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会敏 陆申易

(宿迁学院中文系，江苏 宿迁 223800)

法国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于1914年出生于印度支那，曾在那里度过生命的整个童年。她的晚年作品《情人》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讲述了一位年仅十五岁半的法国少女在那个没有四季之分的国土上与一位中国富家少爷短暂又疯狂的爱情悲剧。书中的叙述主体既为白人女孩又是作者本人，全文采用回忆与自传的方式，虚幻而唯美地将故事半真实地展现出来。在《情人》中，由于作者意图掩藏或虚构故事的部分真实片段，而更多追求内心的真实情感表达，因此“中国情人”的形象也存在着想象的影子和异化的倾向。本文拟从“中国情人”的三种形象特质出发，由表及里，结合作者当时的家庭背景及所处社会环境，深入探究“中国情人”形象异化的内在原因，挖掘形象塑造者在进行创作时的动机及由此折射出的作者和法国对“他者”的欲望和态度。

一、杜拉斯笔下“中国情人”形象特质

作为小说中异国“他者”的中国情人，其形象既清晰又模糊，既真实又虚幻。而在小说《情人》中，它既有真实化色彩和经历，但同时由于小说叙述主体始终为作者一方，小说人物形象自然也任由主体支配。因此，作者始终将情人形象以模糊不清，迷离恍惚的面貌示人。在作者笔下，中国情人的文化身份具有“混杂性”，即情人是留洋海外，控制印度殖民地不动产的中国富家子弟，同时，他的性格呈现出“女性化”特征，即情人常表现出软弱、爱哭和善于妥协的性格，此外，他的行为具有“奴性化”，即对父亲的金钱和强势手段的无力反抗，对性爱要求的机械服从，以及对作者一家无理要求的遵从。

(一)中国情人身份的“混杂性”

在杜拉斯的“情人”系列小说中，作品《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苏珊的情人诺先生就是“中国情人”的原型。作品中诺先生是一个丑陋、猥琐又富有的男人，同时他的身份并未明确。而小说《情人》中的中国男人，其身份逐渐明朗、定型，又充满复杂神秘的色彩。

小说对情人混杂身份的介绍是从外貌开始逐渐深入。女孩与情人第一次在渡船上相遇时，这个风度翩翩的男人身着欧洲式的浅色柞稠西装，尽管如此，女孩还是一眼就注意到“他不是白人”[1]19。从小汽车上下来，男人嘴里“吸着英国纸烟”[1]33，小小细节向我们披露了这个男人复杂的过往。“身份对主体而言尤为重要，其在维护主体与他者的区分标识的同时，也在符号体系的价值意义上固化了主体所属的位置。”[2]29随着小说情节的推动，情人的身份也被逐渐剥开，他在巴黎念商科学校，所以，他时常对女孩长篇大论巴黎的种种，然而这不仅没有让贫穷的女孩感到反感，反而享受迷恋这种阔绰虚华的听觉盛宴。同时，留洋经历形成了情人独有的身份魅力，牢牢吸引着女孩，更极大填补了女孩心中对种族方面的落差，成了她迅速委身的契机。当然，使女孩一下认定眼前这个男人的最关键一点还是富有。杜拉斯在小说中首次详谈了“情人”的家庭背景，“他家原在中国北方抚顺”[1]34，他的母亲已经过世了，只有一个十分富有的父亲，并且他是家中独子。帅气多金的男人完全符合了杜拉斯的要求，而她自己也承认道“他已经落到她的掌握之中。所以，如果机遇相同，不是他，换一个人，他的命运同样也要落在她的手中”[1]36。可见，小说中“他者”身份的建构对主体而言十分重要，它决定了故事的开端和发展方向。简言之，以主体身份的构成作为参照标尺，对他者身份的塑造能固化主体所属的位置。文章中明确，情人是“中国人”，是“属于控制殖民地广大居民不动产的少数中国血统金融集团中的一员”[1]34，这一点安排似乎就有意抬升了主体的地位。

以上看来，中国情人的身份是混杂的，他既是地道的中国人，又有着留学的经历，更是在法国殖民地从事工作。这一点又和女孩的过往十分相似，可想，作者安排这种巧合和相似的背后，还隐藏着多因素的欲望。

