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恺 张鹏

在车水马龙的南京中山东路，1930 年初就已经正式营业的中央饭店如今依旧接待着来自各地的宾客。附近稍微上点岁数的人们都会记得，在中央饭店东侧曾经有一幢造型奇特、中西合璧的二层小楼。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曾经在这里截获了一条关键情报，在危难之际挽救了党中央。时隔多年以后，周恩来回忆起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仍旧无限感慨道：“要不是钱壮飞，我们这些人都不存在了！”

深入龙潭

钱壮飞，又名钱壮秋、钱潮，1896 年出生于浙江湖州。1914 年7 月，19 岁的钱壮飞考入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远赴北平学习外科专业。1918 年，他与同班同学张振华相恋并结婚。1925 年，受张振华和她二弟张暹仲的影响，钱壮飞在北平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医生、教师等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7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钱壮飞党员身份暴露，随即遭到北平反动当局通缉，经党组织安排，他于同年底离开北京，转赴上海工作。

与钱壮飞同时期从北平撤往上海的，还有他的好友胡底。胡底，又名胡百昌、胡北风，1905 年出生于安徽舒城，1925 年与钱壮飞同批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六七月间，钱壮飞、胡底二人根据事先约定在上海外滩公园重新取得联系。不久后，胡底将自己的安徽老乡李克农介绍给了钱壮飞。李克农，1899 年出生于安徽巢县，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正在中共沪中区委任宣传委员。通过李克农，钱壮飞接上了党组织关系，与胡底一起被编入中共法南区委所属的法租界支部过组织生活。

找到党组织后，钱壮飞立即满怀热情地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去，散传单、贴标语，忙得不亦乐乎。但是，由于人地生疏，他一直没有找到固定的工作，生活上十分窘迫。1928 年9 月的一天，钱壮飞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无线电管理处无线电报务人员养成所的招生广告。他赶紧报名应试，尽管只复习了几天，最终仍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养成所。经过几个月的培训，他被分配到无线电管理处下辖的国际无线电报营业处工作。因为多才多艺，尤其擅长美术，钱壮飞主要从事绘制广告画、招揽生意等业务。国际无线电报营业处主营收发国际电报，并不是什么核心要害部门，但对中共地下党员来说却是一个绝佳的隐蔽藏身之处，在这里不仅可以学习掌握无线电技术，还能利用无线电报业务了解国民党内部动态。因此，党组织决定让钱壮飞作长期潜伏的准备。

无线电管理处成立之初，营业科科长是徐恩曾。1929 年5 月，他凭借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陈立夫的亲戚关系，升任无线电管理处代理处长，同时仍旧兼任营业科科长一职。巧合的是，徐恩曾和钱壮飞同是浙江湖州人，而且是湖州府中学堂的校友。徐恩曾见钱壮飞业务熟练，办事井井有条，便有心对他委以重任，协助自己打理无线电管理处的业务工作。不久后，在钱壮飞的精心运作下，李克农也考入了无线电管理处，当上了一名广播新闻编辑。

徐恩曾贪恋女色，将原配夫人安置在南京后，又在上海找了一个情妇，叫王书元。徐恩曾一时无处“藏娇”，便请钱壮飞帮他想办法找房子。为了和徐恩曾搞好关系，取得信任，经党组织同意，钱壮飞将王书元安置在了自家二楼的前楼里居住，有时徐恩曾也会在此过夜。有了徐恩曾和王书元作为掩护，钱壮飞家反而成了一个安全据点。党支部有时就在钱壮飞家里开会，李克农也时常会来这里串门。另一方面，徐恩曾不仅一直被蒙在鼓里，而且还对钱壮飞的这一“义举”大为感激，逐渐将他视为了自己的心腹。

1928 年初，中统特务系统的前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在南京成立。成立之初，其工作重心除专门破坏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对革命人士实行迫害和镇压外，还对国民党内部的各反蒋派系进行渗透、瓦解活动。1929 年12 月，掌控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大权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决定派徐恩曾以总务科主任身份兼代调查科主任一职。徐恩曾欣然接受了任命，赴南京上任之前，他把自己即将掌管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消息透露给了钱壮飞，并鼓动他随自己一同前往南京工作。钱壮飞一时拿不定主意，赶紧向党组织作了汇报。

