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永 平

隋朝南来人士，依其入北时间，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一是西魏—北周征服萧梁而入北之南人，如西魏灭蜀地萧纪、灭江陵梁元帝，俘获相当数量的萧梁宗室与士族名士，其中多有入隋者；二是原本流徙东魏—北齐的萧梁宗室与南士，周武帝灭齐后相继进入关中，后亦归隋；三是隋取缔后梁傀儡政权，后梁宗室及士族群体迁徙关中；四是隋灭陈，陈朝宗室及其士人群体入隋。考察入隋南人之活动，其中多有以术业显达者。《隋书》卷六九“史臣曰”对袁充“委质隋朝，更以玄象自命”，“要求时幸，干进务入”，深表不解，故有“充乃江南望族，干没荣利，得不以道，颓其家声，良可叹息”之语。袁充可谓入隋南人术艺化之典型，其他南人也多有相关表现。有鉴于此，本文就入隋南人术艺化群体之表现、特征及原因略作专题考论。

一、入隋南人术艺化之代表及其表现

《隋书》卷七八《艺术传》主要包括阴阳、卜筮、医巫、音律、相术、技巧等门类，《北史》卷八九《艺术传》序言称：“先载天文数术，次载医方伎巧。”两书所载入隋术艺化南人颇多。在此先分别考叙各类入隋南人以术艺显名之代表人物及其相关活动。

1.

庾季才，“十二岁通《周易》，好占玄象”，梁元帝“重其术艺”。梁亡后入北，得宇文泰器重。周、隋之际，庾季才以术数投附隋文帝，主要有二事：一是助其称帝，大定元年(581年)正月，庾季才进言，“甲子、甲午为得天数。今二月甲子，宜应天受命”，隋文帝从之。二是助其迁都，开皇初“高祖将迁都，夜与高颎、苏威二人定议，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观玄象，俯察图记，龟兆允袭，必有迁都’”，“‘愿陛下协天人之心，为迁徙之计。’高祖愕然，谓颎等曰：‘是何神也！’遂发诏施行”。此后，庾季才因“术艺精通”，深受宠信，“所有祥异，常使人就家访焉”。

庾质，庾季才子，隋文帝时受命随其父“撰《垂象》、《地形》等志”，隋炀帝大业初为太史令。大业八年(612年)，隋炀帝亲征高丽，庾质以为“伐之可克”，然“不愿陛下亲行”。大业九年，隋炀帝再征高丽，又问“今段复何如”？庾质表示“臣实愚迷，犹执前见”。杨玄感变乱，炀帝又问“荧惑入斗如何？”庾质表示：“斗，楚之分，玄感之所封也。今火色衰谢，终必无成。”可见大业年间，庾质参与了炀帝东征高丽与平定杨玄感之乱等重大军政事件。庾质子庾俭，“亦传父业，兼有学识”。

袁充，出自陈郡袁氏，及陈灭归国，“充性好道术，颇解占候，由是领太史令”，深得隋文帝信重。袁充在隋文帝时以天文玄象预朝政主要有三事：一是附和隋文帝行太子废立；二是编造“隋兴已后，日影渐长”之瑞应天象；三是编造“上本命与阴阳律吕合者六十余条而奏之”，以附会隋文帝个人及其国运皆“永永无穷”。隋炀帝继位，他与太史丞高智宝奏言：“今岁皇帝即位，与尧受命年合。”劝“齐王暕率百官拜表奉贺”。此后袁充完全以天文附和帝意，如以“荧惑守太微者数旬”，时值“缮治宫室，征役繁重”，袁充上表称“陛下修德，荧惑退舍”，以至“百僚毕贺”。隋炀帝后期，“时军国多务，充候帝意欲有所为，便奏称天文见象，须有改作，以是取媚于上”，对隋炀帝之建设东都、频繁巡幸、征伐辽东、民变世乱等一系列重大军政举措，袁充皆“假托星象，奖成帝意”。

