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琴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我们要“着力解决发生在基层和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问题，让正风反腐给老百姓带来更多获得感。”[1]而公众对政府的反腐败工作所持的态度及感知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他们的获得感。我国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压倒性胜利，但大量腐败案件的密集曝光也给社会公众带来强烈的心理冲击。[2]短期内反腐败力度的加大不仅不会增加公众对政府的廉洁感知水平，反而可能会降低其感知水平[3]，而社会公众低水平的廉洁感知会显著地降低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4]，以及对社会制度的满意度水平[5]，严重的话甚至会削减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所以，就腐败治理的实际效果和最终目的而言，公众的主观感知所反映出来的反腐倡廉形势更加值得重视。[6]

近年来，党和国家的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与之相对应的公众廉洁感知水平有无提升成为我国各级政府关注的重点，但目前学术界对廉洁感知的相关研究并不多[7]，且通常采用客观测量和主观测量两种方法来测评公众廉洁感知与政府反腐力度等变量的关系。客观测量是对司法机构公开的腐败案件数量、媒体新闻对腐败问题的报道或腐败对经济造成的损失等公开数据进行推算，以测评其对公众廉洁感知的影响。主观测量则是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了解公众对政府反腐绩效的主观感知和印象评价。[8]客观测量由于只能反映出官方显在的反腐败状况，其信度常常遭到质疑。[9]而主观测量法得出的公众对廉洁绩效的评价虽然并不等同于实际的廉洁水平，但却可以反映出公众对廉政建设的政治性民意，对执政者往往更重要[10]，因此主观测量也是学术界目前普遍采用的测量方法。已有的主观测量实证研究显示，随着政府的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以及目前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取得，公众的廉洁感知水平并没有提升甚至出现了下降[2]，政府的反腐力度和公众廉洁感知之间存在差距。

目前，学术界都是通过量化的方法，测量各种变量对公众廉洁感知可能产生的影响，从而了解公众廉洁感知与实际反腐绩效的相关程度。[2]为了准确把握公众廉洁感知状况，学术界也致力于构建中国语境下的更科学的测量指标体系[11]，或者更细致深入地分析变量之间的层级差异如何对公众廉洁感知产生影响及其作用机制。[3]但公众的廉洁感知是一个多重多变的复杂构建过程，目前学界通过单一的定量测量模式去解释多样复杂的感知主体，不免以偏概全，且这些研究的视角都把国家和政府作为腐败治理的主体，在研究中公众的廉洁感知仅作为“被测量”“被观瞻”的对象，公众作为感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没有被充分考虑。公众观念中“腐败”“反腐败”究竟指什么，其廉洁感知背后深层的构建逻辑和蕴涵的廉洁诉求又是什么等问题没有被充分讨论，也即对公众廉洁感知与政府反腐败力度之间存在的张力是如何形成的并没有进行解释。公众廉洁话语作为公众参与反腐败斗争、表达自己廉洁诉求的重要形式，蕴涵着公众对正风反腐等一系列反腐败政府行为的看法和认知。因此，本研究采取话语分析的定性研究方法，探讨公众廉洁话语的情感特征及其生成机制，从而打开公众廉洁感知的内部结构，探寻公众廉洁感知与政府反腐败力度之间张力的成因，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公众的廉政舆情，研判公众的廉洁诉求，为研究公众廉洁感知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二、公众廉洁感知研究路径：概念梳理与研究取向综述

公众廉洁感知①作为一种主观感受常被用来了解和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廉政建设情况，其概念的发展与反腐败绩效的测评关系紧密。20世纪中叶，西方学者在“廉洁感知”这一概念提出之前，曾用“腐败传说(Folklore of Corruption)”来概括民间对于腐败问题的看法及其相伴的情感，它强调实际的腐败程度与公众主观感受的差异性[12]，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腐败传说”这一概念已经包含了公众廉洁感知所度量的观念事实与价值判断。[13]到20世纪70年代，民众满意度调查在国际商业领域逐渐兴起，它通过测量公众总体感知质量、可靠性、响应性、保证性、移情性和有形性来获得顾客的感知质量。“廉洁感知”理论即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许多机构通过民意调查来获得公众对腐败问题的总体评价。[7]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开始把公众廉洁感知纳入腐败治理的框架中，学界通过廉洁感知测评体系的构建和对相关影响因素的测量来了解公众廉洁感知水平的现状及发展趋势。目前，对于廉洁感知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解释路径，即间接感知理论和亲历感知理论。

