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雨娟

众所周知，关于丁玲与冯雪峰的关系流传着许多“浪漫”说法。丁玲的一些回忆文章，特别是《不算情书》都对她与冯雪峰的关系有过描述，这些材料为研究提供了方便，也为好事者的揣测提供了依据。除了一些莫须有的谣言和“乱搞男女关系”之类的诋毁，近年来不少读者和研究者出于某种善意，对二人的过往发出了“爱而不得”“终生最爱”等流露着浓浓小资情调的感慨，颇为二人没能真正结合感到惋惜。但认真考察丁玲与冯雪峰的交往，就知道事实并不是“一段错过的感情”所能简单概括，爱情也不是最关键的因素，而是更关乎革命年代的爱与信仰。

丁玲与冯雪峰的交往开始于1927-1928年间跨越北京、上海、杭州的一段 “三人行”往事：丁玲和胡也频相恋，在北京卖文为生，后来感到没意思，准备学日语去日本留学，托朋友找冯雪峰来教。没想到，丁、冯一见钟情，这使胡也频难以接受。几个月的纠结后，以冯雪峰南下上海而告一段落。很快，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丁玲和胡也频也从北京来到上海，但因为丁玲是当红女作家，不喜欢上海的喧闹，冯雪峰又到杭州帮她安置了住所。在此时期，三人之间的感情使他们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苦恼，为了平息纠纷，冯雪峰再次退出。

目前为止，人们主要从丁玲的作品和回忆了解这段感情，很少注意到胡也频的小说《三个不统一的人物》其实是 “三人行”往事最早的记录。文章初刊于1929年3月10日出版的《红黑》第三期，同年收入同名小说集，由光华书局出版。这个时候三人的感情纠纷刚刚过去，胡也频鲜活动人的叙述使小说具有比较高的可信度。小说采用通信的形式，主人公姓名分别为三人姓名的谐音：飘苹、琳、旋玻。有意味的是，胡也频把自己和冯雪峰的角色做了对调，即介入感情的男性成了飘苹，被介入者成了旋玻。

通信从飘苹的“忏悔”开始：

朋友，惩罚我吧，你第一次把我引到你的家里，见着琳的时候，我受到一种异乎一切的新的刺激，忽然心中混杂着不分明的感情，在琳的眼光中也有这同样可怕的感觉——这是我们不幸的开头。

一千句都是这一句话：恋爱不能伤害我和你的友谊。只要这人间还生活着你，便永远有友谊的存在。

作为感情的介入者，飘苹被爱的热情裹挟，却更愿意保存友谊，更在意比爱情更恒久、纯洁的感情。比起飘苹的理智，旋玻则感受到更多的悲痛，他在恋爱的幻灭体验中产生了死的念头。

我呢，是不要，并且也无须乎别人的担心，因为我的生活既是我孤独的影，我的死也只成为我自己的慈善。属于我的一切只是我一人的职责。倘若我有所求于人，也只是求人忘记我，这世界上并没有人和人发生友爱的。

此时的琳陷落在两种爱情之间，无限苦恼，又都不想失去。她埋怨为什么人间各种欲望都可以满足，却“单单不使恋爱发展到最丰富的极致”，甚至试图让旋玻接受这种尴尬的局面：“我爱飘苹，这于你并没有损失，因为你须要于我的一切，仍然可以满足的。”旋玻无法接受，再次坦白自己嫉妒、痛苦，又因为对爱情、友谊的难舍而陷入困顿。

这是真的，无论恋爱的观念经过若干的变迁，一种属于恋爱的嫉妒心总是难免的，除非这人类变成另一种人类。

我活着，在我自己，是一种缺陷的生存，因为我不能遗忘这件事。可是你们又偏偏和我作难：你不愿和琳恋爱而破坏我的友谊，琳又要缠绵着我。

看着琳和旋玻沉浸在难以取舍和痛苦绝望的情绪中，飘苹意识到三人这样困扰下去终不是办法，他选择了缄默、退出。

透过这些内容，可以大概知道，在三人的关系中，一个不能离开（丁玲），一个情绪激动（胡也频）,另外一个没有勇气（冯雪峰），这就注定了“三人行”的结果 ，必然是冯雪峰退让。当然，爱情并不褒奖谦让的美德，冯雪峰的退出除了与三人的个性有很大关系之外，更多的还是因为丁玲和胡也频已有较深的感情基础。作为一个正直的人，他不愿意破坏、也不愿意使三人的友谊破裂。毕竟他们都是热情、真诚、追寻着人生价值的有志青年，受到爱情和友情困扰的同时也在思索着：生活的意义在什么上面？