(二)中国情人性格的“女性化”

情人的外表形象虽相较之前有了明显改变，但作者并未完全抛弃“原型人物”的种种丑陋，为提升自身地位，她有意将情人性格异化，把女性荏弱，爱哭及妥协等致命弱点加在中国情人身上。由此形成情人性格的“女性化”特点，并力图将自己与“他者”性格造成颠倒，以满足内心掌握主控权的愿望。

情人性格的“女性化”首先从外在显露。最直接表现在那病殃殃的、弱不禁风的模样，因为他看起来“是瘦瘦的，绵软无力，没有肌肉，或许他有病初愈，正在调养中，他没有唇髭，缺乏男性的刚劲”[1]38。不止于此，他的荏弱还从外表一直延续到他的内心，使他常以哭泣的面孔示人，这也成为他在小说中的“独特标签”。他会在糟透了的爱情中呻吟着，哭泣着；又会在违抗父命中，因“找不到战胜恐惧去取得爱的力量，因此他总是哭”[1]49；更有在争取爱情的希望落空后，“在抱吻中流泪”[1]79。他的内心拥有女性一般的敏感，还有无力反抗的顺从和妥协。

从性别方面看，《情人》中的男性形象往往以两个极端出现，一端是柔弱胆怯，以情人和小哥哥为代表；一端是凶狠残暴，以大哥为代表。而“他者形象揭示出了我在世界(本土和异国的空间)和我之间建立起的各种关系”[3]124。诚然，作者对于二者的态度就足以表现自我的内心诉求、本质目的及渴望建立的各种关系。她对大哥总是想以压倒性的胜利制服他， “想亲眼看着他死”[1]9，然而对小哥哥和情人则更多的是包容、疼惜和怜悯。她通过剥夺笔下喜爱的男性人物的男子气概，弱化或异化他们的形象特征，来拥有男性身份和权力，并为自己树立强大的“保护力”和假男子气概。

综合来看，“情人”性格的软弱，爱哭和被动都是被作者“女性化”了的形态，表面上满足了自身对男性气质的渴望，实则也是一种为了稳固自身主导权的心理诉求的欲望展现。

(三)中国情人行为的“奴性化”

与“女性化”不同，“奴性”是指个人在现实的有限选择中，选择完全服从。小说中作者明确指出情人的“奴性”体现在“中国父亲”那里，事实上，在对二人爱情的争取和获得女孩家人的认可方面，情人都表现出深切的奴性。

情人真实的“奴性”早就被女孩发现，她一眼就发现“他的奴性，那就是他父亲的金钱”[1]49。情人曾向女孩坦白说，如果“他什么书都不念，他的父亲断了他的生活费，给他寄去回程船票，所以，他不能不离开法国”[1]49。可见，情人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父亲给予他的，而他只顾消遣玩乐。因此，父亲一旦断了他的金钱，就像扼住了他生命的脖颈，除了听话服从，他别无选择。尽管如此，作者对情人的奴性行为不仅不表示厌恶，反而故意将其奴性放大、扩展开来，并延续到对自己和家人的身上。与女孩相遇时，情人就已经臣服于她，“所以事情只好由她决定”[1]37，包括他们的性爱方式。打从一开始女孩跟随情人进入公寓起，她就像一位勇士，要亲自主宰一切，她说“让我来。她说要自己来”[1]38，男人同意了。此后的一幕幕性爱里，作者丝毫不给情人言说的机会，他就像一个情爱机器，不存在没有任何思想和主导权。在情人与女孩一家见面时也是如此。饭桌上女孩一家只顾埋头吃饭，根本不搭理情人也不交谈，在吃饱喝足后，还提出要去泉园跳舞喝酒。情人本想拒绝，但大哥的话一下子就把“我的情人给吓坏了，就是我的小哥哥常有的那种恐惧”[1]51，于是他不敢反抗，任由他们做主，忍受着不礼貌行为。这种不反抗的奴性行为让女孩十分满意，她明白自己没法像他的父亲那样压制他，但想象和异化却让他们拥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去压迫着他。

