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赫阳 （整理）

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於可训于2021年9月出版了记述鄂东南民间小人物故事的小说集《乡野传奇集》。以“播撒中国传奇的种子”为主题的新书分享会于2021年11月21日在武汉市卓尔书店举行。本次新书分享会由嘉宾致辞、两场文学对谈和读者互动四部分组成，上下场对谈分别由武汉大学李遇春教授和朴婕副教授主持。整场分享会涉及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内涵与价值、中国现当代文学西洋化的反思与探索、文艺理论研究与写作实践的二元关系等问题，对于如何回归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具有启发。本文基于分享会内容整理而成。

一、实践的理论与理论的实践

刘醒龙（作家，湖北省文联主席，茅盾文学奖得主）：三年前我作为嘉宾参加了於老师在卓尔书店举办的《於可训文集》新书发布会。那是一场从头到尾满堂彩的发布会，其精彩程度如红日当头，前无踪后无影。而今天我想说两点。

一是“向於可训教授致敬”。至今活跃于文坛的前辈评论家中，最有资格被称为文学家的，便是於可训先生。在世界范围内达到理想高度的文学家总是摆出一副高山仰止的样子，但於可训教授不一样，他用理论之外的小说写作，让我们领略到一种高山仰止名叫“一览众山小”。文学批评家亲自下海写小说，有一种类似于小说家亲自把自己的小说改编为影视剧本的尴尬，因为难保人们不会反问，这样的写作是否可以用以支撑其文学理论。但这或许就是作为文学家的於可训教授所构建的理论生态系统。没写小说的理论家并不需要用小说来证明其某种高度。相反，小说创作的切实体验可以作为文学理论的实践现场，这正证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二是“向於可训教授学习”。於可训教授写小说并不是一件新鲜事，比如刊发在《芳草》2021年第5期的《三十功名》。岳飞的诗句“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很好地概括了於可训教授在学术界和文学界的影响力和榜样性。於可训教授在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学术高地之后，还投身江湖，进行小说创作。所谓风范楷模正是这样，不以成就论长论短，而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告诫后学们，人生苦短，才更需要不断创新去尽可能实现高一些的价值。任何文学作品都会成就某种缺陷，唯独向实不向虚，不断向着未知领域进行探索的人格魅力可以完美无缺。当代文学中，太多作品撑不过三十年时光的日晒雨淋，於可训教授的文章却足以向我们证明，在灰色的理论中，也有一棵生命之树长青！

李修文（作家，湖北省作协主席，鲁迅文学奖得主）：《乡野传奇集》是这个时代应该诞生的，也最符合这个时代标准的文学。

第一，传奇这种中国传统的文体，它仍然可以承载像今天这般复杂的莫可名状、同时也是生命力格外旺盛的社会生活。中国的文体通过作家的一己之力，完全可以和我们今天的生活贯穿打通，比翼双飞，水乳交融。可见传奇等传统文体在今天仍有极大的创造力与生命力。

第二，於可训教授将自己作为方法，将自己的美学观念作为解释这个世界的前提，描摹了一位位生动形象极具生命力的人物。在任何一个时代想要写好这个时代，首先就是要写好这个时代的人，也正是这个时代的那么多的人，才组成了一个可信的、可触摸的、真实可感的时代。相信每一个读者读过之后都会爱上於老师笔下的人物，去追慕这些荒野上、街面上流落的、漂泊的人物。

第三，於可训教授的文章是真正无法被其他文明的生活和心理所替代的中国文章。它一头连接了今天，一头连通着过去，让我们看到了那个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那些独特心理一直流变到了今天。於老师提到的说书人传统的接续和今日生活之间的互相见证、互相映照，实际上是提供给我们今天的作家如何写作，如何来回观我们的这个时代，如何在正在沸腾的、喧嚣的、发展着的历史进程当中找到一个作家所不能替代的那个独特位置的重要经验。於可训教授不光建造了一个美学的时代，实际上又通过他建造的这个美学的世界，对我们现实存在的这个世界提出了问题。我们都知道一个优秀的作家，不光要做自身问题的处理者，他还要做这个时代的问题，乃至我们的渊源、谱系问题的处理者。对于如何写出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那些不能够被取代、不能够被所谓西方文学遮蔽的独特的面孔和心灵，於老师的文章将给予我们创作者以极大的启发。

