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红涛

一、引言

在茅盾的《动摇》《子夜》到《霜叶红似二月花》等诸多小说中有一类人物，如胡国光、曾沧海、赵守义、王伯申或钱良材等，都以明确的“绅士”“老乡绅”“绅缙”等身份出场，不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研究者主要关注其阶级身份，如“封建没落地主”“民族资产阶级”等，也有被视为“知识分子”者。近年来，受社会史研究的启示，现代文学研究者已注意到上述人物本身作为“士绅”的身份，还原这些人物的社会阶层身份后对其有了新的阐释和认识。然而，社会史研究的引入，不仅是为了梳理出茅盾小说中一个新的人物形象系列，如同茅盾笔下的“时代女性”形象系列一样；这一视野更启示我们关注近代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型的历史背景，由此注意到这些乡绅人物所得以存身的地方社会空间，从而将阶级视野与阶层视野相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视野相结合，打开茅盾小说的另一个世界。首先，茅盾对于乡绅阶层人物的叙写不仅是成系列的，而且是富有历史感的，在众多小说的互读中可以梳理出这一阶层自清末以来分化、蜕变、代际更替的过程；其次，注意到传统士绅与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联系与质的区别，梳理这一过程将丰富对中国知识阶层现代转型过程复杂性的认识；最后，茅盾对乡绅阶层人物的系统叙写，基于其对地方社会空间的深入体验和记忆，在这一阶层的分化、蜕变背后，不但可见革命与现代中国等既有研究已经深入开掘的主题，还蕴含着从近代以来国家与地方、城市与乡村关系转型视角进行新的阐释的开阔空间。

二、大革命风暴中的地方“劣绅”与知识分子

茅盾在开笔写小说之初，就及时捕捉到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代的重要动向：“打倒土豪劣绅”。茅盾自述：“《动摇》是借一个小县城发生的故事，反映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革命与反革命斗争之尖锐与复杂，也反映了投降妥协派之终于没落。”“斗争之尖锐与复杂”，看起来是因为形势瞬息万变，究其实则主要是因为作为斗争对象的“土豪劣绅”渗透其中且游刃有余，打乱了革命与反革命的阵线，也让“革命”的内涵变得含混不清。不独如此，贴近小说来阅读,《动摇》的主角基本都出自这个县城的士绅阶层。由远而近的大革命风暴、自上而下的现代政党政治与地方社会上新旧士绅之间的网络相交织，才使得斗争异常尖锐和复杂。在自上而下的“革命”视野之外，进入地方社会空间，辨析和还原小说人物的社会阶层身份，将对大革命多一种“在地”的认识。

(一)盘踞地方的“劣绅”

小说开篇即是“劣绅”胡国光登场。他既不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也非“地主”，小说很明确地写道：“这胡国光，原是本县的一个绅士；……他是个积年的老狐狸。”清末民初以来天地翻覆，然而正如胡国光的观察，虽然政局动荡，但是绅权依然稳固，因为传统的官绅关系如故，“没有绅就不成其为官”“既然还要县官，一定还是少不来他们这伙绅士”。而从胡国光此后半年间投机国民革命的种种行为，也可以发现这一阶层自近代以来不但地位稳固而且权势膨胀的奥秘。

首先，胡国光能极快地判断并利用近代以来剧变的时势。辛亥革命兴起，他率先剪去辫子，戴上“一块镀银的什么的党的襟章”，由此“在县里开始充当绅士”。辛亥革命之于他，不过是带来了一个地方精英大换班的机会，他以加入新的政党获得了充当“绅士”的资格。而这一次大革命风暴降临县城，“打倒土豪劣绅”的声音已经在他的内宅响起。眼见形势不妙，他敏锐地把握到“委员”已成为新的权力身份，为此他力图加入商民协会，四处投机拉票以当选“委员”。类似商民协会这样的社团成为清末以来士绅阶层掌控地方权势的新形式，促成了“绅权”的不断膨胀。胡国光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决定改了名字混入商民协会。失败之后，他另做努力，迅速掌握新的革命话语并进行更激烈的表达，因而蒙蔽了省里来的特派员，得以当选县党部“执行委员”，掌握了更大的权力。

