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赵艳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北京 100029）

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医学和先进印刷技术的传入，中医出版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方书类著作作为中医理论与中医实践沟通的桥梁，具有宝贵的学术研究价值。对其出版特征进行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国时期中医出版业和中医学术的发展特点。笔者采用文献研究和数据统计相结合的方法，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数据统计的方法从出版时间、出版机构、出版地区、版本类型4个方面直观展现方书类书籍的出版特征，从而使得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本研究选择目前学术界较为认可的《中国中医古籍总目》[1]为蓝本。《中国中医古籍总目》凡例中明确提出，其收录范围包括1912—1949年出版的中文中医药图书。将书中著录的1912—1949年（包括1912年和1949年）间著述出版的方书类书籍进行搜集整理。

1.2 纳入标准（1）出版于1912—1949年，成书时间不定，或成书于1912—1949年，出版于1912—1949年，或成书于1912—1949年的抄本稿本类书籍；（2）出版地为中国。

1.3 数据规范与录入 将符合上述条件的书籍信息录入ACCESS数据库中，著录项包括类目、书序号、作者、书名、卷数、成书年代、出版年、出版地、出版机构、版本信息。其中，对录入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采取以下方式进行处理：（1）对于《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中存在的成书年代不确定的情况，暂且按照其给出的时间为准，进行信息录入。（2）由于本研究试图从多个角度探究方书类书籍的出版特点，因此，同一著作由于多次出版造成的出版年代、出版机构、出版地、版本类型不同的情况，将其视为不同种类的书籍逐条录入，不得有遗漏。（3）由于历史原因造成各个时期北京名称不一致的情况，均录入北京。

1.4 数据分析 完成数据录入之后，对相关要素采用IBM Statistics SPSS 20进行统计分析，并结合文献学方法对统计结果进行探究，以此了解民国时期方书类书籍的出版情况，并对民国时期中医出版业和中医学术的发展特点进行大致探讨。

2 结果

2.1 方书类书籍出版时间分布特征 在收录的1 726种书籍中，有明确出版时间记载的有1 096种。利用IBM Statistics SPSS 20进行统计分析，民国时期方书类书籍年出版量见表1，民国时期方书类书籍年出版量变化趋势见图1。

表1 民国时期方书类书籍年出版量统计表

图1 民国时期方书类书籍年出版量变化趋势图

2.2 方书类书籍出版机构分布特征 在收录的1 726种书籍中，有明确出版机构记载的有1 167种。其中，大型书局和中小型书局的界定参考吴永贵的《民国出版史》[2]。（见表2）

表2 民国时期方书类书籍出版机构统计表

2.3 方书类书籍出版地区分布特征 在收录的1 726种书籍中，有明确出版地区记载的有1 019种。本研究以地区为单位，探究出版地区的分布特征。（见表3）

表3 民国时期方书类书籍出版地统计表

2.4 方书类书籍版本类型分布特征 收录的1 726种书籍均有明确版本类型记载。（见表4）

表4 民国时期方书类书籍版本类型统计表

3 讨论

3.1 出版时间 民国时期方书类书籍的年出版量有以下特点：（1）年出版量变化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1936年出版量最多，1945年出版量最少。（2）年出版量在时间分布上呈现明显的阶段化特征。具体分为以下3个时间段。第一阶段为1912—1927年，这一时期出版书籍455种，占41.5%（455/1 096），且这一阶段书籍的年出版量变化相对稳定；第二阶段为1928—1937年，这一时期出版书籍468种，占42.7%（468/1 096），且这一时期书籍的年出版量波动较大；第三阶段为1938—1949年，这一时期出版书籍173种，占15.8%（173/1 096），此阶段书籍年出版量呈不稳定变化的特点。总的来说，1928—1937年为出版量最多的阶段，1938—1949年为出版量最少的阶段。（3）各阶段均出现过出版小高峰。小高峰出现的时间依次为1919年、1936年、1947年。