作者抓住这一特征进行夸张化描写，实则更多表现自己夺权的欲望。就如学者阿尔贝·洛托拉利认为的那样：“形象是神话和海市蜃楼……是我们自己的梦幻和欲望的喷射”[3]114。因此，情人的“奴性”掺杂着真实与幻想，让他彻底失去了情感和思想的自由，沦为反衬“主体”形象的工具。

综上所述，情人身份、性格和行为的描写都夹杂着作者的想象和异化，从以无从追溯的复杂身份，抬升主体地位；到用过度女性和弱化的性格，满足自身对男性气质的渴望；再到借夸张化的奴性特征，突显自身优越感。这些无非是为了表现作者的真诚内心和强烈欲望，而非现实情况或真实“他者”。《情人》言说的主题是“自我”，她更多的是想从“他者”言说转为“自我言说”，因此，对中国情人形象地描写自然而然也流露出主体的欲望和态度。

二、“中国情人形象”形成的内在原因

他者形象的异化是因主体自身受到周围人和物的影响而产生，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作者情感欲念的交织物。通过以上对“中国情人”形象的分析，主体的欲望和态度也显而易见，由表及里体现在三个方面：对家庭环境的逃离、主体自身的绝对主导权和种族优越感。因此，杜拉斯与情人的相遇看似是偶然，实则是精挑细选，情人各方面特质都对照了女孩畸形的家庭关系，更照射了作者内心的欲望。

(一)逃离家庭压抑氛围

家庭因素的影响是造成杜拉斯笔下“情人”异化的最表层原因。作者将众多优点都汇聚到一个人身上，意在诉说主体的诉求和渴望；同时，对情人所处的家庭环境的否定，也间接言说对自我空间环境的不满态度。

一方面，情人形象反映了主体的追求和渴望。在家庭里，父亲是杜拉斯心目中一个完美的存在，情人形象的刻画就以其为中心。杜拉斯的父亲在杜拉斯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人世，只留下一张照片，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作者心中永远是一个充满智慧、温文尔雅的绅士父亲形象。就在作者生命行将结束之际，她承认非常欣赏她的父亲，并且她清晰认识到“他比母亲更漂亮，更迷人，更勇敢，更正直，而且没有母亲那么神经质”。[4]15足以可见，在作者一生中，缺失的温柔父爱一直是一个遗憾，对情人的部分描写则体现了对这一空缺的弥补。

另一方面，对情人的选择也间接表达了对自我空间环境的不满态度。“他者形象不可避免地同样要表现出对他者的否定，对我自身、对我自己所处空间的补充和外延”[3]124，充分说明他者形象或所处空间是本体所处空间的对照。在家庭中，母亲和大哥是对她童年造成重大影响的两个人。他们掌握着家庭的主旋律，也是压抑气氛的制造者。母亲对生活麻木、迟钝和绝望，在历经一次次的挫败后，她形成了近乎发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大哥本就是如同魔鬼一般的存在，女孩和小哥哥是他们一切绝望的承受者和发泄工具。母亲的疯狂加上大哥的怂恿，让女孩变成了他们交易的对象，成为养活一家的“主心骨”。一开始母亲默许“她的孩子出门打扮得像个小娼妇似的”[1]25，到“后来她出去搞钱，母亲不加干预”[1]25，更是在生活有了明显改观的情况下，还替女儿打通学校关系，让老师和校长不要限制女儿的行动。也许正是处于对这种压抑环境的反抗，在情人那里，她急需主导性话语权这味良药来弥补被母爱灼伤的苦痛。

在混乱、畸形的家庭背景下，杜拉斯急需寻找一个出口。于是她把对生活处境的不满和消逝的温暖，都倾注和附加在中国情人身上，让原本简单的爱情故事蒙上了多层神秘的欲望面纱。

(二)稳固自身绝对主导权

“女性化”的中国情人形象是一个颠覆性的异国形象，他发挥着“乌托邦”的功能。即情人是主体呈现自己内心渴望的模具，也是稳固自身绝对主导权的一方媒介，主要表现在自身肩负的责任迫使她掌握主导和内心对男性权利的渴望两方面。