黄博文（图书策划人，《乡野传奇集》出版人）：於老师这个老头真有趣，他自称是“老顽童”。第一次见面我们聊天，他就跟我们吐槽他的网购经历，分享他的旅行趣事，还带着我们去群光广场打卡寻觅美食。我当主编这些年，打过交道的作者也有好几百位。其中也不乏一些名家大家，但是像於老师这种带着平和自然之气的作家，我接触到的真的是少之又少。我就在想：如果我到了这个年纪，能不能拥有於老师这样的人生智慧呢？我到了这个年纪，能不能也拥有於老师这种对生活依然保持着好奇的人生态度呢？这是於老师身上令我非常敬佩的。

我和我的团队除了为这本书做具体的出版编辑工作之外，可能还为这部作品带来一份属于“80后”和“90后”读者的另外的视角。起初为这本书设计封面的时候，我们想从鄂东南水乡的地理定位入手。我们用丘陵、池塘、渔船这样的素材，做出来一个旧版封面，不过我们又想：是不是在年轻读者看来，农村里的一些小物件已经不适合时代了呢？这时我想起於老师讲过的一个“文革”时期的小故事，这令我思考文学作品和小说里面的恶以及坏人到底象征着什么，以及为什么存在。于是我想到农村里面做坏事叫做为虎作伥，为患者就会被伥鬼抓走吃掉。而实际上坏和恶在文学作品中的功能是为了警示和劝诫人去向善从善。于是就有了现在封面上这个创意，这五个小人正好是农村当中五伥的形象。举这个小事例是想说明，我们作为编辑只是於老师文学世界的一扇小窗户，整个真正丰富多彩的世界，还等着大家亲自去打开。

二、於可训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小词（青年作家）：读於老师的《乡野传奇集》，有点像读《聊斋志异》，书中每一个故事读完，都会让人或有一悟、或有一惊、或有一叹之感，五味杂陈。於老师虽是评论界高山仰止的人物，但写小说的语言和蔼可亲，带着泥带着土，又野性又正道，叙述娓娓道来，让人感觉特别亲近。书中有一个故事《金鲤》我印象特别深刻，其中有一个鲤鱼扳籽的细节。我虽然出生在农村，小时候听老人们说过鲤鱼扳籽，一直以为是一段传说，也一直以为鲤鱼扳籽的时候动静会特别大，会弄得波浪汹涌。但在於老师的书里，关于儿时这个记忆，我得到了细致的了解，廓清了这么多年来心中对此事的误解。而且这个小说除了这个细节，关于两个懵懂的少年男女情谊的讲述，也令人心生欢喜，少年之间散发的情谊，如此干净，如此纯真，两位老人家几十年的互帮互助，知心知意，带有一种洗涤成年人油腻脏污的力量，加之於可训先生对金鲤扳籽细致而富有张力的推进、升华，场面非常奇幻，茫茫水域、金色鲤鱼、绿色水草、雷电风雨，神秘又神圣，天地庄重，俱为一体，像一场梦。书中许多人性温暖和守护生灵的善举都散发着金色的光辉，仿佛烛光照耀到了我的心里。