(一)间接感知与亲历感知：传统的研究取向

间接感知理论是指随着媒体自由化程度提高或自媒体的兴起，公众的廉洁感知依赖于自身外部获得的腐败丑闻和政府廉洁绩效，媒介信息是这一理论的核心因素。这一理论暗含了一个推论，即在清廉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公众直接接触腐败的机会甚少，腐败成为掌握政治权利的精英游戏，公众廉洁感知与一个国家的实际腐败状况之间存在明显差异。[8]学者主要测量外在媒介对公众廉洁感知可能产生的影响。[14]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反腐败力度的空前加大，国内学者也在这一领域作出了有益探索。孙宗峰等通过测量广东省两个地级市“打老虎”对公众产生的廉洁感知影响，发现在短期内反腐败力度的加大不仅不会增加公众的廉洁感知水平，反而会导致公众廉洁感知水平平均分降低2.3分(范围0—100)。[3]袁柏顺认为公众的廉洁感知属于民间传说，并非亲身经历，他通过对省会城市C的调查数据发现“腐败传说”会强化人们的腐败感知，对廉洁感知产生显著影响。[13]朱江南等基于对亚洲舆情表以及我国省级单位官方媒体曝光腐败案件数量的统计，认为影响公众廉洁感知的媒介信息可分为官方媒体和“小道消息”两类。官方媒体的报道提升了公众廉洁感知，非正式的“小道消息”则结果相反。[15]

另一种“亲历感知理论”则是强调公众个体的腐败经验，认为根植并嵌入社会环境的腐败会让公众在日常实践中更有机会亲身感知和体验腐败。[16]69-71中国自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以来也经历了腐败的高发期[17]，腐败蔓延程度偏高，中国公众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会实践“关系主义”来获得正式制度无法得到的信息、资源等好处，使得自身有足够的知识和道德资源把关系主义实践和向公权力机关的行贿紧密结合在一起。[18]在许多功能主义者看来，腐败为民众提供了一个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克服了官僚机构的刚性，所以往往与没有行贿经历的人相比，有行贿经历的人感知到更低的清廉水平。[18]也有学者认为，当控制了制度这一主要因素后，公众自身的腐败经历对于腐败感知没有显著差异。[19]倪星等通过对我国G省的问卷调查分析发现，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索贿等被动行为比行贿对公众廉洁感知会带来更大影响，即遭遇过官员索贿经历的公众，相对而言会感到更低的廉洁水平。[2]李辉等采取“例举实验法”对全国24个省级单位和50个城市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腐败经历对腐败感知的影响甚微，反而对政府的腐败治理能力评价产生更强烈的影响。[18]

(二)消失的主体性：公众廉洁话语与感知陷阱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保持高压反腐的态势，党中央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不断加大人财物等资源投入，持续优化领导和工作机制，创新改革内部体制机制，大大减少了腐败存量，有效遏制了腐败蔓延。空前力度的正风反腐使得我国各地区的清廉水平得到大幅改善，按照一般腐败治理逻辑来讲，瞩目的反腐绩效产出应该使政府赢得更多的公众支持，公众的廉洁感知水平也应该得到提升。但是如前文所述,政府反腐败力度的加大与公众的廉洁感知水平之间并不一定呈正相关关系，公众廉洁感知与实际政府的反腐力度可能存在差距，公众廉洁感知存在陷阱问题。公众廉洁感知陷阱是指政府在治理腐败问题时虽然有序地提高了政府行为的公开透明度，提高了行政效率并采取了一些遏制腐败的措施，但公众的廉洁感知水平并没有在相关反腐败绩效和测量的指标上呈现出相应的积极变化。[20]

