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梅花，南 哲

（延边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城市化和现代化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我国城市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越来越多的海外资本集中在沿海城市，大量跨国企业开始进驻我国，刺激了国内各大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与此同时，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和贫富差距的拉大，使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开始涌入城市，引发了持续的人口流动。据统计，2020 年全国流动人口达到3.76 亿人，比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增加了69.73%[1]，这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不断深化，呈现出大流动、大融居的新特点。”[2]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给城市增添了多元文化色彩，为城市文化多样性和民族文化广泛传播做出了贡献，在民族地区与沿海城市之间架起了一座互通的桥梁，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3]。就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而言，如何全方位利用社会资源，积极拓展社会资本，提升其适应和融入城市的能力，成为当前重要的话题。

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中心，以其强大的经济吸引力和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吸引了大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上海市有少数民族人口39.98 万人，比2010 年增加了44.8%，占全市人口的1.6%[4]，这些少数民族人口中有不少是朝鲜族。早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朝鲜族在上海工作和生活[5]。改革开放后，上海迅速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全球500 强企业纷纷入驻上海。随着中韩建交和两国经贸交流的密切，韩国企业也开始不断入驻上海。韩国企业进驻上海，不仅需要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还需要与中国主流社会协调沟通的“中间人”，而熟练掌握汉语和韩语的朝鲜族成为韩国企业招聘员工的最佳选择，越来越多的朝鲜族来到上海，龙柏逐渐成为朝鲜族的一个聚居区。据调查，目前在上海龙柏大约有朝鲜族4万人。

地理条件是影响朝鲜族传统聚居地形成的主要因素，而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则是新聚居地形成的重要因素[6]。21 世纪初进入上海的朝鲜族流动人口已经实现了代际更替，对于他们而言，流动不再是单纯为了生计而进行的实践，而是带来无限机遇和广阔空间的途径。许多在龙柏的朝鲜族经营者凭借语言和技术优势，准确把握全球化和国家政策带来的各种机遇，从事一系列创业活动，并取得了成功。本文将这一群体称为流动朝鲜族经营者，本研究将以流动朝鲜族经营者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他们在上海的创业和发展，尤其是他们如何在延边、上海及其他流动节点之间往来环流，打造新的社会生活空间格局，从而实现“创业型”的城市融入，以期为其他少数民族的城市适应以及构建各民族互嵌式的城市社会结构提供经验样本。

二、龙柏：流动朝鲜族经营者的聚居与创业

龙柏位于上海闵行区东北部，东邻虹桥开发区，北邻虹桥机场，此地原来是城乡接合部，2000年之前，这里大部分都是农田或者农民居住地。2003 年，上海解除外国人居住地限制，很快处于混居状态的外国人呈现分离居住的趋势，出现了以国籍为单位的聚居区，如古北新区是日本人聚居区，闵行区是韩国人聚居区[7]。2004年，龙柏地区“锦绣江南”小区落成。这个小区是面向新兴中产阶层的高档居住小区，对于当地农民和小商贩来说，房价有些无法承受，但对于在古北区支付高额租金的韩国人来说，却极具吸引力，加之韩国总领事馆、韩国商会、韩国贸易协会和许多韩国企业坐落在虹桥开发区，韩国国际学校位于闵行七宝，而龙柏正好在虹桥和七宝之间，又靠近延安路高架桥，到上海市中心也方便，房价又比古北区低很多，所以韩国人开始向龙柏聚集，虹泉路一带最初聚集了各种韩国店铺，2007年专卖韩国商品的井亭大厦建成之后，这里逐渐成为“韩国街”，也被称为“韩国城”。

