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晴

以小说《街道江湖》成名的王占黑，在她的新书分享会上提到，写作是一种研究和思考的方式。而写小说是她对城市观察的一个路径。新作《小花旦》显然是王占黑对城市观察的一次拓展和新的尝试。“街道英雄”，走出社区，进入更大更开放的空间，他们在城市的皱褶里游荡，在新旧的世界中穿梭。这些空间依旧处于城市的边缘，却显示出复杂的肌理，空间和空间中的人纠缠在一起，融合了个体经历和社会历史的真实，使小说写出了属于城市特定人群的情感方式，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城市经验。

城市和乡村，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书写的两大场域。巴赫金认为，城市获得真正的独立性和城市文学兴起，在西方是发生在13世纪，“城市获得发展，并且在城市里形成了自己的文学。”①[俄]米哈伊尔·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卷，钱中文、白春仁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51-352页。中国的文化有着强大的乡土文明传统，古代的城市又多属于政治军事型，因而张柠教授认为：“中国真正的城市文学，应该是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事。”②张柠：《城市的形与神及其书写传统》，《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所以与西方相比，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发展历史相对短一些。有学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对城市的想象和表现在相当程度上借鉴的是西方的技术手段和精神资源。我们的现当代文学还缺乏足够的策略，用自己的情感方式来还原我们的城市经验。比如上海现代文学的城市传统，像穆时英、刘呐鸥、施蛰存、叶灵凤、苏青、张爱玲等作家的城市书写都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也许从某种共性的意义上看，他们确实是乔叟、薄伽丘、理查逊、笛福和奥斯汀的传人，但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本身就有相通的部分。仔细考察，中国现当代作家们的城市文学创作，不论从形式还是内容，都有属于各自的独特性。城市本就是一个复杂多元的地理和文化空间。城市的书写者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社会背景与人生经历。王占黑的小说从《街道英雄》到《小花旦》，呈现出一些具有时代共性的叙事空间，其中蕴含着城市经验的变迁：从带着城的洗礼对“乡”的记录，到带着“乡”的印记对城的观察。既有个体独特性，又接续着现当代文学的传统，

相比五四启蒙时期，作家们进入大城市之后，反观自己家乡的村庄和城镇写下的“乡土文学”，王占黑的小说创作虽然写的是城市中的社区，却也写出了“乡土”的味道。现代化的进程，使得城市也可能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乡土”。“乡土”可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于在城市中出生和长大的当代作家而言，城市就是故“乡”，而对于更大的城市，或者城市的中心区域而言，小城或者城市的边缘空间是带有“土”味的。当然，小城的“乡土”和农村以血缘宗法为纽带的真正乡土还是有本质的不同的。就像《小花旦》中“我”与小花旦的关系一样：“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介绍小花旦。他是老山羊？他和我爸爸下岗以前在同一爿厂？他家和我家住同一个小区？他是从小帮我剃头剃到大的……师傅？他给我买过几十个鸡蛋煎饼，上百只奶油棒冰？我突然发现一个很熟悉的人，如果没有血缘关系，是很难形容彼此之间的关系的。而这种无法形容的关系，我后来才发现，是很容易断掉的，无论是被时空扯远了，还是故意疏远了。”①王占黑：《小花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24-25页。小城的“乡土”是一种基于同一个地域，同一个空间的密切交往而产生的联系。这是与以往的血缘宗法的“乡土”所不同的新“乡土”，但两者熟人社会的本质是有相似之处的。这种熟人社会的空间是王占黑小说中很多故事发生和展开的背景，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城市的“乡土”。

一、城市的新“乡土”：叙事空间的开拓

《街道英雄》的叙事空间被设置在一个小城的老社区里，邻居们彼此熟悉，是小说中“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在上海读完大学后，叙事者以一种虽是旁观但浑然贴近的视角二次观察并记录了社区里的“平民英雄”。去上海读了四年大学，在整部小说中只有两次提及并被一语带过，但是却暗示了文本中的一个重要的隐性空间和隐藏视角。