其次，胡国光一方面能及时变换外在面目和身份以迎合于上，同时又毫不放松地利用着在剧变时势背后不变的本地士绅网络。胡国光为了混入商民协会进而当选委员，想到的重要手段就是拉拢陆慕游。因为陆慕游出身士绅世家，虽然他本人不过是一纨绔子弟而已，但在地方社会关系众多。在后者的帮助下，胡国光果然当选。却不料在商民协会选举现场被人揭发实为“劣绅”，面临查处的危险。于是他再次求助于陆慕游帮忙。虽然陆家已经衰落，但在此地士绅传统依然延续，出身门第依然是重要的社会身份。虽然地方权力结构有所改变，比如有了县党部，有了各种协会，但是在这种新的权力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还是士绅阶层。陆慕游虽是一个纨绔子弟，通过拉票依然顺利当选商民协会委员。虽然不够坚定但属于“革命派”的方罗兰，其实也出身于这个县的士绅阶层。“既然和陆府有旧，方府当然也是世家”。胡国光并不惧作为革命派的方罗兰，而是主动登门结交以逃脱调查，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是以地方社会的关系和逻辑来行事的。

胡国光在渗透进革命政权之后，又以激进革命的姿态，把个人的私利包裹在所参与制定的政策中。南乡农民协会出现了分配妇女的事件，在县党部讨论的时候，胡国光居然主张将这些妇女“都收为公有，由公家发配”。遭遇质疑后，胡国光则以“革命”的名义来反驳。一方面，在革命高涨时代，激进或者貌似激进者总是更有影响力；另一方面，胡国光之所以有此主张，又是出于自己和陆慕游的私欲，这样胡国光可以安顿好家里的小妾与婢女，而陆慕游则可以与垂涎已久的孀妇钱素贞公开交往。总之，在此时尚属革命性质的机关和民众团体中，以胡国光、陆慕游为代表的士绅阶层以“革命”的姿态加入其中，并具有实际上的主导权。而他们的行事规则并不遵循新的政治原则或者各自所代表的团体的立场，而是依托原有的士绅阶层之间的关系彼此呼应，在各个不同的团体、机关背后相互通融，上下其手，从而延续着这一阶层对于地方社会的控制权。

胡国光投机革命之所以一度得手，不仅仅因为他个人的狡猾，也因为他成功地利用了地方上原有的士绅阶层网络，而这个网络已经渗透于新的革命机构中。他的成功混入，进一步加强了这一阶层在新的革命权力机构中的控制力。胡国光甚至借助新的地方权力组织，想打倒县长取而代之。对于胡国光来说，其实无所谓“革命”或“反革命”。他既可以投机“革命”，也可以投机“反革命”，他没有自己的政治立场，而以牢牢掌控地方权力为目的。所谓“劣绅”，小说除了透露他在当年抵制日货行动中的表里不一外，并没有具体的劣迹；关键在于胡国光之流盘踞县城，在正式的国家权力之外掌握着地方社会权力。虽然政权更迭，但是在地方社会中绅权却很稳固，而且不断膨胀。他们以地方社会的逻辑来应对自上而下的种种变动。胡国光敏锐地发现激进的革命姿态可以掌控权力，那么他就选择做革命阵营中的激进派，从而渗透进新的政权组织中，继续维护绅士的实际地位。而当省里来的巡视员李克准备将其作为“劣绅”拿办的时候，他就利用掌握的店员工会反击，殴打了巡视员。当已经反叛革命的夏斗寅部队即将到来的时候，他自然就成了“反革命”的先锋。

胡国光这一人物形象的价值，就在于让地方社会空间由此显形。关于这部小说的已有研究多在宏大的“革命与反革命”话语下展开，而这一话语又因为革命阵营其后的分裂和斗争而一再改写，其内部充满歧义，而二元对立的形式却更加凝固。在此视野中，简单地将胡国光划入“反革命”的阵营，会模糊对“革命”内涵的理解。胡国光其实是置身于“革命与反革命”之外的地方权势人物，而这曾经是国共双方共同的斗争对象，也就是大革命的目标。有历史学者指出，“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以政治革命开始，针对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却以社会革命而告终，其矛头对准的是地方自治运动的社会基础”，即地方士绅阶层。胡国光这一形象，既说明了“打倒土豪劣绅”何以成为大革命的目标，又说明大革命的失败不仅仅是国共两党最终的分裂、国民党对于共产党的背叛，也包括地方势力对国民革命的渗透、利用和改造。在地方社会空间中，只有还原胡国光的“绅士”身份，才可能对小说叙写的时代风云之复杂变幻有更准确、深入的认识。

