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宇飞 冯留建

一、引言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旗帜，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凝聚起全民族抗战的伟大力量，在战争相持阶段担负起抗击数倍于己日军的任务，为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基于此，日方也留下不少以“仇共”“反共”及“剿共”为特点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日活动的舆论记载。诸如由日本人创办的、贯穿日本侵华战争全过程的《盛京时报》，其舆论报道比较详细地记录了日军侵华行动，其间不乏对中国共产党污蔑的言辞，但也更加确证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积极抵抗日本侵略活动的史实。有研究从该报“社会新闻”版面考察我国近代社会变迁及其时代特征，或考察其所报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新闻。但是，这些研究大多从具体历史事件出发，缺乏整体性视角切入，这就为我们探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留下了空间。因此，深入挖掘日方《盛京时报》中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活动史实，既有助于弥补国内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不足，提升抗战史研究的学术严谨性与说服力，也有助于系统考察中共抗战活动的史实，扩大视野、增进认识，使人们更透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

二、《盛京时报》的舆论成为史实的内在依据

社会舆论作为一种“普遍的、隐蔽的和强制的力量”，影响着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是以，面对晚清“大厦之将倾”的局势，满清朝统治者极其恐惧社会舆论并极力控制报纸等平面媒体的发展。趁此之际，在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地区后，日本人中岛真雄便以“夫一三省之大，竟无一完全报章，致令民气凋零至于今日”为由，创办刊发了《盛京时报》。该报也成为日本在华创办的历时最长、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中文报纸, 被称为“东三省日人报纸之领袖”。其舆论报道既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状况，也为中共抗日活动提供了可信史实。

(一)《盛京时报》的舆论报道成为史料的历史依据

由于历史研究面对的是种种历史资料，包括文字、口述甚至文物等历史残迹，而不能直接面对历史自身，因此客观历史事实须通过文字载体才能为见证历史细节提供客观、准确的历史知识，从而成为“历史”，但历史并不等同于记载的史料，记载的历史仅是历史的冰山一角。后现代主义史学代表人物海登·怀特指出，由于历史是一堆“素材”，而对素材的理解和连缀就使历史文本具有了一种语言学的叙述话语结构，借助这种语言文字，人们可以把握经过独特解释过的历史。在他看来，任何历史事实都不可能超越表达这些历史事实的语言。这一观点虽有极端性，但亦具深刻性。以叙事进行记载的史实虽不承载中立，却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充足、翔实的史料。因此，历史研究最首要的便是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

首先，《盛京时报》对中国社会的密切关注与报道，使之可以成为透视政论舆情变迁的历史侧影。至于其能否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重要史料，则应就其跟踪报道的历史事变的真实性与客观性进行考证。如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盛京时报》于1931年9月20日开始对事变的经过进行了连续报道，“十八日晚间，北大营一部分官兵炸毁柳条沟附近之南满铁路，因而引起中日两军之大冲突。直至十九日，午后三时尤在严重交战状态中。”然而，依据多方考证形成定论的“九一八”事变历史记载表明，1931年9月18日夜，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可见，虽然该报在报道中将事变爆发的原因歪曲为中国正规军的挑衅，将日军的侵略行动粉饰为自卫反击，但对事件的时间、地点的报道与事变史实又有暗合之处。因此，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华创办的舆论载体，其为日军粉饰侵华行动的报道内容中叙述的部分历史事实，与我国近代遗留的历史资料有一定相通之处，这说明《盛京时报》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近代社会和抗日战争过程的舆论记载，能够为抗日战争史实提供具有研究价值的史料。

