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雄涛

中国社会自秦汉以后，即以县域为治理的基本单元。明清时期，属州视县，共同在基层拱卫皇权。州县政权的运作，受法家影响，主要依靠官吏与文牍。这种官僚政治，既是帝制中国的稳定因素，又是传统治理的负面箭垛。其性质与因由，值得深思。

清代的州县治理，以“决讼断辟”为首务。(1)《清史稿·志九十一》，“职官三”。较之命盗，讼事关切民生且数量繁多，成为州县司法的主要类型。(2)清人方大湜曾说：“户婚、田土、钱债、偷窃等案，自衙门内视之，皆细故也。自百姓视之，则利害切己，故并不细。即是细故，而一州一县之中，重案少，细故多。必待命盗重案而始经心，一年能有几起命盗耶？”方大湜：《平平言》卷三，“勿忽细故”。那么，州县讼事的吿理，是否遵循着一种前现代的程序？

瞿同祖先生在《清代地方政府》中，曾以专章探讨“司法”，只是重心在刑案而不在讼事。(3)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页以下。陶希圣和那思陆两位学者，在清代州县审判制度方面，分别著有专书。陶氏开风气之先，论述“刑事审判制度及程序”。(4)陶希圣：《清代州县衙门刑事审判制度及程序》，台湾食货出版社有限公司1972年版。那氏稽考甚详，仍以“刑事审判程序”为主。(5)那思陆：《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随着研究的深入，讼事的程序逐渐受到重视。郑秦教授的《清代州县审判程序概述》一文，结合宝坻县刑房档案，兼及细故与重案，分述了告首、收呈、拘提和羁押、堂审、责惩与和息等主要程序。(6)参见郑秦：《清代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以下。里赞教授在研究南部档案时，将清代州县的审断“大略分为理、准、审、断四个基本阶段”。(7)里赞：《晚清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此后，汪世荣教授以清末诉讼习惯调查为基础，勾勒了呈诉、受诉与批呈、传案、受理和裁判、上控等“民事审判程序性规范”。(8)汪世荣：《中国古代的民事诉讼习惯》，载《法律科学》2012年第4期。这些研究对于构建清代讼事的程序，具有开拓意义。

与讼事程序相关的领域，还有诉讼文书。日本学者滋贺秀三在《诉讼事件中所再现的文书类型——以“淡新档案”为中心》中，对淡新档案中诉讼文书的类型与形制作了深入的描述，并述及州县的诉讼程序。(9)参见滋贺秀三：《诉讼事件中所再现的文书类型——以“淡新档案”为中心》，林乾译，载《松辽学刊(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美中不足的是，全文大约一半的篇幅集中在告诉文书，其他程序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以郭润涛教授的《清代州县衙门的“告状”、“投词”与“批词”》为代表。该文不仅对“告状”、“投词”和“批词”三种文书有详细的考察，而且对州县的诉讼过程作了深入的探讨。(10)郭润涛：《清代州县衙门的“告状”、“投词”与“批词”》，载陈支平主编：《相聚休休亭——傅衣凌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18页以下。

中国传统司法的程序问题，向来被视为制度洼地。郑秦教授曾言：“以清代州县审判程序而言，遍查《大清律例》等清代法令类官书，也难得到系统的概念。”(11)郑秦：《清代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幸运的是，清代州县档案为我们保留了大量的诉讼文书，犹如诉讼程序的“活化石”。本文拟以巴县档案中的诉讼文书为主要素材，同时佐以淡新、南部和黄岩等地的情形，再与官箴书相互参证，力图重构清代州县讼事的整套程序，进而追问前现代中国司法的程序特质。

一、呈告

州县讼事的开启，源自事主的呈告。《大清律例》规定：“户婚、田土、钱债、斗殴、赌博等细事，即于事犯地方告理，不得于原告所在住之州县呈告。”(12)《大清律例》，田涛、郑秦点校，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76页。意即：事犯之州县为词讼细事的呈告衙门。

广义的“告”，泛指所有的呈控。狭义的“告”，仅指呈请官府准理。如果告词被官府驳回，再次呈状，依然属于“告”。倘若再告，需要将前批注明。(13)参见四川省档案局(馆)编：《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0)，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20、640页。由于该文献反复引用，为避免累赘，相关出版信息后文从略。初告的话，要在词首注明“新案”。(14)《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2)，第156页。再告、诉和续禀皆为“旧案”。(15)《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423页以下。同日互告，会注明一新一旧。(16)《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0)，第1页以下。在实践中，“词首无新案戳记，该代书记责”。(17)《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5)，第407页以下。准案后他人再告，官府会批“业已准理”，(18)《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654页以下、第726页以下。表示不必再“告”。

呈告文书可分为告(呈)状和白禀。(19)由于禀是清代通用的上行文书，其他功能的禀状下文详述。前者必须使用格状，后者则无须遵循状式。用法上也有明显的不同，前者主要是平民为自己告状(自呈)，后者一般是有职衔者为自己告状或者绅矜、约保等地方声望之士出于公义为他人告状(公呈)。清末诉讼习惯调查称：“平民用呈，其纸有横竖乌丝格。凡有职衔及有功名者用禀，其纸无乌丝格。呈、禀叙事相同。”(20)《法制科民情风俗习惯地方绅士民商事诉讼习惯报告调查书稿本》，北京大学图书馆线装稿本。滋贺秀三认为，“禀”是“有绅矜身份者作为当事人提出的诉状，及总理·庄正等地方斡旋人和同族长老、其他当事人周围的人从公益立场出发诉讼某种事情时所使用的书式。记在任意的白纸或红纸上。”(21)同前注⑨，滋贺秀三文。可见，“白禀”是专门用于绅衿自呈和地方公呈的例外告词。事实上，这两种白禀并不多见。一来生员和职员多用格状告呈。黄岩档案中全部8件监生的呈词都是格状。(22)田涛、许传玺、王宏治主编：《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上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页、第109页、第141页、第153页、第161页、第179页、第193页、第203页。巴县讼事中，除了生员普遍采用格状之外，(23)《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87页、第314页；《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0)，第7页；《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3)，第134页以下。职员也多用格状呈告，(24)《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340页以下、第570页以下；《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0)，第7页、第176页以下；《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0)，第251页以下；《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3)，第123页以下。有职衔者用白禀自呈的讼词较少。(25)《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340页以下。二来州县官员也比较排斥公呈：“凡有绅耆公呈，不可轻准。盖自爱之人，虽事甚切，已尚不肯匍匐公堂，况非己事乎！借口地方公事，联名具呈，必有假公济私者，其非安分可知。”(26)褚瑛：《州县初仕小补》上卷，“不准公呈”。巴县档案中，虽有绅矜、团邻用白禀公呈，(27)《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6)，第113页以下。但数量不是很多。整体而言，白禀作为一种不必遵用状式的特权文书，主要用于公呈和有职衔者自呈，在告词中属于少见的例外。绝大多数普通民众乃至生员自呈，都用“告(呈)”状。

其他状别，只要功能是呈请官府准理，都属于告词的范畴。最常见的是以尊告卑的“首状”。(28)《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118页以下、第195页以下；《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1)，第462页以下、第479页以下。此外，还有“哀状”(为了增强哀恳的姿态)、(29)《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665页以下。“报状”(合报明和告状于一体)之类。(30)《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681页以下；《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3)，第572页以下；《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5)，第177页以下。需要说明的是，“存状”是将可能引起牵连的事件到官府报备，虽然有时会引发准案，但本非告词。(31)《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678页以下；《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0)，第644页以下；《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1)，第1页以下；《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3)，第204页以下。