(二)“世家”出身的知识分子

在这场尖锐的斗争中，不仅可以看到如胡国光一类“劣绅”投机革命的种种表现，还可见其时地方社会中士绅阶层整体上的分化与裂变。

在方罗兰这个人物身上，显示了士绅阶层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变化。如小说中透露，方家也是“世家”，与陆家来往密切，方罗兰本与陆慕游背景接近，当属于地方上的士绅家族。然而，方罗兰不但在政治斗争中与胡国光相对立，似乎在面貌、气质上也与胡国光乃至陆慕游之流少有相近，并不表现其本有的“士绅”出身。他虽然出身于本地，但是并不立足于地方社会，不谋求地方权势，而是立足于贯彻从省里自上而下的方针、政策，遵守“党义”。他的背后隐隐代表着建立现代统一的“国家”的意志，而“革命”正是现阶段统一国家的一种手段。这是他与胡国光、陆慕游之流的根本区别所在。

二者的区别，显示了地方社会中士绅阶层的分化。而这一分化的动因，与方罗兰个人经历分不开。“方罗兰今年不过三十二岁，离开学校，也有六年了。”多年接受新教育的经历是他脱离地方社会、接受现代政党政治、立场更接近自上而下的现代国家政权形态的原因。新教育是由现代国家推动的，内含着建立统一的现代国家，以深入地方、动员民众、应对危难时局的企图。另一方面，新教育还赋予方罗兰新的身份——“知识分子”，其个人气质、心理和内在情感，显示出从传统的知识阶层向现代知识分子过渡的状态。在如此紧张激烈瞬息万变的斗争时期，小说一再叙写着方罗兰内心在妻子与孙舞阳之间的摇摆。而在政治决策上，他没有定见，不够坚决。内心感情丰富，对敌斗争意志不够坚定，幻想“宽大中和”，这几乎成为此后革命文学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的标签。虽然此后因国共斗争不断强化的阶级对立遮蔽了二者之间的共同性，但追溯其出身，他与“革命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一起，共同显示了出身于传统的知识阶层的新一代，在现代以来严酷的政治斗争中日益狭小的生存空间和精神空间。

多年后，茅盾自述：“《动摇》和它的姐妹篇《幻灭》与《追求》，都是企图反映一九二七年前后的中国革命形势。但正面描写那一时期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只有《动摇》。《幻灭》与《追求》中的人物都是知识分子，《动摇》中的人物便复杂得多了，这是更近于实际情况的。”然而，《动摇》不仅是正面描写斗争，也不仅是在知识分子之外写了“劣绅”或“绅士”人物，更因为它呈现了在地方社会空间中“知识分子”与“绅士”阶层的本有联系，由此揭示出现代国家进入地方、地方社会应对革命风暴的方式，打开了“革命与反革命斗争”之外的另一种视角，所以才“更近于实际情况的”。

三、江南城乡的“老新党”与“新地主”

《动摇》在叙写复杂尖锐的大革命斗争故事之余，亦可见茅盾对地方士绅阶层的熟悉，甚至流露出叙写这一阶层生活世界的浓厚兴趣，从中隐隐可见其后创作《霜叶红似二月花》的若干伏笔。比如轻轻打开的陆府宅院，作家稍入即止；这一笔，仅能体现陆慕游的世家出身。然而叙事者在紧张的大革命斗争中，却禁不住叩开这一世家宅院，“门楣上有一块直匾，也是同样的破旧，然而还隐隐约约看得出三个大字：翰林第。”进门后只见“陆三爹正和老友钱学究在客厅里闲谈。……”这里其实更多体现的是作家本人对于此类“世家”的熟悉，笔触不禁放缓，只是斗争势紧，“国事家运”之叹无暇展开，只能匆匆收手。作家的兴趣终不可抑制，关于这一阶层的生活他有着丰富的素材和体验，最终还是徐徐展现出来，这就是《霜叶红似二月花》(以下简称《霜叶》)。