如前文所述，学界对于公众廉洁感知的研究路径——无论是基于“亲历感知理论”还是“间接感知理论”——都是基于量化分析来研究个体腐败经历、腐败容忍度、政府反腐绩效和政府满意度等变量与自变量“公众廉洁感知”的相关性，或者更精细化地分析种种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和对公众廉洁感知的影响差异。这些研究从特定的角度回答了公众廉洁感知水平是否走“高”或走“低”的问题，或者是“有多高”和“有多低”的问题，但是对公众廉洁感知“为什么高”和“为什么低”等机制性问题并没有充分探讨。而且已有研究大都从国家和社会的宏观视角出发，关注公众廉洁感知的外在影响因素，把公众的廉洁感知作为背景性民意来测量，而公众廉洁感知的内部结构没有纳入研究范畴，感知主体的主体性没有得到充分考虑和探讨。另外，在测量过程中，由于公众廉洁感知的测量过程存在“社会期望偏差”，公众面对敏感社会行为问题或涉及社会规范性议题时，更倾向隐藏其真实态度或感受，容易使测量结果出现系统性偏差，这也成为目前感知测量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公众廉洁感知量化研究存在的上述问题，实质上来讲是由于公众廉洁感知指数化的测量只能从一个向度上呈现公众某一阶段对在地清廉状况的概貌，但这一向度是单向的信息反馈，也即目前的公众廉洁感知研究是将公众置于被观瞻、被测量的客体视角。研究者通过公众对外界信息的反馈的方法获取公众对政府反腐绩效的评价状况。在这种量化研究模式下研究者的目标是“反腐绩效”，工具是“公众评价”，“公众廉洁感知”则是一种背景性民意，成为外部信息刺激下的“应激反应”，公众作为感知主体的主体性是被忽略和隐藏的。公众的廉洁感知是一个动态复杂的实践过程，单一的指标化测量无法探寻公众作为感知主体的内部生成逻辑，也即无法呈现公众接收外部信息后如何筛选信息的机制，使得公众与廉洁感知之间的双向互动过程无法在研究层面形成“闭环”。

公众廉洁话语作为公众参与反腐败斗争、表达自己廉洁诉求的重要形式，蕴涵着公众对正风反腐等一系列廉政行为的知识构建路径，分析其话语文本可以再现公众如何通过话语实践生成自己的“腐败”或“反腐败”认知逻辑。所以，本文尝试以公众的廉洁话语文本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向度的话语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从公众廉洁话语的构建机制中探究公众作为感知主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回应公众廉洁感知与政府反腐绩效间张力的成因等问题。