作状之后，须待衙门开放收词，即“放告”。清代州县常以月内三八或三六九日为告期。不过，州县衙门是否应拘期放告，存有争议。田文镜等人认为，“州县放告，不可拘三六九日期。每日早堂，接收一次。”(32)田文镜、李卫：《州县事宜》，“放告”。曾任职巴县的刘衡却说：“寻常案件，定于三八放告日当堂收呈，此外各日，切勿滥收也。”(33)刘衡：《庸吏庸言》上卷，“理讼十条”。潘杓灿与前者一致：“放告必拘日期，乃宪司体也。若在州县，则必不可。”(34)潘杓灿：《未信编》卷三，“章程”。方大湜则赞同后者：“三八放告上下衙门通例也……余令广济襄阳时，辄仿刘说而行之；守襄阳、荆州、宜昌时，则不全用刘说……盖守与令不同。”(35)方大湜：《平平言》卷二，“三八放告”。可见，拘期放告是通例，只是对于州县衙门应否拘期放告，意见不同。从巴县档案来看，四月至七月之间，呈告并没有停止。(36)《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572页以下、第779页以下。从正月到腊月，除了年底封篆，讼事不断。(37)《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314页；《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0)，第243-245页、第692页以下；《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1)，第24页以下、第334页以下。正所谓：“地方官词讼，无日无之。”(38)陈宏谋：《学仕遗规补编》卷三，“陈容驷仕学一贯录钞”。只不过，大多数呈告都集中在三八之日，(39)《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509页以下；《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0)，第81页；《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1)，第337页以下、第342页以下、第345页以下。有的还会在词首盖上“放告”戳记。(40)《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509页；《《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0)，第158页以下；《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1)，第670页。这表明，拘期放告为州县惯例，但告期之外的呈告并未真正禁止。

呈告除了正状之外，通常还有副状和附件。时人认为：“所收呈词副状乃官幕亲批，应为备案之件，令签押汇齐，或按月或按季砌钉成本，送内存留，以备查阅，于交卸时各自带回。”(41)褚瑛：《州县初仕小补》上卷，“呈词副状”。滋贺秀三指出：“淡新档案中所存留的嘉庆以后的“副状”系全文抄录，‘副状’与‘正状’名字相同样式相异。”(42)同前注⑨，滋贺秀三文。由于副状为拟批所用，巴县档案中很少见到副状，但会看到“内具副状”字样。(43)《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4)，第645页。关于附件，滋贺秀三认为淡新档案大致分三类：作为证据所保有的契据类抄件、各种细目表(失物清单、帐目细目、或土地纠纷中双方所争执土地的地图等)和前判“堂谕”。(44)同前注⑨，滋贺秀三文。巴县档案中的附件多是作为证据的各类字约。(45)《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695页以下、第717页以下。方大湜说：“收词时有呈验印契者，验明后即刻发还，谕令临审时再行呈验，仍于收词簿内本名下注明‘印契几张’、‘当堂发还’字样。审结后亦将契据等项当堂发还，一经附卷，则内而家人外而经承，无人不需索矣。”(46)方大湜：《平平言》卷二，“收词时呈验印契勿附卷”。

放告的方式，黄六鸿主张：“凡遇告期，乡民远来城市，免令守候，升堂宜早。先为放告，后收投文。放告时，官坐卷棚，桌置墀砌上，安放重压纸一枚，东角门放告状人鱼贯而进，不许投文混入其内。逐名挨次将状展开，亲压桌上，仍退跪阶下，随命直堂吏点明张数，高声报若干张，逐张唤名。”(47)黄六鸿：《福惠全书》卷十一，“放告”。官府收呈时，一般只作形式审查：“有正副状者方收，其违式红呈白禀，一概不收。盖红呈白禀，既无住址，又无店保，在讼者所费无几，架唆者又易为力。一经接收，则纷纷效尤，以式状为虚设矣。”(48)褚瑛：《州县初仕小补》上卷，“违式呈词不收”。如果状式无违，民众在呈递告词之后，便等候官批。

州县讼事中的呈告，意在请求官府准理。尽管呈告与诉禀时常共用状式，但功能明显不同。在文书类别上，普通民众自呈，用格状告词；公呈和有职衔者自呈，多用无格白禀。格状为常式，白禀为例外。民众作状之后，须等官府放告才能上呈。放告以拘期为惯例，但告期之外依然可以呈控。呈告之时，除了正状，通常还有副状和附件，前者为拟批之用，后者多为证据。民众呈告时，官府一般只作形式审查，是否准理则须等候官批。

二、批发

官府收呈以后，批示准理意见，为“批呈”。准状之案，批示完毕，发交书吏办理，为“承发”。此二者常合称为“批发”。

批呈为印官之职。清制严禁佐贰办理：“佐贰等官，凡词讼不许准理。”(49)《钦定吏部则例》卷四十二，“佐贰官不许准词讼”。官箴也强调：“佐杂清苦，印官应酌量资助，切不可批发词讼事件。”(50)方大湜：《平平言》卷二，“词讼勿批佐杂审理”。名吏刘衡主张亲自批呈：“牧令为亲民之官，自应当堂亲自收呈，实时批示。”(51)刘衡：《庸吏庸言》上卷，“理讼十条”。但实际上，州县官亲自批呈，不仅为精力所不许，也常为能力所难济。清代州县的词状，动辄成百上千，州县官难以应付。以汪辉祖为例：“月三旬，旬十日，以七日听讼，以二日较赋，以一日手办详稿，较赋之日亦兼听讼。”(52)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卷下。汪氏以名幕出仕，尚且花费七成以上精力听讼，其余之人概可想见。同时，批呈之事，须通刑名之学。王又槐曰：“批发呈词，要能揣度人情物理，觉察奸刁诈伪，明大义，谙律例，笔简而赅，文明而顺，方能语语中肯，事事适当。”(53)王又槐：《办案要略》，“论批呈词”。这显然超出了很多州县官的能力。

于是，印官不得不倚重幕友批呈。汪辉祖曾谓：“核批呈词，其难其慎，可见幕客尽心之要事，莫过于此。”(54)汪辉祖：《续佐治药言》，“批驳勿率易”。至于官幕如何合作，方大湜说：“刑幕拟批，写在副状之尾。墨笔誊批，写在正状之尾。收词后先送刑幕拟批，拟批后再送本官核定。核定后再送墨笔誊写，誊写后再令经承填写状榜，此通例也。”(55)方大湜：《平平言》卷二，“呈词批语榜示宜速”。黄岩档案显示，“全部诉状的批语实际上均出自师爷手笔”。(56)同前注，田涛、许传玺、王宏治书，第20页。幕友拟批，印官核定，再誊词状。这种做法既兼顾了法律，又合乎于实际。

至于批呈的时间，有人主张“当堂亲收，本日批示”。(57)刘衡：《庸吏庸言》上卷，“理讼十条”。对此，方大湜有持平之论：“是说也，非老吏不能。初试为吏，律例本不洞悉，情伪亦不深知，兼之甫经到任，地方情形又不透澈，放告收词何能当堂批示？不如俟退堂后，将本日所收之词与幕友逐一讲求，再行批示。”(58)方大湜：《平平言》卷二，“放告收词不必当堂批示”。当然，也不能太迟：“至幕友拟批，速固费心，迟亦费心，须谆嘱幕友，切勿延搁，务于收词之次日批示为要。”(59)方大湜：《平平言》卷二，“放告收词不必当堂批示”。可见，收呈之日批示，不太可行。无论官员还是幕友，多为日后拟批。

