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良伟 靳玉军

（1.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西南大学），重庆 400715；2.西华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2；3.西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715）

“信息疫情”是指由于各种“疫情”信息的过载与失序传播，“导致人们难以发现真正有价值且可靠的信息，从而对个体以及社会安全、经济稳定产生伤害的现象”。[1]“信息疫情”与新冠肺炎疫情相伴而生。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中，我们不只是与疫情做斗争，而且还与“信息疫情”作斗争。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指出：“增强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广泛开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宣传教育，总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经验，以自觉的斗争实践打开新天地、夺取新胜利。”[2]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处于大流行阶段，国内多地多点发生本土聚集性疫情，一些高校也出现了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充分肩负起自身在疫情防控中的责任，总结两年多来参与疫情防控斗争的经验，针对“信息疫情”下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所面临的挑战，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采取相应措施积极应对。

一、“信息疫情”的成因及主要特点

要深入分析“信息疫情”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首先必须认清“信息疫情”的成因及主要特点。

（一）“信息疫情”的成因分析

作为一种思想“传染病”，“信息疫情”与生物性传染病的形成相似，需要四个关键性要素，即“病原体”“传染源”“传播途径”及“易感群体”。

1.新冠肺炎流行是“信息疫情”形成的话题引爆点

“信息疫情”是关于“疫情”的各种错误信息像“病毒”一样在人群中快速传播从而导致人们无所适从，影响身心健康的一种信息传播危机。在这场危机中，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是疫情相关信息病毒式繁殖、传播的“风暴点”。有研究者指出：“媒体病毒的蛋白外鞘（protein shell）可能是一次事件、一项发明、一种科技、一个观念体系、一段音乐、一个图像、一种科学理论、一则性丑闻、一款服装样式、一个民间英雄人物等。无论是哪种类型，只要它能够捕获公众的注意，它就足以引发病毒式传播。”[3]新冠肺炎疫情是近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其特点是病毒传播速度快、感染范围广、防控难度大。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全人类的生命安全和公共秩序产生了重大威胁，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和讨论。2020年2月1日，人民网研究院与百度联合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搜索大数据报告》显示，1月21日-24日，用户通过百度搜索、浏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信息日均超过10亿人次，疫情进展和防治措施是大家最关注的内容。[4]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人们出现了信息应激现象，一方面需要从外部多方了解信息来指导个人生活、稳定心态，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多种方式表达疫情压抑之下的个人感受、宣泄情绪。

2.网络社交媒体技术赋能催生了裂变式的指数级“传染源”

网络信息技术塑造的传播环境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去中心化的信息生产模式，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发布者；二是共享化的信息传播模式，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消费者、传播者。“人人皆媒体”的技术支撑，使得每一个社交媒体用户都有可能成为信息的出口、舆论的风口，成为信息疫情的“传染源”。社交媒体编织的社交网络内在蕴含着一种裂变式的信息传播机制，当内嵌于网络中的个体进行信息分享时，不是点对点、面对面的传播，而是点对面的指数级交叉传播。“每一个种子接收到病毒式讯息之后，一旦进行讯息转发分享，就可能形成一棵讯息传送树（tree of message transmission）。不同的种子会形成不同的讯息传送树，不同的讯息传送树之间可能会出现交叉，进而编织成一张讯息散播网络。”[5]截至 2021 年 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3%，其中手机网民规模为10.29亿，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28.5个小时，[6]庞大的网民基数为疫情相关信息指数级裂变“传染”提供了传播出口。

3.全媒体的传播格局塑造了多层多样的传播途径

随着移动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当前信息传播形态已经呈现出传统纸质媒体、电视媒体、广播媒体与新兴网络媒体融合发展的态势，初步形成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的新传播格局。信息传播不再受时空限制，而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不再受媒介限制，而是优势互补、跨界融合；不再受主体限制，而是无人不用、多元互动；不再受功能限制，而是集成一体、综合服务。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媒体塑造的多层多样的传播格局，实现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同频互动，为公众获取疫情相关信息提供了多个途径。“疫情期间，与电视、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95%的公众至少利用一种网络媒体获取疫情相关信息。其中，公众获取疫情相关信息95%都通过手机实现。移动网络成为了疫情信息传递的关键通道”，“电视这一传统信息载体在疫情信息传播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7]

由此可见，在当今全媒体传播格局下，人们获取疫情信息的渠道较之过去变得更加多样、更加便捷，尤其是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兴起和手机移动终端的普及，使得人们在便捷获取疫情信息的同时，还充分满足了其更多角度、更多听觉和视觉的媒体体验，从而增加了疫情信息的传播广度和深度。

4.公众的集体焦虑及网络化生存提供了庞大的“易感群体”