何以茅盾在抗战岁月写出了一部似乎与既往作品大异其趣的《霜叶》来？细读默想，其源头其实在作家开始小说创作的时候已经埋设。从《动摇》的陆府走进《霜叶》的张宅，其间氛围相当接近，几乎不用转换。帷幕开启，就见到老太太与瑞姑太太正在闲谈，“照例，这种背诵本县各大户发迹史的谈话一开始，只有瑞姑太太还勉强能做老太太的对手”。这部小说的主角赵守义、王伯申与钱良材即在两位太太的闲谈中以“绅缙”身份登场。以这样的从容笔致，整部小说前后穿插勾连，实际上展现了自晚清至“五四”前后一个江南县城“绅缙”阶层整体的命运变迁与内部的分化斗争。身处巨变时代，这一阶层代际更替明显加快，三十年间已大体可以分为三代。

(一)“老新党”

在瑞姑太太与张老太太的闲谈中，在各色新旧人物的对话中，以钱良材的父亲为代表的一代士绅面貌不断丰满、清晰，而且富有人格魅力。关于这部小说的已有研究对张老太太等人的闲谈大多视而不见，其实大大缩小了这部小说的时空，限制了对其文学价值的发掘。

作为“县城里一个最闲散，同时也最不合时宜的绅缙”，老者朱行健是一个少见的人物形象，他的“最不合时宜”，其实主要在于坚持公心，以地方公益为重，不但自己全无私心，而且也对他人的私心毫不通融，绝不同流合污。他的一派天真有时也被赵守义、王伯申利用，然而更让他们假公济私的图谋暴露出来。这正是传统正绅的品德。更让人称奇的是，他见到张府的少爷恂如时还聊起自己的研究：“我的化学不够，试验器具又不齐全，我竟弄不出什么名堂。”恂如笑问：“行健老伯，你在化学上头，还是这么有兴味吗？”这样一位老者还在搞“化学”试验，坚持当年参与维新、认真求知新学的劲头儿至今，由此引出了钱良材的父亲。

见到钱良材以后，朱行健不由得回忆起其父亲：“十五年前，那还是前清，那时候，县里颇有几个热心人，——令亲钱俊人便是个新派的班头，他把家财花了大半，办这样，办那样，那时我也常和他在一道，帮衬帮衬，然而，到头来，还是一事无成。……(五六年前)那时他说，行健，从戊戌算来，也有二十年了，我们学人家的声光化电，多少还有点样子，唯独学到典章政法，却完全不成个气候，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什么缘故呢？”“钱俊人”曾推广西学，学过西方的“声光化电”，因此后时局动荡看来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是他由此发出的疑问、表达的困惑意味深长。近代以来士绅阶层的面目似乎都为一句“土豪劣绅”所概括，其实只是一种浮泛的印象。身处千年未有之变革时代，他们也曾努力趋新，在很大程度上做出进步的努力和尝试。他们的形象使人想起鲁迅的回忆：“我想赞美几句一些过去的人，这恐怕并不是‘骸骨的迷恋’。所谓过去的人，是指光绪末年的所谓‘新党’，民国初年，就叫他们‘老新党’。甲午战败，他们自以为觉悟了，于是要‘维新’，便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看《学算笔谈》，看《化学鉴原》；还要学英文，学日文，硬着舌头，怪声怪气地朗诵着，对人毫无愧色，那目的是要看‘洋书’，看洋书的缘故是要给中国图‘富强’，……”钱俊人、朱行健等原来曾经是“老新党”中的一员，代表了清末以来为图富强而维新的一代人的鲜活形象。在这个江南县城此时看来已显迂腐的朱行健的种种表现，原来是“老新党”的作风。仅十余年过去，曾经的维新派已经“不合时宜”，也足见世事变迁之快。

而从钱家村附近村民的口中，可以感知“钱三老爷”在地方社会的威望。钱俊人在一定意义上承担着“保护人”的职责，这正是传统正绅的形象，乃至于钱良材也继承了这一角色。从瑞姑太太等人言语间对钱俊人的敬重，可知其品行方正。甚至从赵守义之流闲谈中对钱俊人的敬重，既可见其德才，也可见其当年在一县范围内的影响。钱良材遇到困惑的时候对父亲的追思、默然对话，则勾勒了钱俊人的内在性格。以此多方补缀、层层渲染，一个既具备传统士绅德行又努力迎应时变，既保护村民利益又思谋国家富强的近代士绅形象逐渐凸显。钱俊人这一没有出场的人物形象不仅大大拓展了小说的叙事时空，而且在人物言语之间，他成为一个参照，显示了这一时期士绅阶层本身急剧的分化与蜕变。