分析几次小高峰及成因，可了解影响中医出版业发展的因素。首先，1919年出版小高峰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从1914年开始，方书类著作的年出版量开始逐渐增多，至1919年达到高峰。根据相关文献资料记载，推断此时方书类书籍年出版量的逐渐增加与当时的中医政策有关：1912—1913年“漏列中医案”的提出使中医界意识到发展中医学术的重要性。1913年，在中医界向教育部呈递的《神州医药总会请愿书》中，就包含请愿设立中国医药书编辑社的相关内容[3]，编辑中医药书籍成为发展中医学术的有力方式。另外，从数据记录来看，自“漏列中医案”起，中医书局和中医学社的出版量持续增加：1913年只有成都中西医学堂出版的一种清代何仲皋的《经方阐奥》，到1915年，重庆中西书局连续出版6种方书类书籍。1916年开始，绍兴医药学报社、宁波中华卫生公会、上海医学书局出版多种方书类书籍。由此可见，影响1919年小高峰出现的主要因素为中医政策的颁布及中医界为发展中医学术所做出的努力。此外，出版于1919年的方书类书籍中，成书于民国时期的有15种，民国之前的有29种，后者约为前者的2倍；由此可见，此时方书类书籍的出版以翻印前代书籍为主。

1936年小高峰出现的原因，可总结为以下3个方面。（1）1929年，以余云岫为主的西医提出的“废止中医案”[4]，使得中医界空前大团结、大觉醒，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潮[5]，出版中医书籍便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手段。（2）1931年起，中央国医馆及各省分馆的成立。早在中央国医馆的成立简章中就曾明确提出：整理书籍，编辑教材，重视辨证论治，尤其是“方证学”等精华部分，以及使医学、药学均趋向科学化[6]的相关内容。（3）1936年《中医条例》的颁布，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出版于1936年的91种书籍中，有37种成书于民国时期，占出版量的40.7%；与1919年相比，编辑量提高了6.6%；另外，书籍的编辑内容也与之前不尽相同，主要体现在以下6个方面：①书籍原创比例不断提高。②书籍在命名上出现了新的特点，如一些书籍名称中出现了“处方学”三个字，例如上海大众书局出版的《临证处方学》。1933年《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学术标准大纲》中首次将方剂学以“处方学”命名[7]。③此时出版的书籍呈现出实用性的特点，如《家庭实用验方》《大众实用验方》《家庭应用良方》等。④出现了一些关于方药配伍解读的书籍，如《症治实验方解》。⑤此时出版的书籍在内容上出现了西方科学化、分类化的特点，例如《分类方剂》《中国发明之科学药方》等书籍。⑥出版了一些中医院校编纂的书籍，如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编辑的各科讲义。另外，1936年出版的书籍存在中外交流的痕迹，如《皇汉医学丛书》的出版。同时，1936年编辑的书籍就有17种，接近民国时期书籍编辑数量的一半。由此可见，1936年不仅在书籍的出版数量上达到了高峰，在书籍编辑领域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出版于1947年且成书于民国时期的方书类书籍有16种，占1947年出版量的53.4%（16/30）。从内容上分析，这16种书籍具有以下特点：（1）侧重于临床应用，如有些书籍以“临症”“处方集”“验方大全”“经验方选”“偏方”等与临床相关的词语命名，书籍的实用性较高，例如《临症处方学》《名医张简斋经验处方集》《土方子》《百病偏方》等。这一特点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2）体现中西结合的书籍出版量增多，如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西验方新编》。并且，此时重庆的书籍出版量显著增多，这与国民政府内迁有直接关系。1947年小高峰的出现，受社会时局的影响较大。

民国时期中医出版业的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主要有西方医学的传入、中医政策的出台、中医界的努力及社会时局的变化。另外，原创书籍的出版呈上升趋势，说明中医学术更加注重原创性，并且出现了西方科学化、分类化、中西医结合的特点。