批呈决定准状与否，如同州县讼事的闸门。能吏名幕时常希望以批息讼。比如汪辉祖说：“与其息于难理之后，费入差房；何如晓于具状之初，谊全姻睦。”(60)汪辉祖：《续佐治药言》，“批驳勿率易”。王又槐也持类似看法：“善听者，只能剖辨是非于讼成之后；善批者，可以解释诬妄于讼起之初。”(61)王又槐：《办案要略》，“论批呈词”。但事实上，善批者凤毛麟角，以批息讼可遇而不可求。以常情来看，批呈的功能主要是过滤案件。如滋贺秀三所说：“作为接受这一请求的官宪一方，批复的要旨有两种可能，或认为现阶段无派遣衙役的必要而驳回请愿；或认为有采取行动的必要故令其等待。前者为‘不准’，后者为‘准’。”(62)同前注⑨，滋贺秀三文。

在实际的用语中，批词多用“候”表示“准”，用“毋讼”之类表示“不准”。准案批语，巴县档案如“候唤讯察断”、(63)《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455页。“候勘唤讯断”；(64)《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554页。淡新档案如“候催差速传讯断”等。(65)吴密察主编：《淡新档案》(17)，档案21302-1，第72页。批驳之语，巴县档案如“毋得涉讼取累”、(66)《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42页。“毋遽兴讼”；(67)《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5)，第626页以下。黄岩档案如“毋庸肇讼”等。(68)同前注，田涛、许传玺、王宏治书，第93页。有的批语略长，直陈词状中的疑点，然后或准或驳。比如淡新档案：“尔将抱养之媳配侄为妻，于理本无不合，何致归宁母家，被其留住预行另配，究竟原抱之时有无说明，因何未立婚书？着即切实另呈覆夺。”(69)吴密察主编：《淡新档案》(17)，档案21202-1，第12页。批语的要诀，如名幕潘杓灿所言：“其准状批语务须切当，然不可字句繁多，使人得以窥测。违式并无理不准者，将不准缘由批于尾上。”(70)潘杓灿：《未信编》卷三，“章程”。尤其是，“不可粗心浮气，略观大意，以不得混渎一语，批出了事。”(71)陈宏谋：《学仕遗规补编》卷三，“陈容驷仕学一贯录钞”。无论准还是不准，都是官府的正式回应。

呈词的准驳，态度要审慎，“无不准无滥准”。(72)袁守定：“听讼”，徐栋辑：《牧令书》卷十七，“刑名上”。原则上，“呈状惟以少准为主。”(73)潘杓灿：《未信编》卷三，“章程”。根据王宏治教授的研究，黄岩档案的告词绝大部分都被驳回。细观不准缘由，多为自行邀理。(74)同前注，田涛、许传玺、王宏治书，第51页以下。从巴县档案来看，初告不准的词状也不少。有的词状，一告驳回，再告亦驳，三告才得准。(75)《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0)，第379页以下。还有的案件，多次呈告无果，直到负伤喊控才得准。(76)《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0)，第346页、第357页、第394页以下。看来，“状不轻准”确非虚言。(77)刘衡：《庸吏庸言》上卷，“理讼十条”。

批呈之后，便对词状进行挂号。《钦定吏部则例》规定：“仍设号簿，将准告准理事件填注簿内，开明已未完结缘由，令巡道稽查督催；该管府州按月提取号簿查核督催，务令依限完结。”(78)《钦定吏部则例》卷四十二，“州县自理词讼及上司批审事件”。《未信编》“章程”载：“已准呈状，必须挂号发行。宜于到任之时，刻一号簿印板刷印成簿。每日将准理呈状，送交内衙挂号之人，逐件排号。将朱语、批语，并原告、被告、干证、承行书吏、差役等人姓名，摘开簿内。”(79)潘杓灿：《未信编》卷三，“章程”。从州县档案来看，词状普遍都有挂号，位于状首或状尾。

挂号之后，是承发。《未信编》“章程”曰：“挂号过呈状，必须发与承发科，令他转分承发吏书。”(80)潘杓灿：《未信编》卷三，“章程”。发房与承行为先后交替的两个步骤。发房的关键是分房。王又槐说得最为透彻：“刑钱交涉事件，每多分析不清，以致争竞。夫刑钱之分，须视其告者来意为着何事。如意在争田房、索钱债、交易税契等类，内有一二语牵涉斗殴无伤，赌博无据，以及别项不法之事，并干连坟山争继者，皆归钱谷；若告斗殴、奸伪、坟山、争继、婚姻，及有关纲常名教一切重事，词内有钱债应追、田产不清等类，应归刑名。”(81)王又槐：《办案要略》，“论批呈词”。巴县的分房，档案整理者曾进行概括：“礼房承办祠堂庙宇，家庭债帐婚姻，杂货药材；刑房承办命、盗、抢、奸、娼、匪、飞、走、凶、伤；户房承办田房买卖、粮税、租佃与逐搬、酒税等案。”(82)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绪论”第2页以下。需要补充的是，工房也承办了很多案件，比如坟茔、(83)《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53页以下。田房、(84)《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453页以下、第630页以下、第619页以下、第675页以下。宗祠，(85)《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301页以下。乃至商事。(86)《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3)，第388页以下、第488页以下、第616页以下。当然，商行朋凶，则归刑房。(87)《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3)，第750页以下。礼房的案件多与宗族和伦常有关。(88)《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0)，第298页以下；《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1)，第163页以下、第172页以下。兵房的案件很少，如渡口要津之类。(89)《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190页以下。总的来说，户房、刑房和工房的案件尤多，其余几房较少。

承发之事，主要涉及书吏：“书办投稿，应将经承姓名列入稿尾，不得仅载‘某房’两字。如两人公承或两房公承，即载明某某公承、某人叙稿字样，庶一目了然。如有应询问之处，即可查照稿尾姓名，指名传唤。”(90)方大湜：《平平言》卷二，“书办送稿须填姓名”。正所谓：“有一呈状必派一吏书承行。承行者，案卷皆其执掌也。”(91)潘杓灿：《未信编》卷三，“章程”。

在诉讼档案的票签中，可以看到承发的印迹。滋贺秀三在谈到淡新档案中的牌记时说：“若拣那些比较清楚的加以复原，则可知四栏者自右依次为‘送稿’、‘发稿’(或‘判发’、‘核判’)，‘送签’(或‘送印’)，‘签发’(或‘印发’、‘发签’、‘发行’)。五栏者自最后侧加有‘发房’(‘发呈’、‘批发’)一栏。所谓‘发房’，是对诉状加以批复并送交胥吏的日期，若批复为‘准’，胥吏则按其批文起草‘令状’原稿。‘送稿’即胥吏提交作成原稿的日期。‘发稿’是长官检查、修改后批写表示批准的‘行’字，再交付胥吏的日期(与原稿本文的日期一致或迟后一日)。‘送签’是胥吏根据确定原稿作成‘令状’正本(但有待朱笔记入处为空白)并提交长官的日期。‘签发’是长官朱笔批复、加捺县印、交付负责衙役即‘票’正式生效的日期。”(92)同前注⑨，滋贺秀三文。巴县档案中的牌记非常类似。上方印有房名，其下是分栏，中间一栏是“经书□□承(稿)”。比如：“工房”“经书向玉成承(稿)”、(93)《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285页以下。“刑房”“经书吴廷士承”，(94)《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376页以下。等等。其余六栏，分别刻有“奉到、发房、送稿、判行、送签、签发。”(95)《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1)，第482页以下。也有五栏的情形：“发房、送稿、判行、送签、发行”。(96)《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2)，第588页以下。可以看到，发房、送稿、判行、送签、签发为大致共通的步骤。承发是官吏之间的互动，基本方式是发和送。

批发包括批呈和承发。官府的批呈是对民众呈告的回应，呈告和官批是一对互动的程序。批呈虽为印官之职，但多由幕友代拟，本官核定。官批的意见主要是准或不准，原则上以少准为主。准状之后，进行挂号和承发。挂号是将词状备案，承发则是将案件交由具体的房科和书吏办理。承发的主要方式是发和送。批呈、挂号是呈告后的必备程序，而承发则是准案的延伸步骤。批发过程中，官吏之间互动频繁。

