氏孤儿》表现儒家仁的核心道德理念[7]。

二、《赵氏孤儿》在欧洲的翻译与讨论

18 世纪中国物品大量进入欧洲后，欧洲人对这个东方古国的兴趣越发浓厚。 在对中国物质文明好奇的同时，中国的文化、艺术、政治、经济也令欧洲人惊奇。 表现中国仁义道德的《赵氏孤儿》就是第一个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作品。

1734 年巴黎《水星杂志》上一篇未署名的信中谈到了被节选翻译为法文的《赵氏孤儿》，该匿名者声称《赵氏孤儿》是“一件新鲜别致的东西”，而古老的或地区较远的东西“总能够引起我们的仰慕”[8]，可见欧洲人对陌生的中国元素的好奇与喜爱。 1735年， 巴黎耶稣会杜赫德编著的 《中华帝国志》（也称《中国通志》）第三卷中收录了《赵氏孤儿》的译本，而译者正是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成员马约瑟[9]。马约瑟对《赵氏孤儿》并没有进行完整的翻译，仅翻译故事的框架和宾白部分，曲部分仅标注歌唱者名。马约瑟译本靠《中国通志》的影响力得到广泛的传播。 19 世纪60 年代，法国籍犹太汉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儒莲(茹理安)翻译了《赵氏孤儿》，译作取名《中国孤儿》，儒莲译本是韵散兼备的译本。

《赵氏孤儿》的翻译并未局限在法国本土。 1736年，英国出版商约翰·瓦茨率先组织人员将《中华帝国志》译成英语，这是《赵氏孤儿》第一次到达英国。1741 年，出版商爱德华·凯夫组织翻译《中华帝国志》，其中的《赵氏孤儿》也被翻译成英文出版。 1762 年，钟情于采集和编订苏格兰民歌的汤姆斯·帕西编纂出版《中国诗文杂著》，其中收录的《赵氏孤儿》根据凯夫译本进行润色。

《赵氏孤儿》的译本虽然在欧洲广泛传播，但是欧洲人对中国戏剧并不了解。 杜赫德在《中国通志》中采用马约瑟的意见，认为在内容主题方面“中国的戏剧和小说没有什么差别”“目的也都是劝善惩恶”。在演出方面， 他认为中国戏剧由于一人分饰多个角色所以需要报场， 同时唱白夹杂的体制也令人觉得陌生。最重要的是因为不符合欧洲戏剧的“三一律”，所以其价值远落后于欧洲戏剧[10]。

法国新古典主义批评家阿尔央斯在其 《中国人信札》中赞赏《赵氏孤儿》的一些片段，如托孤和救孤。 但他对《赵氏孤儿》的评价不高，他认为《赵氏孤儿》由于时间与地点不一致，不符合“三一律”的标准，他说“许多事情，必然是在不同时间发生的，其间一定隔得很远，可是作者随随便便堆在一起，违反了一切的或然规律，因而剥夺了观众的部分快感”。 他指出自杀、谋杀等剧烈的舞台表演动作是不被允许的，他认为“公主（孤儿的母亲）是在台上自缢死的，这是十分可怕的动作，无论如何不该让观众们看到”。 对人物出场自报家门以及“曲白相生”等，他认为“歌唱和说白不应该这样奇奇怪怪地纠缠在一起”。[9]

英国批评家理查德·赫德反而用《赵氏孤儿》的艺术形式对“三一律”进行批判。 他认为从源头上看“三一律”并不是古希腊戏剧的规律。通过比较《赵氏孤儿》与索福克勒斯的《厄勒克特拉》，他肯定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情节方面，《厄勒克特拉》中的阿加门依被其妻子与情人杀害后， 其子俄瑞斯忒斯由一老师傅拯救并藏在一处培养，并且长大后为父报仇，情节与《赵氏孤儿》相似；主题方面，都讲述复仇的主题；语句形式方面，《赵氏孤儿》中道德性的话语与古希腊悲剧中的和歌相似。 他认为演员上场后的自我介绍不属于缺陷，动作完整、时间连贯才是最重要的规律，指出《赵氏孤儿》“特殊的单纯性，通体没有做作”。 对于阿尔央斯所反对的违反或然律的开场白，他说“演员上场，开口就把姓名、角色、任务一一交代清楚”，正是剧本简单朴素的体现。中国离欧洲很远，“他们戏剧写作的观念不可能是从外面借过来”，因此相似的原因只能是“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即遵循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 成功的作品都是模仿自然的结果，相似性是自然体现在作品中的一般性结果。[9]

