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 思

鉴于“手枪诗”在网络上的影响，我认为有必要对其进行一次考察，研究一下它的艺术特点和性质，让人们对这个新的诗歌样式有个清醒的认识。

关于“手枪诗”的起源很多人都知道了，在此简单回顾一下。2013年底，深圳大学的黄永健教授在手机上偶尔写出了第一首在后来被其称为“手枪诗”的作品，并被他标榜为“新汉诗十三行”；在次年十月举行的“第五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暨印象武隆诗歌采风活动”上，他作了题为《新诗二次革命的回应 ——手枪诗（松竹体新汉诗）创新引论》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重视，更因国内著名的诗歌理论家陈仲义与黄永健对这一新诗体的对话，引起了公众的关注。“手枪诗”在黄永健和诸方的宣传与力推下迅速走红网络，影响不断扩大，而黄永健本人也因此获得了几种奖项，比如2014年8月份在安徽泾县举办的“中国首届桃花潭诗会”上，获得“网络诗歌发展奖”；2015年1月，获得深圳首届华语诗歌颁奖盛典银奖等。在他看来，这是他对吕进倡导的“新诗二次革命”的重大回应，是对当下诗歌的重大创新，是对“朦胧诗”和各种“无边界自由诗”的革新之举，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以荡涤廓清为当然使命”，“创新汉诗诗体，重铸汉诗诗魂。”

在黄教授看来，这个新的诗体意义非凡。今年1月15号，他在新浪博客上发表了题为《中国松竹体汉诗（乙未年鉴）序言》说：“手枪诗只是它的网名，手枪诗的学术命名——十三行体新汉诗，堂堂正正，与英诗十四行体，比并而立，即使是莎士比亚再生，老人家也会希望我们不必老是仰其鼻息，因为，诗歌及诗体在永恒变化之中，十三行体新汉诗及其背后的中国，与十四行体及其背后的英美，握手言欢，世界多了一个对话的伙伴！如果我们认同席勒的艺术游戏说，世界又多了个游戏的对手，诗歌又新出了一个可以谈话的伙伴。”

把他自创的这一诗体与西方的十四行诗相提并论，可见这位黄教授真是信心满满。西方的十四行诗体拥有大量的经典之作，艺术水平举世公认，但我们的“手枪诗”呢，它的具有高度艺术性的诗作在哪里呢？最为著名的是它的处女作，我们在此来重读一下：

怎么写

愁死鬼

手执圩灯

伊人等谁

终南积雪后

人比清风美

古今聚少离多

长恨望穿秋水

知音一去几渺杳

暗香黄昏浮云堆

不如归

不如归

好梦君来伴蝶飞！

这首诗揉合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三言、四言、五言、六言到七言，语言特点也完全沿袭了古典诗词的习惯，古意盎然，韵律流畅，读来朗朗上口，适合谱曲，但它的风格与其说是诗的语言，倒不如说有着宋词的某种遗韵。然而，它的艺术性对我们的古典诗词完全说不上超越，随意翻读一首唐诗或一阙宋词，也写得比这好得多。充其量，这种新诗体只是在中国传统的词曲中创立了一个新的词牌而已。它的语言是复古的，形式是宋词的，虽然有韵律，有意境，但并没有更高的艺术价值。如果我们的新诗抛弃新的用语习惯和新诗的普遍形式，重返古典文学的怀抱，那么它能行之多远，令人生疑。它只能作为一种局部的文学现象和个人的兴趣而存在，大力弘扬这一诗歌样式是有些可笑的，它甚至低于被黄教授“革命”的朦胧诗和“无边界的自由诗”。

从诗歌发展史来看，和文学的其他样式一样，诗歌也是一直在发展和变化中成长的。无可否认，新诗是在西方文学和语言的冲击下介入中国的，或者说，这导致了中国传统诗词的没落。自五四时候起，中国的新诗也走了将近一百年，朦胧诗在诗坛的统治地位和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有它不容置疑的历史贡献和意义，当然也有不好的影响。正如我在别的文章中所说的，对当今诗歌的不景气和边缘化，朦胧诗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新诗在中国还没有发展到成熟的阶段相适应的，不能让哪个诗人来负这个责。不管是“梨花体”、“乌青体”还是“手枪诗”，都只是表明，新诗在中国远远还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它一直还徘徊在中国传统诗词与西方诗歌的双重影响之下，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立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它一直在摸索，在寻求出路，以期得到这个古老的诗歌国度的接受和欣赏。

