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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养育养养新知

2022-11-12

父母必读 2022年11期
关键词:青少年数字儿童

2022年7月,“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首届青少年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召开,同时,由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完成的《青少年网络素养报告2022》也在大会上正式发布。

2022年青少年网络素养现状

报告发布及解读|方增泉 祁雪晶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网络素养课题组

去年11月,《父母必读》杂志在特别策划“网络安全公开课”中向大家介绍了2021年全国青少年网络素养调查报告,随着今年年初《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施行,父母也更多地开始关注家庭教育,尤其是孩子在家庭中的网络使用问题。在今年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哪些变化呢?

谁在影响孩子的网络素养?

调查显示,青少年网络素养平均得分为3.56分(满分5分),略高于及格线,有待进一步提升。其中,网络价值认知和行为能力的平均得分最高(3.93分),网络印象管理能力的平均得分最低(3.03 分)。通过大量的数据佐证,专家们从与青少年紧密相关的家庭和学校两个维度给出了现状分析。

家庭影响因素

● 母亲学历

母亲学历越高,青少年上网注意力管理能力、网络信息搜索与利用能力、网络信息分析与评价能力、网络安全与隐私保护能力素养水平也越高。

● 父亲学历

父亲学历越高,青少年的安全感知及隐私关注和安全行为及隐私保护表现越好;父亲学历越高,青少年对信息的辨析和批判表现越好,但对网络的主动认知和行动表现越差。

● 家庭收入

家庭收入越高,青少年在上网注意力管理能力、网络信息搜索与利用能力、网络信息分析与评价能力、网络印象管理能力、网络安全与隐私保护能力方面的表现明显更好。

● 孩子与父母讨论网络内容频率

与父母讨论网络内容越频繁的青少年在网络信息搜索与利用能力、网络印象管理能力方面的素养水平显著提升。

● 孩子与父母的亲密程度

青少年与父母越亲密,在上网注意力管理能力、网络信息搜索与利用能力、网络信息分析与评价能力、网络安全与隐私保护能力、网络价值认知和行为能力方面的表现也明显更好。

● 父母干预孩子上网活动的频率

父母干预上网活动的频率越高,青少年在上网注意力管理能力、网络信息搜索与利用能力、网络信息分析与评价能力、网络价值认知和行为能力方面的表现明显越差。

学校影响因素

● 课程收获程度

在网络课程中收获越大的青少年在上网注意力管理能力、网络信息搜索与利用能力、网络信息分析与评价能力、网络印象管理能力、网络安全与隐私保护能力、网络价值认知和行为能力六个维度的表现水平明显越高。

● 孩子与同学讨论网络内容频率

青少年与同学讨论网络内容越频繁,其在网络信息搜索与利用能力、网络印象管理能力、网络安全与隐私保护能力方面的素养水平也明显更高。

● 学校有无设备管理规定

学校有设备管理规定的青少年在上网注意力管理能力、网络信息分析与评价能力、网络安全与隐私保护能力、网络价值认知和行为能力方面的素养水平明显更高。

●上课使用手机频率

上课使用手机频率越高的青少年在上网注意力管理能力、网络信息分析与评价能力、网络安全与隐私保护能力、网络价值认知和行为能力方面的表现越差。

家庭网络素养培养计划

从报告解读中我们得知,家庭教育对青少年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对于网络素养教育而言,一方面,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教育具有独特的感染性优势,父母对孩子的性格特点、行为习惯、教育状况、思想动态等相对较了解,他们的教育引导更具针对性。另一方面,父母的上网习惯会对青少年的上网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

言传身教,提高自身网络素养水平

父母首先要提高自身的网络素养水平,如管理自己使用网络的时间、增强对网络信息的分析鉴别能力,不能在孩子与自己使用网络时区别对待,从而使孩子产生割裂感的不信任感。

对于孩子的上网行为,不能一味地采用禁止态度或认为网络是“洪水猛兽”,也不能对孩子的网络使用行为放任不管,要理性看待,学会换位思考,认识到孩子上网的原因和需求,合理引导。