三、文本的获得与研究方法

(一)公众廉洁话语文本的搜集

由于腐败涉及敏感的社会行为，公众的廉洁话语文本获得也非常困难。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方网站(以下简称官网)开设的“留言板”板块是目前公开的、可获得的群众集中表达廉洁观点的权威平台。官网自2013年9月2日正式开通以来，受到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这个新开通的官网是由原“监察部网站、国家预防腐败局网站、12388 举报网、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网站、工程建设领域专项治理工作网站”整合而成。官网开设了留言板等与公众互动的专栏，目前已经成为中央纪委主动接收广大公众对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意见、建议、咨询的有效平台。作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直属的权威网站，留言板栏目已经成为公众可信赖的反映社情民意、参与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渠道。公众可以通过发帖留言等方式在这一平台直接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交流互动。所以，本研究选取自2013年9月自官网开通留言板块以来至2020年3月的公众发帖作为研究文本，采用基于Python语言的网络爬虫技术在官网上爬取了公众的留言，共计36438篇贴文、20799227字。其中，通过统计，36438篇贴文的发文用户比例结构为：1—10个发帖量的用户有5681个，占比89.39%；10—50个发帖量的用户有581个，占比9.14%；50—100个发帖量的用户为61个，占比0.96%；大于100个发帖量的用户为32个，占比0.5%。可见，将近90%的用户发帖量都在10篇以内，同一用户大量重复发帖的状况占比甚少。所以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样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公众的廉洁话语状况，但由于公众在官网留言需要经过网站的注册审核，其发布的内容和评论也要经过政审、脱敏等相关的内容审查，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二)文本向度的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既是一种研究理论又是一种研究方法[21]，在不同的学科脉络里呈现出迥异的内涵指向。[22]作为理论来讲，福柯的话语观对“话语分析”产生了巨大影响。福柯把话语置于建构知识的首要地位，认为话语是一种决定某些思考、言说及行为可能性而抑制其他可能性的开放的知识体系，具有建构社会现实的能力。福柯的话语分析(Foucauldian Discourse Analysis，FDA)是把话语和权力组合到一种全新的分析机制中，并在话语权力模型中阐释主体的形成过程。[23]福柯式的话语分析更像是宏大的社会学理论，并没有对在社会实践中生产的文本进行细致入微的话语特征分析，也即缺少对微观层面的具体的文本分析观照。[24]19基于此，一些语言学家尝试将宏大的话语理论与具体的语言学性质的文本分析相结合，通过对文本内容的不断挖掘，探索话语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及对意义的不同解读方式。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即是采取一种批判性的研究取向，通过对文本词汇、句法、篇章结构等文本本身细致入微的分析来揭示话语背后隐藏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25]诺曼·费尔克拉夫作为批评话语分析的标志性人物构建了一个以“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为向度的三维分析框架，“文本”维度关注的是词汇、语法、连贯性和文本结构的描述；“话语实践”维度涉及文本生产、消费和分配的过程性阐释；“社会实践”维度则主要将话语过程置于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分析话语与意识形态、政治、文化等社会诸多因素的辩证关系。费尔克拉夫的三维分析框架三要素间是层层渗透、互相作用的关系：“社会实践”维度包含“话语实践”维度，“话语实践”维度又包含“文本”维度，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话语分析操作层面的“连续统”，其中“话语实践”最为关键，是联系“社会实践”和“文本”的“中介”。[26]50费尔克拉夫受巴赫金理论影响认为话语实践过程是多元话语进行支配、竞争、重组、吸纳以及再配置的过程[27]75，这一过程可以呈现社会权力与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从而体现出话语分析的批判性特征。

“话语”在本研究中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公众公开表达在中纪委官网留言板上有形的文本话语；第二层是指公众的廉洁话语具有建构社会事实和阐释感知主体认知框架的能力，即本研究的“公众廉洁话语”内涵既包括 “公众廉洁观念”的集合，又涵盖传递此观念的互动过程。本研究以福柯的“话语建构论”为理论基础，以公众廉洁话语文本为研究对象，采用费尔克拉夫的“三维”话语分析方法，对公众廉洁感知的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构建机制及逻辑进行解释性探究，尝试在我国宏大的反腐败斗争、廉政建设叙事与微观的公众廉洁话语文本之间搭起“桥梁”，进行“话语实践”层面的“中层理论”研究。即从话语实践切入，分析公众廉洁主题词如何与不同的情感属性建立关系，从而生产出积极或消极的情感指向，并解释公众廉洁感知不同情感属性的产生与我国反腐败斗争与廉政建设的宏大叙事之间的互动关系。具体操作为先对公众廉洁话语的文本进行“情感分析”，将公众廉洁话语分为具有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属性的两类文本。针对不同情感属性的文本，进行“词汇选择”来探究公众廉洁话语的文本生产路径。公众在官网的留言的高频词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其词汇选择的倾向，所以本文将对公众廉洁话语文本进行词频统计，将高频出现的主题词同具体的文本语境相结合，剖析公众廉洁话语不同情感属性的生成机制。