蔡家园（评论家，湖北省文联文学艺术院院长）：我一直认为，於老师是一个拥有“有趣的灵魂”的人，他身上散发出一种独特的光芒——自由的生命境界、丰盈的生命状态和淡然的生命态度——总让人感到被照亮。集中阅读《乡野传奇集》中的作品，也会非常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今天我拿着书请於老师签名，他写下“家园赏玩”四个字，深得我心。这的确是一本值得细细把玩、认真品味的书。中国每年发表的小说数以万计，绝大多数是经不起赏玩的，就是称得上好看、耐看的作品也不多。一个作品要经得起“赏玩”，首先它要“好玩”。什么叫“好玩”？《乡野传奇集》记录的都是鄂东南的奇人奇事奇情奇景，是原汁原味的乡野传奇故事，天然就具备有趣、好玩的特点。於老师将中国古代的传奇文体、笔记文体进行了现代转化，运用“俗事雅写”“野事正写”的方式，锻造出与时代相契的新的美学品质，每一篇作品都很好看、耐看。读他的小说，你会觉得这才是中国作家运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写出的具有中国趣味的中国故事，匠心独运，俗中见雅，妙趣横生，引人入胜。第二，这些小说特别“有味”。“味”是中华美学的概念，也指美。《乡野传奇集》中语言美是最可称道的，用词的精妙、修辞的巧妙，让人惊叹作者用自己的神来之笔激活了汉语，擦亮了因为习用而蒙尘的许多汉字，让它们重新焕发出夺目的美。还有风物之美、民俗之美、哲理之美等等，都可以让人再三玩味。第三，我觉得这部小说集特别“传神”。“传神”要打个引号，指它传递出的是一种精神。借用鲁迅先生的话说，“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於老师通过他的慧眼，发现了中国大地上、偏僻乡野间、被大家忽略的一群普通人，揭示了他们的生命活力，还有美好的人性以及精神力量。於老师通过对这些小人物的深情书写，活画出了中国人的一种灵魂，这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於可训（武汉大学教授，《乡野传奇集》作者）：听到你们的表扬，我很开心。在年龄上我是前辈，在文学道路上我是个晚辈，是一个刚刚生长起来的文学幼芽。今天的分享会有人说是众星捧月，这点我同意——你们是灿烂的群星，我是一个昏黄的月亮。这个身份我很尴尬，但是很自在，因为没什么压力。要真是一个文学老前辈的话，压力是很大的，新作要不负你以前的名望。如果是一个正在成长当中的新秀，你还得去登各种台阶，那个压力也很大。而我没有什么难处，因为你说我是老前辈，我年纪很老，但是我又是个文学青年，所以我就能自由放松一点。

将来哪个地方要我搞讲座，我会用鲁迅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篇文章的题目，给我的讲座起一个题目：“我是怎么写起小说来的”。在我退休的那一年，学校开了一个荣休大会，我在大会上，当着全体荣休的教职员工的面，当着校长、书记的面，说我要效仿齐白石来一个“衰年变法”。到了晚年的时候，我不光是要当一个学者，我同时还想当一个作家。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认真地兑现我的诺言，就琢磨着怎么写小说。以前业余虽然也写过小说，但在2018年的时候，我才开始真正的小说写作。原来当学者的时候、当教授的时候，挖空心思地在那里做学问、申请课题，课题拿到手以后就想着怎么去完成，大半辈子过去了，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被榨干了一样。直到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身上还有很多财富。我个人的经历可能跟大家不一样，我经历的时代也跟在座的诸位不一样。比如说我写的《金鲤》里面讲鲤鱼繁殖的一个小细节，很多人都没有见过鲤鱼产籽，但我小时候在湖里面弄鱼，鲤鱼产籽是我看到的真实的景象。它们会寻找湖边或者河边的一片浅滩，朝着天上的月亮完成生命诞生的过程。我虽然不是一个农民的孩子，但是从小在农村长大，我所经历的可能比一个真正的农民的孩子经历的还要多一些。我妈是教书先生，从小就让我跟那些农民的孩子一起摸爬滚打。我小时候经常是，大冬天，外面下着大雪，湖里结着冰，我和小朋友们下湖弄鱼，就打着赤脚在冰碴子、在菱角刺、在蚌壳上面踩来踩去。也正是因为我从小在农村长大，这样的场景对我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一闭上眼睛，这些故事就来到了我的心里。

这本书之所以叫传奇，是因为我觉得在五四以后，中国小说都取法西洋，许多作家就说自己受西方某些作家影响。说句实在话，对此我是不大相信的。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如果说你不懂外文，或者说你不精通外文，你说你受某个西方作家的影响，那个话是要打折扣的。但是相反，中国古代文学里许多有价值的文体资源没有被我们利用，没有被我们重视。比如我写的这个传奇，本来就是“传奇”这一文体。以前经常讲“笔记”，要知道在古代，中国只有笔记，没有笔记小说，笔记小说是民国初年才有的一个概念。而传奇也是这样，没有传奇小说，中国古代只有传奇。传奇是古代的一种文体，兴起于唐代，它里面有三种因素，史材、诗笔、议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既可以叙事，又可以抒情，还可以发议论。这样一来，历史故事、美妙情思、人生哲理都有，文体功能强大，便于作家在创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力，所以读唐传奇你会有多种多样的享受。但现在的小说，受西方文体分类学影响，太专注于叙事，文体空间和叙事空间都过于偏狭，不便于发挥作家的主观情志和艺术才华。