新型冠状病毒是一种隐匿性强、传播速度快、致病率高的病毒。它不分地域、不分季节、不分群体地威胁着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面对病毒的威胁，人们往往容易陷于焦虑、恐慌和迷茫之中，急需了解和掌握疫情实况、抗疫动态、防护知识等信息，成为了基础庞大的“信息饥渴”群体。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普及，网络化的生存方式使得人们能够较为及时和方便地搜集到疫情相关信息，但是也使人们处在各种信息的重重包围之中，成为“病毒信息”的“易感群体”。不仅如此，疫情管控期间，足不出户的封闭生活，充裕的闲暇时间，容易使人们进入沉浸式的信息浏览模式，进一步加剧焦虑，从而进入“焦虑——浏览网络信息——更加焦虑——继续浏览网络信息”的恶性循环之中，受“病毒信息”感染的风险大大提升。

（二）“信息疫情”的主要特点

“信息疫情”早在2002年“非典”时期就出现过，只不过当时的网络传播技术手段尚不发达，没有产生大范围的影响和冲击，而新冠肺炎“信息疫情”是在网络社交媒体深度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信息传播背景下爆发的，有着高速传播且控制难度加大、信息过载且真假难辨、易于潜伏且危害持久等显著特点。

1.高速传播且控制难度加大

新冠肺炎疫情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命安全，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成为人人关注的焦点。与新冠肺炎疫情并发的“信息疫情”，由于社交媒体的技术赋能积累了大量“传染源”和“易感群体”，使其传播速度可以在瞬间裂变，达到指数级增长，远超新冠病毒本身的传播速度。尤其是一些关于病毒来源、个人防护、治疗方法等方面的鼓动性虚假消息则传播得更快。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曾表示：“在对抗疫情的同时，国际社会还需要同虚假信息和谣言做斗争。假新闻比病毒传播得更快，也非常危险。”[8]“信息疫情”的高速传播以及社交媒体去中心化、分布式、自组织的传播机制，弱化了媒体管理者的“把关人”功能，进一步增加了“信息疫情”的控制难度。

2.信息过载且真假难辨

从“信息疫情”中传播的信息数量和内容来看，存在着信息过载且真假难辨的显著特点。“信息过载”主要是因为信息发布主体众多，信息传播速度极快所导致。信息发布主体“既有国际组织，又有国家机构；既有城市管理者，又有专家学者；既有各类媒体，又有不计其数的广大民众，几乎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源”。[9]来自不同发布主体的信息，汇集到网络平台上，形成了庞大的信息流。这其中既有来自政府和专家学者的权威信息，也有来自普通民众的情绪表达，还有出于特定目的的各种虚假信息。面对良莠不齐、内容繁杂的信息，人们往往无所适从，难以识别有效信息。从信息传播速度来看，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社会关注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人们有着共同的信息需求。加之网络信息传播的即时、跨时空等特点，使得疫情方面的消息能够在短时间内覆盖整个网络空间。尤其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一条信息经过用户之间的不断分享和扩散，其传播速度可以实现“一传十、十传百”的指数级增长。网络媒体高速传播的技术赋能进一步提高了各种信息涌出的速度，相同主题信息的集中涌现容易形成瞬间的刷屏效应，垄断人们的注意力，干扰人们的判断力。不仅如此，高速传播意味着“把关人”对信息内容的审核难度加大，致使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大大折扣。“伴随‘信息疫情’而来的大量真假难辨、危言耸听的言论，不断挤占理性对话空间，导致了群体间的认知偏见与螺旋式误解”。[10]

3.易于潜伏且危害持久

“信息疫情”中涌现出的各种信息主要是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传播的，与其他传播媒介相比，网络传播的信息更易于持久保存，并且能够经过激活或者整合后再次进行传播。关于疫情的各种信息包括谣言，一旦发布出来，就会在网络中以多个副本的形式存储起来，留下网络记忆，像病毒一样潜伏起来。当人们主动搜索和挖掘相关疫情信息时，那些“有毒”的疫情信息就会如同“幽灵”般再次呈现在检索者面前。此外，当类似的社会公共危机出现时，原本已经消失在人们视线中的一些信息可能会被激活，借助于新的焦点事件重新发布出来，迷惑、冲击人们的思想认识。比如，2003年网上就谣传醋可以杀死SARS病毒，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又再次出现了类似的醋可以杀死新型冠状病毒的谣言。信息疫情的危害正是由虚假的谣言、污名化的偏见、极端情绪的鼓动等有害信息产生的。这些有害信息在网络中长期潜伏下去，给社会所带来的危害将是持久的。

二、“信息疫情”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

“信息疫情”的特点决定了其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挑战主要呈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信息过载”挑战师生信息辨认能力