早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立前几个月，中国共产党就已经于1927 年11 月在上海成立了自己的第一个比较成熟完备的情报保卫工作专门机构——中央特科。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顾顺章负责日常工作，主要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得知钱壮飞有机会打入国民党特务机构，周恩来当即作出指示：“你们把它拿过来！”随后，中央特科决定派钱壮飞、李克农、胡底3 人顺势打入敌特内部，规定他们不再与原党支部发生联系，改由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单线联系。后来，钱壮飞、李克农、胡底3 人被周恩来誉为中共情报战线上的“龙潭三杰”。

掌管正元实业社

1929 年底，钱壮飞以秘书身份随徐恩曾赴南京就职。1930 年春，徐恩曾被正式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后，钱壮飞升任调查科机要秘书。出于工作需要，钱壮飞将长子钱江和女儿钱椒椒、女婿刘杞夫、小外孙一家带到南京一同生活，将母亲、妻子和幼子钱一平留在了上海。平时刘杞夫担任钱壮飞的交通员，负责南京上海之间的情报传递工作。因李克农与钱壮飞妻子张振华系安徽同乡，所以钱壮飞的子女都称呼李克农为“舅舅”。刘杞夫的任务就是在钱壮飞不能离开南京的时候，将紧急情报交给上海的“舅舅”。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一开始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内办公。徐恩曾考虑到中央党部里人来人往，不利于开展秘密的特务工作，在征得陈立夫的同意后，他决定委派钱壮飞另觅新址，专搞最绝密的特务活动。一番物色之后，钱壮飞选定了中央饭店东侧中山东路305 号的一幢二层小楼，为了掩人耳目，还在门外挂了一块黑底金字的招牌，上书“正元实业社”五个大字。钱壮飞深谙徐恩曾的个人喜好，“正”指蒋中正，“元”则指徐恩曾的情妇王书元，所以徐恩曾对正元实业社这个名字十分满意。

正元实业社所在的中山东路305 号房东叫王学仁，此人后来任中统局会计室出纳科科长。二层小楼楼上是房东住宅，楼下全归正元实业社，有大小房间6 间。朝西一间大房间，摆有4 张床铺，一张是钱壮飞的，其余3 张是社里其他特务的。中间是一间堂屋，是房东上下楼梯进出的串堂。朝东有4 个房间，两大两小。一间大的房间是会客厅和饭堂，另一大间是办公室，放有4 张办公桌，其中一张是无线电报务员用的。靠里有两个小房间，一间是钱壮飞的办公室，另一间是徐恩曾的卧室。

作为一名打入敌特内部的中央特科情报员，钱壮飞时刻牢记自己的神圣使命。虽然他将家人带到了南京，但平时并不与他们住在一起，而是一个人住在正元实业社里，一门心思扑在了工作上。钱壮飞高高的个子，长长的面孔，经常穿西装，打黑色领结，戴一副金丝边近视眼镜，清秀健壮，不爱讲话和嬉笑，态度沉默严谨。由于钱壮飞工作兢兢业业，徐恩曾对他评价很高，夸他“平日埋头做事，不问外务，不怕辛劳，忠于职守，事情做得又快又好，是个循规蹈矩的干练青年”。在一起共事的国民党特务中，钱壮飞也有着极好的口碑。与钱壮飞一同在徐恩曾身边工作过的特务王思诚后来回忆说：“钱壮飞对人极为和蔼可亲，笔头又快，办法又多，确实是干才。当时谁也不会想到他竟是个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

为了扩大特务活动范围，及时将搜集到的情报送回调查科处理，1930 年徐恩曾派出3 名特派员，常驻上海、武汉和开封，并给他们配备了专门的工作人员和电台。此后，各地特派员搜集到的情报，都会第一时间通过电台报送到正元实业社。作为机要秘书，钱壮飞得以过目所有报送来的情报，然后再按照缓急程度分送徐恩曾处理。有需要徐恩曾批示的情报和电文，也往往先由钱壮飞审阅并拟好处理意见后再报给徐恩曾签批。就这样，调查科里的机密，几乎都掌握在了钱壮飞手里。