父母自己要在日常生活中做好表率,并主动学习和网络相关的一些知识,从而更好地教育孩子。父亲、母亲在家庭教育的过程中要共同承担起陪伴青少年成长、发展的责任,但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角色定位进行差异化教育。比如调查结果显示,母亲学历对网络信息分析与评价的影响显著,母亲学历越高的青少年在网络信息分析与评价的表现越好,因此母亲可以在网络信息分析与评价方面多给予正向影响,与父亲分工共同帮助孩子提升网络素养。

注重沟通,构建良好家庭氛围

调研数据显示,青少年与父母讨论网络内容的频率越高,网络素养越高;青少年与父母亲密程度越高,网络素养也越高;父母干预上网活动的频率越低,青少年网络素养越高。整体而言,就是家庭氛围越好,青少年网络素养越高;家庭氛围一般的青少年,网络素养相对最低。由此可知,父母对于青少年在网络使用上的教育和引导,应该在平等的语境下进行,学会换位思考,主动搭建起亲子沟通的平台,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只有这样,孩子才愿意敞开心扉与父母交流,父母也能够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与所遇问题,更好地帮助孩子成长。

父母要多多空出时间,多陪伴孩子读书或出去游玩,减少在孩子面前使用短视频类和游戏类等娱乐应用。

对青少年的上网行为,建议父母抱以宽容、理解的态度,建立与青少年平等讨论和分享的良好习惯,和孩子建立更有效的沟通方式,指导他们正确认识网络上的信息、内容和社交关系。

给孩子更多的积极反馈,更多的任务和决定权,增加成就感。

要多观察青少年使用网络的时间和状态,善于倾听孩子对网络行为的困惑。在尊重隐私的前提下,通过与孩子的沟通交流发现问题,如是否存在网络成瘾的现象,孩子是否缺乏相应的注意力管理能力等。

安全上网,引导孩子鉴别网络信息

父母要培养孩子在信息整理、分类技巧以及辨别垃圾信息方面的能力,培养孩子正确的价值观,避免有害信息对青少年造成伤害。当孩子在上网过程中遇到有害信息时及时进行教育和引导,告知这些信息可能产生的危害与风险,使孩子能够树立起安全上网的观念。父母也要足够重视网络安全问题,并在日常生活中向孩子讲解网络安全的相关知识,包括避免泄露自己的真实信息、通过社交网络聊天时的注意事项等,密切关注孩子在网络上的隐私和权限设置,告知孩子哪些信息是可以被应用访问、哪些信息是禁止访问的,并帮助孩子在网络上设置安全的密码,防患于未然。

文明上网,引导孩子正确参与网络互动

青少年拥有利用互联网进行自由表达、参与网络互动的权利。父母要指导孩子文明上网,合理地利用网络进行知识学习、信息获取、交流沟通与娱乐休闲,积极参加网络上一些规范的学习社群和兴趣小组;教导孩子注意上网规范,不传播未经核实的信息、不侮辱欺骗他人、不浏览不良信息、不发表极端言论、不盲从站队等。父母应承担起榜样模范、陪伴引导的作用,教导孩子恰当利用网络为自己塑造良好形象,发现孩子在网络平台发布的内容不合时宜或有损自身形象时及时提醒制止;教导孩子网络世界同样需要遵守现实世界沟通的礼貌和准则,培养起孩子在网络互动中的同理心和尊重意识,避免孩子参与或者被卷入网络欺凌和网络暴力。

有效介入,适度干预孩子上网行为

父母应关注孩子的网络体验,及时抓住对孩子进行网络素养教育的机会,指导他正确地认识网络上的信息,并帮助孩子分辨网络信息的真伪和价值。例如,当上网的过程中遇到网络广告时,父母可以与孩子进行讨论,包括这则网络广告是怎样运作的,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怎样的环境,它为什么会让我们产生购买的欲望,等等,从而启发孩子从小就成为理智的消费者。

对于生活在数字化时代的个体而言,数字素养必不可少。如何让孩子学会自我调适、适度节制,让他掌握和获取数字世界的主动权,而不是被碎片信息所湮没,甚至沉溺于数字娱乐不能自拔,这是当今父母的必修课。

卜卫:培养有包容性的数字素养

什么是数字素养?根据国家网信办的定义,数字素养与技能是指数字社会公民学习工作生活应具备的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交互、分享、创新、安全保障、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具体来看,数字素养包括:数字意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学习与创新、数字社会责任。其中,数字意识包括:内化的数字敏感性、数字的真伪和价值,主动发现和利用真实的、准确的数字的动机,在协同学习和工作中分享真实、科学、有效的数据,主动维护数据的安全。