周坟，陈尚书右仆射周弘正子，陈时官至吏部郎。“高祖平陈，得善天官者周坟”，“以坟为太史令”。

耿询，《隋书·艺术传》载，“时有卢太翼、耿询，并以星历知名”。耿询来自江南，隋炀帝继位，耿询“进欹器，帝善之”，“及平壤之败，帝以询言为中，以询守太史丞”。耿询“伎巧绝人”，擅长器物制作，《隋书》卷七八称“耿询浑仪，不差辰象之度”，堪称“一时之妙”。

高智宝，由耿询“见其故人高智宝以玄象直太史，询从之受天文算术”可知，高智宝为耿询“故人”，当来自陈朝，精于“天文算术”，入隋后“以玄象直太史”，隋炀帝继位后，他附和袁充奏“今岁皇帝即位，与尧受命年合”。

2.

萧吉，为萧梁宗室，“博学多通，尤精阴阳算术”。萧吉以阴阳术数侍奉隋文帝，“房陵王时为太子，言东宫多鬼魅，鼠妖数见。上令吉诣东宫，禳邪气”。隋文帝独孤后崩，“上令吉卜择葬所”，萧吉上表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鸡未鸣前，有黑云方圆五六百步，从地属天。”“今黑气当冬王，与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孙无疆之候也。”隋文帝大悦，“竟从吉言”。隋炀帝继位后，“见杨素冢上有白气属天”，萧吉“密言于帝”，以为这是兵祸的预兆，“改葬者，庶可免乎”。实际上，他深知隋炀帝对杨素心存猜忌，故寻机进言以投其所好。

3.

韦鼎，“博涉经史，明阴阳逆剌，尤善相术”，早与杨坚交结，“初，鼎之聘周也，尝与高祖相遇，鼎谓高祖曰：‘观公容貌，故非常人，而神监深远，亦非群贤所逮也。不久必大贵，贵则天下一家，岁一周天，老夫当委质。公相不可言，愿深自爱’”。陈亡入北，隋文帝“待遇甚厚”，多有咨询。如隋文帝为兰陵公主选婿与更易太子，皆有顾问。

4.

姚僧垣、姚最父子，姚僧垣“年二十四，即传家业。仕梁为太医正”。江陵沦陷，姚僧垣被俘关中，为北周诸帝及王公疗疾，多有效验，周武帝呼之为“姚公”，开皇三年(583年)卒。姚僧垣“医术高妙，为当时所推，前后效验，不可胜纪”。其次子姚最，“年十九，随僧垣入关。明帝盛聚学徒，校书于麟趾殿，最亦预为学士”，“始受家业，十许年中，略尽其妙”。入隋，官至蜀王杨秀府司马。

许智藏，“智藏少以医术自达，仕陈为散骑侍郎。及陈灭，高祖以为员外散骑侍郎，使诣扬州。会秦孝王俊有疾，上驰召之”，“及智藏至，为俊诊脉，曰：‘疾已入心，郎当发癎，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数日而薨。上奇其妙，赉物百段。炀帝即位，智藏时致仕于家，帝每有所苦，辄令中使就询访，或以辇迎入殿，扶登御床。智藏为方奏之，用无不效”。许澄，《隋书·许智藏传》载，“宗人许澄，亦以医术显”，其父许奭，“与姚僧垣齐名，拜上仪同三司。澄有学识，传父业，尤尽其妙。历尚药典御、谏议大夫，封贺川县伯。父子俱以艺术名重于周、隋二代”。

5.

何稠，“年十余岁，遇江陵陷，随(何)妥入长安”，“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波斯尝献金绵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既成，逾所献者，上甚悦。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仁寿初，“文献皇后崩，与宇文恺参典山陵制度”。隋炀帝继位，责令何稠“讨阅图籍，营造舆服羽仪”，涉及黄麾人仗、车舆辇辂、皇后卤簿、百官仪服诸方面。何稠“参会今古，多所改创”，“所役工十万余人，用金银钱物巨亿计”。隋炀帝征讨高丽，建辽水桥，“二日而就”，又速成“六合城”，“高丽望见，谓若神功”。何稠是大业间最得隋炀帝宠信的营造人物。

6.