小说在中国古代，本来就是散文。你不要把小说当小说来写，你要把小说当散文来写，这样写小说你才写得自由，你写出来读者读起来才有味道。我们不必勉强自己去学西方的意识流小说、魔幻现实主义等。要说魔幻，中国古代的小说你多读一点，那比西方还要魔幻，我们现在对自己的传统知道得太少了，我们对自己的小说就知道一个“四大名著”，顶多再加上一个《金瓶梅》。

有很多作家喜欢读名著以外的杂书闲书。这些杂书闲书的小说，有些在叙事方面，很见功夫，很多人物、很多故事、很多场景、很多情节的编织，都很巧妙，篇幅也不长。那里面有很多今天的作家可以学习的东西。我劝在座的诸位，包括教授们、同学们在读正经的书之余，还要读点杂书闲书。多读点杂书闲书，你才能了解中国文化，才能了解中国历史。我乱七八糟的书都读，因为从小就接触民间唱本之类的东西，所以对这类杂书闲书很感兴趣，也得益不少。

李遇春（评论家，武汉大学教授）：以前於老师常说教人家写作是“教人家炒鸡蛋”，那么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是怎么“炒鸡蛋”的？有没有什么炒法上的妙诀？还有，请问您炒的是“洋鸡蛋”还是“土鸡蛋”？还是古今中西混搭在一起“炒”？

於可训：这句话最开始是我的一位老师说的，原话是：“我们这些教文学的教员，是自己不会炒鸡蛋，还要教人家鸡蛋怎么炒。”对于这句话，我是这样想的，我教了一辈子文学，教学生怎么创作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后来你写了小说以后，你就知道你讲的那个是文不对题。所以我现在开文学研讨会的时候，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评论家指导作家写作。有很多评论家振振有词说这个地方应该这样写，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就在发慌。我为他紧张，不是为我自己紧张。我认为一个评论家、理论家，这些教文学的学者们，如果是要把文学的问题说到点子上去，那么最好还是试一试文学写作。试得成功不成功是次要的，试一试我觉得是重要的。

李遇春：其实关于於老师为什么开始写小说？我也有话要说。於老师三年前出了《於可训文集》十卷后，曾抚案叹息，说都是些文艺理论、文学评论文集，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较少。而现代文学史上，像鲁迅、胡适、梁实秋、林语堂这些大家，他们的文集里面又有学术著作，又有文学创作作品。所以於老师说他要让他的文集也一定要有创作卷，而且创作卷是非常重要的。前几年我以为於老师玩票，但於老师每次总是很严肃地告诉我：“我不是玩假的，我是玩真的。”

三、《乡野传奇集》里的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

叶立文（评论家，武汉大学教授）：关于於老师会去写这些小说的原因，那当然首先就是於老师的作家梦。但我觉得其实於老师写这些小说的这个原因，恐怕不能简单地从热爱文学的角度去理解。因为在传奇之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些不够传奇的事情，也许更能够揭示於老师的创作心理和创作动因。

首先就是於老师对当代小说有很多不满意。作为弟子，我们经常和於老师一起吃饭喝酒，有时於老师就会提出很多真知灼见，比如他对当代小说与西方文学关系的看法，於老师从做学术到创作对那种食洋不化的倾向一直很反感。他在学术论著里面很客气地说，那种完全学习西方现代派的叫做“拟现代派”。可众所周知，这几年中国文坛在强调一个东西，就是讲中国故事，表达中国经验。不过这种转向对很多作家来讲很不容易。因为20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一些作家，他们当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很深。在现在“讲中国故事，表达中国经验”这种转向当中转得不是很自然，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有些作家写乡土故事，一些乡村世界看上去好像很乡土，但实际上里面充满着当年的东方主义的思维。什么是东方主义呢？简单来讲就是把中国当成一个猎奇的地方，刻意地去讲述一些不那么真实的甚至是虚构的事情，只为了去迎合某种口味：一写乡村就一定是落后的、蛮荒的，一写农民就是愚昧和麻木的。这些作家尽管试着贴近乡土，但是思维还是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而在於老师的这个作品中，我们都看到的很多都是他基于自己的少年时代的生活记忆而写就的。这首先就摆脱了我们文学史上常见的那种“离去归来再离去”的乡土小说模式。他的作品是想呈现一个离乡多年的游子的思念，追忆自己的童年和青春，用小说规避现实的痛苦，同时也抚慰我们的心灵，充分地展现了一个作家对人的内心的一种现实关怀。