(二)“大老官”

这一时期，在这个县城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绅缙”赵守义、王伯申。在阶级视野中，通常视王伯申是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赵守义是封建没落地主的代表。不过在小说所展开的地方社会空间中，在当时当地人们的口中，他们的身份都是“大老官”，这是当地对于“绅缙”的通称。虽然两人之间也隐然有“新派”“老派”的区别，不过相比钱三老爷，他们更有一个共同特征，代表了这一时期士绅阶层的面目：依然绅权在握，只为假公济私，道德沦丧，徒留伪善的面孔。

小说将二人安排在不同的场合出场，显示了作者对于这一阶层的熟悉和高妙的笔法。赵守义出场是在家中，一伙人正在谈话，按照省里的“孝廉公”的来信，追查“陈毒蝎”(陈独秀)的党徒，检视县里稍露苗头的新风，感叹风俗的败坏。不料赵守义后院起火，因为与儿媳有私，引发吵闹，慌得他只好走开；座中其他人则由敦风化俗会长引题议论起女裤、裙子，由庄重正经一变而为下流无耻。传统士绅本是一个无形的“声誉群体”，乃是当时社会正统意识的代表，并因此获得其他社会阶层的敬重，这一阶层也自感对社会风俗负有引导之责。而在此时此地，其一方面已经整体上呈堕落之势，另一方面还想把持着维护道德风俗的责任。作者对于赵守义出场的设计正对应这一阶层的时代特征。这个“老派”士绅先正容端坐于客厅，中途急忙跑回内室去平息姨太太、儿媳之间的纷争，斯文扫地。然后，他交代徐士行下乡收债，暴露了他通过高利贷盘剥村民、借此抢夺农民土地的贪婪；随后两人为下乡催债的花费锱铢必较，显露了其人的吝啬。品行不修，盘剥农民，守财如命，彻底暴露了这个“大老官”看似老派而已非老派，维护着正统的面貌而已经堕落的底子。

而对于另一个“大老官”王伯申，作者则着力展现其新派作风下面的旧底子。此人出场更有“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效果。开篇即在张家两位太太的闲谈中提及其身份和家世，颇有些暴发户的样子。接着在茶馆里赵、王两派的纷争已经公开，而作为主角之一的王伯申直到第七章方才出场。在办事房，他正与左近的人商议应对赵守义的攻击。赵守义一伙人在一起的氛围，既酸腐又虚伪；而在王伯申的圈子，明显以他为中心，彼此之间不像同道，隐然有上下等级。他言行举止间颇有威势，刚愎自用，目的明确，少有道德羁绊，抓住赵守义“和女校那个教员的纠葛”也只是为了“反敲”赵一把。其“新派”气度主要因为他是商人，谋利至上，因而注重效率，说话少道学气，或大笑或沉吟，动作节奏明快，隐然有此前《子夜》中吴荪甫的影子，与赵守义的虚伪做派区别开来。比如同是谋利，赵守义是“老派”的放高利贷的方式，赚取利息，吞并田地；而王伯申则开设公司，引进“现代”的轮船连通这个县城与上海之间的人员物资往来。不仅于此，作者又接着表现其新派中的旧底子。同是家庭内部场合，赵守义在姨太太和儿媳妇之间狼狈不堪，展现了他的虚伪；而王伯申对儿子婚事的独断专行，暴露了新派人士的专制如一。

在这一阶层整体堕落的大势中，代际之间又有分化，老派的缙绅与新崛起的绅商之间，似新实旧，似旧而新，《霜叶》对此拿捏准确、传神。除了对二者阶级身份的分析，在其时其地的社会结构中，以其本有的“大老官”的阶层身份认识这两个人物形象，更可以体会小说的意蕴及作家的笔力。

(三)“新地主”

《霜叶》的价值更在于塑造了钱良材这个人物。对于钱良材及其同辈，如黄和光、张恂如等，研究者多以“青年知识分子”称之，并不确切。小说中有时候也称钱良材是钱家村的地主，不过这里“地主”仅仅取其本义。从小说所展开的社会空间来看，钱良材及其同辈就是当地传统士绅家族的子一代，他们在个人品行上还保留有传统士绅之家的气质，若干社会行为上也继承了正绅的职责。只是在过渡时代，周围环境和他们自身都在变化。面对世事如此，他们或浅尝辄止，偶有振作，随即就颓废下来；或勇于担当，但不过是苦苦支撑，最后还是止不住深深地迷茫困惑。

