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 达

我们以白话文作为书写语言，至今不过一百多年历史。也就是说，我们使用的是一种极为年轻的语言，它仍在幼年期，远未成熟。

读现代作家的小说，可以很明显地看到那种摸索的痕迹。像沈从文《长河》中这类句子，在当时就是很常见的：

惟一面是个人如此谨慎认真的来处理一个问题，所遇到的恰好也就是那么一种好象也十分谨慎认真的检审制度。另外在社会上又似乎只要作者不过于谨慎认真，只要在官场中善于周旋，便也可以随处随时得到种种不认真的便利。

我们今天读来，已经颇感吃力了。文白杂糅不是问题，问题是语言的节奏和语感。白话文是对口语的模仿，而这里所说的口语，是指北方语系，南方人初学现代白话文，在表达习惯上自然找不到一个可供参考的基调。

比如废名《竹林的故事》中这样的句子：

一个人穿过开着的窗而看，决不如那对着闭着的窗的看出来的东西那么多。世间上更无物为深邃，为神秘，为丰富，为阴暗，为眩动，较之一枝烛光所照的窗了。我们在日光下所能见到的一切，永不及那窗玻璃后见到的有趣。

他的白话文里，杂糅了文言文的句式，还带着一点翻译腔。这是他们那一代作家在语言上开荒的印记，我们应该为他们做出的努力充满感激。

也有人认为鲁迅的文字不好懂，问题也是一样的。所幸鲁迅喜欢用短句，且幽默感实足，即使不习惯他那种风格，接受起来也还不太麻烦。对于如我本人这类读者而言，因喜欢鲁迅，且习惯了他的风格，他的那种语言反而很有嚼劲，有种独特的声音，要是换成平白的大众普通话，恐怕我们会很失落。

不可否认，周作人在白话文的造诣上，是现代文学的第一人。周作人使得白话文的优美、通俗、简洁达到一个很高的层次。我甚至认为，他的文学地位完全是奠定在他的语言之上的。这当然也是一种偏见，因为我对他的写作题材和思想观念完全没有共鸣。

这一百多年来，有些作家对我们的文学语言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使得现代汉语的意味日渐丰厚，比如孙犁、老舍、汪曾祺、阿城、王小波等等。曾经风行一时的寻根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寻找语言上的根脉，丰富我们的语言感受。这是正向的一面。也有反向的一面。总有一股力量，在不断将语言的表现力压平，或者说是玷污。机械的、口号式的、烂俗的文字排山倒海而来，毁坏了数不清的词语和句子，使我们对语言感到麻木、僵死。

有一次，我冷不丁瞥了一眼电视里的古装剧，两个宫廷女子在对话中说：“我们一定要发愤图强！”我吓了一跳，半天没有合拢下巴。“发愤图强”第一次使用，是在1959年的《人民日报》。

我还看到过一部设定在秦汉时期的古装剧，士兵们喊的口号是：“我们誓死精忠报国！”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精忠报国”出自南宋岳飞的故事。而且，这种口号从语气上讲，也是不通的。

小说中也经常碰到类似“出其不意”的词句，让人瞬间出戏，再也无法进入。一部小说中，有位湖南乡村的老妇叫道：“桃花被无情的春雨打落了！”有位乡土作家的小说中，农民口里出现这样的台词：“这么多年没见面了，饱经风霜的你还是这么积极乐观。”

不光是人物开口说话时，写作者容易露出马脚，让人出戏，有时风景白描太模糊抽象，也会使我们的阅读兴致瞬间消失。比如这样的句子：“在一条简洁的道路的四周，虽然风景并不出众，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但是生长着各式各样平凡而热烈的花草树木，仔细看，还能发现一些惹眼的秀丽之色。”这样的文字，每一个句子和词语，都落在虚的地方，对读者而言实在是一种阻碍，写了还不如不写。

有的学生习作，字里行间，饱含着浓浓的自恋，这种现象也越来越普遍：“今天又拒绝了两个男生，看着他们失落的背影，我只能默默地说声抱歉。”自恋中有时候还会夹杂着大量鸡汤文字：“我始终相信释迦牟尼说的一句话，你所遇见的每一个人，都是你命中注定要遇见的，没有偶然，没有错误。一切都是缘分。”

另一种常见的语言毛病，就是生涩的翻译腔：“他踏着在他的脚底下的活动的石子摔了跤。疲倦达于顶点的他，心里很愁苦了，不很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人称代词前面的形容词，放到中文语境中，真是让人难以忍受。什么饱经风霜的你，疲倦达于顶点的他，或者默默伤神的我，除了在精神病院，谁见过这样说话的人呢？

还有这种句子：“他对媚俗文化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为什么不用“他不遗余力地批判了媚俗文化”呢？更好懂，也更简洁。所谓“进行了”，是一种官腔，一种讲话中常见的拖延时间的策略，如今，这些东西都肆无忌惮进入了书面语言。

卡尔维诺曾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说：

有时候我似乎觉得，一场瘟疫已传染了人类最特殊的天赋——对文字的使用。这是一场祸害语言的瘟疫，它体现于丧失认知能力和直接性；变成某种自动性，往往把一切的表达都简化为最通用、划一和抽象的陈套，把意义稀释，把表达力的棱角抹去，把文字与新环境碰撞所引发的火花熄掉。