第二点就是现在很多人在小说的艺术结构、在叙事上搞得很花哨，导致实际上都忘记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个语言本身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作家可能很善于讲故事，也非常善于制造一种很奇异的氛围，但是在语言的锻造方面好像不是很上心。而於老师的小说，我觉得在语言上处理得非常好。在他的行文中，大家都会注意到他有几套语言系统，比如里面有叙述者的语言，就是讲故事的那个人。它是一种语言方式，那么每个人物都有属于自己的语言方式，这当然是於老师对他以前做研究的那种小说诗学理论的某种贯彻，但是又没有知识分子的酸腐气，这一点是非常令人佩服的。

另外，其实《乡野传奇集》就是所谓的笔记小说，过去叫笔记。李遇春教授有一篇文章谈过一个话题说，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以后，我们现当代文学里面有很多规矩，属于是正题小说，比如启蒙情节、家国情怀、历史批判等等。而除了正题小说以外，还有杂题小说，杂题小说像笔记一样，是一种散文式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部小说集在艺术层面上也具有一种中国经验。於老师在其中讲述了自己的生活经历、乡土情怀，接近于中国传统的原小说。什么是中国故事，什么是中国经验，我想这部小说集体现得非常清楚。

我经常向於老师建议，以他的这种语言风格，这么会讲故事，语言又这么流畅，读起来很吸引人，要是写武侠小说，早就发大财了。比如我读《书场春秋》这个故事，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充满了侠义气息的作品。如果於老师干脆在网络上连载武侠小说，绝对是一个畅销书的高手。

周新民（评论家，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谈到民间，我们脑海里马上会有一堆概念，与庙堂对立，有人会认为民间是藏污纳垢的。但你深入民间，会发现这里有很多有趣的灵魂，很有力量、饱含精神的人，真正的民间不是学理化、概念化的。於老师讲的是民间故事，而不是讲观念，於老师的书，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对五四以来重新发现民间的一种接续。

於可训：我对当代小说是充满了敬意的，对中国当代作家学习西方也是非常赞赏的。但是现在我必须要说一句话——中国现当代小说到了该反思的时候了。因为我们这么多年向西方学习，并没有学得精准。首先对西方的阐释本身就是一种误解。我们在误解的基础上的学习，是不到位的。这是我对当代小说学习西方一个总体的看法。

我希望大家对中国自己的传统有一个新的认识。比如说小说，我最近搞了一个讲座，题目叫“小说与写小说”。我讲中国古代小说有两个阶段，一个是魏晋南北朝以前的“段子阶段”，那个阶段的小说叫“古小说”。那个阶段有很多宝贵的资源，我们今天不是说转换和利用，连了解都不大了解。所以我希望今天的人去了解一下那一阶段的中国小说。然后才是唐人传奇，再继续发展，最后就是以话本为代表的白话小说。最后这个阶段的小说，大家知道得多一点，但是对于唐传奇这个转换期的文体资源，还是了解得很少。所以我是希望今天的小说能够重视一下我们自己的传统。这不是一个套话，而是一个具有一定文化意义的呼吁。

我这个小说集里面，有三种文章，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要短一点，不成系统，不成序列。这一部分是散章，尤其是其中像“段子”一样的短文，写的都是我小时候亲身经历的东西，加了适当的想象，类似于笔记的写法。