不知道为什么198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也频文集》没有收录这篇小说，是因为它太过写实，容易引起人们的联想吗？其实不必。小说虽有自然主义倾向，但整体情感仍然是积极的。胡也频把自己放在介入者的位置，演绎和理解了三人尤其是冯雪峰当时的内心世界，不仅消化了嫉妒和冲动情绪，不再为一己之情所困，而且升华出了友爱和奋进之心。

感情纠纷过去之后，丁玲、胡也频与沈从文共同创办《红黑》杂志。冯雪峰则继续进行俄苏文学的翻译，他1929年出版的译诗集《流冰》中有一首《送给美丽的姑娘》：

你是不像那种美丽的女人们的，

快活的，眼儿清明的我底朋友呵，

你，当然不会干；

在死色的手臂上

满擦着白粉的这种勾当。

你不能算是那种悲哀的女人，

（自然现在使什么地方都缺乏悲哀了），

怀着俳优气味的苦心

终日在镜前把鼻子涂得白白的那样……

你不知道最流行的跳舞。

连巴黎的时髦你也不知道……

你底颊儿的桃色，

并不是店里的“美容膏”……

诗歌显示了冯雪峰对“不俗气的女性”的欣赏，他是否有意通过这种方式，激励自己和朋友走出个人的狭小天地投身革命呢？不久之后，他通过柔石的关系接近了鲁迅，与鲁迅共同翻译、出版了“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并在鲁迅的指导下主编《萌芽》杂志，很快就成为“左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领导着蓬勃发展的左翼文化运动，真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和鲁迅翻译的俄苏文艺理论影响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其中就包括胡也频和丁玲。

1930年2月，丁玲、胡也频与沈从文共同经营的《红黑》杂志停刊。胡也频为了还债，北上济南中学教书，“他成天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史观，宣传鲁迅与雪峰翻译的那些文艺理论，宣传普罗文学”。经过济南的历练，胡也频很快坚定了参加革命的决心，回到上海就参加了“左联”，与冯雪峰有了不少工作方面的接触，创作上也逐渐走出了早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式的感伤写作，写出了《到莫斯科去》和《光明在我们的前面》。

可惜这段“共同革命”的日子才半年多。1931年，胡也频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时，意外被捕，后被杀害，与柔石、殷夫、冯铿、李伟森同被称为“左联五烈士”。为了振作，也为了自己的理想，丁玲决定循着亡夫的道路继续革命。她想去苏区，但组织安排她留在上海编辑《北斗》。这样，她与冯雪峰的联系又频繁了起来，此前因为怀孕生产，也因为碍于三人曾经的关系而主动避免直接接触的行为也没有了必要。人非草木，孤独与寂寞中的丁玲再次燃起了对冯雪峰的爱恋，虽然冯雪峰此时已有家庭，她还是在《不算情书》中向他表白了隐藏几年的心迹：

我想过，我想过（我到现在才不愿骗自己说出老实话）同你到上海去，我想过同你到日本去，我做过那样的幻想。假使不是也频我一定走了。假使你是另外一付性格，象也频那样，你能够更鼓励我一点，说不定我也许走了。你为什么在那时不更爱我一点，为什么不想获得我？

从表面看，信中的丁玲很是勇敢、大胆，主动追求着冯雪峰，但冯雪峰不置可否，丁玲不得不“被恋爱苦着”。从冯雪峰的角度想，他心里应该明白，也有丁玲信件里描述的那些感情，但作为一个严肃正直且事业心极强的男人，他只能在现实与情感之间反复权衡、延宕。如果他这个时候抛弃家庭和丁玲在一起，很可能会被人指责趁人之危、不负责任。所以，冯雪峰一方面不排斥二人在情感和工作上的互动（这也是他们在感情和工作方面往来最为密切的一段时间），另一方面又无法做出什么实质性的举动成全或者毁掉这种互动，唯一能做的就是鼓励她——顺其自然罢！不要过分沉溺在情感里，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