(三)公众廉洁话语文本的技术性处理

在获得公众廉洁话语文本后，我们使用语料库语言学以及文本挖掘工具(ROST CM6)的相关技术构建自用“公众廉洁话语语料库”(即对公众廉洁话语的文本进行分词处理以及与中文停用词表比对剔除无意义词语后建成的语料库)和对公众廉洁话语进行情感属性分类。基于“公众廉洁话语语料库”，对获取到的文本进行情感信息抽取与倾向性分析，根据2008年我国推出的中文倾向性分析测评报告(Chinese Opinion Analysis Evaluation，COAE)提出的中文情感词识别、中文情感词褒贬度分析等6项子任务标准，对公众廉洁话语的文本进行了情感词处理，采用ROST EA软件计算并统计出公众廉洁话语的正负面情感和中性情感的文本数据。公众廉洁话语的正负面及中性情感词按照强度计分，积极情感词为正，消极情感词为负，计算中纪委留言板的每篇发帖及评论中含有情感词数量并进行几何运算，得出0分为中性感知，正负分值分别代表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根据ROST EA软件统一情感倾向分类标准、范畴及统计方法将“公众廉洁话语语料库”文本的情感分为积极情绪、中性情绪和消极情绪3类，在此基础上按照情感评分分值将积极情绪分为一般(5，15)、中度(15，25)、高度(25，+∞)3类；同理，消极情绪分为一般(-15，5)、中度(-25，-15)、高度(-∞，-25)3类。“公众廉洁话语语料库”情感分析结果为：文本中积极情绪占比70.13%，共25553篇；中性情绪占比0.26%，共96篇；消极情绪占比29.61%，共10789篇。其中，积极情绪分段统计结果为：一般(5，15)的共1970篇，占比5.41%；中度(15，25)的共1824篇，占比5.01%；高度(25,+∞)的共21759篇，占比59.72%。消极情绪分段统计结果为：一般(-15,5)的共1469篇，占比4.03%；中度(-25,-15)的共1257篇，占比3.45%；高度(-∞,-25)的共6091篇，占比16.72%。鉴于公众廉洁话语的情感倾向极性在本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在具体研究中只分析两个向度，即积极性和消极性，对 ROST EA系统的情感分析结果也只考虑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分析以上数据可见，党的十八大以来，公众对党和国家反腐败取得的成绩及我国当前的廉洁状况普遍持积极情绪，其内部差异我们将在后文详细分析。

基于ROST EA对“公众廉洁话语语料库”进行情感分析的结果，我们从分析结果的“最情绪”中选取“积极情绪”排在前10的语篇和“消极情绪”排在前10的语篇，分别建成公众“积极感知话语”和“消极感知话语”两个子语料库。在此基础上，从这两个子语料库分别提取前30位高频出现的主题词，将其编列成组，直观展现引起公众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表达的主题词，并返回具体文本对公众廉洁话语进行话语分析，剖析“积极”和“消极”两个不同情感属性的廉洁话语文本的构建机制。

四、公众廉洁话语文本的建构

公众廉洁话语的建构过程是一个随着公众生产生活不断深化，并对外部社会语境持续吸收和转化、相互参照的动态过程，是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这一过程蕴含了公众廉洁话语文本对过去、现在和将来我国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形势的认知及其变化过程。公众廉洁话语文本中的词汇并非随意选择和组合的结果，其受到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等诸多外部因素和特定语境的影响，也受制于公众有意识地使用某些话语策略将他们联系起来的内在动因。“词汇选择”是构筑公众廉洁话语的手段之一，蕴含着鲜明的政治态度和认知情感，我们对“积极感知话语”和“消极感知话语”两个子语料库进行词频统计，将高频出现的主题词返回文本，并结合公众多元的话语策略分别分析公众“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文本构建路径。