当此时代，士绅的新一代开始有了新的出路。恂如曾经“专修法政”，黄和光也是从学校毕业，曾经竞选省里的议员；许静英及王伯申的女儿可以到省里的教会女校读书。新教育给予他们新的上升通道。然而，黄和光在议员复选失败后，即颓唐下来。回到县城，这里依然是士绅社会。老太太即据此指明了两人的处境，因为“绅缙”的地位和身份并不是自动获得的，恂如、和光还需要积累相应的资历和声望才能出任地方上的“绅缙”。

两人目前所能做的只是先“守住了这祖业”，以作为候补。研究者通常将这样读过新学的青年人自动归入“知识分子”，然而“知识分子”却在此回归旧路。这既显现了原有社会结构的延续和对人物强大的塑造作用，又提示研究者认识小说所呈现的地方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即对人物身份的界定不能脱离其社会空间。另一方面，看起来这两个青年的人生将重回地方士绅阶层的轨迹，不过他们的颓唐状态、沉闷气质又显示旧路已无法安顿其内心。两人身上所呈现的从士绅阶层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阶段的模糊状态，既体现着两个阶层难以斩断的历史联系，更说明以清晰的概念区分二者的必要，因为只有概念清晰才能注意到小说对这种“过渡”状态的叙写。而小说之所以能呈现这种新旧难以截然分开的过渡状态，当是基于作者对传统社会阶层的熟悉和对转型期社会特点的洞察。这一点在小说另一个青年人物钱良材身上有着更为充分的体现。

与恂如、和光的颓唐相比，钱良材因为父亲早逝，已经独立承担起家事，并往来奔走于城乡之间，继续维持着父亲创办的地方公益事业，比如“佃户福利会”，并欲扭转本县绅界的堕落。就像他对王伯申的轻视，“良材和他父亲一样的脾气；最看不起那些成天在钱眼里翻筋斗的市侩，也最喜欢和一些伪君子斗气”。传统士绅需要以服务地方来“争点名义，要大家佩服”，有时需要资财上的贡献。钱俊人当年无疑是这样做的。而现在地方上的两个“大老官”为了个人私利明争暗斗，甚至不惜牺牲人命，却偏偏都要扯上“公益”的名目。在钱良材欲进城主持公道时，忽然传来两派已经讲和了，这让他尤感不平。

然而，“这样一个豪迈的人儿”“还有那么许多烦恼”，不仅仅因为家事不如意，也因为继承父亲士绅事业的诸多挫折和困惑，让他禁不住发问，“老人家指给我那条路，难道会有错吗？”最困惑的是，在自己的村庄上，面对原来的村民，他也开始感到迷茫。问题不仅仅指向外部的变革，也开始指向了自身，对士绅阶层自身地位开始省思。困惑、反思和自我怀疑使得这个人物独具价值。面对王伯申轮船公司的汽轮对河道两岸农田的严重冲击，钱良材制止了村人的冲动，决定让村人让出一段农田然后围堰。然而，在这样吩咐的时候他会感觉到无力。当天晚上他会更进一步反思，会去思索“为什么大家心里不愿，却又服从我呢？”这是一个崭新的问题。在传统乡绅那里，比如在《五魁桥》中的周乡绅眼里，“乡绅们说的话，乡下人素来是听从的。我要他们怎样，他们就怎样”。而良材却对此产生了疑问，其实是对自己出身的士绅阶层的基础开始反身打量。这些问题是之前本没有人提出、也无须提出的。钱良材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疑问，因为他处在了一个新的时代。困惑之下，他转而向父亲寻求答案：

他默然谛视着父亲的相片，仿佛听得父亲的沉着的声音在耳边说：“君子直道而行，但求心之所安，人家怎样想，不理可也。”哦！但“道”是什么呢？良材苦笑着，却又忍不住想到：“可也作怪！这一个字，在父亲那时就轻而易举，片言可决，干么到了我手里又变得那么疑难？”

