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 敏

（南京农业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5）

1 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机制的研究

农民专业合作社迅速发展离不开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影响，包括外在因素诱导和内部自发性动力。陈于（2015）认为，村民自治的有效性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动力机制，其中党群理事会就是村民自治组织，有一定的号召力，成员的内在动力也推动着合作社的运行，另外乡村精英的参与给村庄带来很多“实惠”。赵晓峰和韩庆龄（2013）指出，阶层分化作为内部动因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迅速发展，大户领办成为合作社发展的新模式，大户通过寻找新的商机来增加收入，巩固阶层地位。政策诱导作为外部驱动因素，地方政府对合作社的支持力度逐年加大，有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舆论引导，合作社才能越办越好。外在驱动力量与内生推动因素双重动力机制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运行与发展。显然，农民专业合作社平稳运行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农民专业合作社根植于乡土社会的社会网络中，张正岩等（2022）认为，社会网络促使合作社形成高水平的信任，能有效化解合作过程中的矛盾，避免了合作社中集体行为困境产生，通过社会网络建构社员之间的“结构洞”，进一步对制度信任起到强化作用。姚兆余和郝泽芸（2021）探讨了合作社发展过程不是一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和社会逻辑的统一，合作社采取“跑项目”“拉关系”“面子压迫”“利益诱导”策略，获取合作社所需要的资源。一些学者以社会资本的视角出发，提出社会资本嵌入社会治理过程中拥有高水平的信任，能提高村民的自治水平，村民形成社会性团结，也利于村民之间的感情沟通，形成村庄的共同体意识，另外利用乡村精英也能促进集体行为的产生，进而有利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2 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模式的研究

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模式的研究有很多，多数学者采用了个案研究法，对某个合作社的现有模式进行探讨。苏昕等（2021）以南小王合作社为例进行分析，该合作社属于农村精英领导模式，通过信任等动力机制实现各社员主体的利益共生，促进农户增收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行。侯立阳等（2021）在探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模式时，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随机选取云南、贵州等5 省份622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展开调研，从生产要素的角度出发，可分为土地入股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地托管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信息技术支持型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产业关联角度出发，可分为产业内部整合模式型合作社、产业延伸型合作社、休闲农业型合作社；从创建的主体角度，可分为因政策驱动而组建型、农村干部牵头组建、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形成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探讨经济组织内部治理的模式时，李康（2021）指出，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公司内部治理的模式和合作社内部治理的模式，在后者的模式下，体现了保守和封闭的特点，因此成员关系更加紧密。“龙头企业+合作社”模式能够缓解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约束问题，使得优惠的农业政策获取更有益于企业一方，并容易形成垄断地位，需要进一步规范合作社的内部结构，使之更加合理。

3 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困境研究

从发展过程来看，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面临很多困境。随着各地纷纷成立合作社，多数人“闻风而动”，由于缺乏清晰的发展思路，合作社逐渐成为“异化”的合作社。甚至学界与业界纷纷质疑中国有没有真正的合作社。有学者指出，在目前存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存在很多“空壳异化的合作社”，真正在规范运行的只有5%～20%。有些“异化”的合作社以合作社的名义争夺政府的扶持基金，侵害合作社本来的利益，不利于合作社的规范化运行。针对是否存在真正的合作社，有学者回应，合作社的本质是所有者与惠顾者的利益统一，现实中绝大多数的合作社不符合要求，根据概念进行检视，提出外部支持非常有必要，现在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去向未明。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实际运行过程中或多或少违背了规定性定义，企业家、农庄精英和大户在合作社中具有决策权，少数核心成员拥有合作社中剩余的控制权。

同时，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违背宗旨的情况，有些专业合作社发展成为“大农吃小农”，这种情况更容易出现在企业型合作社之中。企业领办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运行过程中发展目标不明晰、经营风险高，需向社会企业进行转型，主动融入到社区文化之中。农民专业合作社盈余分配方式不合理、民主管理形式趋于形式化、合作社成员很难在返还机制中受益。