何妥在西魏灭江陵后入北，善钟律，涉及礼乐，但乐律颇涉术伎，何妥为伎人出身，虽历任学官，但参“掌天文律度”，又参撰《三十六科鬼神感应等大义》等。何妥参与隋初历法之争，支持刘孝孙历，《隋书·律历志中》载，高祖“以问国子祭酒何妥。妥言其善，即日擢授大都督，遣与(张)宾历比校短长”。

万宝常，其父万大通随王琳附齐，图谋南归被杀。万宝常“被配为乐户”，有乐律之长，“开皇之世，有郑译、何妥、卢贲、苏夔、萧吉，并讨论坟籍，撰著乐书，皆为当世所用”，“宝常声律，动应宫商之和，虽不足远拟古人，皆一时之妙也”。

毛爽，隋文帝平陈，“遣晓音律者陈山阳太守毛爽及太乐令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节气，作《律谱》”。毛爽籍属荥阳，为江左音律世家。

此外，其他入隋南朝士大夫多参与雅乐之事，如仁寿元年(601年)，隋文帝“制诏吏部尚书、奇章公弘，开府仪同三司、领太子洗马柳顾言，秘书丞、摄太常少卿许善心，内史舍人虞世基，礼部侍郎蔡征等，更详故实，创制雅乐歌辞”。大业元年，隋炀帝“又以礼乐之事，总付秘书监柳顾言、少府副监何稠、著作郎诸葛颍、秘书郎袁庆隆等，增多开皇乐器，大益乐员，郊庙乐悬，并令新制”。可见南人士大夫代表许善心、姚察、虞世基、毛爽、刘臻、柳顾言、何稠、诸葛颍等，皆曾参预雅乐声律、清庙歌辞的“详议”与创制。

由以上考叙，可见入隋南士从事术艺伎数之业者颇众，形成了一个具有地域特征的术艺群体，诸人活动所涉，不仅几乎涵盖了隋代盛行的术业诸领域，而且凭借其技能得宠于隋统治者，以至参决军政，影响甚著。

二、入隋南人术艺化群体之特征

作为具有一定地域性关联的入隋术艺化南士群体，根据上述诸人的基本状况，这里就其相关活动所体现出的社会特征，特别在推动南艺北输与南北文化融通方面的作为与影响，进行具体分析。

1.

上述诸人入隋后以术业为务，就其门户出身而言，诸人虽有寒门与士族之别，但以南朝士族人物为多。就其仕宦取向而言，不仅一些原本在南朝具有术业经历的寒门人物延续旧业，而且众多士族人物术艺化，不循仕宦之正途。出自寒门之术艺之士，太史属员高智宝、太乐属员蔡子元、于普明等人在陈已有相关经历，诸人门户身份失载，当出自寒庶。耿询，从其在陈朝“以客从东衡州刺史王勇于岭南”，万宝常为入北武人后裔，二人亦当为寒人。何妥出自异域，先人“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何妥始初涉学，游学国子，然“以技巧事湘东王”，后以其聪明而“召为诵书左右”，入隋而得预儒林。其侄何稠，父“善斫玉”，本人自少“性绝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可见何氏叔侄在南朝当无门第凭借，亦当为寒门。以上诸人在南朝皆出自寒庶，多以伎能显，入北后虽取得朝臣职位而士大夫化，然其行事依然主要关涉术业。

入北南人之“术艺化”，主要是指那些入北后以术艺“干没自进”“干没荣利”的南朝士族人物。吴兴姚僧垣、姚最父子，新野庾季才、庾质父子，陈郡袁充，关中杜陵韦鼎、荥阳毛爽、高阳许智藏及其宗人许澄等，皆具有南朝士族门第背景，有的还有汉魏旧族渊源。仔细考量出自南朝士族之术艺化人物，如庾季才、许智藏、许澄、韦鼎、毛爽、周坟、袁充等，皆为江左侨姓；从门第等次看，或出自尚武次等士族，或为边境豪族之后，或为梁陈之际的新兴家族，即便门第较高者，也或因侨寓地域，或因任职履历，长期居于荆雍等西部州镇，其门户地位、个人声望与建康清贵显达存在一定的身份差异，故所谓“江南望族”云云，过于笼统含混。