他的追问和反思至此到了一个节点，虽然尚无明确意识，但是他已经感受到“道”发生了改变。士阶层与“道”本不可分，这是士绅阶层立身的基础，尽管不是人人都能够践行“道”的精神。然而在钱良材这里，却不由得对“道”本身开始了反省。“父亲每举一事，决不中途怀疑它的对不对。好像那时候一切事情就分成两大堆：一堆是善；一堆是恶。而且那时候人们的见解也是那么干脆：好与不好，人人所见是一律的。”如果视“道”为一个时代共同的价值观，“人人所见是一律的”，那么在钱良材的时代，这种共同性正在瓦解。或如有思想史家所论，这是一个“道出于二”的时代。钱良材的反思、迷茫，内在的焦虑、紧张预示了士绅阶层在渐变的时代蜕变、分化的必然，而其思考的严肃又显示了知识阶层对于“道”一贯的持守。

此前此后，这一形象颇为罕见。在现代文学中，出身士绅之家的年青一代，在城里读过几年新学后，就可能背叛自己出身的地主家庭，走向革命道路；更多的则是浑浑噩噩，毫无所成，最终还是回到乡下，既没有受到现代教育太多影响，又缺少祖上领袖一方的本领和威望，最终成为倚靠祖业、无所事事的寄食者，其已经不能称之为乡绅，只能显示传统乡绅的没落而已。但是身为士绅却能努力面向新时代探索新的道路、思索自身阶层的价值，进而追问和反思“道”的内涵的，却只有钱良材这一个形象。他是士绅阶层嬗变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他的疑问与困惑既意味着传统士绅的终结，也预示着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化的开始与可能。然而他还不是知识分子，他占据的依然是一个“士绅”的位置。他既显现了士绅阶层自身不得不变、不能不变，又展现了中国士人传统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内在联系。

四、进城与末路

在《子夜》问世之后，吴组缃先生谈道：“我记得作者早年的三部曲之一的《动摇》中有个主人翁土豪胡国光。这个人物，恐怕是作者脑筋中凭空想象出来的，故不免有许多乱七八糟的过火的描摹。如今本书中的曾沧海便是《动摇》中胡国光的化身，不过改了一个姓名罢了。这个人物在本书中写得最失败。”由“曾沧海”回想起“胡国光”，实属自然。而对“胡国光”的描摹虽然有过火的地方，却不能说是作者凭空想象出来的。诚如前文所述，作者对这一阶层的人物相当熟悉，也正因为如此，作者在《子夜》中因为要写出一场乡村革命的故事，于是这样一个人物又出场了：“就在吴老太爷遗体入殓的那天下午，离开上海二百多里水路的双桥镇上，一所阴沉沉的大房子里，吴荪甫的舅父曾沧海正躺在鸦片烟榻上生气。这位五十多岁的老乡绅，在本地是有名的‘土皇帝’。”这里的背景接续着《动摇》所叙写的国民革命运动时期，“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响亮，不过这位“老乡绅”没有投机“革命”、呼风唤雨，而是逃到了上海。但他依然会让读者想起“胡国光”，因为小说刻画人物的方式似曾相识。比如，后者的内室混乱，而到了“曾沧海”的家里，情节几乎一样。“但对于自己家里这两个女人——他的非正式的小老婆和他的儿媳中间的纠纷，他却永远不能解决，并且只能付之不闻不问。”他的儿子也与他的小老婆阿金不明不白。创作于《子夜》之后的《霜叶红似二月花》，故事时间提前到“五四”前后江南的一个县城里，读者又看到了类似的“绅缙”形象，“赵守义”与儿媳关系暧昧，姨太太争风吃醋，内室打斗，“老赵”一筹莫展。

对于这类“老乡绅”，作家或是因为熟悉，形成了提炼素材的模式，习惯于从家庭秩序的混乱、伦理的败坏来显现其品行的堕落，其间也暴露出“乡绅”与阶级话语中“地主”概念的差异。为了写出一场乡村暴动，《子夜》补叙了一段农民武装攻打双桥镇的场景。这次农民暴动的领导者，是“一个佩手枪的青年”，而曾沧海之所以成为目标，因为阿金原是这个农民的老婆，被曾沧海抢占了。小说插入的这一节，显现了作者其时对乡村阶级斗争的想象有限：农民代表没有名字，作为对立方的是“老乡绅”形象；主要依托的是作者原有的社会体验，而不是阶级话语对于“地主”的定义；仍习惯于叙写一个传统阶层的堕落，而不是揭示“阶级敌人”的“剥削”本质。