数字思想的重要性

如今,当我们提起儿童权利和数字环境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数字”这样一个概念囊括了所有的传播技术,有老的技术也有新的技术,在这个时代,不论孩子有没有正在使用互联网,实际上他们的生活都是在数字环境当中,我们父母要明白数字环境的不可割裂性,意识到数字环境正在重塑新的家庭教育模式、健康要素、社会福利以及社会公正,等等。当孩子被包裹在这样的数字环境当中,媒介使用、媒介文化,以及我们每个人在数字环境中的内容输出,实际上都在影响着数字环境和数字生态的未来走向。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网课成为孩子接受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于城市的孩子来说,他们上网是一件和吃饭睡觉一样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他们虽然生活在数字时代,但他们是被数字时代的洪流推着往前走,如何正确使用网络、如何用网络获取知识,对于他们来说仍是一个难题。所以我们有很多青年志愿者带着自己的智能手机到村里去帮助孩子上网课,帮助他们学会使用网络。

既然身处数字时代,那么数字思想就需要被认同,并且数字思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共享,网生代的孩子如果能清楚地认识到数字思想的共享性,那么他们的学习渠道也就被打开了。

数字素养的可持续发展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孩子使用网络的现状都出于保护主义—父母担心孩子在网上接触不良消息、泄露隐私、游戏沉迷……但是,现在数字素养教育不再是保护主义的工具。

教育部出台了很多关于数字素养的文件,这些文件更多地会提到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媒介素养,它应该包含在可持续发展的数字素养这个框架当中,帮助年轻人就业和创新,是促进人们在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工具,同时,这一概念也明确地指出了数字素养中的计算机素养和信息素养的重要性。现在很多中小学都开设数字素养的课程,比如编程,网络安全,计算思维,等等,这些素养对于当今的孩子来说非常重要,不仅是一项技能,更重要的是形成一套完整的数字思维、数字素养,能够科学地看待网络,并且将网络为己用,让学习能力和数字素养共同提升,并且可持续发展。

具有包容性的数字素养教育

我曾经接触过成都市金牛区的沙湾小学,这所学校有一堂媒介素养训练课,叫“偏爱时政研究”,它不仅教导孩子如何分辨和对付虚假信息,更重要的是在数字时代中一种科学思维方式的建立。

数字技术的要害在于越来越成为支持其他形式的生产、参与和社会发展的必要媒介。我认为,技术的包容性及其数字素养教育至少应包括3个方面:

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主流信息技术应用包容所有人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且技术的不停发展,所有人在使用互联网上应该更加方便和安全,包括孩子。

采用替代技术包容对信息通信技术有特殊需求的人群

我们追求的是信息无障碍,社会上会有一些残障人士,不只是儿童,他们同样也生活在数字时代,我们有责任让他们都可以自由使用互联网。

传播技术应该包容所有的人

应该打破技术中心论,做到始终以人为中心。适度使用互联网可以拓宽青少年的知识面,改善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然而互联网也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对心智尚未成熟的儿童。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个体对技术的极端使用,而不是互联网技术本身所带来的,我们不应忘记技术发展主要在于为人们提供利益。

社会发展中是存在数字素养鸿沟的,如何发展具有社会包容性的媒介素养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专家简介 卜卫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新闻学与传播系博士生导师。媒介传播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丹麦北欧亚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中国人权研究会理事;全国妇联权益部特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性别与法律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等。

数字环境不断发展和扩大,囊括的范畴也越来越多,这种环境正以一种广泛和相互依存的方式影响着孩子们的生活、学习以及他们的权利,他们面临的风险,可能比我们以为的要多。

苑宁宁:数字环境下,未成年人面临的风险

什么叫数字环境?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给了它定义:由互联网各种信息通信技术,包括数字网络、内容应用、互联网设备、人工智能、虚拟增强现实、算法、数据分析等等一种广泛构成的数字环境,而这个数字环境其实对儿童权利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数字环境对于未成年人的影响

其实提及数字空间中的儿童权利并不是新鲜事,父母更需要清楚的是我们国家《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的未成年人的权益在数字空间当中到底如何体现。具体来说,就是数字环境对儿童受保护权、生存发展权和参与权带来的两个非常大的结构性影响。