其次，分析《盛京时报》报道的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是辨别其报道内容是否具有研究价值的重要途径。纵览中国近代历史，1928年12月，统治中国东北的奉系军阀首领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这样一来，南京国民政府成为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并由此展开了一系列恢复国民经济、创办实业的措施，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都达到了近代中国的较高水平。如此局势变化，同样引起了《盛京时报》对南京国民政府外交和内政的紧密关注，并由此展开了相关报道。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该报称“南京政府关于满洲事件向英美法俄之四国，决定派遣特派大使，为牵制日本计，俄而变更亲俄态度，颇堪瞩目”。同时，该报也密切关注南京国民政府内政变化情况，如在政治方面，时刻关注国民政府官员变更，悉数报道国民政府各部部长等；在文化教育方面，积极关注张爱玲、萧红的作品及生活动态，关注国民政府的教育，“推行民众教育，国民政府考试院长钮永建演讲”；在社会问题上，关注梁漱溟和胡适对探索中国社会发展路径的论争，并刊载了梁漱溟的文章“赶快研究社会问题吧！”。进一步而言，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完整统一，但实际兵权、地方财政权等仍被地方势力把持，所以各地方实力派的政治立场成为时局变化的关键。因此该报亦十分留意各地方实力派的立场，如有关在山西拥有绝对实力的阎锡山的报道，“傅作义等劝阎离晋，张电中央请示处置办法”；对掌握广西、广东实权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的报道，“广东广西两军之主力，由张发奎白崇禧率领……”等；云南等地方实力派亦受到该报的关注和报道。由此可见，《盛京时报》网罗了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等方方面面的新闻消息，充分映射出了其舆论报道对中国社会具有一定的全面性和深入性。

总的来看，虽然《盛京时报》是一份政论性质的日办中文报纸，具有明确的态度偏向，但其以舆论报道为呈现形式记录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和历史发展，作为重要的记忆载体，在严谨考证、辨别的基础上，它亦是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手史料，对于全面、系统梳理抗日战争史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二)《盛京时报》重点报道中共活动的历史必然性

从根本上而言，《盛京时报》的舆论报道既呈现出中国近代社会常态中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生活叙事，亦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背景下奋起反抗的客观历史现象。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及东北实力派将领依然贯彻并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忙于国内战争，既没有表现出明确的抗日态度，也没有作出抗日的政策调整。彼时，中国共产党作为非全局性的政治党派却深刻地揭露了日本侵略阴谋，于“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就在沈阳发表了抗日宣言书——《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9月20日又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严重危害，表明了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鲜明立场。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开始在东北各地着手创建中共党团组织，在学校、工厂等地方散发抗日宣传单，积极传播抗日思想。总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近代社会新兴的、先进的政治团体必然会引起日方的密切关注。

中共旗帜鲜明的反日主张、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及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使得日方《盛京时报》开始紧密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动向。1931年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随即明确指出并领导士兵群众不向日本帝国主义缴枪，组织和团结广大爱国官兵，发动农民斗争，进行游击战争。在中共的领导下，经过两年多艰苦卓绝的努力，先后在南满、东满、北满、吉东等地创立了十多支抗日游击队，以多种方式抗拒日军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是以，该报多次报道中共的反日活动，如“令防范共产党宣传，以维治安而遏乱萌”、“大批共产党潜匿，边防公署饬属严防”、“严防共产党，日夜加岗戒备”，“自上海中央政治局迁移半年以来，愈形猖獗，此间赤化宣传，巧妙已极，最近在暗中指导学生，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或秘密在新闻中，宣传激烈之共产逆义及排日宣传”，等等。据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的抗日主张及其在东北地区开展的武装抗日活动，使之成为维护日本权益并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的《盛京时报》的重点关注对象。

基于以上分析，毋庸置疑的是，《盛京时报》虽在我国东北地区发行，但其报道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报道内容辐射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国家政治生活、人民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如此一来，作为近代中国新兴的、生机勃勃的革命力量，且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下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言行及活动必然会受到《盛京时报》的关注和报道。

三、《盛京时报》中中共抗日史实的具体表达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主张积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多层面展开抗日活动。《盛京时报》从中共抗日主张及政策、中共与日军的军事对抗到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建设等各方面，都给予了重点报道和评析。《盛京时报》在抗日战争时期报道的中共抗日活动的具体表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密切关注中共领导人的活动

由于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是国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中共领导人及各部队军事将领的日常动向引起日方《盛京时报》的紧密关注和报道。