相比曾沧海，另一个进城的“老乡绅”冯云卿则得到了更多的肯定。朱自清先生评价，“如冯云卿利用女儿事，写封建道德的破产，却好”。之所以如此，因为作者贴近地写出了冯云卿原来的“乡绅”身份，而不是如对曾沧海那样多用固定笔法。曾沧海更多表现外在行为，而冯云卿则现出内在挣扎，士绅的道德伦理意识与到了上海以后金钱至上的法则相交战：“他忽然发狠，自己打了一个巴掌，咬着牙齿在心里骂道：‘老乌龟！这还成活么？——……你，冯大爷，是有面子的地主，诗礼传家，怎么听了老何的一篇混账话，就居然中心摇摆起来了呢？’”这是他听了以女儿来实施美人计这个主意、心动之后又反悔的心理过程。因为本是“有面子”的地主，“诗礼传家”——所谓“前清时代的半个举人兼乡绅”，而不仅仅是“地主”，所以他在道德沦丧过程中的挣扎、犹豫才可触可感。冯云卿的经历，也提供了这一阶层堕落过程中的内在视角。

有研究者评论，“三个地主，在压迫农民这一点是一样的，不过，各人的面目还是不同的。曾沧海是地头蛇，吴老太爷是复古派，而冯云卿是金钱迷”。作者能写出他们的不同，恰恰在于不仅以“地主”的概念来刻画，而且依据自己本有的社会体验，即对传统士绅社会所积累的生活实感。更重要的是，《子夜》将其置于一个以“上海”为中心场域的故事中，揭示了乡绅阶层在近代以来城乡社会渐成分离之势的大时代的命运。所谓“绅为地方之重”，乡绅阶层本是地方社会重心所在，随着这一阶层向近代都市的集中，也就失去了其原本植根的社会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吴老太爷到上海以后即刻“风化”，既颇具象征意义也具有社会史内涵，既因为道德、观念的冲突，更因为从地方社会到中心都市的空间迁移，后者当是这一阶层消亡的深层原因。

五、结语

茅盾的小说创作始于“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响彻城乡的大革命时代。基于当时地方权力恶化的情状，“土豪劣绅”成为人们对士绅阶层的整体评价和称谓，所谓“有土皆豪，无绅不劣”。不过，从一向居于“民望之首”的乡绅蜕变为“平民之公敌”其实有一个过程，茅盾成长于士绅传统深厚的江南社会，不但对此多有观察，而且深有体会。于是，茅盾首先抓拍到这一阶层面对革命大潮的狼狈情形，然后镜头由近及远，笔法由紧张的速写、漫画转为从容的工笔描摹，近乎全景地展现了这一阶层自清末以来的嬗变之迹。如果说鲁迅《呐喊》《彷徨》主要是以洗练的笔法勾画出作为老中国城乡社会主导者的士绅阶层的神态气息，那么茅盾则追踪着这一阶层变迁的迹象，在《动摇》《霜叶红似二月花》《子夜》等诸多小说中展现了这一阶层分化、蜕变的历程。士绅阶层本居于国家与社会的中枢，自近代以来不断劣化与渐趋消亡，乃是根源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既因为城乡社会分离的拉动、革命风暴的冲击，更因为新教育的兴起中断了这一阶层的延续，转而培养的是新的知识分子阶层。在社会史视野中，进入地方社会空间，辨识茅盾小说中的“士绅”人物形象及其在近代以来的命运变迁轨迹，可以更充分地揭示相关作品的社会历史内涵，凸显不同小说的互文性，进而打开茅盾小说世界中尚未被充分认知的一面。尤其是注意到传统士绅与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联系与区别，梳理茅盾小说中士绅蜕变过程将丰富对中国知识阶层现代转型过程复杂性的认识。茅盾对乡绅阶层人物的系统叙写，基于其对地方社会空间的深入体验和记忆，在这一阶层的分化、蜕变背后，更可见近代以来国家与地方社会、城市与乡村关系调整、转型之迹象。茅盾书写宏大社会历史的笔力早已为文学史所承认，而其具体内涵还值得不断更新视野进行新的发掘，从中不但可见革命与现代中国等既有研究已经深入开掘的主题，还蕴含着从中国近现代转型视角进行新的阐释的开阔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