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创新层面，应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但在实践过程中，存在政府组织的公益性培训流于表面、培训更注重知识而忽略实践、农业技术员的成本高等问题。在研究社区股份合作社时，有学者分析目前存在合作社治理效率低、现代农业与小农户的联结机制匮乏、党员干部的领导作用无法体现、合作社发展中并未形成规范化的制度体系等问题。

在政府参与产业扶贫时，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促进农户增收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加重了“空壳化”的危险、合作社异化程度更高、贫困户的参与意愿不强、增加了合作社的运行成本等问题。

在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与乡村振兴时，白德全指出，合作社目前存在缺钱少人、科学决策效率低、市场竞争力弱等问题。另外，有学者研究发现，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在融资方面出现问题，具体表现在股权融资严重不足、债务融资困难等方面。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未来的发展中，应选择更有实力的龙头企业，在多方面形成利益联结机制，实现各要素之间的充分融合，进而促进自身的发展壮大。

4 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的嵌入性问题研究

“嵌入”作为一个极具弹性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随着时代发展得到了丰富拓展。近年来，精英治村成为一种新的趋势，乡村精英凭借着自身的资源参与到合作社的市场竞争中，引导合作社成员寻求利益，满足经济需求，不断增强自身社会资本的积累，推动合作社的法治化进程。

西部农村合作社的组织模式具有多重含义，一方面体现了农村的乡村治理，另一方面体现在现代化，农民合作社嵌入到乡土社会中具有现实性的意义，对解决农村治理问题提供参考。王进和徐天舒（2020）在分析村庄治理模式时，构建了农村政治亚文化的指标，发现在现有的模式下，形成了3 种政治亚文化分化，分别是普通村民形成地域参与型亚文化、社员间形成了依附参与型亚文化、能人群体形成参与型政治亚文化。在对合作社的生产过程和治理动力分析中发现，基层政府的治理困境与政绩压力推动了合作社治理的发展，治理体系的封闭是目前合作社面临的一大困境。

在合作社运行中存在多个合约，其中村委牵头成立的合作社存在3 种合约，分别是农户与客商之间的缔约、客商与销售中心形成的合约、合作社与成员之间形成的合约，但三者之间没有明确关联，缺乏稳定性。

在关系嵌入层面，依托乡村振兴背景，理事长的社会关系网络质量与异质性都能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创新，并且具有稳定性，对“互联网+”的模式影响更强烈。有调查指出，全国大部分合作社属于空壳合作社，大部分是个体性质的私人企业，与“公司+农户”没有实质性区别，社长和农户的关系属于熟人关系之上的雇佣关系，加剧了阶层固化，使农户与社长差距越来越大，即“大农吃小农”现象。

另外，在雇佣过程中，形成的约定缺乏法律保障性，缺乏有效监督。只有政府、各村村民、社会组织协同合作，才能有效实现乡村治理。农民专业合作社利用内部社员的关系网获取合作社运行需要的知识和资源，在社员交流中，社员之间形成的社会网孕育的规范、惯例以及信任关系加强了社员之间的合作，缩小了社员在做事方法、认知结构等方面的异质性。张雪和郭伟和（2020）基于关系理论的视角，讨论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的治理问题，提出了经济组织治理的核心逻辑在于是否发展出可信承诺。有学者对代理人和委托人的合同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单纯的经济交易不能使合同稳定和有效，只有社会关系嵌入，才能有效避免不确定因素对两者交易过程中不可预测情况带来的影响。

5 结束语

在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社相关问题时，研究内容涉及较多，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各个阶段学者关注的重点也不同。在社会学的视角下，主要是基于乡土社会的背景，更多探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社会基础。虽然目前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研究已很丰富，但仍存在诸多不足，例如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研究多停留在单因素静态分析，动态分析较少，另外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未来发展去向没有明确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