我们的新诗的确接受了太多西方文本和思潮的影响，各种旗帜乱树，越来越远离了民众的生活，读者也越来越少了，甚至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有哪一首新诗是可以被自己记住和背诵。但新诗的发展和其他事物一样，都受普遍的规律性所制约，越是多人在这条路上走着，就越是能走出一条康庄大道来。我们抱着宽容的心态对待各种新诗的尝试性写法，但像“手枪诗”这种复古化的写法，表面看是继承了传统的诗词特点，但事实上，它不过是一种闭关自守的社会现象在意识上的反映而已，它有意识地抵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年代，像这样的意识已经落后于时代了。文学的发展必然是走向世界性和国际化的，它可以容许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但必然不能拒绝与国外优秀文化的融合和吸收，否则，这只能是一种倒退而绝非进步。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也已表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五四以后新思想的影响，就不可能有新中国的诞生。与社会的变革相适应的是意识形态上的变革，我们大量译介西方的文学作品和科普著作，也深刻影响了自己的语言使用和文学样式，让我们今天形成了现代汉语的语境和规范化的语言。这个世界在各种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通讯设备的变化中日益形成一个整体，让任何保守的退避都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况且，把新诗纳入固定的字数和格式中是危险的尝试，这只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做法。新诗之所以称之为新诗，也是因其自由的抒写方式，不受字数和行数的限制。“手枪诗”和中国的格律诗与西方的十四行诗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因为后两种诗体都是在历史的沿革中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的，它不是某个人的独创和强加给诗歌的一种形式。在诗歌发展史上，不管是中国的格律诗还是西方的十四行诗都已经被抛弃了，成为一种过去式，如果今天还有人以此来写诗，那也只是一种局部的现象而已，不会成为主流的书写样式。对新诗的发展，固定的格式和格律是有损无益的，更别说像“手枪诗”这种偶然产生的作品。如果仅仅是作为一首诗或一首词来存在，无可厚非，但如果想将其固定为一种新的诗体，来与十四行诗抗衡，与自由体新诗叫板，则过于自负了。

“手枪诗”在一定范围内的流行，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新诗发展到今天给诗人和读者造成的困惑。有人喜欢在一首诗中堆积各种各样毫不相关的意象，造成形容词泛滥成灾，各种修辞手法堆积，使诗中的意旨变得模棱两可和隐晦曲折，没有人能说自己真正读得懂这些拼凑的语句，这类诗作往往都是毫无诗意可言的，偏要借此来故弄玄虚，并美其名曰含蓄。其次，很多诗歌已脱离了现实生活，而专注于个人的内心诉求，缺乏客观的情景。像这类缺乏生活内容的诗歌必然是没有普遍性的，别人感受不到类似的情感，它只是作者本人的呓语，得不到读者的共鸣，也难以打动人心并得到认可。虽然，“手枪诗”在我们这个有着悠久诗词传统的国家容易引起共鸣，适合一些读者的偏好和阅读习惯，是因为很多人都受到过古典诗词的熏陶，要写几句古体诗词可以说是信手拈来，有了这个固定的格式，要拼凑几句写一首这样的“手枪诗”不会浪费太多心力。但归根到底，这只是一种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的新诗体，不是一种革新和进步。

如果详细考察陈仲义和黄永健就“手枪体”的谈话，人们不难看出，面对陈的诘问，黄的回答非常牵强，也做不出更有力的回应。陈仲义指出：第一，“手枪诗”本质上是创立一种词牌，适合填词。第二，它只适用于文言文，半文言文或半白话文，不适合现代汉语和语境。第三，固定的格式必然导致模式化的填充文本。至此，我们大概也可以判断出这一所谓新的诗体到底能给诗歌的发展带来什么影响，它能走多远了。我不反对人们对于这一诗体的写作尝试，但实事求是讲，“手枪诗”本质是一种诗歌发展的倒退现象，是对自由体新诗失望之余的消极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