至于姚僧垣，是“吴太常信之八世孙”，虽为江东“吴姓”旧族，但吴兴姚氏本为“小族”，自孙吴之后少有人物，直到陈朝姚僧垣子姚察以才学显，位至宰辅，门望稍振。姚察、姚思廉父子入隋，其家族成为吴姓士族代表。吴兴姚氏可谓南朝后期兴起的“新出门户”。究其家族在梁陈之际振兴缘由，直接因素在于姚察祖姚菩提、父姚僧垣以医术侍奉萧梁内廷。

就以上诸士族人物之家族文化而言，其家学传承与个人素养皆具有术艺因子，这体现出南朝士族社会崇尚博通之学风。如庾季才“十二通《周易》，好占玄象”，萧吉“博学多通，尤精阴阳算术”，韦鼎“博涉经史，明阴阳逆剌，尤善相术”，袁充“性好道术，颇解占候”，周坟在陈职掌太史，有其家学渊源，乃父周弘正以儒、玄著称，“博物知玄象，善占候”。许智藏、许奭、许澄、姚僧垣等，皆世传医术。毛爽，家传律历之学，其自述云：“臣先人栖诚，学算于祖暅，问律于何承天，沈研三纪，颇达其妙。后为太常丞，典司乐职，乃取玉管及宋太史尺，并以闻奏。诏付大匠，依样制管。”由此可见，毛爽父“学算于祖暅，问律于何承天”，并在南朝“典司乐职”，故其律历之学兼采江左诸名家，可谓南朝之结晶。很显然，诸人在南朝皆有术业传承，形成了相关家学传统。南朝士族社会崇尚儒玄，文史兼综，这是其主流学术文化风尚，在政治上士族子弟具有仕宦特权，故除姚僧垣之外，诸人在南朝大多不屑以术伎相炫，也不可能以此求取仕进。然而，南方士族名士多被俘或应征入北后，诸人或被动或主动地以术业为务，成为当时入北南人的一种群体性选择，即所谓“术艺化”现象，这与其入北后社会地位的变化相关。

2.

入隋术艺化南人相关表现颇为积极主动，隋统治者多有提携与奖赏。在这方面，隋文帝优待韦鼎可谓典型。韦鼎入隋，隋文帝亲自召见，授上仪同三司，出刺光州，“待遇甚厚”，且预“公王宴赏”，实属破例。特别是隋文帝以韦鼎南徙而疏离正宗，“命官给酒肴”，遣杜陵韦氏宗主韦世康携其返乡，重修宗族谱牒，使其享有“百世卿族”之尊荣。

总体而言，诸人凭借术艺技能，在隋代不断获得官职拔擢和爵位封赏。在职官方面，诸人之本职多为术业吏职，如庾季才父子、袁充等人长期执掌太史，姚僧垣、许智藏、许澄等皆为御医，然隋廷通过加官等方式提升其官职品位，使其享受朝臣待遇。在爵位方面，何妥、庾季才、姚僧垣在北周已有封爵，入隋后增封。如姚僧垣位至郡公，姚最袭父爵，许澄受封县伯。这类爵位封赏，对于流寓之南人而言，提高了其社会身份地位及待遇。需要强调的是，一些术艺化南人受到超常拔擢，何妥、何稠等以寒门身份获得显爵要职，这虽与北朝门户观念相对淡薄有关，也与他们“干进务人”的相关表现有关，尤其是袁充，隋炀帝时一再破格拔擢，以至“超拜秘书令”，位列宰臣。

除职官爵位得以提升外，他们还会获得巨额奖赏。如庾季才，隋文帝时受赏三次：襄助代周，“因赐杂采五十匹，绢二百段”；议论迁都，“赐绢三百段，马两匹”；撰《垂象志》《地形志》等，“赐米千石，绢六百段”。萧吉，开皇十四年进“五庆”祥瑞，隋文帝“赐物五百段”。许智藏，隋文帝命其为秦王杨俊诊治，“赉物百段”。袁充受赏尤多，隋文帝“赏赐优崇，侪辈莫比”，“前后赏赐将万计”。再如许善心，开皇十六年“制《神雀颂》”，隋文帝甚悦，“因赐物二百段”。

3.