由于龙柏的韩国人大多是企业老板或者企业外派高层管理人员，他们消费水平较高，很快龙柏就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专为这一群体服务的饭店、超市、房产中介等，甚至迎宾牌、玻璃橱窗上的特色菜肴广告、招工启事用的都是韩文，这也让旅居异国的韩国人异常亲切，许多居住在上海古北、世纪公园的韩国人纷纷慕名前来。这种现象也吸引了更多朝鲜族经营者纷纷涌入龙柏，开设针对韩国人的饭店、超市、房产中介、服饰店、广告公司等。如今，在吴中路和虹泉路之间的银亭路，大量分布着朝鲜族经营的羊肉串、烧烤、冷面等餐饮店铺，以及按摩院、歌厅、洗浴中心等休闲门面。在上海工作的朝鲜族企业家顾问J 先生告诉笔者，虹泉路的商家大部分是朝鲜族人经营的。据J 先生讲，“朝鲜族有商业头脑，这里的韩国人做生意始终比不过朝鲜族，因为朝鲜族不仅文化水平和教育水平高，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对中国实情了如指掌，而且也对韩国情况也有透彻的了解”①出于民族学、人类学田野伦理要求，对文中受访人进行了匿名处理。受访人：J先生，男，82岁。访谈时间：2020年7月26日；访谈地点：上海龙柏欧银大厦。。

相关研究发现，朝鲜族流动人口往往凭借语言优势在韩国、日本等外企就职，不少人利用其在外企工作积累的经验和资源开始创业，而且大部分人从事与韩国关联的服装、贸易以及餐饮业，这种建立在以族裔资源化为基础的服务业是其他人不容易引进的项目，从而在确保市场经济地位的同时，实现了从“文化中间人”到“跨越市场的中间人”[8]的角色转变，为其在城市生存发展打下了基础。笔者的访谈对象DY①受访人：DY，男，41岁。本文涉及DY的内容是笔者从2019年到2021年对其多次访谈的内容节录。就是典型例子。2007 年DY 来到上海，一直在韩国企业上班，2013 年，孩子的出生让他意识到家庭和生活的压力，于是开始四处寻找创业机会，考虑到自己的资金有限，积蓄不多，他的目标是那些投入少、规模小、竞争相对弱，但有市场前景的冷门边缘项目。一天，一则韩国炸鸡广告给了他启发，经过深思熟虑，DY 认为炸鸡项目在上海有很大的市场，于是在家乡亲人和朋友的支持下开启了创业之路。一路走来，虽然经历了不少挫折和打击，但是借助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韩国文化的持续流入、中国政府的扶持政策，以及自己和父母跨国流动积累的资金和经验，DY最终创业成功，创立了自己的“韩国炸鸡店”。

朝鲜族流动人口按照自己的生存逻辑，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回归或循环，无论成功还是失败，这种流动体验都会成为一种特殊资源[9]。在龙柏的朝鲜族经营者中，有很多人在跨国流动或在外国企业工作过程中学到了技能、积累了经验，这为他们创业奠定了基础。在龙柏，朝鲜族运营的大部分店铺及从事的服装、零售业、服务行业等都源于跨国实践经验。比如，在选定项目时，许多朝鲜族经营者首先会考虑与跨国实践相关的经验和技术，室内装修风格也会与国外十分相似，就连调料、材料和设备等也会从海外引进，尽可能展现国外风格、味道及口感。同时，他们不仅在管理、人员和技术培训等方面遵循国外先进管理经验，而且为了及时了解海外最新发展动态，从创业初期就通过网络、微信、电话等与国外相关行业保持密切联系。他们利用在国外学到的、听到的、见到的项目、知识、技术等，开发了具有异国特色的餐饮、休闲娱乐、服装等新市场，朝鲜族经营者利用这些有形和无形资本，在龙柏谋生并立足。

三、网络：朝鲜族经营者城市融入的一种方式

社会资本作为隐性资源，一般是指个人拥有的持久性社会网络，而这种关系可以转化为个人实际或潜在拥有的资源[10]（470~471）。当龙柏的朝鲜族经营者作为外来人口来到上海这座国际化都市谋求生存或发展时，“一方面积极努力寻求在新文化中的磨合与适应，另一方面又努力寻求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网络的构建，是积极适应目前生活环境的一个表现”[11]。流动的朝鲜族热衷于组建各种社团组织，他们在当地自发组织民间社团，种类繁多，规模较大，不仅丰富了他们的文化娱乐活动，而且也促进了与当地社会的交流互动。这种民间组织绝非单纯追求功利的民间社会网络，而是具有更高目标指向的“民间自我管理机制”[6]，其有助于提升群体良好形象，帮助成员积极融入当地社会。