假如此时冯雪峰没有家庭，他们就一定会结合吗？我觉得未必。经历丧夫别子之痛，丁玲走出痛苦的方法不外乎两个：一是把自己投进新的爱人那里；二是把自己投进革命工作中。冯雪峰正是理想的爱人，“左联”的工作也正需要她，爱人和工作似乎恰好完美结合。如果非要二选一呢？她肯定会选择工作的。胡也频牺牲后不久，她曾向组织提出去苏区参加革命，说明她并没有被悲痛淹没，反而激发了更强烈的奉献事业之心。1932年3月给沈从文的信中，丁玲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对那种沉迷于爱情游戏的人的鄙视：

爱情是一个可笑的名词，那是小孩的一些玩意儿，在我看来感觉得有些太陈旧了。一个二十五岁以上的人，若还毫不知道羞耻，把男女事看得那么神秘，男的终日只知道如何去媚女人，女的则终日只知道穿穿衣服，涂脂抹粉，在客厅中同一个异性玩点心灵上的小把戏，或读点情诗，写点情诗，消磨一个接连一个而来的日子，实在是种废料！这些人不敢去思索自己对于社会的责任，有的由于愚蠢，有的却由于狡狯，亏他们总找寻得出一个逃脱责任的理由，说出来时却又俨然极其合理。

强调自己的社会责任，正是丁玲果敢担当个性的体现。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二人若不顾一切结合，一旦共同遭遇被捕等意外，就很可能使左翼阵营损失两员大将。况且，热烈和激情不可能持续太久，爱情需要一定的想象力才能保持，距离的消失会让美好退化成平淡甚至怨念，现实和意外都会逼着人承认爱情的无力和有限性。相反，丁玲与冯雪峰维持不那么排他的友爱关系，双方反而能更灵活一些，也能使各自的力量发挥得更充分一些。因此，我认为不必过度解读《不算情书》里那些情绪浓烈的表达，以致改变对丁玲的整体认识，曲解丁玲与冯雪峰的情谊，也不必为丁玲与冯雪峰没有真正结合感到过分遗憾。

诗歌《给我爱的》表现了放下情爱的纠结之后，丁玲与冯雪峰从信仰到行动的一致：

只有一种信仰，固定着我们大家的心，

所有的时间和心神却分配在一个目标里的各种事上了。

你不介意这个，我也不要机会倾吐，

因为这在我们，的确是不值个什么的事。

这首诗写于1931年8月，与《不算情书》相比，可以看作是丁玲为了消除冯雪峰与她相处的顾虑而写的一份“宣言”，当然也是她给自己的暗示，她正一步步向着冯雪峰、向着革命的方向转变和前进。这是一个艰难的自我塑造过程。在“奋不顾家”的革命队伍里，个人主义式的浪漫爱情是没有什么生存空间和必要的，既然决定走上革命道路，就要习惯为了“有意义”“革命目标”而必须进行的克制忍耐和自我教育，对个人之爱要转换和内化为对同志和阶级之爱，才能真正在革命阵营里扎下根，才能真正把信仰的实现看作生存的最高意义。此时的丁玲和冯雪峰，显然已经基本具备了这样的品质。

丁玲与冯雪峰在共同信仰之下的密切合作才一年多，1933年丁玲就被国民党逮捕。为了打击左翼阵营，有报纸造谣丁玲已与大特务马绍武同居，后又传言国民党已将其杀害。一时间，丁玲被捕的真相和生死都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几个月后，冯雪峰毅然发表了《不算情书》，以承认二人感情事实性的方式来反驳谣言，声援丁玲，并且动员一切力量进行营救。直到1936年，丁玲才终于在冯雪峰等人的帮助下逃离国民党的监禁，前往陕北。1937年，抗战开始之后，二人便长期相隔于南北两地。延安时期的丁玲曾说过这样的话：“我最纪念的是也频，最怀念的是雪峰。”可见她对这两个在她生命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男人，感情始终有所区别。1947年，冯雪峰在《丁玲文集》的编后记中有言：“对作者也表示我的怀念罢。”一别十年，依然牵挂对方，语言的表达虽然是淡淡的，但彼此的信任和情谊，却是深刻诚挚的，是不以时间和空间距离为阻碍的。