作为“亡国之余”的南朝流迁人士，他们普遍具有寄寓人群的相关心理与性格特征，从上述术艺化南人群体的相关情况看，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典型。如庾季才以天象助隋文帝代周及迁都，隋文帝叹其“是何神也”，表示“自今已后，信有天道”，且“不欲外人干预此事，故使公父子共为之”，确立其宠信地位。其实，所谓神异之术，无非揣度君主心思，曲意以承奉其旨。《通鉴》载庾季才“劝隋王宜以今月甲子应天受命”，胡三省注曰：“庾季才持正于宇文护擅权之时，而劝进于杨氏革命之日，巫史之学自信其术耳，非胸中真有所见也。”这揭示了庾季才“自信其术”以投机的本质。

关于入隋术艺化南人群体在政治上主动投机以寻求依附之特点，由诸人对隋文帝废立太子一事的表现即可说明，其中尤以萧吉算计最精，堪称典型。萧吉“见上好征祥之说，欲干没自进，遂矫其迹为悦媚焉”。他交结杨广，杨广得立后谓之曰：“公前称我当为太子，竟有其验，终不忘也。今卜山陵，务令我早立。我立之后，当以富贵相报。”与此相似，隋炀帝时，庾质以子庾俭事齐王，隋炀帝谓质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儿事齐王，何向背如此邪？”由于隋炀帝长子元德太子早死，齐王杨暕一度众望所归，成为继嗣人选。隋炀帝斥责庾质“不能一心事我”，虽出于猜疑过甚，但庾质父子之行事确实不无见风使舵的投机与依附心态。作为流寓术士，其荣辱完全在于君主之态度，这就决定了他们对权势者的依附性。

确实，就术艺化南人代表行事作风而言，诸人对隋主多应声附和、承奉旨意，少有儒学士大夫之立场与原则，扮演着佞臣的角色。在这方面，何稠颇为典型。何稠揣度并迎合炀帝心意，在改易舆服制度、营造行殿器械等方面，“善候上旨”，极尽奢华铺张之能事。更为典型的是袁充，他对隋文帝废立太子、改易历法诸事，无不刻意揣度上意，“希旨”进言，以至“上大悦”而深得宠信。对隋炀帝大肆兴造、巡游、东征等军政举措，袁充无不“候帝意欲有所为，便奏称天文见象，须有改作，以是取媚于上”。何稠、袁充所为，实属佞幸。

当然，入隋术艺化南人并非都是佞臣，也有对重大军政事务以术数相谏者。如庾质，“操履贞慤，立言忠鲠”，当隋炀帝以亲征高丽之事相询时，他皆有谏阻之言，当隋炀帝巡游东都时，他劝阻道：“比岁伐辽，民实劳弊，陛下宜镇抚关内，使百姓毕力归农。”再如耿询，也曾谏阻隋炀帝出征辽东，以为“辽东不可讨，师必无功”。不过，像庾质、耿询这样违逆隋君主之意而力谏者，在术艺化南人群体中仅此二例。

4.

入隋南人术数之士人数较多，构成隋代术业之士中一个地域性群体，其活动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质。庾季才表现颇为典型，“初，郢都之陷也，衣冠士人多没为贱。季才散所赐物，购求亲故”，“太祖乃悟曰：‘吾之过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为奴婢者数千口”。庾季才在周、隋之际入北南士群体中颇具声望，“季才局量宽弘，术业优博，笃于信义，志好宾游。常吉日良辰，与琅邪王褒、彭城刘殻、河东裴政及宗人(庾)信等，为文酒之会”。庾季才组织南朝名士群体雅集，既显示出其因“术艺化”所获得的特殊地位，也透露出庾季才与其他入北南士的南朝文化趣味。

入隋术艺化南人之活动显现出地域群体意识的自觉，可由耿询的相关经历窥其端倪。耿询被俘入隋，随“故人”高智宝“受天文算术”，耿询“创意造浑天仪”，“不假人力，以水转之，施于暗室中，使智宝外候天时，合如符契”。二人相互协作，可谓隋廷天文方面的一对南人组合。何稠也一再护佑耿询，隋文帝曾将耿询“赐蜀王秀，从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废，复当诛，何稠言于高祖曰：‘耿询之巧，思若有神，臣诚为朝廷惜之。’上于是特原其罪”。大业七年，耿询谏阻炀帝东征，“帝大怒，命左右斩之，何稠苦谏得免”。耿询、高智宝与何稠皆为南来术艺人士，相互间既有术业合作，也有拯救危难之举，体现出南人术士群体的地域意识。

5.