三、查唤

批发之后，便等候查唤。“查”，主要包括“勘”和“验”。“勘”一般适用于田房或山坟等争议，“验”则通常涉及人身伤害类讼事。“唤”，就是差唤人证。勘、验或单独进行，或与差唤合并执行。如果讼事不需要勘、验，则直接差唤。

查唤的决定，多取决于幕友。汪辉祖说：“权事理之缓急，计道里之远近，催差集审，则幕友之责也。”(97)汪辉祖：《佐治药言》，“词讼速结”。又说：“事关田房坟墓类，须勘结。”(98)汪辉祖：《续佐治药言》，“勘案宜速结”。查唤须以文书为凭。书吏草拟，幕友审核。比如在一件唤票中，幕友添入“协同约保”四字，又将“讯究”改为“审讯”。(99)《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231页。前者旨在增加社会参与，避免肆意专横；后者意在降低官府调门，防止恫吓勒索。“约束书吏是幕友第一要事”，(100)汪辉祖：《佐治药言》，“检点书吏”。诚非虚言。

查唤何时发出，法律并无规定。刘衡认为：“讼牒既准，即应差传人证赴审。”(101)刘衡：《庸吏庸言》上卷，“理讼十条”。从巴县档案来看，查唤多在准案后半个月左右发出。比如咸丰六年姚知县主政，五月廿六日告状，六月初八日发出验唤票；(102)《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1)，第479页以下。咸丰九年，张秉堃治县，五月廿二日告状，六月初四日发出唤票。(103)《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3)，第48页以下、第57页。也有的讼事，准案数日之内就票差，(104)《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0)，第243页以下。但是并不多见。

查唤文书分为“票”和“签”，二者格式相近，勘、验、唤均适用。常态下用“票”，紧急和强制时用“签”。

这里主要谈“票”。先来看一例“勘票”：“巴县正堂张□□(全衔)为查勘事，案据节里九甲(监生)张三泰以统凶毁搂等情具禀熊纯等一案，据此合行查勘张三泰窑厂如何被熊纯、杨光福、熊香林、杨老四毁焚，据实勘明回县禀覆，以凭核讯。去役毋得藉票需索、滋事延迟，如违重究不贷，慎速湏票。咸丰十一年二月十六日。张(行)。”(105)《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218页。再来看“勘、验、唤”三票合一的例子：“钦加同知衔特授四川重庆府巴县正堂加五级记录十二次张□□为勘验差唤事，案据正里九甲文生杨藎臣具告万祥友等霸挖凶伤一案，据此合行勘验差唤。为此票仰刑仵役前去协同约保，查勘杨藎臣业界炭山如何被万祥友等凿挖，据实绘图呈阅，并验明杨藎臣有无被殴伤痕，开单禀覆。该役即将后开有名人证逐一唤齐，依限随票赴县以凭审讯。去役毋得藉票需索、滋事延迟，如违重究不贷，慎速湏票。计开：(被禀)万祥友，(串伙)万祯恒、万甲、万祥清，(干证)曾洪顺，(应讯)杨益川，(拖救)王登武，(词内)凌双合、僧宗传，(抱告)杨豫丰，(原告、文生、受伤)杨藎臣。咸丰十年四月初五日。差：□□□、谢□□。”(106)《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201页。

以上两例可以看出：一、票的主要内容包括票由、案由、查唤内容和对象等方面；二、执行完毕需要销票，勘、验两票还需要回禀；三、票都带有对执行差役的警告语。从诉讼档案来看，差票的“格式规范与文字表达基本定型”。(107)吴佩林、蔡东洲：《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中的差票考释》，载《文献》2008年第4期。滋贺秀三认为：“绝不是‘令状’一经发出，就必然要相应地提出复命书。较之‘票’发出的数量，所提出的复命书的数目尚不及其半数。没有提出复命书的‘令状’是如何处置的，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108)同前注⑨，滋贺秀三文。巴县档案显示，勘和验一般都有回禀。回禀数量的减少，主要与唤票有关。一来唤票并不需要回禀，销票即可；二来唤票发出以后，有些事主纵逃或是达成了和息。

至于拘签，幕友多主张“拘字不必轻用”。(109)王又槐：《办案要略》，“论批呈词”。当然，倘若人证被指拖延抗审，官府便会命令“随签赴县”。(110)《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3)，第154页以下。

差唤的执行，主要由书吏和差役出面，约保协助。尽管官箴中时常强调“拘审时断不可即差快皂，致滋需索，只须牌给原告，着交该里总甲，或乡保拘唤。”(111)田文镜、李卫：《州县事宜》，“放告”。但由于原差是差唤的主要责任人，故意拖延或者舞弊，会遭到责比。(112)参见《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2)，第498页。因此，在差唤时，约保只能是协助，充当带路人等角色，不可能真正代替衙役。

勘查之事，向归工房书吏。在勘后回禀中，经常出现“具禀工书□□□”等称谓。(113)《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48页。对于回禀，州县官(通常由幕友秉笔)要进行批复。比如，在勘禀中批示“悉绘图存”或“禀悉票销”等等。(114)《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222页、第261页。如果勘查失败，会批示“未据勘明声叙，着即明白另禀”等等。(115)《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38页。

验伤照例由刑仵承担。验禀中常有“刑仵□□□”字样。(116)《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6)，第184页。倘若查验有伤，一般回禀“伤单另附”；无伤则禀称“并无伤痕”。(117)《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0)，第89页。如果验伤失败，还需禀明缘由。(118)《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1)，第766页以下。在实践中，也有验票发出后，事主“自行来辕”验伤的情形。(119)《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0)，第591页。需要说明的是，验伤无痕并非一定是无中生有。在巴县档案中，验伤一般都在呈告七天以后进行，(120)参见《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0)，第81页。若是普通拳殴，彼时很难留下明显的伤痕。

查唤之事，容易滋生吏役舞弊。汪辉祖曾曰：“公役中岂有端人，此辈下乡，势如狼虎，余尝目击而心伤之。是以昔年佐幕，每属主人勿轻佥差。及身亲为之，于此尤慎。”(121)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上，“票差宜省”。进而主张：“事非急切，宜批示开导，不宜传讯差提。人非紧要，宜随时省释，不宜信手牵连。被告多人，何妨摘唤。干证分列，自可摘芟。少唤一人，即少累一人。”(122)汪辉祖：《佐治药言》，“省事”。因此，差唤名单非常详细，票签不但逐一开具，而且还注明涉案身份。个中信息，直接源于事主的告词。差唤完毕，须“呈送到单一纸，开明某到、某因何事故不到。内衙查对原词，不到者果非紧要人犯，到单留内，候审时带出点名。”(123)潘杓灿：《未信编》卷三，“章程”。尔后，原差销票，“不得遗留于差役之处，使彼以牌票未销为词，指诈犯证无已也。”(124)潘杓灿：《未信编》卷三，“章程”。在实践中，差役勒索若被具禀，会遭到责惩。(125)《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20页以下。

作为对策，州县官要求票差限期完成。以刘衡为例：“一切户婚田土已准之案，签差出票总以收呈之次日辰刻为率，断不稍延。仍计道路之远近，人数之多寡，案情之难易，亲自酌定到案之日期，朱注于票，墨注于簿。近者定以即日及一二三日，各予以余限一日；远者定以四五六七八日，各予以余限二日。”(126)刘衡：《庸吏庸言》上卷，“理讼十条”。据滋贺秀三研究：“信票正本上也有“限 日销”的固定文字，天数用红笔填写。大部分为三～五天，短则即日，长者偶见有十日左右。然而，可以说，如前所述，没有在信票本身所规定的期限内提交复命书的事例。”(127)同前注⑨，滋贺秀三文。他又说：“复命书的日期距‘令状’提出的日期需经过二十天或一个月左右，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128)同前注⑨，滋贺秀三文。巴县的情形与淡新档案一致，限期很短，大部分票差都超过限期回禀。之所以普遍超期，主要是官府给予的期限过短。但是，并不能说这种期限没有意义，因为严重超期的例子也很少见。毋宁说，这个限期是一个宽泛的约束。