(一)公众廉洁话语的“积极情绪”文本的建构

公众廉洁话语的积极情绪高频词是构建公众积极情绪的核心要素，表1中的高频词大量与意识形态、体制机制以及历史文化等抽象语境在文本中共现，公众通过互文②等再情景化话语策略构建起积极情感的公众廉洁话语文本。

表1 公众廉洁话语“积极情绪”高频词词频

例1：2018-05-22 07:55:08……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创了，通过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保公权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和宗旨不变“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廉洁政治的历史。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巩固和健康发展开创了历史。……(例句中加着重号的词汇为高频词，下同)

例2；2015-10-14 22:44:35……中国在反腐和反“四风”的道路上磕磕绊绊，已经漫行了数十年，经验教训为构建科学完整的，公权力政治免疫机制积累了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一个有机整体，不是三个阶段的划分，也不是三个环节的割裂”。纪检监察机关应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标本兼治“三不”机制一体推进，有力助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例3：2016-12-23 10:54:57……我个人对家风的理解，就是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子女润物无声的点滴渗透。“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磊落家风、清正家教，除了能惠及一个家庭，也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财富，一个社会的好风气是由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来的。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家庭的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这种优良传统必须传承下去，说到底，反腐一靠制度，二靠文化。……

在“积极感知话语子语料库”中，公众的积极情绪与“社会主义”“党员”“人民”“组织”等主题词高频共现，公众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政治行动过程的语境中呈现积极感知，他们在廉洁话语实践中不断将意识形态语境再现到廉洁相关的概念中，并以这种方式不断给廉洁话语的“积极情绪”赋值。公众在例1的话语实践中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话语主体，置于“社会主义国家廉洁政治”的宏大历史中，并将“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性质和宗旨”的相关内涵再现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廉洁”理念中，使积极情感与社会主义、党的领导等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正向的情感关联。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一体推进“三不”长效机制的建构以及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为“清廉中国”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公众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一系列反腐体制机制话语也呈现出积极情绪。公众将廉洁话语与领袖话语互文，借以表达自己对反腐机制的认同和树立自己话语观点的权威。在例2中，公众将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三不”机制的论述直接引用到自己的文本中，将其纳入为我国建设“科学完整的，公权力政治免疫机制”的重要部分，进一步为自己论述“三不”机制可“有力助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了坚实论据。公众将“三不”体制机制与领袖话语互文，认为它是“中国”反腐败的宝贵经验，是“全面从严治党”行稳致远的助推器，这一话语策略不仅体现了公众反腐信心源于“体制机制”的构建，同时也成为公众廉洁话语积极情绪生成的重要因素。

公众廉洁话语中的积极情绪表达还高度与历史文化语境共现，公众通过话语实践的方式将话语主体置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具体情境中，赋予了传统文化在当下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中的重要性和权威力量，使历史文化在新的反腐倡廉语境中得以继承和传播。通过这样的话语过程，公众将历史文化语境互文在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情境中，这不仅是对历史文化语境的再生产与再定位，同时也赋予了新时代反腐败斗争更深的文化内涵。在例3中，公众借用传统的“家国情怀”把“磊落”“清正”家风的作用扩展到反“四风”行动以及整个社会风气，将家风与政风、社会风气形成有机整体，并将我国优良的传统历史文化再情景化到当下的正风反腐行动中，使公众话语观念中的新时代正风反腐拥有了中华文化的深厚根基。

(二)公众廉洁话语的“消极情绪”建构

公众廉洁话语的消极情绪高频词集中呈现了诱发公众情绪的主题词，表2中的高频词大量与少数党内领导干部等行为主体的失范动因、过程与后果等具象语境互文共现，公众通过定义、无效、危险或威胁等论辩话语策略③构建起消极情绪的公众廉洁话语文本。

表2 公众廉洁话语“消极情绪”高频词词频

例4：2020-01-17 09:12:35在《国家监察》第三集《聚焦脱贫》中，披露了四川省凉山州雷波县溪洛米乡原乡长冯莹盈挪用扶贫款的问题。一个乡的乡长竟然因为赌博欠下高利贷，为偿还债务而挪用80多万专项儿童扶贫资金，让人看到了无孔不入的“苍蝇”和没有底线的“微腐败”会产生如此惊人的破坏力、杀伤力，严重侵害了群众利益……