从1930 年开始，调查科建立了一套以新闻通讯社为幌子的情报机构。但徐恩曾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套情报机构从一开始就牢牢控制在了钱壮飞手中。新闻通讯社的指挥机关叫做长江通讯社，由钱壮飞负责，设于正元实业社隔壁中央饭店的四楼，负责接收各地通讯社、通讯员、特派员发回的情报。在南京丹凤街，钱壮飞成立了民智通讯社，由其本人兼任社长，胡底主持日常工作。钱壮飞趁机将族侄张慎先（中共党员）、内弟张家昽安插进了民智通讯社，承担编辑、翻译等工作。1931 年上半年，钱壮飞又派胡底、张家昽前往天津，在日本租界内成立了长城通讯社，由胡底任社长。在上海，李克农则继续潜伏在无线电管理处。此时，他已从普通的新闻编辑升任为电务股股长，不仅能够及时搜集各地新闻，还统管着全国无线电报务员的登记和考试工作。凡是党组织推荐的应考人员，他都会加以录用，以安插进敌人内部。此外，李克农还是“龙潭三杰”与中央特科的联络人，钱壮飞和胡底送来的情报，以及上海的新闻材料和情报信息，都由李克农汇总后报送给中央特科的陈赓。由于钱壮飞、李克农、胡底3 人都有了公开的掩护身份，所以活动起来十分方便。每次李克农来南京，就住在中央饭店四楼的长江通讯社里。李克农后来回忆道：“我们的党小组会，就在办公室里开，三个人一块儿谈谈。看见有共产党的文件送来，往上面盖章子‘查讫’。有他们的人进来了，也不怕。”

虽然徐恩曾对钱壮飞越来越信任，但有一样东西却始终牢牢抓在自己手中，那就是国民党高级官员之间发报用的密码本。这个密码本，徐恩曾一直贴身保管。钱壮飞明白，没有这个密码本，就拿不到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内的核心机密。于是，针对徐恩曾风流成性的特点，钱壮飞和李克农设下一计。一个周末的晚上，徐恩曾正在上海寻花问柳，李克农趁机对他说某处有漂亮姑娘。随后钱壮飞一脸严肃地指了指徐恩曾的口袋，示意他不能将密码本带到那种场合。徐恩曾早已心猿意马，顾不上什么保密要求，把密码本交给钱壮飞后便兴冲冲地出了门。等徐恩曾一走，钱壮飞和李克农立即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微型相机对密码本逐页进行拍照。如此，钱壮飞掌握了密码本的全部内容。此后，凭借这个密码本，钱壮飞多次破译出了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内的核心机密。就连国民党军队第一次、第二次“围剿”红军的作战命令和兵力部署，钱壮飞也及时获得并上报党中央，为中央苏区指挥反“围剿”作战提供了重要决策参考。

力挽狂澜

正当钱壮飞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潜伏工作稳步推进之时，突然发生了中共党史上的一次重大变故：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主持中央特科日常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

顾顺章，又名顾凤鸣，化名黎明、张华、化广奇等，1895 年出生于上海宝山县。他早年在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当小工头，1924年混入革命队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9 月，受中共中央派遣，顾顺章随陈赓、陆留前往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掌握了爆破、密写、跟踪等特工技术。1927 年11 月，中央特科成立以后，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主持中央特科日常工作并兼任行动科科长。在1930年9 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1931年1 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顾顺章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然而，在长期的革命历练中，顾顺章身上的流氓习性并没有丝毫改变。他吃喝嫖赌抽大烟，样样都干，甚至将中央特科的掩护手段变为追求个人享受的工具，生活上日益腐化堕落。中共中央对顾顺章身上的问题有所察觉和警惕，特意在1930 年5 月调聂荣臻到中央特科工作，以此来约束顾顺章的放荡行为。但是，顾顺章仍旧阳奉阴违，屡教不改。

1931 年3 月底、4 月初，中共中央派顾顺章护送张国焘、陈昌浩由上海经武汉去鄂豫皖苏区工作。4 月8 日完成护送任务后，顾顺章并未及时返回上海，而是擅自以化广奇的艺名在武汉新市场游艺场表演魔术赚外快。4 月24日，顾顺章在武汉街头被叛徒尤崇新认出。国民党武汉行营侦缉处的特务一拥而上，将他当场抓住。当天晚上，武汉行营侦缉处副处长蔡孟坚等人对顾顺章进行了突击审讯，顾顺章随即叛变。狡猾的顾顺章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说：“我不是一个普通共产党，是共产党中央常委，与周恩来平起平坐；共产党党务，我掌管大部分，任何秘密机关，由我全部安排。”但是，他也仅是有所保留地透露了一些信息，声称：“我不能再多谈，留下重要问题，请你安排我与蒋委员长商谈。”第二天拂晓，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也赶来亲自提审了顾顺章。事后，他们决定当天晚上用客轮将顾顺章押往南京，面见蒋介石。