查唤是官府批发词讼之后，采取的传唤和调查行动。差唤专为传集人证，查勘适用于田房山坟等争议，查验则涉及人身伤害类讼事。查唤多由幕友主导，以文书为凭，书吏草拟，幕友审核。查唤文书分为票和签，常态下用“票”，紧急和强制时用“签”。查唤的执行，主要由书吏和差役承担，约保协助。查验无论成败，都要回禀并附必要图单，幕友知悉后批复。差唤则销票即可。查唤的票、禀、批共同构成一个互动结构。同时，查唤容易产生吏役舞弊，官府一般以限期和警告加以约束。不过，期限比较宽泛，而舞弊一旦证实就会责比。

四、诉禀

准案之后，官府的回应为查唤。被告的反应，则是提出诉状。倘若告、诉之后，民众继续呈词，为“续词”，通称“禀”。

学界对呈控文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告”，对其它类别，未作深究。滋贺秀三曾笼统地说：“如果我们要为以‘呈’或‘禀’的形式提出、观其内容被统称为‘状’或‘词’——我们一般称之为‘诉状’——的东西确定一个性质，那可将其定义为陈述冤情、请求执行和催促执行的请愿书。”(129)同前注⑨，滋贺秀三文。

《大清律例》涉及呈控文书类别的，只有一条：“凡词状止许一告一诉，告实犯实证，不许波及无辜，及陆续投词牵连原状内无名之人。”(130)同前注，田涛、郑秦书，第484页。这里提到的词状主要有三种，即：告状、诉状和投词。

告状前已述及。这里先谈诉状。诉状的形式，与告状无异，只是以“诉”字标明类别，(131)《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3)，第200页以下。也偶见“(呈)告”和“禀”的混用。(132)淡新档案中不标明“诉”状的较多，也有标明“诉”状的情形。吴密察主编：《淡新档案》(24)，档案22705-10，第10页；档案22707-4，第58页。诉状的功能，主要是对告状的回应。“从诉状的内容来看，无论其或真或假，亦或是半真半假，都有其功能。诉状的提出，主要是取得对案件事实的对等阐述权；如果缺席，无异于在听讼之前就先输一筹。从诉讼档案来看，被告如果不提出诉状的话，一般会尽力和息。既不和息也不提出诉状，完全被动应诉的情况并不多见。总的来看，‘一告一诉’的格局是清代州县讼事的基本形态。”(133)汪雄涛：《清代州县讼事中的国家与个人——以巴县档案为中心》，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5期。诉状提出的时间，一般在差唤以后。(134)比如：咸丰十一年十月廿六日告状，十一月初六日发出唤票，十一月初八日呈具诉状。参见《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3)，第319页以下、第326页以下、第328页以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告状能否得准本身是一个未知数。在告状未准之前提出诉状，会显得多此一举。诉状的提出者，“主要是告词中列名的被告，有时也包括其他牵连方。清代状式的被告人数以一至三人居多，五人以上的情形也偶尔有之。不过，提出的诉状一般少于被告的人数，因为有些被告没有提出诉状或是被其他诉状所吸纳。诉状的提出者一般是告词所列的被告，及其亲属。有时候，还有被添唤之人提出诉状。其他参与者提出诉状或有撇清关系的目的，也有帮诉的成分。绝大多数情况下，诉状都是由被告提出。”(135)同前注，汪雄涛文。诉状提出之后，官府一般会批“候讯”或者“候质讯”。(136)有时批语也会更详细，比如“龙全盛刁拐尔媳私逃，事隔半月始行呈控，其中有无别情，候唤讯察究。”《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2)，第189页以下。

由于《大清律例》只许“一告一诉”，如果争讼各方要继续呈词，就不能再称为“告”和“诉”。《福惠全书》载：“夫格状之外，又有投词者，因格状限字，故须投词详叙始末耳。”(137)黄六鸿：《福惠全书》卷十一，“放告”。按照字面涵义，“投词”与“告状”很容易理解成“一详一略的关系”。(138)郭润涛教授认为：“‘投词’与‘告状’之间的关系，《福惠全书》说得很明白，是一详一略的关系。上文也已说明，‘告状’是一份格式文书，其中说明‘事由’的部分，限以字数，所以它不能巨细勿遗地说明事件的详情。可是官府处理诉讼事件，必须全面地了解事件的因由、经过、牵涉的人证等等。因此，还必须由原告提交一份详细说明事件缘由的文书。”前注，郭润涛文。但是，清代实行状式制度，目的之一在于避免枝蔓。倘若通行一种不限字数的呈告文书，则国家对词状的规制就形同虚设了。事实上，吴宏的《纸上经纶》就载：“仰代书及投词人等知悉，嗣后民间讼牒，务照后开款式，恪守遵行。”(139)吴宏：《纸上经纶》卷五，“告示”。可见，“投词”也要遵守状式，并非“告状”的详细扩展版。

“投”，有“呈递”之意。广义的“投”，可指呈递各种文书，(140)有关清代民间的投状研究，参见俞江：《论清代“细事”类案件的投鸣与乡里调处——以新出徽州投状文书为线索》，载《法学》2013年第6期。包括告、诉状。(141)比如：“告、诉投到正副各词，俱要代书戳记，如无，不阅。”吴宏：《纸上经纶》卷五，“告示”。但是，在告、诉状之后呈递的“投词”，应作狭义讲，专指“续词”。前述“诬告”条例中的“陆续投词”，就是“续词”。又据《未信编》“章程”，“凡序问断案卷，始于原词，次行拘票案，次诉词，诉词票案，次投词，俱先依次序粘连成卷。”(142)潘杓灿：《未信编》卷三，“章程”。按照次序，“投词”位于“原词”和“诉词”之后，也是指“续词”。黄六鸿曾说：“凡狱讼止贵初情，若投词之中又添一事，又牵一人，则前告分明是诳。”(143)黄六鸿：《福惠全书》卷十一，“放告”。汪辉祖也说：“初词止控一事，而续呈渐生枝节。”(144)汪辉祖：《续佐治药言》，“核词须认本意”。这里的“投词”与“续呈”是同一物，皆是续词。

在文书方面，续词一般使用标为“禀”或“呈”的格状，这里通称为“禀”。这是因为，告、诉和续词在文书上都会泛称“呈”，如“告呈”、“诉呈”和“续呈”，但极少称“告禀”和“诉禀”，“禀”与告、诉具有明显的区分。同时，在诉讼档案中，也有将续词称为“续禀”的用法。(145)《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241页。所以，用“禀”来指“续词”比较恰当。

从类型上讲，“诉”仅是与“告”相对的呈词，而“禀”则可见于案件了结前的任何环节，并不止于讯前。正如滋贺秀三所言，“诉讼不管进行到哪个阶段，如果两造以及其他什么人，已经没有什么新的诉讼要求而沉默了，该案就因此而了结。反之，只要当事人反复地提出一些申告，诉讼就还没有结束。”(146)滋贺秀三：《清代州县衙门诉讼的若干研究心得——以淡新档案为史料》，姚荣涛译，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8卷)，第537页。可以说，讼事越复杂，续禀越多。否则，就越少乃至没有。(147)参见《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474页以下、第486页以下、第493页以下。