现当代文学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离开故乡去到一个大城市后，空间上的置换使作家脱离了原来的生态，由此获得了一个新的视角，观察到故乡以前未被注意到的方面，空间的转换提供了一段把“乡土”艺术化的距离，成就了作家精神上的突破。这种突破在中国现当代的启蒙时期往往被表现为一种二元的对立：新与旧、现代与传统、中与西甚至进步与落后。例如萧红的呼兰河小城，茅盾笔下的江南小城镇，还有鲁迅的鲁镇等。接受了现代文明洗礼的作者往往把故乡视为保守停滞和落后愚昧的，小说中的鲁四老爷们是批判的对象，孔乙己、祥林嫂们是同情和启蒙的对象。而王占黑笔下对故乡的态度却几乎没有这种褒贬的对立，也不是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而是“写城市平民的现状，但不哀其不幸，也不怒其不争”②《独家对话王占黑：一个90后不知名作家突然获奖的故事》，新京报书评周刊，网址：https://www.sohu.com/a/255412595_119350，发表日期：2018年9月22日。。

“理想国文学奖”获奖词中提到，王占黑衔接了沈从文的传统。沈从文用乡土的自然来反观城市的文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另类的反思现代性的作家。他挖掘远离城市主流的边缘文化，浪漫而又抒情地记录了湘西的翠翠、萧萧们的美与哀愁。而王占黑写老社区的美芬、小花旦们则是以一种并不浪漫抒情的方式，发出非主流的声音，接续了这一文脉，只是视角从荒蛮的湘西转到了城市的边缘，让我们看到了“街道的江湖”。与沈从文对异质文化的抗拒和自我保护,以及对“乡土”价值的重新发现不同，王占黑的态度是暧昧的，不确定的。沈从文对大城市有很浓的“排斥感”“隔阂感”，而“我”对上海更多是好奇的、新鲜的探索，回到家乡则被形容为“灰溜溜的”。《街道英雄》中有一个带有亮色的人物上海知青春光，作者形容春光就像他的白衬衫领子，斯文中透着冷淡，和这个小区的人都不一样，自有一种讲究与尊严。这类隐含着价值取向的描述说明，“乡土”对上海是有憧憬的，在这一点上，王占黑很诚实。

相对于沈从文对“边城”的眷恋,对于湘西世界的自然美、人性美、人情美的重新发现，王占黑并没有对“街道英雄”的世界进行浪漫化的处理，而是呈现出契诃夫式的现实、冷峻、幽默。只是，主人公们的人生虽然不免凋敝萎缩，甚至凄凉残酷，却仍然有一种独特的生命力，倔强、皮实、热烘烘的、现实得让人脸红，又义气得毫不做作。作者对笔下的世界有很深的感情，却没有明确的褒贬，这种模糊和不确定的态度反而因为真实而生出一种力量感。

上海城市文学的代表，“新感觉派”把他们的都市叙事建立在由电影院、咖啡馆、公寓、舞厅、交易所、俱乐部、汽车等构成的公共空间中。这些空间系列的组合承载了海派大都市现代性、商业性、消费性的特征，投射出殖民化现代都市的欲望、迷茫和异化。描写上海世俗生活最贴近传神的张爱玲，也是在公寓、舞厅、饭店、电车、公馆中编织苍凉的人性“传奇”。而现当代文学中的“小城”文学，作为大城市与乡村的中间地带，经常把家庭内部空间、小店铺、小酒店、小茶馆作为故事展开的场域。鲁迅的《呐喊》和《彷徨》中有1/3的小说写到了小城镇中的酒店与茶馆、咸亨酒店、华家茶馆等。这类场所作为小城镇人活动与交往的公共空间，既滋生流言蜚语，排遣寂寞无聊，又暗示了居民们的经济水平、社会地位，比如孔乙己是酒店里唯一的站着喝酒穿长袍的人。酒店和茶馆是消费场所，却在小镇中自然地发展成为一个反映人际关系和文化传统的权力等级空间，投射着人物的悲喜与命运。