自西魏灭梁以来，入北南朝术艺人士甚众，隋统治者借之转输南朝术艺。诸人在具体术业活动外，多受命进行相关著述与总结。在阴阳卜筮堪舆方面，萧吉“著《金海》三十卷，《相经要录》一卷，《宅经》八卷，《葬经》六卷，《乐谱》二十卷及《帝王养生方》二卷，《相手版要决》一卷，《太一立成》一卷，并行于世”。在医药方面，姚僧垣“参校征效者为《集验方》十二卷”。《集验方》是对其自身及其家族医药实践的总结，有助于南朝医术之北传，同时也应吸收中土医药的成就，有助于南北医药文化的汇集与整合。在天文星占方面，庾季才撰“《灵台秘苑》一百二十卷”，又与其子撰“《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并行于世”。这无疑是南北朝星占术数的集成性著述。耿询则撰有《鸟占情》。

隋文帝灭陈后，将南朝天文观测仪器征调关中，并利用南朝的天官人员与器物，刊定天官舆图，形成“正范”。“高祖平陈，得善天官者周坟，并得宋氏浑仪之器。乃命庾季才等，参校周、齐、梁、陈及祖暅、孙僧化官私旧图，刊其大小，正彼疏密，依准三家星位，以为盖图。旁摛始分，甄表常度，并具赤黄二道，内外两规。悬象著明，缠离攸次，星火隐显，天汉昭回，宛若穹苍，将为正范。”不仅如此，入隋南人对天文器物有所改制与新创。如袁充曾制造刻漏器物，“至开皇十四年，鄜州司马袁充上晷影漏刻”。耿询对天文器物“创意”颇多，“大业初，耿询作古欹器，以漏水注之，献于炀帝。帝善之，因令与宇文恺，依后魏道士李兰所修道家上法称漏，制造称水漏器，以充行从。又作候影分箭上水方器，置于东都乾阳殿前鼓下司辰。又作马上漏刻，以从行辨时刻。揆日晷，下漏刻，此二者，测天地，正仪象之本也”。

隋廷还以南人培训天官人员。如隋文帝命周坟培训“太史观生”，“自此太史观生，始能识天官”。隋炀帝则以袁充传授星象之学，“炀帝又遣宫人四十人，就太史局，别诏袁充，教以星气”。由周坟、袁充从事“教习”以转输南朝天文星象术学，可以说隋廷天官系统一定程度上“南朝化”了。

在钟律方面，入北南朝术艺人士推动了隋代律历、音乐等制度变革，其中江左声律世家人物毛爽等作用显著，“爽因稽诸故实，以著于篇，名曰《律谱》”。此外，影响较著者还有万宝常，“开皇十年万宝常所造律吕水尺。实比晋前尺一尺一寸八分六厘。今太乐库及内出铜律一部，是万宝常所造，名水尺律”。