第二部分是乡村教师列传。现在提到乡村教师是表扬的很多，表扬的都是克己奉公、爱护学生之类的套话，那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当代教育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得益于民办教育。但是中国人对民办教师了解得实在是太少了，民办教师有一些生活艰难痛苦的东西，很多人很难体察到。因为我妈以前就是乡村中的教书先生，我接触这些人很多。我书写的这些人都跟那个时代连在一起，而那个时代是一个转化的时代。我通过这些小人物来透视那样一个时代，这些乡村教师的遭遇，不光是他们个人的遭遇，而是那个时代赋予他们的一种东西。所以他的命运、他的生命、他的生活都跟那个时代连在一起。读这一部分，可能你们觉得那个时代是很古怪很奇特的时代。有些东西你今天再看会感到匪夷所思，但在那时都是实际发生过的，因为他们背后记录的那个时代，是一个很特别的时代。

第三部分是乡人传。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还保持着那种传统古老的农耕社会的模式，中国古代社会的风俗习惯、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包括农村社会结构、人际关系，都被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个形态是再也不能够复原的。但是我的头脑当中有很多这种记忆的碎片，可以把这个碎片拼接起来。你可以从当中看到这个时代里的人是什么状态，他们怎么生活。这也是刚才提到的小人物的大场面。这背后所反映的那个时代，是中国农村从旧向新转变的时代。这个旧的东西永远不能复制，也不是贫穷落后几个字能够概括的，其中有很复杂的意味。所以我想把这个记忆的碎片收集起来，通过一些人物和故事把这个时代写给大家看。这本书里面有一篇故事叫《看相细爹传》，里面的细爹是真实的确有其人的。他为了让我去学扒手，大概有将近五年的时间总来我们家聊天，中心思想就是动员我妈让我去学扒手，还要把我带到九江去介绍给那些最有名的扒手师傅。他描绘的当扒手的生活很诱人，我当时都差点心动了。所以那个年代很多人很多事很古怪，像这样的一个人，你不能简单地说他坏，不能做这种简单的道德评价，生活中的细爹这个人其实是很善良的。

总之我写下这些故事，是希望大家从这里面读出一个时代。我没什么才华，我很笨。趁着我的精力多一点，脑子里面装的东西多一点，现在记性也还可以，我能够把那些东西呈现出来，让大家从这些作品当中能够读到那个时代，这个时代是不能还原的，也不能复制的。那这个时代为什么还值得读呢？因为它有它的意味，人生在任何时候都各自有各自的意味，生活也是各自有各自的味道。所以你品味了今天的麦当劳、肯德基，你吃一下那时的野菜糠糊糊，也是挺有意思的。我想要大家在这个里面读到那个时代，体会各种各样的人生，体会各种各样的人生的意味。虽然大家在今天这样的现代社会，过得舒服自在，我还是希望大家知道人生还有另外一类风景，还有另外一种意味。

我觉得写小说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反复咀嚼你的人生，反复回味你的人生。这个人生的意味不在于你有多高的地位，你挣多少钱，享受多高的待遇，不是这个东西，而是你在走过来的这个人生道路当中，有多少是值得你去咀嚼而且越咀嚼越有味道的东西，那个东西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的。我的写作多半在书房里，有时也背起电脑到外地找个地方住下来写。写小说有一个好处，不用费目力去查阅一些材料，不用做注解，背上一个电脑就出去了。我现在还怀念2021年5月份，女儿把我送到景德镇，给我找了一家民宿，我就住在那个山谷里面写作，吃饭的时候带上酒和我的专用酒杯，去一家江西菜馆。我在那里住了十来天，写完了带去的一个中篇，又开始写另外一个中篇。我觉得写小说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所以到了一定的年龄，我建议你们写小说。

於丹（海外华文作家，著名网络教育家，於可训的大女儿）：在父亲写了第一篇小说发表以后，师兄弟们都曾经“不怀好意”地问我，你对你父亲的小说怎么看。为什么要说是大家“不怀好意”呢？因为他们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人，就是我和我妹妹，敢于点评和指导我爸的小说创作。而且我经常会是非常居高临下地给他去做点评的，但现在真正看到爸爸这个小说集的出版，我是不能再说指导的了。很多人觉得这个小说里的人物新奇有趣，但事实上在我的感受里，这里头的一个一个的人物，都是我的故人。因为从小到大我们都是耳濡目染一遍一遍地听着这样的故事长大的。现在再一次读到这个作品，这些故事通过这种文学化的方式呈现出来，给我一种特别震撼的力量，因为在里头我看到了我的祖辈，我读到了我的父辈，我也看到了我自己的过往，我真的非常感激有这样一部作品出来，让我自己清楚地看到我的来处。