其一，《盛京时报》详尽报道了中共军事指挥者的革命经历。该报多次在头版头条、大篇幅、详尽地报道八路军主要领导人的生平。如在1943年5月5日，较为详细地报道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生平和简历，在题为《十八集团军朱德之经历》的报道中，细数朱德籍贯、留学及参加革命的经历，“四川省仪陇出身，本年五十八岁，云南讲武堂卒业，民国四年任团长与袁世凯军战，有功而升任旅长，民国十六年留学柏林，加入国际共产党，民国十四年前往欧美各国……”同时亦周详地报道了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第十八集团军彭德怀为湖南省湘潭人，湖南军官学校出身，民国十六年加入共产党，十七年充任红军第五师长，后任第三集团司令，民国二十四年，任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之职……”此外，《盛京时报》亦对创建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中共将领聂荣臻予以关注，对华中新四军的军政领导人叶挺、项英、陈毅等人逐一进行报道和关注。

其二，《盛京时报》紧密关注并细致报道中共领导人的活动及日常生活。该报对于中共领导人的报道内容之详细、报道数量之多，在其所有报道中鲜见。一方面，该报详细报道了中共领导人在根据地的日常生活情况。1938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演说，中国共产党政策方针”；1939年3月在以“现在未免时期尚早，在延安洞窟中毛泽东纵谈”为标题的文章中，详细报道了毛泽东在延安的生活起居，“被中国共产党员目为中国斯大林之共产党领袖毛泽东，隐匿于国府赤色首都延安，郊外洞窟中，以号令中国赤色地区”“所谓毛泽东私邸者，盖距延安街六英里深谷山腰中一洞窟也……”另一方面，报道中共领导人的活动及动向。1939年9月，中共重要领导人周恩来因胳膊粉碎性骨折赴苏治疗，《盛京时报》于10月就以“周恩来赴俄——共产党员已多离重庆”为标题，报道了周恩来去向。此外，还有彭德怀、吕正操及刘伯承的动向也被多次报道。

总体来看，《盛京时报》悉数报道了中共华北和华中等抗日根据地领导人的个人简介、经历及动向，在其报道中虽有细节缺乏考证且与实际经历不符之处，但是报道的详细程度及重视程度前所未有。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领导人尤其是军事指挥官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其关注的重点，充分表明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成为日方关注的重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军事活动中给日本殖民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二)紧密报道中共的抗日宣传活动

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等一系列侵华行动后，中共率先提出了明确的抗日主张并四处奔走呼号，宣传抗日救亡，《盛京时报》对此予以了紧密的报道。

由于中共坚定的抗战主张，《盛京时报》对中共引起的抗日舆论高潮开始高度关注。如1935年11月27日以“华共军首脑通电，亲蒋抗日”为题报道中共践行抗日主张的活动，指出“朱德毛泽东徐向前刘志丹等之中国共产党首脑部十四名连名，最近发亲蒋抗日之通电，该通电力说抗日，俟南京政府之命令一下，当即立于共同战线之意义”；1937年7月，该报在其题为“华方节节准备抗战，共产党开始反日运动”的文章中称：“各地言论界，每日实行猛烈之抗日宣传”，而“中国共产党，自事变发生以来，对军事亦宣传两方面，狂奔活动，本月十五日，在华北组织抗敌讲演会，基于中央委员会之指令，似已着手在北平市内煽动”；报道声称“山西省内抗日侮日风潮，比较察哈尔省，概形猛烈”而这是由于15天前“中国共产党员百余人，入灵邱城，参加战线，逮及败北，党员除宣传煽动外，倾全力奋扬排日侮日”。该报在报道中明确提到，“共产军有统制之组织，始终以民众赤化工作为武器，疑行彻底抗战”，同时还对中共在此间的活动予以评说，称“凡共产军足迹所至，部落墙壁门扉，均大张贴其排日侮日宣传文字”“中共所在之地，抗日思想愈激烈”。从这些报道可明确看出，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抗日主张并付诸行动，在华北地区积极宣传抗日，不仅激发了华北各地广大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抗战热情，而且引起了为侵略者张目之《盛京时报》的重点关注和报道。

该报亦有诸多关于中共在上海等地开展抗日活动的报道。在舆论宣传方面，1936年初，该报的报道指出，中共在日办工厂宣传抗日思想：“自上海中央政治局迁移半年以来，愈形猖獗，此间赤化宣传，巧妙已极，最近在暗中指导学生，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或秘密在新闻中，宣传激烈之共产逆义及排日宣传”。这一报道表明，为进一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展开，发动群众力量，中共充分发挥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力量，开展抗战宣传活动。在直接反抗日本侵略活动方面，该报称中共在一些纪念日组织工人运动，尤其“在日人各纺纱工厂，呼吁华人男女工人，图谋月对三次反日纪念日，当局严重监视赤色分子之动向，因此仅以散布传单而告终”，二月中，有七日进行二七纪念日，以及十九日上海第二次暴动纪念日，二十三日苏联赤军组织纪念日，二十五日反对失业国际争斗纪念日等。这种在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日举行抗日宣传活动，符合中共舆论宣传活动的特点，也映射出中共为全民族抗战积极奔走、多方努力的态度，以及为争取形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付出的诸多努力与显著成效。