钟律关涉音乐典制，隋统治者借入北南人以转输南乐，以求完备。如何妥，《隋书》本传载其上表云：“臣少好音律，留意管弦，年虽耆老，颇皆记忆。”何妥录梁乐人所传之“三调”“四舞”，创作歌辞，隋文帝“别敕太常取妥节度。于是作清、平、瑟三调声，又作八佾、《鞞铎巾拂》四舞”。隋平陈后，南乐北输渐入高潮，《隋书·音乐志下》载：“开皇九年平陈，获宋、齐旧乐，诏于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求陈太乐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复居其职。”太常牛弘奏曰：“前克荆州，得梁家雅曲，今平蒋州，又得陈氏正乐。史传相承，以为合古。且观其曲体，用声有次，请修缉之，以备雅乐。”晋王杨广后又奏请，隋文帝“乃许之”。可见隋对“宋齐旧乐”“梁家雅曲”和“陈氏正乐”加以修缉，“以备雅乐”。据《隋书·律历志上》记载，“开皇初，诏太常牛弘，议定律吕。于是博征学者，序论其法，又未能决。遇平江右，得陈氏律管十有二枚，并以付弘”。当时毛爽等人受命作《律谱》，“因遣协律郎祖孝孙，就其受法。弘又取此管，吹而定声。既天下一统，异代器物，皆集乐府，晓音律者，颇议考核，以定钟律。更造乐器，以被《皇夏》十四曲，高祖与朝贤听之，曰：‘此声滔滔和雅，令人舒缓’”。可见隋文帝以毛爽传南学，“定钟律”。

由上述可见，入隋术艺化南人群体在各术艺领域，无论其具体实践活动，还是相关理论总结，都表现出转输南术与融通南北的旨趣，这是由其所处之时代决定的。隋终结数百年南北分裂局面，开启了南北社会及其文化融合之趋向，江左术数文化日渐北传，自属当时南北社会及其文化融通与整合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入隋南人术艺化之缘由

自汉代以来，人们普遍崇尚儒家经学义理，鄙薄术艺技能。南北朝后期，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杂艺篇》中将书法、绘画、射技、卜筮、算术、医方、琴瑟、博弈诸事归为“杂艺”，虽不无游心娱目之效，但绝不能以之安身立命，即便对与士大夫文化紧密关联的书法，也明言可“微须留意”，然“此艺不须过精”。颜之推所言，体现出士族社会普遍的文化观念。考察入隋术艺化南人群体之境遇，体悟其心态，他们之所以做出如此人生抉择，当与其入北后人生遭际及隋统治者之相关崇尚密切相关。

1.

南朝士大夫以战俘身份入北，大多丧失以往优越的政治地位与家资产业，受到歧视与虐待，甚至多有被降为奴隶的情况。魏恭帝元年(554年)十一月，“擒梁元帝，杀之，并虏其百官及士民以归。没为奴婢者十余万，其免者二百余家”。隋灭陈，“江南士人，悉播迁入京师”。开皇九年“三月，己巳，陈叔宝与其王公百司发建康，诣长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绝”。萧梁上层人士，也多受歧视与压制，如宇文氏统治集团对王褒、庾信等名士，虽表面优宠，内心则“视之蔑如”，“王、庾名重两国，吾视之蔑如”。

入隋后，这类自江陵北迁及废后梁入隋之南士群体，相较陈亡后入隋南人，其政治与社会地位虽有所提升，但由于地域社会文化观念和士风取向等诸方面的差异，依然受到北人的歧视与排斥。如柳庄作为后梁重臣，早与隋文帝交结，“苏威为纳言，重庄器识，常奏帝云：‘江南人有学业者，多不习世务，习世务者，又无学业。能兼之者，不过柳庄。’高颎亦与庄甚厚”。柳庄出自河东柳氏，寓居雍州，为南朝边境豪族人物，其学行与北方人士相近，受到关中大族代表苏威等人的赏识，可谓例外，苏威所言体现出关中旧族对南人总体轻视的态度。实际上，入北南人中的干能之士往往受北人排斥。柳庄“与陈茂同官，不能降意，茂见上及朝臣多属意于庄，心每不平，常谓庄为轻己。帝与茂有旧，曲被引召，数陈庄短。经历数载，谮诉颇行”。柳庄因此失爱于隋文帝而被外任。又，柳彧亦出自侨寓雍州之河东柳氏，任治书侍御史，“当朝正色，甚为百僚之所敬惮”，隋文帝称“柳彧正直士，国之宝也”，然关中权贵杨素利用蜀王杨秀案嫁祸柳彧，“及秀得罪，杨素奏彧以内臣交通诸侯，除名为民，配戍怀远镇”。柳庄、柳彧等边境豪族代表人物在关中社会根基相对薄弱，故而在政治斗争与人事纠纷中难免受到中伤。