从功能上来讲，“续禀有两类，一类是程序性续禀，包括催禀和添禀。前者是催促官府采取积极的行动，后者是根据案情请求添唤证人。另一类是内容性续禀，主要是进一步对相对方提出的案情陈述进行辩驳。这二者有时单独出现，有时夹杂在一起。”(148)同前注，汪雄涛文。内容性续禀多是对案情的叠加，不必展开。这里主要谈一下程序性的催禀和添禀。

关于催禀，方大湜曾说：“原告无故两月不到，例应注销。一切词讼事件，如被告人传未到，原告又久不呈催，多系两造不愿终讼，或已在乡间私和，其所以未递息呈者，特为省衙门费用计耳，此等事应即注销。如有难销之案，原告必定复控，俟复控时再为差唤有何不可耶？”(149)方大湜：《平平言》卷二，“原告久不呈催”。可见，即便是名吏方大湜，如果事主不积极推动，讼事便会自动注销。催禀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至于添禀，为了防止讼事扩大以及避免拖累，官府往往尽力控制差唤的范围。但随着诉禀的深入，争讼的一方或者双方都可能禀请添唤证人。(150)《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58页以下。但官府对增加证人深怀戒心，不会轻易允准。(151)《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3)，第4页以下。如果民众坚持的话，官府一般会同意添唤。(152)参见《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2)，第454页以下、第498页、第626页、第659页、第666页、第671页、第694页。“倘若事主没有将重要证人添唤，要么讯而难断，要么因此败诉。所以，为了赢得官司和免受拖累，事主会尽量添禀人证。”(153)同前注，汪雄涛文。

“诉”是对“告”的回应，“一告一诉”是州县讼事的基本形态。此后，争讼各方若要继续“投词”，在性质上就属于“续禀”。续禀可分为内容性续禀和程序性续禀，内容性续禀主要是阐述案情，程序性续禀主要是催禀和添禀，目的在于催审和添加证人。应诉和续禀意味着讼事程序的对抗性。

五、和息与审断

诉禀之后，讼事便进入审断环节。倘若事主不愿继续争讼，可能会在审断以前和息。

和息的动因，主要是基于利害考虑。“随着讼事的推进，巨大的讼累时刻都在考验事主争讼的决心。如果词讼的审断结果大致可以预料，而诉讼成本又在显著增加的话，继续争讼对各方而言都非明智的选择。因此，见好就收与适时止血，就成为优劣各方的一致立场，和息也就自然地登场了。”(154)同前注，汪雄涛文。

和息发生的时间，一般介于呈告和审断之间。少量的和息，发生在告状后不久，如“呈词尚未上格”之时。(155)《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105页。这类讼事往往比较简单，告状要么出于一时激愤，要么只是一种策略，两造都无真正兴讼的意愿，因而一告即息。不过，巴县档案显示，多数和息发生在“差唤候讯”之时。(156)《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2)，第184页以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差唤之前，官府会否干预，尚在未定之中；而一旦差唤，审讯的压力接踵而来，是和是讼，须作决断。

和息的文书，大体可分为息状、息约和拦词三类。“息状”最为常见，由调处人向官府呈交，表明愿意止讼和息，格式与一般状词相同，末尾有官批，名称通常为“息状”、(157)《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250页以下。“和息呈”，(158)吴密察主编：《淡新档案》(17)，台湾大学图书馆2006年版，档案21207-6，第55页以下。等等。“息约”是事主具名的息事合约，约文后有见证人，末尾无官批。(159)《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6)，第703页以下。“拦留契约”也属此类。(160)吴佩林、李增增：《拦留：〈南部档案〉所见清季地方社会中的纠纷解决》，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比较少见的是“拦词”，(161)《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105页。形式介于息状与息约之间，由调处人出立，既无事主具名，末尾又无官批，以拦告和息为目的，偶见于诉讼档案。和息文书的内容，一般以叙述事由开头，然后表示息讼理和，并立以文书为据。

官府对和息的态度，理论上分两种。汪辉祖提倡息讼，他认为：“词讼之应审者，什无四五。”“间有准理后，亲邻调处，吁请息销者，两造既归辑睦，官府当予矜全。可息便息，宁人之道。断不可执持成见，必使终讼，伤同党之和，以饱差房之欲。”(162)汪辉祖：《佐治药言》，“息讼”。刘衡则相反，主张“准则必审，审则断，不许和息”。“盖一准告息，则讼棍逆知状可息销，便敢放心告状，即使凭空结撰，概属虚词，但须于临审之前数刻，一纸调停事即寝息。其诡密之情形，鬼蜮之伎俩，官既未讯，无由得知，彼诬告者竟终其身无水落石出之时！”(163)刘衡：《庸吏庸言》上卷，“理讼十条”。从实际情况来看，准予息销是官府的普遍态度。(164)参见《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250页以下；《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1)，第524页以下；吴密察主编：《淡新档案》(25)，档案23422-20，第393页以下。对讼事积压的州县而言，这种立场不难理解。

如果讼事没能和息，事主又坚持诉禀的话，审断就成为必然。所谓“审断”，是审和断的合称。(165)审讯之事，官箴书多称“审”，诉讼档案多称“讯”。前者以《福惠全书》、《佐治药言》为代表；后者以巴县档案、淡新档案为代表。审，即“审讯”，断是“裁断”。里赞教授认为“审不一定断”，(166)同前注⑦，里赞书，第66页以下。审和断是两个独立又关联的环节。

讼事的审讯，是州县官的法定职责。《钦定吏部则例》规定：“印官将地方词讼不行亲审，曲徇情面，批发佐杂者，将印官降三级调用。”(167)《钦定吏部则例》卷四十二，“印官徇情批发词讼”。同时，滥批乡地也在禁止之列：“凡州县等官遇有民间一应词讼细事，如田亩之界址、沟洫及亲属之远近亲疏，许令乡地呈报，地方官据复核明，亲加剖断。如不行亲审，批令乡地处理完结者，罚俸一年。”(168)《钦定吏部则例》卷四十二，“地方事件滥批乡地”。此外，虽然州县官办理刑名主要倚赖幕友，但终究“听讼是主人之事。”(169)汪辉祖：《佐治药言》，“词讼速结”。幕友的作用无论被渲染得多么重要，(170)此类说法，以韩振为代表，“以司道察守令，以督抚察司道，是谓外之显治。……外掌守令司道督抚之事，以代十七省出治者，幕友也。”《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五，“吏政”。都无法摆脱其依附属性。这一点，汪辉祖的“佐治”一语最为允当。(171)参见汪辉祖：《佐治药言》，“尽心”、“不合则去”、“勿轻令人习幕”；《续佐治药言》，“须成主人之美”、“宾主不可忘形”。所以，尽管代讯之事在所难免，(172)《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1)，第27页以下、第150页以下。但讼事审断的主体依然是州县官。

讼事审断的期限，法有明文：“州县自理及户婚田土等项案件，定限二十日完结。”(173)《钦定吏部则例》卷四十二，“州县自理词讼及上司批审事件”。因此，官箴书都强调“听讼速结。”(174)汪辉祖：《佐治药言》，“词讼速结”。方大湜说：“审理大小案件均有限期，若不熟悉审限，便不知轻重缓急，必至任意搁延。”(175)方大湜：《平平言》卷二，“审案限期”。刘衡也认为：“若稍为延缓，则旧案未结，新案复来，愈积愈多，小民受累。一讼之费，动辄破家，轻则激而上控，甚则酿成命案，其害不可胜言。”(176)刘衡：《庸吏庸言》上卷，“理讼十条”。审讯的具体日期，取决于幕友的综合考量：“权事理之缓急，计道里之远近，催差集审，则幕友之责也。示审之期，最须斟酌，宜量主人之才具，使之宽然有余则不至畏难自沮。”(177)汪辉祖：《佐治药言》，“词讼速结”。巴县档案显示，喊控案件一般当天或次日能够得到审理。(178)《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1)，第62页以下；《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5)，第14页以下。其余讼事，即便只是一告一诉，也很难在二十天之内审结。(179)《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1)，第12页以下。其中的原因，固然有官僚体制的弊端，但客观来说，二十日审结一件讼事，放在现代，也非易事。总体来看，普通讼事的审结大多在两三个月左右，严重超期的案件也很少见。