信息辨认能力指人们根据信息的内容和其传播、接受的程度，依据自身的经验和知识，判断其性质、价值的本领和水平。信息辨认能力是个体良好思想政治素质形成的基础和前提。“信息过载”是信息主体和信息客体之间的互动不畅所导致。从信息客体的角度来看，疫情期间的“信息过载”主要呈现出信息数量大、内容杂、变化快等特点，挑战着高校师生的信息辨识能力。一是信息数量大导致接收主体大脑超负荷运行，降低了主体的信息处理效率。与此同时，关于危机的同一主题信息大量涌现而呈现出的“刷屏”状态，容易营造紧张氛围，致使个体处于焦虑和不安之中。焦虑和不安则会直接削弱人们的信息辨认能力。二是信息内容杂会分散接收主体的注意力，挑战接收主体的知识经验储备。尽管疫情期间的各种信息都是围绕“疫情”这一主题开展传播，但各种信息关注的焦点却有着明显差异。同一主题下信息内容焦点的分散，使得原本焦虑的接收主体在不同信息之间进行切换浏览或者同时进行加工，导致人们的注意力分散。三是信息变化过快加剧信息接收主体的认知难度，同时容易产生认知前后矛盾冲突，导致主体出现“认知麻木”现象。

（二）“有害信息”侵蚀师生思想政治观念

移动互联网时代，每一次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往往会出现“真相还在穿鞋，谣言已经跑遍全网”的现象。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这一现象表现得更为突出。疫情之初，面对陌生的新型冠状病毒，无论是政府还是专家学者都难以提供足够有效的信息以满足民众的信息需求，这就为虚假信息传播提供了空间，也为境内外敌对势力进行意识形态攻击提供了机会。高校师生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关心社会时事，对疫情相关信息的关注度较高。作为网络中的活跃群体，高校师生在搜集信息的同时，各种虚假信息借助社交媒体进行病毒式传播，侵蚀他们的思想认知。其中，污名化、政治化的谣言危害最大。有研究显示：“在此次疫情谣言传播中还存在一个小群体，就是媒体界、教育界的某些知识精英群体，这些人对一些有关阴谋论的谣言很有兴趣，成为重要的启动群体。这群人信任恶意的尤其是境外的信息源，往往对攻击目标怀抱反感情绪，听不进去反面意见，甚至发表一些攻击意识形态和体制的言论，整体上也拉低了社会情绪指数，使得疫情以来社会情绪指数一直处在相对低位运行的状态。”[11]情绪指数越低，人们就会体验到越多的消极情绪。

（三）“动态内容”加大教育活动开展难度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与一般的突发公共事件不同，它发展迅速、持续时间长、影响面广、危害性大，所以自然成为人们长时间关注的一个焦点大事件，成为各种媒体描述和反映的主要对象。随着疫情发展，在整个社会的应激反应下，出现了一波又一波新闻焦点事件，尤其是人们关注度较高的病毒起源与扩散、疫苗的研发与使用、政府防控措施等方面引起了几波舆论高潮。在这些舆论漩涡里往往夹杂着一些煽动性、腐蚀性的有害信息，误导人们形成错误的思想认识。如，在李文亮医生去世所引起的舆情中，就存在着大量谣言，煽动公众情绪，攻击我国政治体制，妄图将疫情意识形态化。在这一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要主动出击，针对焦点舆论中存在的错误言论旗帜鲜明地进行驳斥，及时开展专题教育活动，解答师生的思想困惑，做好思想引领和疏导工作。与单一事件的舆论引导不同，此次疫情中的舆论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舆论的焦点和风口不断发生变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带来了难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应对“焦点舆论”时经常出现针对某一舆论热点的教育活动还在进行，受教育者的思想困惑尚未解开，新的舆论热点又席卷而来的情况，教育者常处于尴尬和被动应付状态。

（四）“信息污染”破坏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生态

“一般认为信息污染是指在信息活动中，混入有害性、误导性和无用的信息元素，它是对信息生态系统产生的负效应。”[12]“信息疫情”期间产生的海量虚假信息是导致信息污染的源头。它们占用了媒介通道，挤压了有益信息的传播空间，分散了公众注意力，削弱了真实有益信息的传播力，致使网络信息河流中流淌着大量有害信息，增加了人们对信息识别的难度。在网络空间，“信息污染”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是持久的，不仅对当时人们获得有益信息、形成正确判断产生冲击，还可能会对后人了解和认识这段历史造成误导。因为，虚假信息一旦在网络空间传播就很难得到彻底清除，它们既可能在网络空间中继续存在下去，也可能被人们下载保留在存储设备上，还可能会渗透到信息接受者头脑的“信息仓库”里存储起来。这些“永不消失”的虚假信息将会对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传播产生对冲效应，极大地削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对“信息疫情”挑战的策略