权利的稳固通常不是通过自我言说来表达，而是借他者形象来传递意图。正如李勇《西欧的中国形象》中写道：“用形象来表达某种意图，不是把意图直接说出来，而是寓于形象之中隐蔽地表达出来。”[5]29杜拉斯在小说中也表达了自己对这段恋情开始的不纯粹目的。她要担负一定的责任，她明白“那个时间一定会到来，到时对自己担负的某些责任她也是决不可规避的”[1]36。但她所承担的责任，即通过身体来换取家庭倥偬现状的改变，这样的方式是不能让他们一家知道的。因为在爱情里她一直是个欺骗者，“随便遇到怎样一个男人我都是要骗的”[1]，要想欺骗成功并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就必须要在双方中占主导地位，否则将沦为爱情的被欺压者。

另外，对男性权力的渴望也一直让作者疯狂掠夺着主导权。从童年时，作者试图掩盖自己形体的缺陷就可见端倪。她总寄希望于常戴的“一顶平檐男帽”，认为“带着这样的帽子，那形象确乎暧昧不明，模棱两可”[1]14。再者，作者模糊情人形象是为了突出强大自我，淡化女性形象，戴男帽就是使“那种来自本性的原形，命中注定的资质也退去”[1]14，成为一种将“我”与“非我”隔开的保障。于是，情人顺理成章地做了修饰作者的“男帽”。“女性化”性格更使女孩在和中国情人的相处过程中，感受到了自己占据主导地位的快感和优越感。由此，男性权力的互换就自然而然成就了作者对主导权的把握。

小说中的异国形象大多数时候并不会被真实地诠释出来，作者更愿意将他描摹成一个幻想的交织物，以退居边缘的旁白角色来衬托自我。因此，中国情人形象不可避免地融合了作者的情感态度，甚至还杂糅作者背后的社会群体的观点欲望。

(三)突显主体种族优越感

尽管作者努力将情人的外表塑造得近乎“完美”，但种族差异却是女孩不可突破的底线。它就像一条鸿沟、一个 “障碍”，让女孩在这场爱情交易中得以快速抽身，并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而不败。

种族差异作为小说的主色彩，贯穿故事始终。小说中作者或明或暗凸显着白人身份的优势，例如开篇交代自我身份时，她说：“我们是白人的孩子，我们有羞耻心……我们没有挨过饿，我们还雇着一个仆役。”[1]8在和中国情人吃饭时，炫耀着法国人的高贵，她说：“我们来到最清净的一层楼，也就是给西方人保留的地方”[1]47。明明成了中国男人的情人，却把中国男人称为自己的“情人”，更是高傲地绝不与中国人为伍，就是在她被母亲发现时，仍脱口而出：“我怎么会和一个中国人干那种事，那么丑，那么孱弱的一个中国人？”[1]57可见，她是从心底里瞧不上中国情人，而这种差异成了女孩自信的保护伞，即使家庭生活倥偬，种族的优越感仍被无限放大，让“我”能对他的一切指手画脚。这无疑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男人只能成为她的情人，而她却要占据男人心中最重要的位置。她与情人的爱情就像一场游戏，她带着目的而来，毫无留恋地离开，只“因为他是中国人，也不应该为这一类情人流泪哭泣”[1]104。

情人身份中多金和“黄种人”两个特点分别满足了叙述主体摆脱贫困的欲望和维持高傲的态度，让女孩在这次“恋爱围捕”中成为最大的收益者。此后，这条跨不去的鸿沟也让女孩在追求自我身份认同的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了下去。

综上，人物形象绝非只是小说里的一个单纯角色，他们汇聚了作家的写作惯性和生活经验而呈现出的样貌。“中国形象包含着这些隐蔽的内涵，它可能是话语主体明确要传达的意图，也可能是他无意中流露出的内心想法。”[5]29与此同时，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还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改变对“他者”的态度，因此，在分析人物形象和作者生活形态有何关联的同时，还应该结合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客观把握和分析造成此形象异化的潜在原因。

三、“中国情人形象”形成的潜在原因

在“情人系列”作品中，杜拉斯一直都在不停地阐述、修饰自己笔下的中国情人形象。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巴柔曾对主体与他者的关系做出阐释：“‘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3]157诚然，作者在小说中真正想阐述的并不是中国男人和真实的中国，而是杜拉斯个人对于自我身份的寻找和其背后的西方社会对中国这一“他者”的态度和看法。