卡尔维诺没有生活在今天，没有见识过二十一世纪的互联网，否则，他很可能会认为这场瘟疫已经无药可救。

各式各样的流行语，一阵一阵如同传染病一样，毫无征兆地感染了所有人，而又在突然之间消失不见。十年前几乎每个年轻人都爱用的词，比如什么“鸭梨”“亮骚”“闹太套”之类，放到今天就已经显得费解或者老土了。那么多人，追求着流行词汇和表达方式，像追求时尚一样，把语言当成了快消品。

当然，网络上也会有很多精妙的语言诞生，这些语言因其民间性而显得独具生命力。但这样的语言毕竟只是少数，很容易被淹没在信息的洪流中，没办法传播开来。

我们对语言的轻视，实际上是我们对个性的轻视。当语言的美感和个性化消失不见，也就是人性的危机时刻。因为没有人可以脱离语言而思考，你的语言很庸俗，就是你的人格很庸俗。维特根斯坦说，哲学问题就是语言问题。

卡尔维诺将希望寄托在文学身上：“文学，也许只有文学，才能创造抗体，去抑制这场语言瘟疫。”

而我们年轻稚嫩的现代汉语，更需要写作者具备一种自觉的使命感，担负起守护语言和开拓语言的重任。

从哪里寻找语言资源，来对抗这场语言的瘟疫呢？

我们首先应该明白的一点，就是文学语言的特点究竟是什么。形式主义者曾经将语言的文学性定义为陌生化效果。这个说法不够全面，但可以用来帮助我们将问题简化。

什么是陌生化呢？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得好：“给平常的事物赋予一种不平常的气氛，这是很好的；人们喜欢被不平常的东西所打动。在诗歌中，这种方式是常见的，并且也适宜于这种方式，因为诗歌当中的人物和事件，都和日常生活隔得较远。使用奇字，风格显得高雅而不平凡；……他们因为和普通字有所不同而显得奇异，所以能使风格不致流于平凡。”

举例而言，我们知道，文学中常见的修辞手法是比喻，而比喻就是典型的陌生化手段。

雷蒙德·钱德勒有个比喻：“对于我，失眠的夜晚和肥胖的邮差同样罕见。”他的意思很平常，如果他表达也很平常，“对于我，睡不着的夜晚是很少见的。”那么读者基本无动于衷。我们什么也感觉不到。但因为他用了一个有趣的比喻，我们能够愉快地接受他表达的意思。

钱锺书是一个精通比喻修辞的作家。他说：“比喻是文学语言的擅长，一到哲学思辨里，就变为缺点——不谨严、不足依据的比类推理。”他是吃透了比喻的写作者。我们读他的小说《围城》，从比喻中获得的乐趣，有时候比情节本身还要大。

比喻修辞，只是陌生化的手段之一。还有很多方法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比如黄永玉在他的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中写一个叫苏儒臣的染坊老板，想附庸风雅做文人，受到打击后想不开。他是这样写的：

苏大坨又添了个外号叫“苏蠢卵”。半个月苏大坨瘦了好几斤，路上遇到那些卵读书人，便铁青着脸，招呼都不打，也断了跟文人拉关系的念头，准备从政。其实，苏家染匠铺的布确实染得好，透蓝，匀称，犯不上去计较别的什么的。他想不开，就是想不开！

这样的语言带有方言的节奏和句式，与我们看惯了的普通话有差异，而且整个口吻带有孩子气的味道，增添了语言的趣味性，读起来就有很强的陌生化之感，是一种很高明的文学语言。

很多方言都自带陌生化的文学效果。比如湖北小县城安陆，表达“我想你了”时，会说“我欠你了”。山西有些地方夸人好看叫“喜人”，说人坏蛋是“灰猴”，出去玩是“去哪胡撒”，说人讨厌叫“不敬眼”。这种语言，是作者闷在书房里不可能想出来的，它的表现力和现实感，可以为虚构作品提供强大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在我的老家湘潭县，有些老人称那些华而不实的年轻人叫“样子货”，赌咒发誓时，常说的话是“我要讲假话，你一竹竿叼泡屎放我鼻头上”。我在写文章时，因为有这套方言系统作为参照，总是能发现普通话的乏味和无力，会不自觉地加入一些异质化的词语和句子，使语言更有特色。这些词语和句子，不一定原原本本来自方言，它们可能是一种组合，甚至一种新的创造。

所以汪曾祺说，只要你留心，在大街上，在电车上，从人们的谈话中，从广告招贴上，你每天都能学到几句很好的语言。

礼失求诸野。其实读一下中国文学史，就会发现我们的文学语言之形成，是一个不断从民间取经的过程。然而，我还是有点担忧，看到那么多学生，一年又一年，使用的语言日益雷同和僵硬，读到那么多新出的文学书，作者们越来越不重视语言的个性和美感，我就在想他们是不是已经失去了语言感觉，断绝了活水源头。标准化和“政治正确”侵蚀了语言的方方面面。汪曾祺所热爱的民间，就如阿城曾在小说中关注的“自为空间”一样，日益消失在信息时代的洪流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