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莉莎 况 丹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江西 宜春 336000）

0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创业。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战略及众多扶持政策的出台，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的意愿愈发强烈。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期间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和技能，增长了见识，提高了信息化水平，比较容易接受和学习新事物。这些优势使其回到家乡后能结合特有资源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形成以创业带动当地就业、以就业促进创业的良性循环，推动乡村产业兴旺。为了解江西省宜春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意愿及其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笔者利用宜春市流动人口数据进行分析，以期为政府和有关部门拟定支持返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创业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1 返乡意愿影响因素统计分析

学者最初将新生代农民工定义为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在农村，从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入城镇务工的青年劳动力群体。此后，学者又从经济职业、素质水平、家庭出身等方面丰富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定义。结合已有研究，该文研究的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16～45周岁、具有农村户籍的外出劳动力人口。根据研究内容选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包括基本信息、流动信息、就业信息、社会融合及社会保障等，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筛选，保留了宜春市16～45岁农村户籍的样本。通过对数据进行进一步整理，最终纳入模型分析的样本规模有582个［1］。

1.1 个人特征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

如表1所示，男性新生代农民工中有返乡意愿的比例为32.03%，比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中有返乡意愿的比例低2.01个百分点。其原因可能是相较于男性，女性更依赖家庭关系，大多是随家庭流动［2］。未婚新生代农民工中有返乡意愿的比例达52.22%，比已婚新生代农民工中有返乡意愿的比例高23.45个百分点。这可能是因为已婚人群的流动多以家庭流动为主，稳定性较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约为31岁，35岁以下新生代农民工中具有返乡意愿的比例为35.88%，高于35岁及以上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意愿。这说明农村政策向好，且年轻人技术水平更高、学习能力更强，有利于青年农民返乡。少数民族的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远远高于汉族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小学及以下学历中具有返乡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36.84%，初中学历占比33.21%，高中及以上学历占比31.82%。这可能是因为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在流入地工作相对更稳定，返乡意愿更低。具有返乡意愿的跨省流动新生代农民工占比36.57%，高于省内跨市、市内跨县的人群［3］。

表1 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特征与返乡意愿

1.2 家庭特征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

如表2所示，具有返乡意愿的独住新生代农民工占比48.61%，具有返乡意愿的非独住新生代农民工占比30.20%。这说明有家庭成员一起流动的家庭，在流入地的稳定性更高。家乡有承包地的具有返乡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27.40%，家乡无承包地的具有返乡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37.60%；家乡有宅基地的具有返乡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34.47%，家乡无宅基地的具有返乡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28.70%；流入地住房性质为租房的具有返乡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32.46%，单位提供住房的具有返乡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51.00%，自购房的具有返乡意愿的新生代流动农民工占比6.56%［4］。

表2 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特征与返乡意愿

1.3 工作特征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

如表3所示，从事第一产业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返乡意愿的占比50.00%，从事第二产业工作的新生代流动农民工中有返乡意愿的占比37.21%，从事第三产业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返乡意愿的占比32.52%。就业单位为国有单位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返乡意愿的占比17.65%，远远低于就业单位为私营、个体单位的比重。由此可见，工作不稳定或缺乏工作自主权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的重要因素［5］。

表3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特征与返乡意愿

1.4 社会保障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

如表4所示，在流入地有社会保险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返乡意愿的比例为33.69%，户籍地有社会保险的具有返乡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29.03%。从社会融合得分来看，25分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有返乡意愿的比例为39.46%，25分及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返乡意愿的比例为21.56%［6］。

表4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特征与返乡意愿

2 返乡意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2.1 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2.1.1 被解释变量。将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笔者设置“今后一段时间，您是否打算继续留在本地？”“如果您不打算留在本地，您是选择返乡还是去其他地方？”“您打算什么时候返乡？”3个问题进行问卷调查统计，将明确不打算留在本地或只在2 a内留居本地的样本设置为有返乡意愿的样本，并剔除没有明确返乡或居留意愿及选择流动到其他地方的数据，1表示返乡意愿，0表示留居意愿。

2.1.2 解释变量。将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工作特征和社会保障4个维度作为解释变量。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婚姻状况、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和流动范围，家庭特征包括家庭同住人数、收入和支出情况、承包地、宅基地及住房情况、流入地住房性质等，工作特征包括从事行业和单位性质，社会保障包括社会融合、社会保险情况等。其中，社会融合包括正负指标，正指标包括“我喜欢我现在居住的城市/地方”“我关注我现在居住城市/地方的变化”“我觉得我已经是本地人了”“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成为其中一员”和“我觉得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每个指标根据同意程度进行赋值，即完全不同意为1分、不同意为2分、基本同意为3分、完全同意为4分；负指标包括“我感觉本地人看不起外地人”“按照老家的风俗习惯办事对我比较重要”和“我的卫生习惯与本地市民存在较大差别”，每个指标根据同意程度进行赋值，即完全不同意为4分、不同意为3分、基本同意为2分、完全同意为1分。将社会融合正负指标的得分相加，用以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生活适应性，分数越高，说明生活适应性越好。选取变量的解释说明如表5所示。

表5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2.1.3 模型设定。该文中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为二分类变量，选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验证，分析影响新生代农民返乡意愿的因素。模型设置为

式（1）中：y为新生代农民返乡意愿，X1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特征，X2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特征，X3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特征，X4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因素，β0、β1、β2、β3、β4分别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εi为随机误差项。

2.2 回归结果分析

如表6所示，在个人特征方面，年龄、婚姻状况和流动范围对宜春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意愿呈现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家乡越靠近流出地，其返乡意愿越低。这可能是因为离流出地越近，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情况相对更稳定，其定居意愿会更强；流动距离越远，稳定性越差。年龄越大，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定居的意愿越强。这可能是目前农村电商、旅游等产业的兴起使得农民在农村的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差异越来越小，且可以避免背井离乡，因此，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乡就业或创业［7］。

表6 回归分析结果

在家庭特征方面，家乡有宅基地及承包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意愿影响显著。但从影响方向来看，家乡有承包地对其返乡意愿存在负向影响，即家乡有承包地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意愿更低；而家乡有宅基地对其返乡意愿存在正向影响，有宅基地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意愿更高［8］。这可能是因为宜春市家庭承包地数量较少、地块较分散且多为丘陵地形，使得农业生产收入比外出务工少，承包地对流动农民几乎无吸引力。

在工作特征方面，从事行业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事第三产业的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更低。在社会融合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融合得越好，身份认同感越强，其返乡意愿就越低。

3 结论及政策建议

利用宜春市人口流动数据，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意愿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超过1/3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返乡意愿，个人、家庭、工作和社会特征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意愿有一定的影响；流动范围越远，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越强；年龄越小，越倾向于返乡；在融入地的身份认同感越强，返乡意愿越低。

农村人口回流已成趋势，尤其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促进了具有乡村情怀的农村能人的回流。为此，政府应在缩小城乡差距的基础上，保障举家迁移的农民工在迁入地的权益，增强城市的包容性，促进这部分低返乡意愿群体市民化。同时，做好政策宣传工作，适当发挥政策的倾斜作用，为有意愿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创造就业或创业条件。尤其针对低龄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应建立适应农村人才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加强乡村人力资本培育，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水平和信息化水平，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转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