顾顺章叮嘱何成濬、蔡孟坚二人千万不要将他被捕的消息向南京发电报。二人不明就里，但是邀功心切，便于4 月25 日晚上给南京的陈立夫、徐恩曾发去多封密电，报告了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消息。恰巧这一天是周六，徐恩曾正在外面度周末，正元实业社里只有钱壮飞和报务员在值班。武汉方面接连发来6 封密电，且都注明“徐恩曾亲译”，这让钱壮飞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在空无旁人的办公室里，他用事先备份好的密码本逐一破译了6 封密电。看完电报内容，钱壮飞惊骇万分——顾顺章被捕叛变了！

经历了短暂的手足无措之后，钱壮飞逐渐冷静下来，开始了一系列周密部署。他先是找来自己的女婿刘杞夫，让他连夜乘坐京沪快车到上海找李克农示警。送走刘杞夫后，钱壮飞对经手的电文分别作了处理，或焚毁、或签注。第二天一早，他若无其事地将6 封密电交到徐恩曾手上。看到徐恩曾脸上既紧张又愉快的神情，钱壮飞心里十分不是滋味。待徐恩曾一走，他赶紧给天津的胡底发去电报，电文是“克潮病笃”4 个字，意为身份已经暴露。随后，他又赶到丹凤街的民智通讯社，通知张慎先转移。由于张慎先不在办公室，钱壮飞便用小刀将办公桌上的地图划了一道口子，暗示其已经“破裂”。再次回到正元实业社后，钱壮飞身心俱疲，因为有太多的问题在困扰着他。刘杞夫能否顺利找到李克农，胡底、张家昽是否已经安全撤离，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是否已经暴露，是否接自己的家人撤离南京，这些问题都需要他在极短的时间内作出判断，并采取相应的行动。经过深思熟虑，钱壮飞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自己亲赴上海向党中央示警，将家人留在南京以迷惑敌人。4 月27 日一早，钱壮飞在下关车站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临行前，他给徐恩曾留了一封信，大意是二人纯属政见不同，切勿殃及钱壮飞的家人，否则他就把徐恩曾贩鸦片、造假钞等秽行公诸于众。

幸运的是，刘杞夫在4 月26日这天找到了李克农，送出了情报。但是，26 日这天并不是约定接头的日子，李克农无法联系上陈赓。他想尽各种办法，一天一夜没有合眼，终于通过中共江苏省委在27 日清晨找到了陈赓，将顾顺章被捕叛变一事上报到了党中央。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召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全权处理转移撤离工作。此后，在中共江苏省委工作的陈云，中央特科的陈赓、聂荣臻、李克农、李强等人的协助下，周恩来领导了一场与时间的竞赛。到27 日夜里，中共中央、中共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全部成功转移，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社会关系都被切断。28 日清晨，国民党特务会同上海租界巡捕房，在上海开始了全市范围的大搜捕。然而，特务所到之处，人去楼空。事实证明，敌人想要利用顾顺章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一网打尽的企图没有得逞，中国共产党由此避免了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4 月27 日晚上，钱壮飞安全抵达上海，找到了党组织，隐蔽在一户党员家里。远在南京的陈立夫、徐恩曾从顾顺章口中得知钱壮飞的真实身份后大为光火，但出于个人前途的考虑，他们并未将此事告知蒋介石。由于钱壮飞不知所踪，穷凶极恶的敌人便把钱壮飞的女儿钱椒椒和已从上海赶回南京的女婿刘杞夫抓了起来，企图从他们身上找到蛛丝马迹。徐恩曾自知有把柄在钱壮飞手上，没敢贸然加害钱椒椒和刘杞夫，将他们关了三四个月后就放了出来。钱壮飞12 岁的儿子钱江和不满3 岁的外孙由于无人照看，从此流落南京的街头。一个多月后，钱江从一份捡来的《中央日报》上得知，姐姐黎莉莉（原名钱蓁蓁）将随明月歌剧社来南京演出。他领着小外甥按照地址找到了黎莉莉，就此回到了家人身边。

钱壮飞身份暴露以后，难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立足，于1931年5 月上旬经党组织安排前往中央苏区工作。在红军队伍中，钱壮飞继续发挥自己文艺宣传和政治保卫的专长，历任中革军委政治保卫局局长、中革军委总司令部二局副局长等职。1935 年4 月1日，钱壮飞在长征途中牺牲于贵州省金沙县后山乡，终年39 岁。

遗憾的是，由于城市发展的需要，正元实业社所在的那幢二层小楼在2000 年被改建成了一幢3 层四方小楼。如今的南京中山东路上，只有中央饭店还默默地矗立在那里，无言地见证着钱壮飞那段力挽狂澜的红色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