第一,数字空间当中儿童受保护权受到冲击最大。我们可以看到儿童在数字环境当中受到的侵害每年以非常快的速度在增长,其中以性侵害更为严重。

第二,由于受保护权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如果受保护权做不好,儿童在数字环境当中的生存发展权和参与权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阻碍,实现不了。比如,如果越来越多的父母担心孩子在数字空间中的安全问题,就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不让孩子接触网络,或者尽量让孩子更晚地接触到网络。这种做法看起来是在保护孩子,但其实影响了后面孩子的生存发展和参与权,因为这就是数字时代,我们和孩子都不可避免地已经生活在了网络世界中。这种情况在我们国家现有发展阶段当中体现的更为明显,比如在这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立法过程当中,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一半意见都是关于网络,而这一半意见更多是关于广大父母和未成年人自己,他们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指出,在30个国家中,有1/3以上的年轻人报告称受到过网络欺凌,有1/5的人因此逃学;有25个国家称约80%的儿童遇到过网上性虐待或性剥削的危险。

未成年人在数字环境下面临的七大风险

不难看出,儿童在数字环境当中的受保护权成为了他们数字权利的关键,那么未成年人在数字环境下都面临哪些风险呢?

第一,内容风险。更多是指当儿童作为信息接收者时,数字空间、数字环境对儿童可能会产生危害内容。各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不太一样,但是大同小异,将危害内容大致分为:非法内容、不适合内容、有害内容、虚假信息。

第二,联系风险。儿童作为参与者,在数字环境当中与其他人发生联系的时候,可能会产生风险。比如网络欺诈、网络骚扰、网络跟踪、网络性引诱、性勒索、性伤害等。近些年来,在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就是线上的性侵害,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家司法实践当中也越来越凸显。

第三,行为风险。在网络空间中,儿童作为行为者的时候,主要体现在他掌握了一些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之后,可能会实施一些比如黑客攻击,参与线上赌博,甚至可能会参与到制作和分享色情制品当中的风险。我们可以由此看到,这是由于儿童的知识水平受限和风险抵御能力不足可能会带来的新风险。

第四,消费风险。儿童在数字空间中拥有财产之后,或者能支配父母财产时会引发一系列的消费风险。

第五,隐私风险。隐私风险就是数据风险,主要是儿童在数字空间当中主动的行为数据,或者在线参与留下的数据痕迹,以及算法数据等都会将儿童卷入权益受侵害当中。比如最典型的是服务设计当中的黑暗模式。

第六,新兴技术风险。人工智能、互联网预测分析,包括生物识别技术等,会对儿童的个人信息、个人隐私方面带来一些问题和影响。其中包括大家最关注的互联网智能手表、智能陪伴玩具等。

第七,健康风险。由于儿童和互联网过度接触,对身心发展受到的伤害或者带来的问题有一定关联,我们不能说是因果关系,但从数据来看有一定关系。比如每天超过两个小时使用互联网的儿童,往往有更多抑郁症状。再比如儿童过度使用网络和身体肥胖、肌肉发育不良、与社会疏离等都有一定的关联。基于这个问题,世界卫生组织于2017年把网络游戏障碍纳入疾病当中。

这七大风险,其实完全可以在家庭教育中进行预防,父母作为网民,在自己上网的过程中一定也遇到过很多问题,这些经验教训都可以传递给孩子,如果这些事情是发生在父母身上,孩子感同身受,警钟也许会敲得更响。父母把孩子带入数字世界,有义务帮助孩子防范风险,在风险已知的情况下,如何帮助孩子规避,相信未来这是广大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专家简介 苑宁宁

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法》订草案起草组成员,家庭教育立法专家顾问,起草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专家智库成员。

互联网即便发展到现在,我们认为可能快要到元宇宙了,甚至大家都已开始构建元宇宙生态,但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应对丰富又迷人的网络时,很容易沦陷。面对这样的网络环境,各个平台还是有责任给孩子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有创意的互联网内容的,而不应以让孩子沉迷为目的。

