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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纸条一世情

2022-11-16袁宝麟

金秋 2022年16期
关键词:猪排书房纸条

◎文/袁宝麟

我和妻子前后脚儿来到这个世界,萍水相逢,一见如故,牵手登上婚姻殿堂,走过了金婚、钻石婚、白金婚。从青丝到白头,记不清收获了多少甜蜜和温暖,也数不清她留给我多少美好的回忆。虽然她先我而去,但曾经共同走过的岁月仍令我魂牵梦绕。

1945年冬天,我们在绍兴老家成亲。婚后,妻子对我说:“我们的婚姻真是上天注定。要不是我家从上海迁回故土,要不是我来镇上外婆家做客,要不是上海沦陷你回乡暂避,要不是李先生从杭州逃难过来开个书房,要不是我们进书房同窗共读,哪能走到一起?这就是‘缘’!”我补充道:“还是多亏你那纸条,要不,纵使我们有‘缘’,也是无‘分’的。”

说起那纸条,还得追溯至1941年。那年冬天我回到老家,听说镇上来了位先生讲授《古文观止》,闲来无事,我便去那里听课。书房里七八个同学多是镇上街坊,唯独她与我素昧平生。说来也怪,我在上海见的姑娘多了,对谁都不曾在意过,初见她却似故交重逢,感到几分亲切,上课时便多看了她几眼,一不小心,就和她的目光触碰到一起。原来她也在悄悄瞅我!

书房里众目睽睽,我俩无单独交谈的机会。直到有一天课间休息,四下无人,她塞给我一张叠得指甲般大小的纸条。回家路上,我在心跳加速中展开一看,娟秀的蝇头小楷映入眼帘:“我想和你一起复习英文,如不嫌弃,每天下午请来外婆家,那里很清静。”我一连看了几遍,欣喜至极。当天午后,我们便在一起念原著《一千零一夜》。

尽管初交,我俩却有说不完的话,耳鬓厮磨,萌生爱慕,终于走到了一起。后来,我总拿纸条这事取笑她。她反驳道:“要不是我,书房一放假咱们就各奔东西,你还能娶上我?得了便宜还卖乖!”

1942年秋天,我把她领回家让母亲“过目”。她见了我母亲,随我对母亲的称呼,亲昵地喊了声“娘”。母亲上下打量这姑娘,姿容端正秀丽,满心喜欢,留她吃了午饭,我记得母亲还给她夹梅干菜烧肉。

饭后,母亲悄声对我说:“儿子呀,问问她家要啥彩礼,抓紧把这门亲事定了。”我转身就问她这事,她笑着说:“姆妈讲过,我家不卖姑娘,只挑女婿,姑娘相中谁就嫁谁,聘礼一概不收。”“那你相中谁了?”“我相中了一个丑八怪……”不久,我们就订了婚。

三年后,也就是我们2 1岁那年,按照约定我回乡完婚。那时母亲已经过世,是嫁到余姚城里的姐姐回来替我操办的。当地人办婚礼很讲排场,婚后多背上一屁股债。姐姐说:“你攒的这几个钱哪够呀,这样吧,去我家成亲,省了一切花销。”她家人也很赞同。于是,我们两家各租了条小船驶往余姚城。我买了一对红烛、两张龙凤证书,她剪了一对大红喜字,请姐姐的公爹主持了仪式。婚礼简单,没有鼓乐,没有花轿,没有宾客,也没有筵席。

我歉疚地对妻子说:“没能在自己家风风光光地把你迎进家门,一辈子对不住你。”她淡然笑道:“结婚好比买鞋,鞋子最重要的是穿在自己脚上舒服不舒服。婚礼只是个形式,办得豪华气派并不代表婚姻美满。”她反问我:“你觉得我们的婚姻幸福吗?”“这还用说。”“那就对了,你歉疚什么呀!”

婚后,我们小日子过得平淡而幸福。

经营好婚姻并不容易。我们虽然从未大吵大闹,但磕磕绊绊还是有的。我年少气盛时,偶尔为点小事对她使性子,她有时也难免怼我两句,打起口水仗,但我们从来不说伤感情的话,不动手动脚,不提“分手”二字,也不曾当着孩子的面红脸。因为两人都珍惜修来的缘分,气消了以后我们会轮流服软道歉,和好如初。

在上海生活时,我最爱吃大猪排,她便隔三差五地烧给我吃,每次只买四块,她和年幼的儿子各一块,我笃定是两块。有一回吃猪排时,我说:“每回都是我多吃,今天你多吃一块。”我把一块大猪排夹到她碗里,她又夹回到我碗里,悄声说:“别推了,外人看见了多难为情。这是专门为你烧的,爱吃就多吃点。”

家里的钱是妻子一手经管的。她是个“一文钱掰成两半花”的人,尤其不肯在自己身上花钱。弄堂里的年轻女人多打扮得花枝招展,她却不烫发,不抹脂粉,不戴首饰,不穿高跟鞋,一身布衣素裳。为了省钱,她还在缝纫摊做了几条假领子。

抗美援朝期间,大家捐款给志愿军,她问我准备捐多少,我说:“五十万(旧人民币,下同),咋样?”原以为她会不赞同,那时五十万可买四担多白米。她稍一思索,便道:“这样吧,那五十万算你捐的,我也捐五十万。”这件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那一刻我发现她的精神世界更加高尚。

1952年,上海市委号召银行员工支援西北金融建设,我主动报名。年长的亲戚都不以为然:“在大银行捧着‘金饭碗’,好好的日子不过,却要去西北‘讨苦吃’。”但妻子极力为我撑腰:“我相信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我决不拖你的后腿,有苦我们一起吃!”这一席话感动了我,我紧紧地将她拥入怀中。之后,我们放弃了上海的一切,举家“西迁”。

我有幸被分配在西安,那时西安的生活条件相较上海差得很远。我们一家挤在两间低矮潮湿的土坯房里,屋檐下搭块油毡做饭,全院合用一个土茅坑。自来水站在马路对面巷内,我一下乡,妻子下班回家头一件事就是去排队担水。她没力气,一担只能挑两个半桶水,还挑一路洒一路。

到西安九个月后,我的工资按当地标准重新评定,收入砍去了一多半;她由小学教师改行当会计,零基础且工资级别定得很低,我们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这样的苦日子足足熬了三十多年,又历经了自然灾害,一路坎坎坷坷,但她从不懊悔,从不埋怨,也从未落过一滴眼泪。

“十年浩劫”结束后,国家迎来了稳定发展时期,我们的工资也增长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告别土坯房,住上了楼房。房间虽然不宽敞,来三两个客人就“满座”了,但她很知足,总是说“屋宽不如心宽”。

1982年,我妻子退休,她当了大半辈子会计,不但没有出过一点差错,而且做到了两袖清风。两个孩子工作后,她常叮咛他们:“人穷点不怕,但志不能穷,挣的每一分钱都要干干净净。”

妻子劳碌一辈子,上了年纪后,疾病接踵而至。幸运的是,妻子晚年有份好福气,小辈们个个孝敬她。有一年,她生病住院,一时找不到护工,两个媳妇昼夜轮流守护在病床边。有样学样,孙女们回家总是先进我们的门,问候奶奶。

一天,友人来访,见耳背的妻子安详地独坐一旁,悄声对我说:“你瞧,嫂子慈祥、微笑的模样,是不是像尊弥勒佛?”经他这么一说,我细细端详妻子,还真有那么一丁点儿意思。

……

虽然我永失挚爱,但我会用余生回味那流逝的时光中永恒的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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