王占黑的小说不断开拓着城市的叙事空间。《街道江湖》系列讲述的是一个三四线小城老社区的市井故事，“一部民间爷叔生活大全”。一些年轻的城市文学创作者由于生活经历的局限，总是把笔触对准人物的内部经验，例如成长的伤痛等等，相比之下，王占黑的兴趣点更面向外部世界，一个个处于城市边缘的公共空间，与之相伴的一群几乎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人们——无证果蔬摊小贩、刑满释放的看门人大爷、丧偶独居的广场舞大妈、外地人送奶工、混迹于小区棋牌室的下岗工人、敬老院的独居老人。在作者的笔下，他们生动有趣又似曾相识，像是每个老社区里都会有的类型人物。老龄化群体、下岗工人群体和低收入的外来务工群体，他们处于城市的边缘，但并不意味着小众，更不意味着对城市的生态不重要，只是在整个社会中的话语权和存在感非常低。作者放弃了那些可以反映个性特征的私人空间，而把人物的活动场景放在一些社区的公共空间里：社区老年人活动中心、小区门口、公共通道上的违章水果摊、蔬菜摊、自行车车棚等。小说不仅对这些空间的外部特征有相当精彩的刻画，更花费笔墨营造人物和空间之间的互动。这些小区的公共空间如此深入地影响和干预着居民们的生活，不仅形成了社区的熟人社会原生态，也塑造了活动于其中的人们，构成了作家笔下“乡土”的城市。“小说里的每个人物都有属于自己的表征空间。比如老黄的水果摊，怪脚刀的棋牌室，春光的小花园。”①沈晴：《90后作家王占黑小说的空间叙事研究》，《写作》2020年第4期。通过营造一个特殊的公共熟人空间，把某个人物的性格、命运、特质显示出来，几乎成为王占黑写作的一个基本策略。有些局部的空间意象塑造也堪称妙笔。比如小区门口的一张破沙发所形成的独特空间：

小区里有很多老太婆。

比如一进大铁门，从小官的放哨亭朝后走十步，公用厕所斜对过，眼见的第一栋楼底下就闷坐着一长串老太婆。她们屁股底下那只船，那只不知谁扔下，也不知谁捡来的褪了色的破沙发，载着她们紧紧停靠在一楼阳台凹陷的空地上。夏天阴凉，冬天太阳斜斜地射进来，正好暖洋洋的。

老太婆们从早坐到晚上，谁都不动，也不说话。好像她们单凭自己是不存在的，只偶尔寄存于几个来去的相邻眼里。路过的人认出了谁，谁就出个声响。

石奶奶！

哎，窝里去啊。

打完招呼如同没打过一样，继续闷闷地坐着，彼此不言语。

过午，卖菜的乡下人骑着三轮车进来，在空地前面停车，卸货，摆摊，顺带把这片阳光都占去了。荤素一铺开，便来了很多人看菜、挑菜、买菜，有些人纯粹来消闲，略瞥上几眼，赶紧围着讲起新鲜事来。

于是买菜的买菜，聊天的聊天，他们身背后这座沙发还是不言语。

徐爷爷还在的时候，也常去那船上待个半天。他走过来，西装裤，白衬衫，撸起袖子管，显出全钢手表，钥匙在口袋里叮当响。小官喊，徐爹爹来值班啦。徐爷爷一个大招手，走到某两只屁股中间，找一个空当斜斜地抽身坐下去，两只屁股不说话，只顾往外挪，她们俩一挪，外围的两只也跟着挪啊挪，像水里扔了个石子，波晕就一圈一圈朝外泛开去，缓缓地，有条不紊地。直到给徐爷爷腾出足够放下一个屁股的位置，大家就不动了，继续风平浪静地坐着。

阿金没了店，阿金也常来船上坐坐。他是想开口的，只怪开口太吃力。坐久了，他们就都变成了自己身后这面墙上的浮雕。

晚饭边，浮雕们一个个陆续走出来了。彼此间并无告别的习惯，要散了，花点气力起个身就散开去了，也不讲先后。好比老人嘴里的牙一颗颗落掉了，你猜不到它们落掉的顺序，走掉一个，又走掉一个，走掉了，就不晓得明天还来不来了。①王占黑：《街道江湖》，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2018年版，第112-113页。