董艳:积蓄内在力量,应对网络新生态

我们普遍将1999年至2009年出生的人称为“Z世代”, 这是既有全球性又有深刻民族认同的一代人。他们的显著特点是“高度依赖互联网生活”,通过互联网来改变命运,通过互联网来创造自己的想象,通过互联网来构筑自己的生活圈。“Z世代”是数字土著,孩子们从出生开始,不需要特殊教导就可以探索网络。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迎接的是“α世代”的孩子了,这些出生于2010年之后的孩子,正在塑造着互联网的新生态。

网络时代的教育新问题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中提到,我们要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下一代青年。在这样的一个数字社会、智能社会中,如何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去达到这样的要求呢?这就对孩子的数字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数字素养现在强调数字胜任力,鼓励孩子在网络环境里学习、探究,并且现在还在逐渐强调孩子要有在网络中鉴别信息、进行批判性吸收信息的能力,以及生产自己的信息的能力。

大家都认识到互联网给孩子提供了非常方便的在线学习、在线信息检索,甚至网购、外卖等各种方便,但同时,如何让孩子在其中获得正能量?如何避免孩子沉迷到可能的游戏化环境,可能的网络暴力环境,或者网络无限制无节制消费的不好的现象?这些都是每个家庭和教育从业者需要思考的新问题。

课堂的变化:从信息技术到信息科技

“新课标”已经对16门课程提出了新的目标要求。过去,我们在中小学课堂里有一门课叫作信息技术,但是现在信息技术课程已经变成了信息科技课程,通过这门课,我们希望孩子可以在学校中习得4个素养:

第一个素养强调孩子们要有敏感的、敏锐的、正确的信息意识。

孩子每天都接触互联网,即便自己不使用,也会看到父母使用,尤其是手机,比如扫码支付就是现在非常常见的一种网络行为。“α世代”的孩子甚至对于纸币已经没有那么敏感了,那么如何遵守扫码支付的规矩,如何培养正确的信息意识就很关键。

第二个素养是强调计算思维,遇到问题不要先慌乱。

在网络世界中遇到的事情多了,在现实中遇事也会淡定很多,不是遇到事情就慌不择路,求助父母帮其解决,而是自己有了更多的解决思路。

第三个素养是数字化学习与创新的能力。

不仅仅要在数字化世界里学,还要学会创新。数字世界能给孩子提供很多“不着边际”的想象空间,给了他们突破边际的各种可能性。

第四个素养是信息社会的责任。

每一个孩子应该从小设立自己对于现在这个信息社会、智能社会的责任,有担当精神,这是需要从小就培养的。

积蓄内在力量,从容面对变化

当今世界科技在不断地发展,突然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也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很清晰的感觉,那就是社会在不停地变化,未来,可能孩子们还要应对其他的很多不确定性。如何应对种种不确定性,不是学校教得出来的,孩子们需要通过真实的学习、跨学科的学习、项目式的学习去积蓄内在力量,从容面对变化。比如低年龄段孩子应该从听老师讲到做中学,能够在合作中学,在探究中学;高年龄段的孩子能否在网络里进行交互式地学……孩子的学习方式在改变,也对父母和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老师们会不会做STE A M(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设计,父母对于网络上流行的软件和技术是否略知一二,能和孩子交流和沟通,等等。

每一个孩子,都在面临3个世界:一个世界是他真实的、客观的外在环境;一个世界是他的心智世界,需要我们好好呵护;第三个世界就是不断丰富的互联网世界,是充满虚拟符号的世界。

专家简介 董艳

北京师范大学科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育学部教育技术学院副院长、思维训练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兼任教授。

智能化儿童设备的大量介入成为新潮流,同时它也在影响着亲子关系。研究表明,智能化儿童陪护设备会影响亲子互动质量。因此,我们提倡通过提高父母的陪伴意识和质量,来降低孩子对于智能设备的依赖。

杨雅:智能设备会影响亲子依恋和儿童社会化吗?

当各种数字智能陪娃设备“入侵”家庭时,亲子依恋关系会受影响吗?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会有所改变吗?父母又应该如何平衡呢?