在龙柏的朝鲜族经营者的社团活动与其经营的行业相互交织，彼此受惠。朝鲜族社团组织或民间组织都有为数不少的会员，这些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几乎都离不开聚餐，每次聚餐都去熟人经营的餐馆，除了聚餐，后续社团活动还有在酒吧、歌厅、按摩院消费等，形成“一条龙”聚餐模式，而这些服务行业的经营者均是朝鲜族。随着改革开放和中韩建交，越来越多的朝鲜族民众离开家乡，走出国门，靠打工积累财富，他们中有人利用赚来的钱开饭店、做买卖，扩大再生产，但也有人把收入用在吃喝等消费上。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朝鲜族餐饮、娱乐、旅游等产业的发展[12]。在龙柏的朝鲜族经营者也将这种消费习惯和观念带到了上海。餐馆老板、企业家积极赞助各种社团活动，帮助和鼓励社团的运营和扩张，甚至加入这些社团，其目的是推动餐饮业的发展，以及壮大社团的规模和影响，龙柏也因此成为朝鲜族在上海的“想象的故乡”，故乡的符号要素也被实践于这个空间。不少经营者把吉林延边特有的饮食、休闲、娱乐等服务行业引入龙柏，一到周末，散居在附近的朝鲜族会聚集在这里。

本文的重要受访人DY 也成立了一家足球俱乐部，会员绝大部分来自延边，他们都是朝鲜族。每个星期六上午8点，俱乐部会员会身着统一服装，相约在上海郊外一起踢球，而踢球之后的聚餐是俱乐部活动不可或缺的环节。由于俱乐部成立不久，会员之间还比较陌生，因此他们通过聚餐敬酒的方式打破隔阂与疏离。会员们通过参与俱乐部活动也受益匪浅，他们经常向成功者讨教如何创业，成功者则给予建议和帮助。可以说，龙柏朝鲜族经营者的商业空间和社会网络空间彼此嵌入，相辅相成，社团内部的信息传递、技术转让、信任和融资有利于创业活动的开展，同时，这种社会关系在经济活动中也获得了拓展和延伸。

除上述社团活动之外，对于龙柏的朝鲜族经营者而言，人力资源本地化也是其嵌入当地社会、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形式，同时也是他们创业成功的主要原因。人力资源本地化是随着跨国公司跨国经营出现的，是指实际运营中启用本地管理者，采取当地的组织模式，目的是提升跨国企业在本土的社会形象，提高其融合程度，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深入本地市场。与之相反，韩国跨国企业则多采取“母国化模式”，即韩国人处于公司主要管理岗位。当然，这种模式有其利弊，优点是子公司与母公司保持高度一致；弊端是派驻人员不熟悉当地社会环境，难以深入主流市场，而且因为注重韩国员工而忽略当地雇员，导致人才流失，这也是许多朝鲜族雇员从韩国企业辞职创业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有在韩国企业工作的经历，DY 深知“母国化模式”的弊端，所以他在公司成立初期就坚持聘用当地员工。他的员工全部是本地招聘的汉族，有上海本地人，也有来自湖南、安徽、山东等地的外地人。由于所聘本地员工没有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企业可以快速深入本地市场。民族文化的互补性使DY 的企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一方面不断把韩国新鲜元素带到企业，为企业发展注入新鲜活力，另一方面因为原料的调配、运输、仓储及商家加盟等，需要大量当地人和外地人、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人共同参与，在企业内部和外部形成了相互协作、相互依赖、相互团结的共生关系和交融格局。