王占黑对空间的营造功力使得小说的画面感极强，一沙发的像浮雕一样的老太太跃然纸上。老小区门口的破沙发作为一个极具特色的公共空间，不仅铺陈出老人们的生存状态，更成为整个小区空间甚至生命的隐喻和象征。老人们操劳了一辈子，累了，力尽了，人生如海，找到一个船，歇一歇，不想多说也不愿多动，空间的凝固带来了生命停滞感。这种由局部空间营造出来的老人群像，逼真鲜活而又充满意味，生命的单调与韧性，让人分不清这是还有太阳可晒的幸运还是只有晒晒太阳的无奈。公共空间与处于其中的人物浑然一体，现实层面的真实和象征层面的隐喻水乳交融。

戴锦华教授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和电影都未能生产出一个可以放置乡愁的故乡意象。”②《FIRST专访｜戴锦华：未曾安置的历史与不是归处的故乡》，澎湃新闻澎湃号，网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963940，发表日期：2021年8月10日。我们对故乡的记忆是一种怀旧，是时间上的回望，而不是乡愁，不是空间上的归属之处。城市的现代化进程，让作为小城的故乡、家，成不了渴望和可以回归的所在。回到家乡社区的“我”是灰溜溜的，社区里生活着“我”父辈、祖辈级的邻居，他们虽然熟稔、亲切，却渐渐老去，辞世。故乡是一份记忆、依恋，也是注定的流逝。从上海念书回来的“我”已经是故乡的“异客”。这是回望，也是某种后退式的心灵体验。但是与当代小说“社会与历史隐退、个人与内心凸显”①《FIRST专访｜戴锦华：未曾安置的历史与不是归处的故乡》，澎湃新闻澎湃号，网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963940，发表日期：2021年8月10日。的趋势相反的是，王占黑的小说并不是局限在“非动作性”的内心，和“非社会性”的家庭内部。她的小说是开放的，不论是关注的视角还是叙事的空间，而历史的印痕和社会的问题则化为人物的一种背景音。这种大时代中小人物的被看见，使小说从容的叙事，平淡中却蕴含着情感的力量。小说中的这些处于城市边缘和缝隙中的公共空间,同样也构成了一个个具有意味的空间意象系列,让我们重新发现了城市丛林中一个“乡土”的生态，这片“江湖”拓宽了城市的叙事空间，凝聚和承载着独特的人生内容和美学价值。

二、游荡的英雄：寻找“乡土乌托邦”

《街道英雄》中的公共空间，主要存在于老社区，所以虽然是公共空间，但就整个城市而言，却具有相对的封闭性，“乡土”性，像一个自成一体的小江湖，属于熟人或半熟人社会空间。所以此处的“街道”并非实指，而是一个口语化的老社区的代名词。相比之下《小花旦》里的空间是一些更大更开放的陌生空间，更接近真正的城市街道。

传统小说的叙事偏爱私密的封闭空间，居室、庄园、舞会、后花园。开放空间的叙事是现代小说的偏爱，“小说的现代性转变，就发生在现代城市的街道上”。②贾想：《街道经验与城市文学》，《创作评谭》2020年第3期。“乡土”是封闭的，有连续的历史，熟人社会使信息积累、保存、延续。而城市的街道是开放的，暂时的流动人口聚集地，既能让异质人群、陌生人之间发生碰撞，也容易造成信息的流失与损坏。《去大润发》中，“我”和黑T作为陌生男女在车站偶遇，并在超市约会。或者相反的《小花旦》中“我”和“小花旦”的失联：“那根曾经十分紧密的绳索，一下就被松开了。在小区里，我们走来走去，不过相隔五百米，而在上海，我无从想象小花旦流落在何处，何况每日新鲜的大学日常让我渐渐疏忽他，淡忘他。小山羊和老山羊，好像并没有谁缺不来谁。”③王占黑：《小花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46页。农民是自然的一部分，市民不是，城市人是无根的，流浪是城市的主题。城市的街道中，人们在不停地游荡，相遇和走散都是故事。

