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春丹 黄卫

改革开放初期，媒体圈中开始关注到一种新的新闻语态：“中新体”。

曾担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孙玉胜在《十年》一书中回忆，1993年筹备全新模式的早间节目《东方时空》时，台领导要求多用“中新体”。孙玉胜解释，变为“中新体”并不只是改变文风，而首先是转变态度，建立起“与话双方”的平等。

“会说家常话”

1952年9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简称中侨委）副主任委员廖承志来到位于北京北新桥三条一号的“海棠院”，出席中国新闻社筹备会议。他在动员讲话中说，要团结华侨的大多数，报道要“群众化”，打破“关门主义”和“教条主义”。在筹备过程中，在一篇800字的稿件上，他批示道：“太长！太长！太长！”针对一篇格式化的迎宾稿件，他说：“中新社要有自己的风格。”

廖承志一共有三次对中新社的长篇讲话。第一次是在筹备会议上的这次讲话，第二次是1965年3月12日，他在中侨委小礼堂接见中新社分社会议代表。当时受“左”的思想影响，中新社报道的调子越来越高。廖承志非常不满意，但其时风雨欲来，他已是自身难保。

1967年，中侨委受到冲击，停止了工作，中新社一整套独特的工作方式也被指斥为“封、资、修”。1969年，中新社原有的300多人下放“五七干校”，业务被并入新华社，周恩来总理深思熟虑，对外仍保留“中国新闻社”的电头发稿。

廖承志第三次来中新社讲话，已是改革开放之后。1978年9月，中新社正式恢复建制。1981年2月26日，廖承志来到中新社老办公楼放映厅，参加中新社分社、记者站会议。

他在讲话中说，中新社就是一个国家通讯社，但对外以民办通讯社的面目出现可以更群众化一些。中新社的工作要表现出极大灵活性，不应该穿“干部服”，不应该像个官僚，不要说官话，要会说家常话。

“稿件见分晓”

1982年3月，北京市七届人大六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新社新闻部政文组记者蔺安稳负责采写开闭幕消息。

1982年3月这天他提前来到会场，从大会秘书处要了一份《会议简报》。简报中提到，北京市市长焦若愚等几位领导干部开大会时在主席台上吸烟，代表们在讨论中对此提出了批评。

当时离开会还有一点儿时间，蔺安稳立刻去休息室找到焦若愚，把简报拿给他看。焦若愚说已经看到了，代表们批评得对，自己一定改正，领导干部不以身作则，这不是小事。蔺安稳问焦若愚可不可以报道此事，焦若愚说可以呀。

开会过程中，蔺安稳边听会边写稿，他一直紧盯主席台，确认没有一个人吸烟。他没有照惯例把这篇稿子送会议秘书处审。回社里后，签发稿件的领导说稿子没审不好发，他又去找时任中新社副社长张磊，并说明焦若愚本人是同意的。张磊犹豫了一下，同意播发此稿。

第二天，港澳和海外多家报纸选用了这篇稿子，《人民日报》也加框刊登了这条新闻。后来这篇稿件入选《全国短新闻选》，还被选入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院校的新闻学教材，成为“中新风格”的一篇代表作品。

改革开放初期，中新社还没有进入中央部委的新闻发布名单。去中南海或人民大会堂采访时，中新社新闻部经济组记者田惠明经常要先把自行车放在附近的小树林里，再出示证件进会场，而其他大报大社的记者却总是坐车扬长而入。

“稿件见分晓！”田惠明说，那时大家经常等着看第二天《人民日报》海外版头条用谁的。

那一时期，很多报纸都喜欢用中新社的新闻，“港人治港”“马照跑，舞照跳，股票照炒”等说法都是在中新社報道中首次出现并流传开来。

田惠明认为，所谓的“中新风格”除了文字风格外，更有领导开明、队伍敢想敢干的社风，这种底色是廖承志打下的。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宋春丹 黄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