虽然在龙柏的朝鲜族经营者与当地人在沟通方面没有障碍，生活习惯、行为方式、思维观念等也与当地人日趋一致，但是除了工作，其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则与当地人特别是上海本地人联系不多。关于是否有必要和当地人交往，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观点认为没必要。多年从事进出口贸易的J先生表示：“我们在这里生活这么多年，很少和本地人接触，就算有什么联系，那也只是偶尔打几个电话，确认几件事，就OK。我们的生活或工作和上海本地人不可能发生关系。”①受访人：J先生，男，45岁。访谈时间：2020年1月10日。访谈地点：上海龙柏地区一家餐馆。另一种观点认为很有必要。被访人DY 说：“我们现在与本地人联系甚少，尤其是和政府部门。以前做小生意还无所谓，现在生意逐渐变大，免不了和政府部门打交道，身边没有一个人认识政府部门的人，都是像我这样的外来人，到政府部门问个事特别难，真后悔没结交本地人，以后我们还是很有必要加强和政府部门的联系。”DY 还向笔者讲述了自己第一次缴税的情景，他说，整个流程下来自己一直小心翼翼，担心因为不会讲上海方言，（因而）与工作人员难以沟通。方言是判断一个人是否融入当地的最直接表现，不会讲当地方言，肯定就是外来人员。虽然DY 在上海生活多年，但很少有机会学习上海方言，何况方言也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学会的。口音和方言带来的边界感让DY 一直觉得自己是外来户，尤其是与政府部门接触时总有一种无助的感觉。笔者还发现，很多龙柏的朝鲜族经营者即便拥有上海户口和可观的收入，但总是以老家的地名介绍自己是哪里人，虽然他们做事高调，但做人却非常小心，在心理上有意无意地与上海这座城市及上海本地人留有一定的距离感。

四、资本化：朝鲜族经营者的社会网络和新商业空间

龙柏的朝鲜族经营者大多是在2000年之后迁入上海的，无论是本人还是父辈，大多通过跨国流动积累了一定规模的经营资本，但更重要的是，龙柏的朝鲜族经营者不仅拥有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的“线性关系”，而且还维持着“流出地（故乡）—中转地（海外）—现住地（龙柏）”之间的三角关系。对于龙柏的朝鲜族经营者而言，这种三角关系使其创业成功的概率大大提升。由于朝鲜族所持有的资本非常有限，在上海很难挑战大项目，即使是投入较小的行业，也不能保证在竞争中胜出。于是他们利用在跨国实践中习得的项目、技术和经验，从战略上比较“流出地（故乡）—中转地（海外）—现住地（龙柏）”中衍生的机会和成本，不断开发新项目，并获得创业成功，较快地融入城市经济。

DY 作为在炸鸡行业取得成功的经营者，在全国有上千家炸鸡连锁店。从目前形势来看，在未来五到六年，他的炸鸡企业规模很难有人超越，但他清醒地认识到，炸鸡并非长期稳定的项目，何况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只有不断创新，开辟新的商业空间，才能处于不败之地。为此，DY 到国内各地以及韩国考察餐饮市场。最终，他还是回到老家延边寻找新的机会。

延边的餐饮业比较发达，这不仅与朝鲜族喜欢热闹和超前消费的习惯有关，还与他们的跨国流动经历有关。由于大部分朝鲜族务工人员在韩国等国从事餐饮业，学到的技术基本与餐饮有关，所以他们通过一段时间的务工并积攒财富后就回到家乡延边，利用所学技术开设各种各样的餐馆，因此延边的餐饮业很发达。在韩国务工人员把韩国的各种美食带到这里，甚至连装饰风格都原封不动挪过来。对餐饮业有着浓厚兴趣的DY 来说，延边始终是他最重要的商业考察点。他说：“我在抖音（平台）时常关注这里的美食，感觉每天都有新店开业，推出新产品，对于从事餐饮业的人来说，这里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更重要的是，这里有他的朋友，比其他地方更容易了解和学习新技术。于是，DY 经常利用过年回家、参加朋友婚礼、孩子周岁、与朋友们相聚的机会，考察当地的特色餐饮。在此过程中，DY 出色的经营天赋使他在社交中很容易结交相关行业的老板，进而寻找到发展新事业的机会。