在小说中游荡者分为两类，一是离开“乡土”的城市移民，学生、白领、无产者；还有一类是处于边缘的城市土著居民。他们都对城市疏离，缺乏归属感，前者烦恼于克服不适感的身份转型，而后者则更多被孤独、冷漠的精神异化困扰。这种疏离感，有时又会和大城市对人的异化，游荡者的漂泊感混杂在一起。小说集中的另一个短篇《清水落大雨》中有一个关于上海高架桥的意象。主人公李清水把大城市的一个重要空间——高架桥，想象成城市的餐盘传送带，它把被工作掏空的人送回去，又把饱满的人从家里送往写字楼。而李清水自己是食堂里吃剩的餐盘，在缓慢地传送带上等待接受清洗改造，排队是个漫长的过程。住学校宿舍的李清水觉得，她将永久地盘旋在高架上，感到一种身在城市之外的恐惧。

王占黑对于上海的叙事总是有一种疏离感，这一点和王安忆有某种异曲同工之处。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就是从个人体验入手来书写她与上海的关系。作为“革命同志”的后代，作为胜利者进入上海的她却发现，自己作为“外来户”始终无法走近这座城市的灵魂。她热切地想获得这个城市的认同，却被民间拒绝，成为一个精神上疏离的居住者。王安忆的代表作《长恨歌》，则是她作为一个观察者，考古式地寻找着上海的芯子，这个上海的芯子就体现在上海弄堂的女儿，王琦瑶的身上。所谓的芯子，大概指的是市民阶层长久习得并稳定相传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它比政治力量对城市性格的影响更大，更持久，更暗流涌动。因此王安忆用弄堂这样的空间来概括上海的精髓，自觉地从主流话语转而进入民间，成为一个上海市井的发掘者。如果说王安忆笔下的市井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发掘，从而拥有更宽阔的视角，那么王占黑的市井毋宁说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生长，更有一种贴着写的深情，这也是为什么说她继承了沈从文的原因吧。

《小花旦》中人物游荡于其中的主要空间并不是作为城市景观的标志性空间，摩天大楼或上海外滩之类的，也不是王安忆笔下的上海芯子，市井的弄堂，而是一些处于城市边缘和皱褶中的空间：绿皮火车、人民公园的跳舞角、定海桥的歌舞厅、生意萧条的大润发超市、末班车、甚至桥洞下的废弃角落……作者感兴趣的是城市景观中虽处边缘但仍然具有生命力的部分，小说中所说的“上海的另一部分”——“电视和海报上没有的部分”，比如嘉兴路、定海桥。它们在风格上虽很不“上海”，但确实是构成上海的有机空间。现代的大城市是如此多元与复杂，也许很难用单一的或类型化的空间来概括它。和王安忆笔下侧重于弄堂精神的延续和稳定不同，这类城市空间在“我”和小花旦的十年交往中呈现出消失和生长的变动过程。小说中的人也在这些空间中不停地游荡、寻找，为了和人相遇，为了把城市的街道这个陌生空间变成一个暂时的熟人空间，为了恢复人与人、人与空间的亲密联系，重建城市中的“乡土乌托邦”。

小花旦是个讲江湖情义的“街道英雄”，他与其他“街道英雄”最大的不同是他的可移动性和开放性：把店门一关，就往上海跑。和在上海上大学的“我”一样，他的生活中有新旧两个空间。在新空间游荡的小花旦身上携带着一个旧的空间，那个空间来自“乡土”的社区，叫“巧星美发屋”。游荡者在其中来去自如，脚上只顾跑，身上却缠着牵绊。比如，小花旦走到哪里都带着一种来自旧空间“乡土”的自来熟，几句攀谈就和宿管阿姨混熟了，免费给“我”的大学生同学们理发，义务给“我”患病父亲的医院病友们理发。小花旦放弃了和母亲共同的房产，不屑于和哥哥姐姐们争夺遗产，这是一种“乡土”式的重义轻利。带着旧空间的烙印，小花旦的人生目标是在小区之外的地方多看一看，多逛一逛，要和各式各样的人攀谈。对此小说有一段精彩的隐喻：那只蒸头罩，“单独戴上去是很美的，仿佛一个宇航员戴上他的吸氧头盔，就同时拥有了里外两个世界。小花旦摘下它，从此不在原来的世界”①王占黑：《小花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42、9、31页。。游荡者的身上都拖着一个由他所见过、经历过的一切所组成的空间，即使他们在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空间里生活、游荡，却会仍然不停地回到他们身上所拖带的那个旧的空间里去。小花旦是这样，“我”也是这样。