面对“信息疫情”的多重挑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牢固树立危机意识，不畏难、不退缩，采取有效策略予以应对。

（一）提升信息素养，增强师生信息辨识力

“信息疫情”对高校师生的影响是通过干扰他们的信息识别和判断实现的。应对“信息疫情”的挑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应该在提升师生信息素养，增强师生信息辨识力上下功夫。一是树立正确的信息观。通过专题讲座、主题宣传周、知识竞赛等多种方式，引导师生树立正确的信息观，强化师生的信息安全意识，认清网络谣言与虚假信息的本质及其传播特征。二是要加强信息获取与运用能力培养。向师生推介可信度高的信息获取平台，举办信息检索能力培训班，鼓励和支持师生借助校内和国家的各种媒体资源提高信息分析整合能力。三是要加强信息道德教育。将信息道德纳入师德师风和学生思想品德培养的内容之中，完善学校相关管理规定，引导师生在信息的生产、传播环节不制造和传播谣言，主动隔绝虚假信息，提高信息道德素养，自觉营造和维护良好的信息传播生态。

（二）强化理论武装，提高师生思想免疫力

如果说信息辨识力是防治有害信息侵袭的第一道防护网，那么当有害信息“乔装”通过第一道防护网进入人们的思想认知空间时，就需要思想“疫苗”提供免疫力，以阻断有害信息对健康思想细胞的侵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13]科学理论犹如思想之光，可以驱散袭面而来的“信息雾霾”，补足精神之钙，提高思想免疫力。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强化师生理论武装方面应重点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教育，引导师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夯实理论根基。二是要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教育。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增强师生政治免疫力的一剂良药。在做好常规学习的基础上，应重点结合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组织师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论述，以疫情防控中的鲜活案例为蓝本，讲好中国抗疫故事，讲透伟大抗疫精神，讲清中国抗疫成功的制度优势和举世瞩目的抗疫成果。

（三）推进方法创新，提升教育活动引领力

“信息疫情”大规模的爆发离不开社交媒体技术平台的支撑。社交媒体技术塑造的信息传播环境，使得各种信息可以即时、快速涌现。主题相同的信息通过不断转发、聚合、刷屏，推动着一波又一波舆论大潮的兴起。面对舆论大潮，个体就如同一叶孤舟，很容易随波逐流迷失方向，甚至全船倾覆，直破“三观”。这时需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挥“灯塔效应”，既直面舆论漩涡中各种有害信息的挑战，更要主动出击，因势而为，积极引导，在网络信息的汪洋大海里树立一座座灯塔，播撒真理之光，引导人们看清方向、走出迷雾、回归理性。一是善于运用社交媒体平台发声，发挥高校的人才智力优势，针对焦点问题作出专业解答。二是发挥组织优势，立足师生特点，提前研判疫情期间可能出现的思想舆论问题，及时开展专题性教育活动，抢占舆论制高点。三是及时揭穿网络信息谣言，及时有理有据地进行分析，讲明事实真相，让谣言不攻自破。

（四）加强舆情监测，增强信息污染防控力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其引发的社会集体焦虑和恐慌心理，不可避免地导致各种与疫情相关的信息满天飞。正如长时间降雨可能导致洪水和泥石流一样，长时间的社会集体焦虑及各种疫情相关信息的不断产出、传播，也可能会形成“信息洪流”“舆论洪峰”。洪水过境，往往会造成环境及水源污染；“信息洪流”过境，则会污染信息传播环境及信息源。要防控信息污染的发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从政府层面来讲，一是要防范“污染源——有害信息”进入信息传播通道。政府要有针对性地及时发布真实权威信息，击破谣言，解答公众疑惑，壮大主流声音，压缩虚假信息传播空间。二是要防范“信息洪流”决堤。政府主管部门要把关好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以及网络新兴媒体，避免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互动助推“信息洪流”，同时加强舆情动态监测，适时引导舆论走向。三是营造健康的网络空间。“舆论洪峰”过后，要尽可能地通过技术手段清理各种信息垃圾，维护网络空间的清朗。从社会层面来讲，社会公众应自觉遵守网络信息道德，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理性看待社会舆论事件，积极传播正能量。从高校层面来讲，要重点防范“信息污染”向校园空间蔓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管理好校内各种宣传平台，尤其是学校的微博、微信、门户网站等网络媒体平台，不转发未经证实的疫情信息，不使用具有争议的网络话语，同时要注意引导学校师生在社交媒体平台理性发声，不信谣、不传谣，号召师生争当真相真理守护者、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