由此可见，中共明确而坚定的抗日主张及付诸实践的抗日宣传活动，使得全民族的抗日思想、爱国主义思想迅速觉醒，同时亦使得日方对中共愈加重视及仇视。于是，《盛京时报》对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以多种形式宣传抗日、以舆论推动反抗日本侵略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这些报道均直接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抗日运动的先锋。

(三)重点报道中共领导的军事活动

宣传工作，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有目的的思想引导活动。在1931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日两国的军事行动成为《盛京时报》关注的焦点。该报以“日军战斗力全面压制中共抗日武装力量”为宣传导向，多次报道日军与中共的作战，具体报道如下。

首先，关于中共在东北组织形成的抗日武装袭击日军据点、破坏日本殖民统治秩序的报道。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东北各级党组织在1932-1933年一年内，在东北各地成立了十几个抗日游击队并展开对日行动。对于这些抗日武装力量的行动，《盛京时报》从政治宣传的角度出发，多次进行了详细报道和描述。在1935年4月，该报题为“匪袭安图被击溃”的报道中有如此言论：“大甸子方面王德泰之共产匪团一千余名，自被驻安图县营击退，遂转羞为怒，思欲袭入安图，给匪团行抵距安图十数里之遥，与第一营步哨接触，吴营长闻讯，急遂率部迎战，迨变方阵形展开，鏖战两昼夜，结果毙匪二百五十余名，俘虏四十五名，一营只数名受微伤阵亡三名”。在1936年1月则有：“锦州地区，伪军出动于北满，敦化方面以来，对于讨伐工作，倍感劳瘁……在敦化境界，与共匪三百余遭遇即时予以激烈之轰击，经过一时许，匪势乃不支，纷向西北方败逃，计是我军损害，战死者三，负伤者二……”此类新闻在《盛京时报》的报道中，数不胜数。除此之外，该报于1932-1935年间，亦报道了诸多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打击日军在东北殖民统治的活动，但在其中以“匪患”“匪贼”等字眼进行相关报道。这些资料亦足以证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率先并直接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其次，关于中共在华北地区的军事活动给日军殖民统治及战事推进造成极大困扰的报道。华北地区沦陷后，中共积极活跃在日军后方，尤其是在敌后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日益发展壮大，使得日方忌惮不已，《盛京时报》直言“陕北隐患殊多”，因“朱毛仍盘踞军中”。华北也被日本人称为治安区、东亚新秩序的“癌症”地带，成为日本政府维护殖民治安统治的重点关注区域。《盛京时报》多次报道明确表明了中共的抗日行动，如“自事变一周年前后，亘冀东津浦，京汉两路沿线一带，会续行蠢动中之第八路军系共产匪，张鼓峯事件勃发以来，恰似与该事件相呼应，开始积极的活动，故日军00部队，冒连日之炎热，敢行全面的扫荡”；“不断对日抗战之第八路军”等报道，直接证明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积极在抗战期间始终抵抗日军。

最后，关于中共的积极抗日活动遭到日军报复行动的相关报道。该报称，由于“华北扫荡战于去年初开始，盖华北自徐州会战后，即由大规模之进攻作战而转为肃清的扫荡，当武汉广州会战之际，党军为牵制起见，曾发动大军，侵入华北，企图扰乱日军后方”，日军主力遂转向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作战。中共在敌后战场的作战有效牵制了在华日军的行动，被其认为是“显系抗战主力，转向共军也”，因此，日军以“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为主要内容，以“扫荡”“蚕食”“清剿”为主要手段，实施彻底“肃清”八路军，实现“华北治安强化”的计划。此类新闻报道有力证明，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来，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主战场，担负起了抗击日军的主要责任。