小花旦，是老家社区妇女队伍里出了名的，嘴里灌了蜜的烫头师傅：“老太太们要出客，要上台，想甩甩浪头了，早几个礼拜就要来巧星美发屋报到。”②王占黑：《小花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42、9、31页。“我”的游泳头从小就是一直是小花旦剃的，所以去给名牌大学生的“我”剃头，甚至是小花旦去上海的理由之一，“好像巧星美发屋在上海开了一个分店似的”③王占黑：《小花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42、9、31页。。免费剃头，也成为小花旦在上海打开社交局面的利器。

窝心吗，窝心下趟再来！

我听呆了。这句经典的收尾词竟然被他从小区门口照搬到了我宿舍楼后面的草坪上。我突然发现，这也许是离开小城后为数不多的还留在我身边的东西。

游泳头，喜欢的书，睡觉要抱的熊，小花旦，以及小花旦的一部分。余下的，都没有随我来到上海。一切都是新的。①王占黑：《小花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30、32-33、37、61页。

小花旦是我和“乡土”故乡之间的连接和羁绊。只是这份羁绊除了温情、义气之外，在上海的新世界面前，也显出一种困窘和尴尬。在帮助“我”改变发型这件事上，小花旦翻了车。面对全中国最洋气的城市上海，我和小花旦都缺乏自信。我总害怕洋气到了我身上，会变得不土不洋。

小花旦的本事我有数，做惯了老阿姨生意，他给所有人烫头都会烫出老阿姨的风采。我绝不想把自己送去巧星美发屋那只脏罩子底下蒸两个钟头，端出一个又香又臭的钢丝球来。那种小孩面孔戴一顶假发套的滑稽感，几乎就在眼前。

……

直到小花旦再怂恿我，我冲他喊，我不想叫你弄呀，你弄得太老气了！

小花旦沉默了一会，他不生气，好像承认自己手艺老气似的，转而安慰我，细姑娘，我又没叫你回家弄咯，我们在上海弄，洋气一点，好吗。②王占黑：《小花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30、32-33、37、61页。

在家乡美发造型一条龙服务的小花旦，在上海的洋气面前也不战而降，把“我”带到定海桥去理了个杀马特头。在一个比噩梦还恐怖的下午，“我”变成了一个看起来丝毫不是我的人。后来花了半个月的生活费，“我”终于清除了定海桥的痕迹，但还是认不清我自己。好在，头发会自己生长，“带着这个被解构，被重构，又自然生长的自己的头”③王占黑：《小花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30、32-33、37、61页。，“我”以为我把小花旦抛下了。其实“我”和小花旦都没有把彼此抛下，就像身处新空间的游荡者都没办法把旧空间抛下。被解构、被重构的也不仅是我的发型，还有城市和城市中的人。好在还能自然生长，城市和人都能自在生长。这种自在的生长就发生在游荡的空间里，和游荡的过程中。在城市中游荡的“我”发现，城市在快速生长：

很多地方是去一次少一次的。旧马路上的建筑，就像他们的路名所代表的城市，正在进行着新一轮的景观更替的建设，矮房子下去，高楼起来，隔几周去看，脚手架严密包裹着旧房，像白绷带包裹着一个重度烧伤的病人，再隔几个月，病人植了皮，变成面目全非的样子了，也许能参加选美，跻身第一种上海的名录。④王占黑：《小花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30、32-33、37、61页。

游荡者对城市的现代化改造和人造景观本质上是不适应的：“城市空间的改造和产生并不能那么迅速地改造附有主观经历和独特感情的城市记忆。”⑤许纪霖、罗岗：《城市的记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270页。城市的记忆和城市的改造之间具有一种矛盾性，越是变迁迅速，越可能产生怀旧情绪。因此脱离了“乡土”熟人空间的游荡虽然给人带来自由感、新鲜感，但又不只是这样。

在小区以外的地方见面是一件很放松的事情，我和小花旦是小区里的两个人，却先后跳出了小区的围墙，现在我们说什么，做什么，不再收揽于小区人的眼皮底下，这是一种奇怪的自由。