其实我真正更想分享的是这个作品创作的经过。三年前我也是坐在这里，我爸爸坐在台上，当时在台下我也是作为家属发言，那个时候我妈妈在家里。我知道我妈妈在家里，我要回去跟她分享会议盛况，分享爸爸这种欢喜的时刻。今天我坐在这里其实一直有个错觉，我觉得不应该说错觉，应该是一种信念，觉得我妈妈依然在家里等着我回去分享一些消息。我爸爸已经出了很多的书了，但是我知道这本书对他的意义是特别厚重的。因为这本书中间有很多的篇章在创作的时候，妈妈当时都在，我妈妈是作为他的第一读者，并且是认认真真地去帮助我爸爸去看，跟他去探究一些字词，帮他去查一些资料，这些都给他提供了很多的贡献，并且给他的全是正向的正能量的反馈，所以那个时候我爸完全都不在乎我和我妹妹批评的声音。因为从我妈妈那里，他能够得到足够的温暖。

这中间有一篇在创作进行中时，我妈妈走了，爸爸的创作当时中断过一次。这其实是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他要去重新面对这一篇，要去完成这一篇。当时我把他接到深圳去，他在我们家楼下的咖啡馆里坐了一整天，一个字都写不出来。那时候他也很怀疑，他说：“我觉得我不能再写作了，我已经没有办法写作了，我所有的灵感都被你妈妈带走了。”但事实上，他后来一直在坚持，慢慢地到现在，他觉得他找回来了，他通过写作找回了他自己，也找到活下去的意义了。这件事情之所以分享给大家，就像我爸爸刚才说的一样——每个人都应该去写作，也都有能力去写作。因为通过写作，你会遇见你，也会成就更好的自己。

四、写作的时代与时代的写作

刘莉（资深媒体人，教育工作者）：《乡野传奇集》虽然是一个个独立的短篇，但人物之间是有联系的，就像於老师所写的“共同孕育他们的是太白湖”。很多人物是有原型的，可能他们本来就是兄弟姐妹、亲戚街坊等等，是共同生活在同一时空的。我想问於老师有没有想过进一步丰富人物之间的联系，以此为基础，创作一个长篇，营造一个更加丰满的太白湖系列？

於可训：我有时候有这个雄心，有时候想搞个长一点的东西。后来一想这并不容易。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的记忆碎片，要把碎片粘合起来，搞成一个完整的情节，设定一个人物关系表，要有很多虚构。对于这个虚构我不是没有能力，而是虚构当中，你必然要受到一种理念支配。这个理念就会导致你写出来的东西要么是很概念化，要么是很庸俗化，要么就是把你原来的东西都改变了。所以我目前没有这个雄心壮志。

叶琼琼（青年评论家，武汉理工大学副教授）：我也来自湖北黄梅，特别喜欢您的作品，每当一篇新的作品出来，我的心情可以用“如饥似渴”和“雀跃”这两个词来形容。一方面是作品本身的艺术性和趣味性，另一方面是作品把我带回到童年和少年时代。那些在时光深处沉默的人和事在您的作品中历历浮现，带给我极大的心灵满足和共鸣。我童年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是躲在茶馆的门后悄悄地听说书人说书，您作品中跌宕起伏的情节，妙趣横生的语言与中国传统的“话本”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常常把我带回到童年那如痴如醉的体验中。我有一个问题，当年巴金以自己的故乡和家族作为蓝本进行创作，因为“揭露和批判”被家乡长辈误解或者批评；您在家乡享有很高的声誉，您的人生经历在家乡被誉为传奇，您作品中故事和人物多半来源于故乡，来自您的童年、少年经历，当您创设一个人物形象的时候，不可能是高大全的，肯定有不太光明的一面，与之有关的人读到这个不太明亮的一面时，很可能心中是不大乐意的，您有没有担心像巴金一样被家乡人误解？如果被误解了，您怎么处理？