(一)自我身份的认同与追求

作者在利用中国情人形象表达主体意图时，中国情人便充当了一面镜子，反照出了主体本身的样态。这促使主体的自我意识逐渐形成和发展，并从复杂的身份中做出选择和逃离。“无论形象创造者对他者文化持肯定还是批判的态度，无论是从他者文化中去找求差异性还是同一性，其结果都可能是对形象创造者自我文化认同的强化和补充。”[6]2小说中，异国他者的身份使作者长期处在法国社会的边缘。作者只有跳出边缘地带，才能更好地融入其中一方社会。

在作品中，作者借助中国情人这面镜子，照射出了对自我文化的认同。在作者心中，一边是生活多年，留着乡愁的印度支那，一边是梦寐以求，高贵文雅的法国家乡，任何一方的割舍都充满着困难。但随着故事的不断推进，小说中的种族敏感和芥蒂愈显强烈，这其实已经表明作者的态度，即她渴望融入法国。但苍白的自我言说是不足以被法国社会认可的，她必须借助否定他者来肯定自我。学者巴柔对“主体言说”有过深入地分析：“这个‘我’要说‘他者’……但在言说‘他者’的同时，这个‘我’却趋向于否定他者,从而言说了自我。”[3]157作者借助描述混乱又复杂的身份，或好或坏的社会背景，言说了自我想要双赢的心。一方面，她对情人的种族身份不断贬低，从而增加内心对自我种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另一方面，处在和中国情人相似的身份背景下，作者不断以情人的选择来判断，做出自己的选择，同时，她又不断否定他者，来证实自己的“正确”选择。

通篇来看，女孩对情人背后的封建社会不断描述，实则是在反衬法国社会的优越，在镜像下，关键人物的形象通通被串联了起来，或对照或反衬地表现话语主体的态度和选择，来达到对主体选择的一种认同和强化。

(二)西方社会的主观想象

小说中，中国形象的呈现主要受到话语权力的牵制而变得复杂。话语权在文中也并非局限在话语主体一人，更多的时候是由话语主体和背后的社会共同想象、创造和言说。所以，看似中国形象深处情境中，其实只是想象拼凑而成的零碎、不完整的面貌，是西方社会的主观想象。

一个作家对异国现实的感知、对他者形象的塑造，与其所隶属的群体或社会的主观想象往往密不可分。作者在文末写道：“在他的欲念中她一定居于统治地位久久不变，情之所系……仍然牵连未断”[1]108。即使分别多年，在“我”仍然想象中国情人还深爱自己，久久不能释怀的语言中，就可以看出不只是作者一个人，甚至她背后的一个社会都在期待着这一种居于中心的统治地位。美国学者萨义德指出：“在有关东方的讨论中，东方是完全缺席的，相反，人们总能感到东方学家及其观点的在场。”[7]266因此，在对“中国情人”的描述中，情人是缺席的，代替的是当时法国社会对中国的基本认知与集体想象。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对于异国形象的描写，只能通过传教士的描述加上作者自身的想象。这样一种行为习惯直到如今仍然微弱地存在，分析“中国情人”身上所蕴含的这种集体想象成份，可以深刻地感知到20世纪的中国在法国人心目中的印象与地位。如《情人》中对“中国情人”的身体描写，没有唇髭是虚弱的代名词，更自然地预估他们经受不起痛苦的折辱，但是这一切都是作者带着社会的审美一同想象的结果，这样看似“合理”的社会想象实际上是受到了社会审美的影响或者说为了迎合社会的偏好，为了让法国社会接受这样的中国人，从而接受她的融入而特别设定。此外，小说中情人与女孩一家在饭局上，他们根本不把情人放在眼里，连最基本的礼貌都不对他使用，也是因为他们从根本上认为中国人配不上法国人。这可以从母亲的言语、态度和行为中以小见大地折射出法国社会的普遍观念。

的确，在社会的认知中，中国情人从来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主体掌握绝对话语权又可以任意塑造他者形象。“一个作家笔下的形象，主要不是对异国社会的表现，而是对本国社会的表现。”[3]9于是，社会主观臆想就跟随作者一起创造了中国情人这样一个符合法国审美的“完美”情人，并进行模式化的言说。