综上可见，在以政论为本质属性的《盛京时报》所刊登的有关中共军事活动的相关报道中，虽屡称中共遭受重创、日军“扫荡”“胜果”不断，但亦有日军“战事紧张”的言论，称日军不敢放松分毫。甚至在时论中发出疑问“今日报某地覆灭若干，明日报某地区溃灭若干，何至于反复扫荡，共祸仍无肃清之一日”，认为“廓清共匪有赖新锐”。这些舆论报道均体现了中共一直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史实，且从侧面充分肯定了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四、研究《盛京时报》舆论与史实的现实启示

诚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观点已成为定论，但仍不能阻止诸如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社会思潮妄图歪曲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重要作用的企图。因此，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应从多种视角和维度出发，利用多种历史资料，从根本上消除历史虚无主义之于中共抗战史实的负面影响。这不仅对国史党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更有助于深入认识当前国内国际形势。

首先，从舆论与史实的角度来看，舆论对社会有巨大的动员力，难免带有达到某种特定政治目标的宣传功能，但经过抽丝剥茧式的历史研究，仍具有还原历史真相的功能。由上述研究可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是经得起检验的历史定论。2022年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5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7周年。然而，关于战争的错误观念依然存在，需要继续清除。虽然针对当前的错误观点和思想，已有文章进行了批驳，“但是也应看到，历史研究和历史知识传播中的这种思潮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有其存在的经济和文化土壤，彻底消除它将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同时，“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历史时，为避免走入“盲人摸象”“管窥蠡测”等误区，消除历史研究和历史知识形成的认知误区，应从多重视角、多重维度来观察和反思问题。《盛京时报》中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报道，从正面直接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自始至终积极抗日的事实；一些涉及日军对中共发动和领导抗战的反应的报道及评论，则从侧面有力地佐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不仅消灭了大量的日伪军，更有效牵制了侵华日军的主要兵力。这些历史史料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因此，研究历史不仅要学会运用历史资料的一般方法，即运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等方法，还需要以易见史料的多元化加强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实证性。只有如此，才能引导广大青年和普通民众形成正确的历史认知，正确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和国家观，从而凝聚民族意志，汲取前进力量。

其次，从舆论与现实的角度来看，公共舆论空间的进一步拓展，使得舆论在社会动员方面的功能日益显著，舆论生态与现实社会背景紧密相连。社会阶层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使当今社会的舆论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深化，我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尤其是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一些错误社会思潮也呈现空前活跃的态势，使得人们在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上出现了困惑与迷茫，这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信念的确立。因此，习近平深刻洞察新闻媒体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作用，对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并进一步强调，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地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牢牢地坚持正面宣传为主，这就为新时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可见，新时代新闻舆论要始终坚持正确导向，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发表批评性报道要事实准确、分析客观，才能引导网络舆情的发展势态，消除网络舆情的不良信息，规范民众合理参与网络舆情的行为。

最后，纵观当前国际局势，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及大众流行文化深刻影响着我国人民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造成冲击。尤其是伴随着我国互联网事业的发展，网络日益走进寻常百姓家，深刻影响着人们生产生活的方式。

作为一种新媒介形式下的舆论形态，网络舆论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尤其是自美国主动挑起中美贸易战以来，在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单边主义”向“多边主义”的转变中，国际意识形态的交锋更加激烈多样，网络舆论战更是此起彼伏。因此，除打赢经济战以外，加强新闻舆论工作，也成为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维护党的领导及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路径。是以，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是：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连接中外、沟通世界。”为实现这一目标，新闻舆论工作应立足实际，从中心工作出发，坚持党的领导，秉持党性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做好正面宣传，不断创新工作理念，以此提升新闻舆论的影响力与公信力。

五、结语

昨日的报纸，业已成为历史。日本在华创办的《盛京时报》显然内容报道有所偏向，但也包含丰富的历史资源。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之中，应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双向互动，尤其要认识到历史到底给当下带来了什么启示。为此，在经济全球化以及信息化不断深入的当下，应给予新闻宣传工作以着重关注。只有如此，良好的舆论空间、意识形态斗争的胜利以及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才会成为可能。

① “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人，较2020年12月增长4296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3.0%。”资料来源见：张璁．城乡上网差距继续缩小[N]．人民日报，2022-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