於可训：我这个作品当中很多人都有原型，但是我这个人不说别人的坏话。我尽量从别人做的好事和坏事里面找出一点意味来，找出一点意思来。那他就没办法说我。因为我没有说你坏呀，我说这里面很有意思。我主要是写人生的一种意味。挖掘人的行为、心理背后，他做的事情背后的那种意味。至于这个意味你怎么理解，我们俩是没办法打官司的。

观众：对于我们业余爱好者来说，要是自己写小说，您有什么建议？

於可训：我有一篇文章就讲现在一种新的群众性创作热潮。我参加过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审，读了不少的作品，也看到不少的材料。我发现这个作者队伍当中最大的一部分是业余作者。这些人的作品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实录，把自己经历过的事情都写出来。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缺少对于人生的咀嚼体味。

人的生命之所以跟一般动物，比如猴子的生命不一样，就在于猴子它不知道咀嚼自己的生命。它吃了这个水果，是因为它想吃这个水果，生理需要，生存需要，吃完之后它不一定知道水果的味道。人跟猴子不同，吃了水果以后还会回味一下水果的味道。所以你过了一辈子和一个猴子过了一辈子，差别就在这里。猴子过了一辈子，它死了就死了，死之前它也不会回味这一生，人就不同，人老了以后会回忆自己人生中的那些细枝末节。会咀嚼他的种种滋味。

中国人最喜欢做道德判断，对于人的一生，喜欢做确定的道德评判，这个太简单了。写作不能这样，写作的时候，你要仔细体味一下，这些所谓好事坏事当中蕴含的那一点意味，作为一个人的意味，我觉得这是现在业余写作比较缺乏的东西。所以我希望业余写作者们能够在这一方面下点功夫，可能写出来的东西会更好一些，更耐读一些。只满足于实录人生，就是在写一个人的履历，要是那样的话，我就不用读你的作品，只要到你们单位的人事部门去查一下档案材料就可以了，那就没有意思。

观众：对于作为文艺批评家出身的您，文艺理论观念对于自己的写作，到底是起到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

於可训：你要处理得好，它就是一个帮助；处理得不好，它就是个障碍。我现在写作，有一点是很清醒的，那就是：我为什么要写这句话，我为什么要写这个细节，我为什么要把情节这样设计，为什么这句话语气要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尽管不能说句句话清楚，但基本上我是很清楚的，我不会乱写一句话，也不会随便写一个细节。每一句话我都比较讲究，我讲究语气语调，讲究它会引起什么样的情节，它会调动什么样的细节，它会把我的情节、细节和人物带往什么地方，这一点我是比较清楚的。所以这可能是得益于文艺理论的地方。

但是因为文学语言它不能够特别讲究逻辑，尤其是转折词不能多用。“虽然、但是”不能用多。所以有些话看起来是单蹦儿，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内在却有紧密的逻辑联系，这个逻辑不是形式逻辑，而是生活逻辑。搞惯了学术研究讲究逻辑严密。所以在语言方面，经常困扰我的事情是：写着写着，突然发现这些话像写论文，就赶快推翻重来，重新再写一遍。这个是做文艺理论批评养成的理性思维、逻辑思维对我的最大障碍。

观众：第一个问题是同样作为黄梅的作家，您的写作有没有受到废名的影响？第二个问题是今天所说的中国故事跟80年代乡土文学领域的寻根文学是怎样的关系？

於可训：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废名和我写的东西内容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废名是城里人，我是乡下人。所以说我们对于乡土、对于乡村景物、对于这些人事风俗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的文章里富有诗意。我的文章里面体现的人生的意味，有的并没有诗意，但是是有味道的。这个味道并不等于都是诗意，有很多东西有味道，但并不一定有诗意。

下面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我们今天讲寻根文学的时候，里边本身就包含了很多误解。因为我们只是看到字面上说寻根，回归传统。实际上“寻根”是现代派，是学习现代派的一个潮流，不是回归传统。因为它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所以属于后现代的范畴。在那里面，关于乡土的写作是根据一个理念来制造乡土，多数都不是他体验到的真正的乡土，辨别这两者的关系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