而我们来到嘉兴路，这又是一种奇怪的亲切，好像重新回到小区里，站在自己的地盘上。①王占黑：《小花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47、48页。

《小花旦》中多次出现一类场景，主人公们在大城市游荡，寻找“乡土”的对应空间。在上海地铁南站的地下广场给每一家店找故乡社区里小店的对应位置。在上海找嘉兴路，虽然它又破又小，“我”却比参观任何沪上景点都要兴奋。嘉兴路后来成为“我”和小花旦相约去游荡时碰头的地方。当离开“乡土”的游荡者面对一个陌生的无法把握的巨大空间时，从中寻找和自己熟悉的联系会让人感到心安。

……如果说电视广告与海报中的上海是一类，这里（后来加上定海桥）是另一类的话，我情愿走在另一类中，它让人平心静气，借由自己的记忆仓库对陌生的事物投射出莫名的信任感。我们再一次玩起在上海南站的地下广场玩过的寻找对应游戏，闵珠的杂货店，阿宝的修鞋摊，老蔡的粮油米店，这里都有，连同马路外的一条河，也和长水塘取得了表面的一致，细缓，闪银光，有人在岸边淘米洗脸盆，唰——唰——唰。②王占黑：《小花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47、48页。

比起电视广告和海报上的上海形象，主人公们更能从嘉兴路、定海桥这类边缘空间中获得信任感和归属感，因为这些空间更接近记忆库中的“乡土”。游荡者们急于走出“乡土”，摆脱“乡土”，却又在新的空间中寻找“乡土”。上海是自由的，新鲜的，但又有着一种疏离感、异质感。也正是对上海的疏离感与陌生感使游荡者把城市作为一个观察和寻找的客体,寻找着自己与这个城市、与人与世界的关联，寻找着“乡土乌托邦”。

王占黑的写作隐含了城市（上海）与乡土（小城）、中心与边缘这两组二元对立的空间。对于生活在城市的土著而言，城市新移民、外地务工者是边缘，本来属于郊区的农转非是边缘，但是所谓的中心只是一个更大的中心的边缘，破落的老社区是日益现代化的城市的边缘，而整个小城对于更大的像上海这样的城市而言也是中心之外的边缘。当作者讲述“乡土”的故事时，大城市是一个隐性的空间和视角，当“英雄”走出社区来到大城市游荡，“乡土”又成为身上背负的隐性空间，重塑着人与人，人与空间之间的联系，甚至成为潜意识的找寻对象。

小说中，以“我”为第一人称对小花旦故事的叙述，围绕着嘉兴和上海两个空间，涉及了人情、家庭、社区、性别少数群体的生存状况，大小城市的变迁，几乎涵盖了一个人的生活史和城市近十年的变化轨迹。空间由于浸润了时间而充满活力，这种活力赋予人生连续性。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创作上的成长和进步。正如王占黑在《小花旦》创作谈里写的：“如果说社区是城市的一处枝丫，我更感兴趣的是整棵大树，它的根茎，它的绿了或黄了的叶子，它在四季中的不同形状，大大小小，方方面面。走出小区后，我继续在城市里漫游，探索人和空间的关系，也相信空间可以打通人与人，人与时间的关联。”③袁欢：《王占黑：想象和虚构的空间只是比现实生长得慢一些》，《文学报》2020年12月17日第41版。

不管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会把我们带往何处，有人用文字和故事记录下了这个城市的一部分，那些也许消失也许生长的边缘但蓬勃的空间，以及游荡于其中的人们，那些自由流动的，无法被归类的情感。作者对笔下世界的态度是暧昧、不确定的，游荡者是否能在异乡重逢，“我”与“黑T”在大润发是不是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妙华”是否能找到她的归宿，“痴子”们的命运又将落向何处。这些故事每每都有一个契诃夫式的结尾，让人意犹未尽，但是从中我们还是能感到一种经历了时间冲刷后自生不灭的信心，对自在生长的人与世界的信心。城市是历史也是现在，也许更是未来。期待有更多元的城市文学创作，能够拓宽我们对城市的理解，为城市人的情感增添新的内涵，挖掘和还原被遮蔽的城市经验，乃至建立一种新的城市伦理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