三、《赵氏孤儿》在欧洲的改编

1741 年，英国人威廉·哈切特在保留《赵氏孤儿》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将《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中国孤儿》人物发生较大改动，程婴改为开封，韩厥改为苏生， 公孙杵臼改为老子， 屠岸贾变成萧何，赵氏遗孤则变成康熙，特别还增加了程婴之妻吕宾。吕宾在开封要交出孩子时进行了阻拦，为无法开口的婴儿代言，表现义与情的冲突。同时哈切特还增加了萧何想要加害晋君汉高帝的情节， 绘制有欧罗巴（即《赵氏孤儿》中的赵盾）被害经过的袍子成为扳倒萧何的直接证据。

在意大利则有以歌剧形式改编的《赵氏孤儿》。1748 年， 彼得罗·梅塔斯塔齐奥在奥地利皇后的要求下，根据马约瑟的译本创作了《中国英雄》。皇后要求在创作时需要遵守较短的演出时长、 五人的演出队伍以及去除残忍情节等要求[11]，因此《中国英雄》只保留了《赵氏孤儿》的部分情节，如朗格（程婴）为了保护席文诺（赵武）而牺牲了自己的孩子，结局也变为大团圆。

《赵氏孤儿》最成功的改编之作是法国大文豪伏尔泰的《中国孤儿》。 他根据《成吉思汗新传》和马雅神父的《满洲人征服中国史》的内容，并以马约瑟译本为基础进行再创作，1755 年《中国孤儿》在巴黎法兰西大剧院首演。 伏尔泰虽然袭用了“搜孤”“救孤”的情节， 但是将故事发生时间由春秋时期改为成吉思汗攻打中原时期。 成吉思汗攻入燕京后为了斩断前朝血脉，下令寻找孤儿。臧惕（程婴）保护孤儿并打算用自己的孩子替换。 臧惕妻子伊达美为了救回自己的孩子向初恋成吉思汗求情， 成吉思汗要求臧惕交出孤儿否则便将其处死， 同时逼迫伊达美嫁给自己。伊达美不同意，并决定与丈夫一同赴死。最终，成吉思汗被二人的道德感化， 决定善待前朝遗臣和臧惕一家。伏尔泰通过加入爱情故事，增加了原作的观赏性。原剧忠义与复仇构成的单线结构，在改编剧中变成战争与爱情的双线结构。 “三一律”的运用将原剧二十多年的时间缩短为一个昼夜。伏尔泰通过《中国孤儿》表现对孔子儒家思想下国家形态的认同，他认为“奉行孔子法律的时代”是幸福的时代，因为“孔子只是以道德谆谆告诫人， 而不宣扬什么奥义”，认为孔子只是教育人而非统治人。[12]

随后， 英国谐剧作家默非根据伏尔泰及马约瑟的本子，重新改编《中国孤儿》，在伦敦演出后引起巨大的轰动。 他所改编的《中国孤儿》，故事情节与《赵氏孤儿》有所不同，但基调大致相同。 默菲认为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存在不足，主要有成吉思汗被塑造成法兰西骑士，爱情剧的加入令情节松散，孤儿被设定为婴儿不能有效刻画人物且无法推进情节发展。默菲在改编时，取消了“孔子的伦理”副标题，增加了一段诗人怀特海的序幕。 在默菲创作的《中国孤儿》中，臧惕将自己的儿子伪装成皇子送至高丽，将真孤儿留在身边抚养。成吉思汗攻占京城时，臧惕亲儿子前来援助被俘。臧惕将真相告诉妻儿后，在被审问过程中妻子透露部分真相。在成吉思汗索要证据时，真孤儿杀死成吉思汗报仇。最终臧惕因伤势过重而死，其妻自刎。 伏尔泰笔下的成吉思汗由野蛮的征服者变成充满仁义道德的君子， 而默菲笔下的成吉思汗自始至终都是征服者。默菲的改编更符合原作《赵氏孤儿》的复仇主题，同时也符合在7 年英法战争中英国连打败仗的政治需求。[13]

1774 年，德国出现了一位匿名者以《赵氏孤儿》故事框架为基础改编的戏剧。 1783 年，歌德受马约瑟译本的影响创作《厄尔珀诺》，最终没有完成。波兰的福尔泰勒也曾创作过名为《中国孤儿》的戏剧。 除戏剧外，也有人将《赵氏孤儿》改写成小说，俄国作家魏兰德以马约瑟译本为底本创作俄文小说， 德国维兰德的小说《金镜》吸收了《赵氏孤儿》的部分情节。

四、《赵氏孤儿》在欧洲传播的跨文化内涵

作为第一部走进欧洲的中国戏剧作品，《赵氏孤儿》 让欧洲人感受到了中国人的艺术形式与道德审美。对《赵氏孤儿》的跨文化传播讨论与改写，不仅体现了18 世纪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碎片化想象，而且体现了欧洲人从客体到主体的本土化、 政治化创作动机。 《赵氏孤儿》在欧洲的传播与接受展现了视域融合后中国意义的再解释。