审前的准备，首先是点到和悬牌：“凡差役拘齐人犯，于早堂先递到单，原差挨次照单押点。点过带起，将单入内。照原词查明原被干证，即刻悬牌，示以次日午堂听审。”(180)潘杓灿：《未信编》卷三，“章程”。点到的文书称为“到单”或“讯单”，列有原、被、干证人等，并将“不到”注明。(181)《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5)，第88页以下。其次是熟悉案情：“本日挂审牌之后，该吏即具禀某某件于次日午堂听审，以便内衙经管人预知。即将起数亦粘连成卷，每起一束，送至理刑名处，先行详看，与本官逐件商酌，如何审问，如何发落。”(182)黄六鸿：《福惠全书》卷十一，“审讼”。幕友与州县官对案情的商讨，是审前准备的关键。

审讯的具体流程，《福惠全书》的记载可作参照：“午堂审日，仍候三梆坐堂，照牌次序唤审。审时止许招书一名，在堂口左侧详口供，挨次写录，毋得错落原供，潦草字迹；门子一名，在堂檐右侧站立，听候执签。原告照牌跪于仪门内左阶下，被告照牌跪于仪门内右阶下，干证跪于仪门内中阶下，静听唤问，不得擅起上前喧禀，违者重责。审毕，招房即将口供呈堂。判日，封缴案上，候出审语，发房存案。”(183)黄六鸿：《福惠全书》卷二，“堂规式”。实际上，“初讯不能定断在清代州县讼事中比较常见。倘若初讯没能查明案情，官府就只能谕令覆讯。”(184)同前注，汪雄涛文。

审断环节的文书，有录供和判词两种。审讯的记录，巴县档案称“录状”，淡新档案称“供状(口供)”。(185)吴密察主编：《淡新档案》(21)，档案22501-11，第8页以下。尽管二者的名称略有差异，但样式和内容完全一致：“录供是粘贴在名单后面的墨笔记录，由负责记录的胥吏在闭庭后作成，并经长官审阅确认。并不是一问一答的形式，而是每个出庭者另起一行，将其供述概要整理为一段后记入。而且，最后多将长官发言的概要即‘堂谕’一并记入。”(186)同前注⑨，滋贺秀三文。州县官的谕令包含在供词之中，是审断结果的概述，也是录状的核心。(187)《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3)，第645页以下、第669页以下。至于判词，由于并非讼事审断的必要文书，实际情况有些差异。(188)同前注⑦，里赞书，第77页。巴县档案中判词比较少见，淡新档案大多既有录供又有判词。(189)吴密察主编：《淡新档案》(20)，档案22418-15，第19页以下；淡新档案》(21)，档案22502-19，第24页以下。判词的优点，是对官府判决思路的清晰展现；录供的长处，是对案情和审断的详细记录。较之判词，录供是讼事审断所必需，其核心是包含审断结果的谕令。

州县讼事中的和息，一般发生在审断之前，其文书可分为息状、息约和拦词。官府的态度，总是乐见其成。如果事主坚持诉禀，审断就成为当然环节。讼事审断的主体是州县官，定限二十天完结。虽然期限过于苛刻，但严重超期的情形也很少见。幕友与州县官对案情的商讨，是审前准备的关键。审断的过程，以录供的形式呈现，谕令为其核心内容，判词并非必要的文书。

六、复禀与上控

如果事主对审断不满，会复禀于州县或者上控。在州县讼事之中，复禀与上控仅占少数。

审断后又禀，可称“再禀”或“复禀”。其与“续禀”不同，前者是官府已作审断，后者是审断尚未完成。

复禀的类型，按原因可分为三种：一是认为审断不彻底的复禀；(190)《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0)，第53页以下。二是不满审断结果的复禀；(191)《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440页以下。三是请求执行的复禀。(192)《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548页以下；《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3)，第464页以下。从巴县档案看来，第一种较少，第二种略多，第三种最多。

官府对复禀的反应，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请求原因。上述前两种情形，官府认为已经完成审断，会以“案经讯明”驳回。(193)《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0)，第329页。第三种情形，通常都会予以支持，比如以“再行禀请签逐”助威，(194)《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2)，第329页以下。或者直接“候签差催缴”。(195)《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3)，第464页以下。二是具结与否。如果具结之后复禀，官府常以“案经讯明断结”为由批驳；(196)《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61页。倘若没有具结，可能进行覆讯。(197)《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0)，第452页以下。刘衡曾主张：“审断设有错误，亟宜自行改正以免上控也。”(198)刘衡：《庸吏庸言》上卷，“理讼十条”。但实际上，州县官对此比较消极。

据清末诉讼习惯调查：“原被告不遵断时，又有二方法：一，呈明不服之理由于审判官，请求再审；二，提出不服之事由于上级官厅控诉。广西习惯，上诉之案多于再审，因审判官已经判断，每不许其请求再审，且或有因其不服而将原、被告收押勒令具结者。”(199)石孟涵辑：《广西调查民事诉讼习惯报告书》，清宣统二年(1910)刊印。这一点，与州县诉讼档案高度一致。

如果复禀无果，事主可能会到上级衙门呈控。当然，也可能不经复禀直接上控。

州县讼事的上控衙门，以府最为常见。《大清律例》“越诉”条规定：“凡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200)同前注，田涛、郑秦书，第473页。巴县档案显示，讼事的上控，府衙占绝大多数。《钦定吏部则例》又规定：“外审民间词讼，州县审断之后，赴督抚藩臬等衙门具控者，饬令本管道府按事之重轻，或亲行集讯，或委员另审，将审拟情由详明该上司查核。其中稍有疑义，该上司即亲行提审。如赴道府衙门呈诉者，即行亲审。”(201)《钦定吏部则例》卷四十二，“上控词讼委员审理”。在实践中，少量讼事会上控于道，(202)《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4)，第366页以下；《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5)，第77页以下。藩臬衙门仅为个案。(203)《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0)，第160页以下。

上控的文书为格状，与州县呈告相同。不过，上控词状的字格较多，实际可达四百以上。(204)《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0)，第361-365页；《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1)，第345页以下。因为上控案件普遍比较复杂，而且还要将告县的情况予以叙明。

上控案件的准理，与州县不同，上司很少批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为司法中层的知府与臬司，其所承担的主要功能就是兜底和洗冤。”(205)汪雄涛：《清代司法的中层影像：一个官员的知府与臬司经历》，载《政法论坛》2014年第6期。只是，府道等衙门对上控讼事，一般并不直接审理，而是令州县“集证覆讯”。(206)《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5)，第689页以下。但对疑难案件，上级官府也会“将人证解到”提审。(207)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6页以下。如果提审之后未便定断，会让州县“将发来人卷查收，逐一研讯断结具覆。”(208)《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1)，第250页以下。在上控讼事中，下行州县的文书多称“札”，(209)《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1)，第570页以下。州县的回禀曰“详稿”，(210)《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2)，第140页以下。二者构成一个双向互动。

对上控衙门札发的讼事，州县的态度比较谨慎。汪辉祖提倡置一“宪批簿”：“记上官批发词讼，奉批日月及易结难结之故……置之案头，日吊卷查阅，或须审结，或可详销，自为注记。”(211)汪辉祖：《学治说赘》，“宪批簿”。应当说，上控给州县带来明显的压力。如果确有冤抑，会就此改正；(212)《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1)，第254页以下。倘若原审无偏，也会拒绝再审。(213)《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75页。“清代的诉讼，没有‘终审’之说，只要民众认为确有冤抑，在制度上就开放给民众禀控的选择。否则，在一个完全依照官僚系统自我监察的制度之中，民意将无法安放。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众的禀控，是对清代州县讼事最为真实和有力的监督。”(214)同前注，汪雄涛文。