例5：2014-09-11 09:31:33目前我国打“老虎”、打“大老虎”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但是，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中一些“苍蝇”，无人过问或者很少过问。村委会应该说是党的最基层组织，如果说这个基础都不牢固，共产党这个高楼大厦也不可能牢固。我强烈呼吁中央纪委、监察部的领导，在打“大老虎”的同时，安排一下基层的什么部门，抓紧时间把这些“苍蝇”也打一打，那不但是大快人心的事，对建设和谐社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也是具有强大推动作用！老虎太远，苍蝇扑面。恳请严查农村腐败，赢取8亿农民之心！

例6：2019-12-16 14:15:42近期，网络上流行着“你推脱责任的样子，真丑！”这样一句话，道出了社会上各行业中存在已久的腐败现象。事实上，“甩锅”问题在基层单位也不乏少数，特别是窗口单位，面对群众咨询问题，有些窗口工作人员对群众所问之事，含糊其辞，借此事不归窗口受理或是给群众一个电话号码就把事情推卸得一干二净，此举实属对群众不负责，也是对自己不负责。“甩锅”干部甩掉的是责任，严重侵害了群众利益，甚至可能引起群众举报事件，为此，“甩锅”干部当止。

基层“微腐败”涉及到人民群众的直接利益，啃噬群众的获得感，伤害群众对党的信任。公众廉洁话语的消极情绪高频词中有大量涉及微腐败的主题，如“补贴”“补助”“村委会”等等，公众的消极情绪建构受到基层“微腐败”很大影响。例4中，公众用述谓词“让人看到”所实现的“关系过程”把“苍蝇”“微腐败”与“挪用扶贫款”“儿童扶贫资金”等具体腐败行为联系在一起，把这种具体的关系过程定义为“无孔不入的苍蝇”和“没有底线的微腐败”，且认为失范主体的动因和过程对群众造成“惊人的破坏力、杀伤力”。公众通过定义、危险等论辩话语策略，将“没有底线”等道德化的标准内嵌到公众消极情绪建构过程中，以批判地方政府官员的具体腐败行为。

公众廉洁话语中的消极情绪建构不仅包含了对基层“微腐败”具体事实的不满，在留言中我们还注意到大量没有具体腐败事实指向而是对总体利益格局判断产生的“消极情绪”话语。例5中，公众运用“无效”的话语论辩策略，将 “村委会”这一基层组织与“共产党”的执政根基相联系，认为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中的“苍蝇”会直接影响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在留言中，公众并没有指涉任何的具体腐败行为，而是应然地判断“村委会”等基层腐败将对 “共产党”和对“民心”产生恶劣影响。可见，公众廉洁话语中的消极情绪建构不是基于一时一事，而是对基层腐败问题总体形势抽象后的一般化判断。

公众廉洁话语中的消极情绪建构还包含了公众对基层干部“不该干什么”“应该干什么”的应然的价值判断。例6中，公众用“定义”的论辩话语策略将“甩锅”这一不正之风纳入到“腐败”的概念范畴中，并使用“危险”的论辩话语策略论述了“甩锅”腐败行为的过程及其“甩掉的是责任”“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不当后果和 “可能引起举报事件”的预判性影响。认为当前不应该放任对群众询问表现出“含糊其辞”或者是“给电话号码”等推卸责任的基层官员的腐败行为，而应当及时制止。公众在留言时把行政单位窗口的“甩锅”低效行为纳入到“腐败”的内涵当中，并认为这种腐败行为“真丑”，公众对这种“甩锅”的“丑陋”判断基于日常生活又先于观察。