（一）主体性、碎片化的中国想象

18 世纪《赵氏孤儿》在欧洲的传播最初从剧本翻译开始。马约瑟翻译时将《赵氏孤儿》过滤，令欧洲人将注意力更加集中于故事情节以及自身所熟悉的戏剧元素，折射出主体自身的价值倾向。

纪君祥《赵氏孤儿》所揭示的忠义与亲情的冲突、养育之恩与杀父之仇的冲突也常见于欧洲戏剧之中。 但欧洲剧作家们改编《赵氏孤儿》并不是直接反映中国文化， 而是从主体出发对中国文化碎片化想象、 对中国元素任意拼接。 改编作品无论是人名设置、人物塑造，还是情节安排等都与当时的中国相悖，赵氏孤儿被想象再构为欧洲孤儿。从马可·波罗访华开始，欧洲人就开始对东方的想象，他们对中国的认识经历了从地理层面到历史层面再到文化层面。 马可·波罗感慨地理上元朝的繁华，柏应理思考历史上孔子的哲理，莱布尼茨看中国文化中的道德礼仪，伏尔泰眼中则是中国的道德与法律。 1750 年，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描述中国的贫穷、停滞，欧洲对中国的负面评价从此开始[14]。 欧洲剧作家们改编《赵氏孤儿》 的时间处于欧洲对中国由历史认识到文化认识的阶段，认识的片段化、主体性体现在《赵氏孤儿》中便是对异国情调的任意拼接。在威廉·哈切特改编的《中国孤儿》中，不同时空的人被安排在一起：屠岸贾变成西汉开国功臣、政治家萧何，程婴变成地名开封，公孙杵臼变成哲学家老子，赵氏孤儿变成清朝皇帝康熙。 伏尔泰笔下则将开国皇帝成吉思汗想象成法兰西的浪漫骑士。 伏尔泰的想象正是基于对中国文化的误解， 他认为与法国好的戏剧作品相比，《赵氏孤儿》显得“蛮气十足”，只能与17 世纪英国和西班牙的悲剧进行比较。他还认为跨度25 年的情节是一种畸形和堆砌，《赵氏孤儿》 的艺术性仅体现在情节的变化，而缺乏“时间和剧情的统一，情感的发挥，风俗的描绘，雄辩、理性、热情”[5]。 完整译本的缺失、对中国戏曲艺术的误解、 古典主义批判方式的局限等因素，影响了伏尔泰对中国戏剧艺术的判断。默菲改编时删除了原作中的爱情线， 实际上是对伏尔泰想象中国道德做法的摒弃并且将戏剧内容更集中于冲突的发展，但其保留“三一律”也未能走出古典主义的窠臼。因此，欧洲的戏剧家们对《赵氏孤儿》的改编， 是在马约瑟译本下对中国的碎片化想象和体现自我主体审美的戏剧再创作。

（二）本土化、政治化的创作动机

欧洲戏剧家们对《赵氏孤儿》的改编，除了展现碎片化的中国想象之外，也体现欧洲人本土化、政治化的创作动机。 作为在野党的威廉·哈切特，为了反对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尔，在剧中将其设置为萧何进行抨击和嘲讽。第二幕第二场“萧何成功，中国受苦：他依然多巧，能打败本国的敌人。可是对于鞑靼和蒙古人，他早成了傀儡”[15]，这里的中国暗指英国，鞑靼指法国，蒙古则指西班牙，威廉·哈切特通过献词抨击当时英国的对外政策。 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也蕴含他的政治理想， 他赞美中国并认为理性可以战胜盲目和野蛮的暴力。 作为启蒙思想家他有意识地从异邦为自己的悲剧创作寻找新鲜血液， 他将家族冲突改成文明之间的冲突， 通过展现文明古国与野蛮民族的对抗升华戏剧的内核[16]。 18 世纪路易十四过分扩张，君主专制让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对明君的描写表现伏尔泰对社会改革以及理性的渴望， 程婴妻子的出场体现伏尔泰对人性、 自由平等启蒙思想的关注。伏尔泰借中国儒家思想传播他的启蒙思想，从《赵氏孤儿》的改编为启蒙思想寻找理性支撑，伏尔泰将外来文化裁剪之后贴上了自己的标签。 默菲的改编则突出民族矛盾， 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在英法7 年战争中，法国想要吞并英国位于欧洲汉诺威的领地并坚守自己的殖民地， 英国奋起反抗，由于兵力分散初期连打败仗。法国则联合西班牙对英宣战， 时局动荡下的国王乔治二世死后留下孤儿乔治三世。 乔治三世在内忧外患之下想要一展抱负，而英国各界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默菲的《中国孤儿》受到英国民众的喜爱。 在以后的60 多年里，默菲的《中国孤儿》不仅在英国上演，而且还在美国上演。 默菲通过《中国孤儿》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成为人们口中的爱国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