州县讼事的复禀，源于事主对审断的不满。但除了执行类复禀之外，州县大多予以批驳。在此之外的选择，就是上控。上级衙门对于上控，很少驳回。不过，上司很少直接提审，通常札转州县审理，并将审断结果具覆。这种禀控制度，是对州县讼事最有力的监督。

七、具结

州县讼事的完案，为“完结”。(215)《钦定吏部则例》卷四十二，“州县自理词讼及上司批审事件”。出具完结手续，称“具结”，其文书为结状。

虽然审断的作出表明官府完成了裁决，但并不意味着两造会接受。只有当事人出具结状，案件在程序上才算完结。此外，具结的前提，是经官府完案。无论审断，还是呈请和息，都属于完案的范畴。反之，如果讼事由民间自了或是不了了之，就不需要具结。

具结的时间，一般在审断或准息后不久。汪辉祖主张“审案贵结”，(216)汪辉祖：《学治臆说》，“审案贵结”。即审完之后要尽快具结，以便民众各治其生。从诉讼档案来看，具结通常在审断或准息的当天，(217)吴密察主编：《淡新档案》(21)，档案22502-21，第25页以下。乃至数日之内。(218)《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622页以下。

具结的类别，按功能可分为三种：一是仅表示甘结的普通结状。(219)吴密察主编：《淡新档案》(21)，档案22507-12，第121页。二是有人或物交付的缴状和领状，二者互相对应。(220)《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1)，第59页以下。夫妻离异，也要出具结状和领状。(221)《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1)，第596页以下。三是附随一定义务的保状和限状。在州县讼事中，有时会通过拘押来督促官断的执行。(222)《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1)，第117页。对严重“不应”之人，也会拘押或枷示。(223)《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0)，第390页。地点多为卡房。张集馨曾说：“卡房最为惨酷，大县卡房恒羁禁数百人，小邑亦不下数十人及十余人不等；甚至将户婚、田土、钱债细故等亦拘禁其中，每日给稀糜一瓯，终年不见天日，苦楚百倍于囹圄……前此通省瘐毙者，每年不下一二千人。”(224)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5页以下。如果不尽快保出，会有性命之忧。(225)《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0)，第61页。保状是用来将关押责惩之人取保，或疏枷保释，(226)《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618页。或取保候审，(227)《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0)，第115页。或取保就医。(228)《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1)，第149页。如果在押因病身死，还要出具验尸单、录状和领埋文书。(229)《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2)，第347页以下。限状则是限定一定期限履行判决，多为债务，(230)《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508页。或田房。(231)《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385页。后两类具结，实际上包含了执行的功能。

结状的内容，非常格式化。一般以具结人开头，进而叙述案由、案情和结果，最后表示息讼甘结。滋贺秀三指出：结状“是与法庭的堂谕相对应的”。(232)同前注⑨，滋贺秀三文。从巴县档案来看，结状几乎是对断语的重复。(233)《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661页以下。结状的末尾，是具结人画押。此外，结状也需官批，如“准结”或“准结，以后如再妄为，定并究。”(234)《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2)，第33页。如讼事涉及面较广，具结后还要“镌碑示谕”。(235)《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110页以下。

结状的数量，至少两份。大多数情况下，原被各一。如果一人涉及多项不应之事，需要多项结状。(236)《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9)，第269页以下。同时，多人卷入一项复杂讼事，也需要多方具结。(237)《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3)，第90页以下。具结的目的，除了表示完案之外，还要防止讼争的再次发生。当然，具结再告的情形也会发生，官府一般会申饬和批驳。(238)《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13)，第298页以下。之所以会如此，除了事主反悔的因素，更普遍的原因，应该是官府强制具结。但只要事主不服官断，讼事还会继续。中国社会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会消解程序本身。

具结是讼事的完案程序。它除了表示结案之外，还有保障执行和防止讼争的功能。结状不仅高度格式化，而且与断语之间具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在事主画押和官府批准之后，讼事形式上走向终结。

八、结语

清代州县讼事的运作，以文书为核心。除了审断以口头为主外，其余环节皆以文书往来为主要方式。即便是审断环节，最终还要作成供状，双方的陈述和官府的断谕都包含其中。可以说，“无文书，无诉讼”。

同时，文书之间具有明显的互动结构。这些诉讼文书的发生并非单向的，而是有来必有往，始终贯穿于官民、两造和官吏之间。官民之间的“告—批”，两造之间的“诉—禀”，官吏之间“发—送”、“禀—批”，再集中于官、民、吏都参与的“供—审”，最后是官民之间的“结—批”。文书互动和程序互动相为表里，共同容纳了事实陈述、证据呈现、程序推进、当堂审讯和执行完结等功能，具有浓厚的沟通理性。

此外，诉讼程序中的文书，具有鲜明的规范性。一是不同环节有不同的文书。从呈告、批发、诉禀、差唤、审断、禀控，一直到具结，都有不同类型和功能的诉讼文书。二是不同州县同一环节的文书具有共通性。虽然不同地域、不同州县的诉讼运作略有不同，但是，这些文书总体上大同小异，在结构上具有明显的共性。甚至，文书的格式和用语等细节，也非常相似。这种高度的规范性正是帝制中国文牍理性的结晶。

文书和程序上的规范色彩，带来正反两方面的效应。正面效应是诉讼的专业化。通过一系列规范的文书和紧密互动的程序，使中国在帝制晚期就成功建立了一套专业化的诉讼程序。其规范的程度，并不逊色于同时期的西方国家。(239)相关研究，参见毛玲：《英国民事诉讼的演进与发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但同时，也带来诉讼成本过高的负面效益。在识字率低下的前现代社会，法律文书的制作主要依赖于相对专业化的讼师和书吏，再加上官僚制度所固有的贪腐行为，使整个讼事程序运作起来格外沉重，以至于相当多的案件不能正式完结。这种文牍负担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诉讼程序的效能。

从性质上说，清代州县的文书与程序，属于一种前现代治理的文牍技术。(240)黄仁宇先生认为，中华帝国通过官僚群体管理整个国家，而方法则依靠文牍。相关论述参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2页。基于官僚制管理的性质，这些文牍规范往往是严格规定，宽泛执行，只要不超出规则太远即可，更不会出现“程序正义”的问题。(241)参见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以下。更何况，清代的中国，是帝国而非民国，维护民权并非国家的宗旨，词讼细故更在政治重心以外。职是之故，在会典、律例、则例等正式法律中，讼事程序屈指可数。讼事规范更多地是作为一种地方治理的经验，通过官箴等形式运用于实践。但另一方面，所谓“前现代”与“现代”并非泾渭分明，作为经验的治理技术更是如此。清初名幕潘杓灿在《未信编》中撰有“章程”十则：“放告、准状、承行、拘提、听审、用刑、问拟、照提、监禁和发落”，(242)潘杓灿：《未信编》卷三，“章程”。其中前五种可视为讼事的一般程序。这种程序规范的出现，意味着帝制晚期的治理体系正孕育着司法程序上的现代性。

更为重要的是，治吏与养民是官僚体制的一体两面。虽然治吏才是文牍技术的出发点，养民并非文书与程序的目的。但是，客观上的文牍理性，仍有利于司法公正和民众利益。清代州县讼事的文书与程序，虽是一种前现代治理的文牍技术，但在现代文明来临之前，司法公正无法通过程序正义来保障时，文牍理性可能是最佳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