3.2 出版机构 出版机构的类型十分丰富，社会各界均为中医出版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中小型书局出版量最多，占45.5%（531/1 167）；其次，传统坊刻机构出版量占18.9%（221/1 167）；大型书局出版量占比8.8%（103/1 167）；个人出版量占8.4%（98/1 167）；中医书局、中医学社出版量均占6.4%（75/1 167）；中药局出版量占2.5%（29/1 167）；医学院校出版量占1.7%（20/1 167）；其余机构出版量不足1%。总体来看，中小型书局是促进方书类书籍出版的主力军。西坡[8]曾指出：“那些中小书局和书店，以自己的学识、智慧及对文化的理解和对市场的把握，成为大书局有力的补充和挑战，创造了许多堪称出版史的奇迹。”另外，传统坊刻机构、大型书局、个人及医社、书局、医学院校的出版量也较大。正如杨东方[9]指出：民国时期，中医个人及医社、书局等成为出版主力。并且，这里的医学院校还包括西医院校，如协和医学院。传统坊刻机构以翻印前代著作为主，翻印数量有160种，占自身出版量的72.4%（160/221）。成书于清代的《经验济世良方》被翻印14次，宋代陈言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被翻印5次，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药方》和《千金翼方》被翻印4次。比较有代表性的传统坊刻机构有上海千倾堂、扫叶山房、鸿宝斋、久敬斋等。中医书局出版的77种书籍中，成书于民国之前的有39种，民国时期的有38种，且这些书籍实用性较高，如《实用经验良方》《丹方二百种》《汉药神效方》等；此外还有部分实用歌诀类书籍，如《汪氏汤头歌诀新注》《汉方处方学歌诀》。出版量较多的中医书局有上海中医书局、上海国医书局、上海医学书局、中西书局等。另外，上海、浙江两地的中医学社相对活跃，书籍出版量较多，如上海国医学社、上海新中医研究社、上海中西医学研究会、绍兴医药学报社、三三医社、宁波中华卫生公会。中医院校出版的多是成书于民国时期的教科书，比较有代表性的中医院校有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四川高等国医学校、上海国医学院、浙江中医专门学校、广东光汉中医药专门学校、中国医学院等。大型书局出版的单方、验方、秘方类书籍较多，并且，大型书局出版的丛书本数量较大，如世界书局出版的《珍本医书集成》《皇汉医学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出版的《医学易知》。大型书局能够出版大部头著作，主要得益于其先进的印刷技术，以商务印书馆为例，董丽敏[10]曾提到：“商务印书馆买下了因日人经营不善而倒闭的修文印刷局的全部机器，从而拥有了当时上海滩最先进的印刷设备……而这一前提，不仅确保了商务印书馆精良的印刷质量，更为重要的是，帮助其拥有了强大的印刷生产力……使得影印《四部丛刊》这样的大型古籍、出版《万有文库》这样的大型丛书成为可能”。这些大部头著作的出版具有十分宝贵的学术价值，正如陈仁寿[11]评论：“这些综合性丛书中医学典籍的版本价值较高……商务印书馆将它排印行世，学术贡献不言而喻”。

总之，社会各界均为民国中医出版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中，以中小型书局的出版量最多。并且，各种出版机构的出版重心各有不同，从而使得民国时期出版的中医书籍种类十分丰富。

3.3 出版地区 方书类书籍的出版地分布有以下特点：（1）出版地分布不均衡，主要分布在中东部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2）上海是方书类书籍出版量最多的地区。出版量占1%以上的地区为：上海76.2%、浙江4.0%、北京3.6%、四川2.5%、江苏2.5%、广东1.8%、天津1.8%、重庆1.4%、辽宁1.2%、湖南1.0%。其余地区出版量占比均不足1%。

上海之所以成为出版量最多的地区，原因有以下2个方面。（1）经济原因：上海是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民国时期已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之一[12]。其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使得西方先进印刷技术得以传入。这为上海地区出版印刷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和技术基础。正如杨斌[13]指出：“民国时期，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出版中心。”（2）上海是最早受到西方医学影响的地区。这一因素使得上海地区产生了一系列促进中医学发展的新鲜事物，如中医学社、中医院校、中医书局的成立。这些新兴事物的存在有力地促进了中医书籍的出版。