1944年发表的《论友爱》一文中，冯雪峰对友爱之于人生的意义作了阐释：

友爱的根本精神是在社会生活中，根基于人的向上进取的意志和人类爱，追求着知心，同志，及那由理解，信任，挚情而生的快乐。他是人的忠诚的归复，然而又是精神的一种解放和进取。

对于友爱与恋爱的关系，冯雪峰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恋爱是必须以纯精神的友爱去提高的，但颇为普遍的情形：因为一般的精神力的肤浅与狭小，传统的束缚，和社会的桎梏与颓废，遂使恋爱成为粗劣以至恶劣的并不可喜的游戏与追逐，使它失去自然的淳朴和精神的纯洁，并因此影响到人的生活态度，失去纯洁的自然面目与精神生活的要求。

回顾往事，冯雪峰对友爱与恋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相通的恋爱或者友爱，这种爱以共同的信仰和意志而不是以世俗和肉体的联系为基础，其存在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信任，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愉悦、自由和提升。联系冯雪峰在“三人行”往事中的表现以及他与丁玲的深厚情谊，必须承认这并非妄言，他一直在努力实践着一种“不俗气的友爱”。

当然，冯雪峰是从理论高度来阐述这种友爱关系的，并没有对现实中的个体提出过高要求而造成其他形式的压迫和禁锢，因此对一般人来说，可以起到类似于理想信念的引领和启迪作用。不过要达成这种清教徒式的友爱，对于人性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它不仅要求个人以超越个体情爱、利益的更高目标（革命理想）为奋斗目标，还需要时时以强烈的道德自律和进取、忠诚等思想意识来规范自我。客观讲，冯雪峰的“友爱观”，和1960—1970年代为了强调“革命友谊”的神圣伟大性，而把人与人尤其是两性之间的情爱一律斥为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腐朽文化的做法，有着本质区别，但又不能说毫无共同点，毕竟二者力图构建的都是一幅纯净、崇高的精神乌托邦图景，都具有某种超现实性。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丁玲和冯雪峰都在文艺界担任领导，有各自的家庭和事业，但作为有着特殊情谊的同盟，也是公开的秘密。1950年代，他们曾先后担任《文艺报》主编，又先后在剧烈的政治运动中被批判，被定为“右派”，后又被开除出党。1976年冯雪峰去世时，丁玲还在山西长治，未能见到最后一面。1979年重返北京到1986年逝世的七年间，丁玲始终积极参加冯雪峰的纪念活动。她在《悼雪峰》中说：“我同雪峰相识近五十年。五十年来，我们的来往可数。但人之相知，贵在知心，雪峰的为人，总是长期刻在我的脑中。我对他的言行从来都是深信不疑的。”这种精神契合，冯雪峰在1940年代也有过类似表述：“两个知心的密友在本质上当然是同志，但他们的行动的一致并非受外在的团体的规约所制使；他们间的契合是更为个人的，更为自由的，他们间精神上的契约是完全无形式的，不受任何丝毫的拘束的。”不汲汲于欲望、利益的考虑，而是基于个性、信仰的友爱和惺惺相惜，正是他们交往的生动写照，也是革命年代许多爱情或友情所以动人之处。

据亲友回忆，冯雪峰直到去世之前最关心的一直是“重新入党”的问题。同样，1979年获得平反后，晚年的丁玲始终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官方形象，维护着来之不易的身份地位。在1980年代，她屡屡被人诟病太“左”，但依然故我。她曾对那些同情她苦难遭遇的人说：“我有信仰，我有信念。”纵观二人的一生，我认为他们的信仰与执着，并不一定是不加辨别的忠，而是对自己道路选择的坚守与自爱——由爱而通往信仰，由信仰而巩固所爱，可以说是理解他们一生的精神线索。

时过境迁。1990年代之后，思想价值从一元走向多元，各式各样的“主义”日渐蓬勃。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显得如此庞大，个体欲望的满足常被看作人生的最高目标；但又是如此渺小，人的尊严与意志仍然容易被更强大的力量碾压和利用。这时候，反观丁玲和冯雪峰这样将自我投入集体洪流，逐渐扬弃了个人主义，把对革命的爱与信仰视为终极归宿的一代文化人，是要暗讽他们的“幼稚虚伪”呢，还是该哀叹自己的“过分现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