(三)日新月异的中法两国关系的折射

中国情人尽管是法国社会想象的产物，但这种想象却扎根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因为任何时期的作品人物都含射着当时或者某一特定时段的国家关系。当然，由于话语主体的不同，《情人》中所反映的现实关系也未必完全真实，它更多的是通过两国关系表现出法国的某种观念和愿望。

首先，作者对中国的局部认识和描述表明西方对被塑造者的态度。在《解读杜拉斯》一书中，曾收录了作者一篇未出版的文章即《中国的小脚》[8]9，写到过对中国的看法。五岁那年，她曾去那里度过假，在还未到达之前，她就已经对中国有了固化的偏见，认为中国广袤、残酷、善生养。直到她真正来到中国，看到云南女子绕小脚的痛苦，感觉这是可怕的宿命；看到人们吃旺鸡蛋，便认为这是令人发怵的贪婪。至此，原本偏见的理念得到了加固，而她对中国持有的鄙夷、嘲讽的看法，又恰好符合法国社会的愿望，从此，中国彻底成了落后、无知、毫无人性的国家。此外，中国父亲没有同情心、固执己见的性格就像是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中国人的特有本质。因此，这里的“他者”形象就有了指代意义，中国父亲形成了当时中国人冷漠无情的品质缩影。正如巴柔指出的那样：“一切形象都源于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3]155。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与碰撞，总是伴随着自觉意识的想象，从而造成本土与“异域”关系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在小说中表现为：当描述对象比自身贫弱时，往往被放在边缘地位，以轻视的态度对待，用落后、愚昧倾向来描述。

其次，当时法国的主动交往明确了西方国家的意图，从而造成异国形象的改变。纵观当时两国的交往关系，《情人》的描写正好处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经济迅猛发展，但一切仍处于初升状态。西方看到了中国的发展潜力，对中国也开始“另眼相待”，由开始的僵持关系变为积极主动地采取行动促进双方往来，实质上却是觊觎这块值得投资的宝地。当时法国总统的访华就“开辟了中法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广阔前景”[9]239，而“这在法国方面赢得了高度评价”[9]239。在这种情况下，话语主体更多想利用中国形象表达意图，中国情人也就显得并不真实。但这恰恰解释了为何在作者的“情人”系列作品中，“他者”形象前后会发生如此巨大的改变。所以，中国情人形象只是一定契机下形成的产物，是反映国家关系的工具，他随着实际交往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小说《情人》中的作者在创作时受到或迎合国家之间关系的影响，而形成笔下好坏参半的中国形象。透过这些形象，清晰可见话语主体的态度和渴望呈现的样态。

综上，一个复杂的异国形象不仅是作者主观有意异化的样态，而且还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并改变。其中对社会身份的追求、西方社会的主观想象和不断变化的国家关系都使作者构造的中国形象产生变化。因此，挖掘作者所处社会背景下的潜在因素是全面了解中国形象改变的重要方面。

四、结语

杜拉斯在其自传性质经典小说《情人》中，利用想象和异化的手法塑造出“中国情人”的形象特质，即文化身份的“混杂性”、性格的“女性化”、行为的“奴性化”。尽管小说《情人》中的中国情人在身份、性格和行为方面都存在着局部的想象和异化，却也成就了作者杜拉斯主观情感的投射。通过对人物形象特质的解析，发现作者主要是受到家庭环境的压迫和伤害而改变笔下的人物形象。与此同时，作为“他者”的中国情人不仅反映了作者的态度和内心想法，更潜藏着由法国社会带给作家的强烈身份焦虑及自身对东方的欲望和想象。而家庭压抑氛围是改变作者及笔下形象的主要原因。基于畸形的家庭观，使之抓住种族优势并使自身占据主导地位的欲望和动机也成为改变形象的要因。而就社会层面的影响来说，中国形象一定程度上成为作者融入法国社会的“敲门砖”，更体现法国社会对中国的集体想象，以此造成两国地位的差异从而抬升本国。总之，解析中国情人异化的形象特质不仅有助于对小说人物进行准确把握，同时还可以局部了解当时中国在异国的形象和地位，为中国形象的改变提供方向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