现象:智能设备进入家庭

依恋指对某一特定个人长久持续的情感联系,最初在母婴关系中应用。儿童依恋的类型包括安全型、回避型和反抗型。家庭环境、养育质量、父母性格及行为均是影响儿童依恋安全的主要因素。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依恋安全性类型也与孩子对人工智能的信任有关。人工智能设备满足人类建立情感连接需求的功能,也体现在儿童与机器交互过程中,儿童甚至会更倾向于认为智能机器人是有生命的。

相信很多家庭都拥有电子智能设备,比如智能机器人,智能音箱,智能平板,等等,我们都会把它们归结为智能化的儿童陪护设备,在家庭抚养过程当中对于父母的教育、陪伴功能有着替代性作用,对于孩子能够起到一定的陪护作用。在新时代的家庭育儿环境中,智能化儿童陪护设备的大量介入成为新的潮流,同时,这也影响着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尤其是占有关系。有些孩子会因为爸爸妈妈被手机“吃”了而急切地在他们面前找存在感,甚至做一些出格的行为;也有一些孩子掉入了智能设备的黑洞,对于父母的情感需求一点点在削弱……

实验:智能设备对亲子依恋的影响

在儿童成长的关键阶段,智能化儿童陪护设备的介入,会不会对陪伴和教养产生影响?孩子和这些智能化陪伴设备的互动,会不会对日常亲子互动行为产生影响?会不会对孩子的依恋安全性和亲社会行为的发展有所影响?

为了探究这些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通过实验法和问卷调研的方法,招募了3~6岁的孩子和他们的主要照料者母亲,力求探究这背后的真相和发生机制。

实验中,孩子进入到实验区后,会看到桌子上摆放着他们日常熟悉使用的智能陪护设备,为了更加还原真实性,这些智能设备都是孩子平时会日常使用的熟悉的设备。在给孩子提供的环境中,除了他熟悉的智能设备,还有绘本、玩具。接下来,实验会分成3种情况进行观察:母亲在房间中陪伴,随后母亲走出房间只留下智能设备,之后母亲带走智能设备共同离开,然后再返回,观察孩子在不同陪护环境下的行为表现,通过问卷调研和行为观察实验,研究得到初步的结论:

● 从年龄上来说,儿童依恋的安全性和亲社会行为会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大。

● 从性别上来说,女孩的亲社会行为不会更高,而男孩的依恋安全性会更高。这可能是源于一般社会规则对于“女孩子要乖一点”这样的暗示,对女孩的依恋行为会产生很大影响。

● 从家庭收入水平上来说,中等收入以上的家庭中,儿童的依恋安全性水平较高;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中的孩子依恋安全性水平会稍低一些。

● 从亲子互动质量上来说,亲子互动水平越高,孩子的亲社会行为就更好。

总之,通过问卷调研和实验的研究结果看,智能陪护类设备的使用的确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互动质量—孩子单独使用智能设备的时间越久,亲子互动的质量往往就会越低,而亲子互动情况则会先对儿童的依恋安全性产生印象,再通过依恋安全性对儿童的亲社会性产生影响。

通过实验,研究者们还有另一个有趣的发现,就是在两种极端条件下,较少或常常与设备互动的儿童具有较高的亲社会行为水平与依恋水平。

智能儿童陪护设备介入对亲子互动的影响

建议:和孩子一起使用智能设备

在当下的互联网环境中,如何让智能陪护设备发挥更好的作用,而不是破坏家庭亲子关系,相关的教育和引导应该提上每个家庭的日程。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施行,父母越来越重视家庭陪伴和家庭教育,这对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具体到智能化儿童陪护设备方面,我们已知智能设备非常影响亲子互动的质量,所以需要父母有意识地干预,比如说严格把握儿童使用智能设备的时长,关注他使用智能设备获取的内容。但其实这些方法都是比较硬性的,陪伴孩子还需要一些软性的方法,特别是3~6岁的孩子,他们需要父母更多的爱,比如孩子在使用智能设备时,父母可以用询问的方式参与其中;对于孩子的一些上网行为及时给予引导和帮助,和他多进行交流,甚至只是坐在旁边无声地陪伴,都可以提高亲子互动质量。建议父母通过这样一些软性方式来减少智能设备对于儿童依恋安全性和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专家简介 杨雅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传媒经济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后;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健康与风险传播研究中心、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政治与社会科学研究所访问。

孩子的网络成瘾问题,恐怕是当代父母最大的育儿困惑之一,但更需要父母了解的是,其实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就在父母自己身上。

边玉芳:父母是孩子使用网络的“守门人”