五、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公众廉洁话语的“积极情绪”文本中，公众大多使用互文话语策略将意识形态、体制机制以及历史文化不断再情景化入自己的文本实践中，使公众廉洁话语的“积极情绪”文本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和历史性。在“消极情绪”文本中，公众则更多地使用论辩话语策略，通过定义、无效以及危险等话语手段对日常生活中具体腐败行为进行批判性论辩，使自己的话语实践呈现强烈的情感唤起与道德诉求。公众廉洁话语文本中不同话语策略的运用即是公众廉洁话语不同情感属性的文本构建机制的结构性差异所在。一方面，公众廉洁话语中“积极情绪”建构中互文性话语策略的运用，将党的宗旨、国家的发展以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等高度抽象的价值体系涵化到自己的“廉洁话语”体系中，表达出公众对党和国家反腐败理念和行动的正向感知和高度认同。另一方面，公众廉洁话语中“消极情绪”建构中则更多使用带有批判性讨论的论辩话语策略，对具体的地方性腐败事实进行一般化或者抽象化激发出他们的不满情绪。公众廉洁话语不同情感属性的差异性构建机制，说明了前文所述的公众的积极情绪占比明显高于消极情绪的现象，并不完全是靠“打虎拍蝇”或是查处的腐败案件数量等具体机构的反腐绩效积累出来的，而是公众主观塑造或是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起了很大作用，这也正是公众作为感知主体的主体性及能动性在话语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具体来讲，公众作为感知主体的能动性主要体现在其廉洁话语具有一般化、抽象化的能力和先验的价值判断。我们从公众廉洁话语文本中看到，公众积极情绪大都基于意识形态、体制机制和历史文化等抽象的话语实践，这些实践的行为主体指向正是党和国家，党和国家正是人民群众倾诉的对象。公众消极情绪中通过批判性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廉洁诉求，正是他们对“廉洁观念”进行主观建构的一种话语机制。从例5等文本信息中，我们可以看到公众对目前国家的反腐倡廉形势的感知不是简单的基于一时一事，而是对利益主体总体格局的判断。公众低水平的廉洁感知，并不一定直接来源于我国反腐败成效的现状，很有可能还来自公众对腐败的抽象愤怒而产生的移情。另外，在公众廉洁话语文本中，公众并没有直接对党中央反腐倡廉的内涵进行描述性的实然的话语实践，但公众对领导干部不该做什么、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些应然问题却有很明确的价值判断。公众对领导干部或公务人员腐不腐败、廉不廉洁的感知更多的是一种价值取向，一种主观感受，和个人价值观有很大关系。公众廉洁感知这种主观的价值判断基于公众的生产生活经验，又先于观察、超乎事实，公众常常用“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的应然话语实践来评判具体机构、基层政府或公务人员等的“腐败”行为和“反腐败”行动，而不是仅以实际的反腐败绩效等论成败。

公众廉洁话语的情感走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公众自己理性塑造出来的，而不是被动应激的结果。公众的廉洁感知数据化测量则很容易将感知主体置于“被感觉”“被测量”的语境中，使公众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边缘化，公众的廉洁感知与实际的反腐绩效间关系的不确定性的背后隐藏的正是公众主体性在“廉洁感知”研究中边缘化的问题。通过探究公众廉洁话语不同情感属性的生成机制，我们得以打开公众廉洁感知的内部结构，从而了解其深层的构建逻辑，一定程度上为目前的公众廉洁感知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并有助于政府适度调整反腐靶向，使其与公众更真实的廉洁诉求接轨。

注释：

①“廉洁感知”为“腐败感知”的同义相反表达，文中将交替使用。

②互文性话语策略实际上是一种关系形式，是某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一定的语言形式可以反映出在该文本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的文本。

③论辩话语策略是话语使用者在证明或者质疑某些声明的真实性和正确性时所采用的一些逻辑推理方法。在具体演讲和论辩中，话语使用者往往提出一组由若干前提和结论组成的论证(arguments)，通过逻辑推理引导听众进行批判性思维，进而影响话语受众对相关命题的判断，达到说服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