研究发现，对于移居大城市的朝鲜族流动人口，家乡的亲族关系是他们预防万一的最后保障，所以他们始终保持与家乡的亲密关系显得尤为重要[11]。龙柏的朝鲜族经营者不仅在上海努力编织新的社会网络，而且也非常注重维持与老家亲戚朋友的关系。家乡作为龙柏的朝鲜族经营者情感归宿和资本支持的来源地，在他们立足和适应上海生活的过程中给予了无限的支持，可以说，家乡是在外朝鲜族经营者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此，他们更注重以家乡为节点的社会网络。为了更好地延续、维持甚至强化这种社会网络，他们的努力和付出也更多。虽然DY 在上海已安家，但他始终没有断绝与家乡的联系，几乎每个月都回一趟家乡，虽然有思念亲人的缘故，但多半是为了参加亲戚和朋友的红白喜事。既然通知他参加，那他无论如何也要回去，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认为他不讲情面，更何况他现在是成功人士，亲朋好友更在乎他的到来，有时他一个月要回老家好几趟。确实，对龙柏的朝鲜族经营者来说，这种家乡仪式的参与非常重要，因为这一方面可以展现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威望，另一方面也表明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源或资本数量[13]（104）。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网越宽广，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本越丰富，则此人的办事能力越强，寻求合作的人也就越多。基于这种逻辑，他们也舍得在这方面花钱和送人情。

2019 年的3 月初，DY 从上海给笔者来电话，说他决定投资延边羊肉串。当时，龙柏已经有几十家延边羊肉串店铺入驻。面对笔者的反对和质疑，DY 表示还是想尝试一下。5月下旬，他邀请笔者到上海参加6月1日的开业典礼。在新店开业典礼上，笔者不仅见到DY 在上海的朋友和同事，也见到了来自青岛、广州、沈阳、延边甚至韩国的朋友。也许有人认为这仅仅是朋友之间的聚会，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商业活动，因为每位参加聚会的人都可能获得更多的机会和资本，这是他们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拓展经济空间的方式。

DY 的新店开业后不久就变得冷清起来，为了扭转局面，他反复分析寻找原因，托朋友从延边、青岛、韩国等地高薪聘请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同时还赶到延边寻求秘方，能买断则买断，不能买断的就通过私人关系取经，然后再派技术人员到延边学习烤肉技术和配料秘方。很快，DY 的羊肉串店开始有了起色。当笔者再去上海的时候，羊肉串店大有改观，不仅羊肉串味道地道好吃，而且店里还补充了其他肉类、海鲜和配菜，菜品增加了不少，店面也井然有序，服务周到，分工明确。2020年8 月，DY 的羊肉串店已经有了7 家连锁店。可见，朝鲜族经营者在龙柏的创业和发展道路上，如果说故乡是大本营，那么上海就是主战场，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至少在目前或未来几年，延边和上海对龙柏的朝鲜族经营者来说同样重要。故乡为他们提供了情感支持、资本支持以及非正式社会支持，为他们的商业拓展提供了灵感，而这些是上海不能给予的。

总之，龙柏的朝鲜族经营者是从朝鲜族聚集地延边或从海外回国辗转到大城市的流动群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非一开始都以从商为目的进入上海龙柏，不过是为了寻求一份更高工资待遇的工作，但很快他们就利用跨国流动的资源穿梭于不同地区，对流动中衍生的语言、技术、经验、资金等进行有效转换和再积累，从而获得创业成功。龙柏的朝鲜族经营者之所以拥有这种能力，得益于其广阔的跨地域跨国社会网络，即“流出地（故乡）—中转地（海外）—现住地（龙柏）”之间的三角关系。他们通过这种三角关系直接或间接地拥有了创业所需的资本、技术及经验，从而较好地嵌入当地社会。从龙柏朝鲜族经营者的创业和发展过程来看，其经济行为不可避免地嵌入当地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的嵌入有利于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当然，这种关系并非与当地社会建立紧密的关系，而是形成联系频率低、强度浅的“弱关系”，他们不会完全融入这种“弱关系”，也不会完全融入家乡纽带的“强关系”，而是与这两种关系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根据需要选择取舍。在这一过程中，流动的朝鲜族经营者正在探求一种既有利于个人发展又有利于互嵌式社会结构中和谐发展的交融模式。当然，这条路还很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