浙江地区方书类书籍的出版主要得益于中医院校和中医学社的繁荣，如绍兴医药学报社、三三医社、宁波中华卫生公会、浙江中医专门学校。北京地区出版机构类型相对丰富，既有旧式坊刻机构和老字号中药局，如琉璃厂文馨斋、同济堂、鹤鸣堂等；又有新式中医学社及医学院校和中小书局，如北平国医砥柱月刊社、协和医学院、中华印书局等。由此可见，北京地区方书类书籍的出版既得益于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又离不开新式出版机构的发展。四川地区方书类书籍的出版主要依赖于该地的传统坊刻机构，如正古堂、玉元堂、义生堂等。另外，中小型书局、中医院校及个人出版也为四川地区的方书类书籍的出版作出了贡献。例如，成都中西医学堂、四川高等国医学校出版量较大。广东地区书籍出版主力为中医院校和传统坊刻机构。且传统坊刻机构以翻印前代著作为主，中医院校以出版教科书为主，如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和广东光汉中医药专门学校出版的《方剂学讲义》。重庆地区方书类书籍的出版在时间上存在明显的断层，书籍出版集中在1915年、1947年、1948年。由此可见，重庆地区的中医出版业在国民政府内迁之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民国时期中医出版业的发展呈现地区分布不均衡的特征。影响各地中医出版业发展的因素可以概括为以下4个方面：一是经济及技术因素，二是一系列中医院校及中医社团的带动，三是文化背景的影响，四是社会时局的变化。

3.4 版本类型 方书类书籍的版本类型构成有以下特点：（1）版本类型有铅印本、石印本、抄本、刻本、稿本、影印本、油印本、活字本、汇印本。（2）铅印本的出版数量最多，为620种，占35.9%（620/1 726）；其次为石印本496种，占28.7%（496/1 726）。

铅印本、石印本出版数量较多的原因可归纳为以下2个方面。（1）铅印和石印的印刷效率高、成本低。这两个显著优点，使得铅印和石印技术一经传入，便得到广泛应用。正如范建华等[14]指出：“铅印和石印技术在中国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图书印刷产业的效率，我国的印刷业走上机械化道路。”沈洁[15]也指出：“铅印技术在机械化大规模生产中发挥了巨大作用。”（2）出版类型较多的为抄本，共427种抄本书籍。这一时期抄本书籍的主要特点可归纳为3个方面：①从成书时间来看，成书于民国之前的抄本书籍有25种，占5.9%（25/427），成书于民国时期的有402种，占94.1%（402/427）。即抄本大多成书于民国时期，并且以1949年成书量最多，有190种，其次为1938年81种，1927年57种。②成书于民国时期的402种抄本书籍，多为散佚的方书类书籍，其著作者已无从考证，记载佚名的著作有316种。③从内容上分析，单方、验方类书籍数量最多，有254种，占63.2%（254/427）。

刻本书籍的出版地主要集中在四川、浙江。浙江地区的刻本书籍主要由绍兴医药学报社出版，而四川地区的刻本书籍主要由传统坊刻机构出版。影印本主要是对成书于民国之前的具有较大学术价值的著作进行翻印，如《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观聚方要补十卷》等。从出版机构来看，虽然影印本书籍的印刷成本较高，然而，除了商务印书馆这一类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型出版机构，一些传统坊刻机构，如上海千倾堂、江阴宝文堂也曾斥巨资进行书籍出版。

总的来说，民国时期中医出版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西方先进印刷技术的传入。这是民国时期中医书籍出版量增多的重要原因。

4 小结

民国时期方书类书籍的出版具有时空分布不均衡的特性，出版主力为中小型书局，版本类型以铅印本和石印本为主。民国时期中医出版业的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西方医学的传入，中医政策的出台，先进印刷技术的传入，历史文化背景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中医院校及中医社团的带动，以及社会时局的变化等。这些因素的影响也体现在中医学术的变化上。以方书类书籍为例，其出版内容有了不同于前代的特点，如书籍在命名上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内容上出现了西方科学化、分类化及中西医结合的特点。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中医学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积极谋求创新发展。总的来说，民国时期的中医医籍促进了学术思想的传承，推动了中医史的进步[16]，具有宝贵的学术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