父母不要给孩子立刻就贴上“网络成瘾”的标签,首先要清楚地了解孩子为什么喜欢上网,他在和谁一起上网,上网都干些什么。孩子是喜欢网络社交,还是喜欢网络游戏?他是自己玩,还是和好朋友相约一起?这背后的原因映射出孩子的不同需求,父母想要更好地解决孩子的网络使用问题,首先应该了解孩子的内心需求,并且不要急于给孩子贴标签。

剥开网络成瘾的壳

孩子的内心像一座冰山,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他的行为,其实这种行为的背后是有原因的。孩子的内心的需求可能没有被满足。父母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常常只关注的是孩子的行为,却忽略了孩子的内心感受。孩子期待被关注,渴望被爱,这些内心的声音,父母听到了吗?

父母总是教育孩子要听话,但其实孩子在成长中特别想体验的是自主感。游戏成瘾,网络成瘾,恰恰是因为玩游戏、上网能满足孩子对自主感的需要:完全是自己说了算。而且这种自主感带来的快乐,是孩子在现实中无法获得的。

每年中考、高考,我们都会看到一些成绩非常优秀的孩子走上了游戏成瘾、网络成瘾的歧途。父母也把孩子的堕落完全归咎于网络和游戏。这个结论其实有些草率,在工作中我认识一些孩子,他们的成绩很好,非常优秀,但往往只能通过网络来排解自己的压力和痛苦,上网的意义就是在宣泄情绪。还有一些孩子,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可以得到自信的方式,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价值,就在网络游戏中去获取。还有的孩子是迫于社交压力—我的朋友都在网络上,如果不用社交软件和他们聊天、不和他们玩一样的游戏,那我就没有朋友了。

这些都是孩子游戏成瘾、网络成瘾背后的原因。如果父母能多了解孩子的内在需要并给予满足,能帮助孩子用更好的方式减压、进行情绪管理,或者引导孩子用更多元的方式实现良好社交,也许你会发现,孩子对游戏、对网络并没有那么强烈的依赖感。

在家庭中培养孩子的网络素养

据统计,全世界范围内青少年过度依赖网络的发病率是6%,我国发病率接近10%。一旦孩子已经是网络成瘾,戒掉网瘾其实就会变得很难。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所有成瘾性的行为,比如烟瘾、酒瘾、网瘾,最终会改变我们的大脑结构。所以,网络成瘾很难改变。鉴于此,父母应该坚持一个理念就是“防大于治”,一定要在孩子成瘾之前就做好预防。在家庭中去培养孩子积极的品质。

首先,父母不能让孩子有不良的网络使用习惯。《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将网络成瘾纳入精神疾病范畴,和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疾病一样,不良的网络使用习惯也会导致网络成瘾,使得孩子长此以往呈现一种病态。所以,在孩子接触网络的那一刻起,父母就应该有意识地培养孩子良好的网络使用习惯,比如使用时长、使用网络的内容要和父母交流,不能在网上随意恶语中伤他人,等等,一些使用网络的良好品格是需要父母在家庭教育中更多去关心的。

其次,父母应该带着孩子去拥抱互联网。今天这样的互联网信息时代,孩子不可能完全被隔离在没有网络的世界中,父母对于互联网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孩子对网络的态度。网络并非洪水猛兽,它可以为我们所用,我们应该在家庭教育中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孩子这样的信念—我们可以成为网络的主人,而不是被它俘虏。

其实现在有一个现象很常见,孩子一闹,父母就给他一个手机,然后就会发现孩子真的就不闹了。再遇到搞不定孩子的时候,继续用这个方法。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孩子不良的网络使用习惯一定是个慢慢累积的过程,父母的做法直接影响孩子对待网络的态度和使用网络的方法。

最后,我对父母如何做好孩子网络使用守门人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

父母做好监管(如规则的制定、是针对谁的规则、规则是如何得出来的)。

与孩子开展对网络使用的讨论(如网络的娱乐性使用与工具性使用)。

正确使用网络(用网络完成学习和生活的多项任务,利用网络让生活更丰富多彩)。

提升父母自身对网络的正确态度与使用技巧。

父母与孩子双方共同使用网络。

专家简介 边玉芳

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常务理事、教育部家庭教育指导专委会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健康与教育研究所所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首席专家、德育领域监测的牵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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