陈亡后入隋南人大多遭受压制，迁转不畅。如蔡征为陈开国重臣蔡景历子，隋文帝“闻其敏赡，召见顾问，言辄会旨，然累年不得调”。蔡征受到隋文帝重视，依然“累年不得调”。又，陆知命助杨广招抚江南反叛，“知命说下贼十七城，得其渠帅陈正绪、萧思行等三百余人”，但仍然难得信任，“数年不得调”。与此相关，入隋南士群体生活颇为困窘。如江左名士徐陵弟徐孝克，“陈亡，随例入关。家道壁立，所生母患，欲粳米为粥，不能常办”。沈光，“父君道，仕陈吏部侍郎，陈灭，家于长安”，“家甚贫窶，父兄并以佣书为事”。虞世基，“及陈灭归国，为通直郎，直内史省。贫无产业，每佣书养亲，怏怏不平”。

入隋南人多出自江左侨旧士族，普遍受到关陇集团的排斥与压制，仕宦不畅，以致日常生活也难以维持。面临如此窘境，他们寻求改变生存状况，于是多有以术艺依附隋统治者之表现，甘为争宠牟利之佞幸。可以说，入隋南人之术艺化，是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做出的无奈应对之举。

2.

隋统治者重视术数，“雅好符瑞”。如隋文帝，“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又雅好符瑞，暗于大道”。“初帝既受周禅，恐黎元未惬，多说符瑞以耀之。其或造作而进者，不可胜计。”“时高祖作辅，方行禅代之事，欲以符命曜于天下。道士张宾，揣知上意，自云玄象，洞晓星历，因盛言有代谢之征，又称上仪表非人臣相。由是大被知遇，恒在幕府。”及至开皇、仁寿之际，符瑞之风甚嚣尘上，盛极一时，唐太宗曾谓侍臣曰：“隋文帝深爱祥瑞，遣秘书监王劭著衣冠，在朝堂对考使焚香以读《皇隋感瑞经》，旧尝见传说此事，实以为可笑。”隋炀帝也“好祥瑞”。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尝有白鹊构巢于寝殿槐上，合欢如腰鼓，左右称贺。上曰：‘我常笑隋炀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唐太宗“常笑隋炀帝好祥瑞”，可见杨广崇尚符瑞之影响。杨广施政，多援引术士以为顾问，因此才有袁充等人一再参与军政谋划与决策的事例。

隋统治者“雅好符瑞”，成为隋代政治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色。符命造作与术数之学关系紧密，一些南来人士凭借其术艺之学参与其事，表现出明显的投机性，庾季才父子、萧吉、袁充、韦鼎等，无不如此。前引萧吉“见上好征祥之说，欲干没自进，遂矫其迹为悦媚焉”，袁充深知隋文帝有废太子意，“见上雅信符应”，因而进言，“比观玄象，皇太子当废”，这是术艺化南人“希旨”投机之典型。又开皇年间万宝常参与作乐，为关中旧族代表苏威、苏夔父子排抑，苏威问其“所为何所传授”，“有一沙门谓宝常曰：‘上雅好符命，有言征祥者，上皆悦之。先生当言就胡僧受学，云是佛家菩萨所传音律，则上必悦。先生所为，可以行矣’”。这体现出南人不得已而“言征祥”。由此可说，隋代政治文化生态催生出这一独具时代特征的南人术艺化现象。

结 语

综合上述，至隋灭陈后，自南北朝后期以来南朝相继入北人士皆归于隋。考察入隋南人之境况，可见多有以术艺“干荣利”者，即所谓入隋南人之“术艺化”。其中代表人物如袁充、庾季才父子、萧吉、韦鼎、许智藏、周坟、毛爽等，皆出自南朝“侨姓士族”，姚僧垣、姚最父子则出自江东旧族。魏征论袁充，称其“委质隋朝，更以玄象自命”，“江南望族，干没荣利，得不以道，颓其家声”。其中固然出于儒家的正统观念，对入隋南人术艺化人士之品节表示鄙视，但也揭示了这一群体在仕宦途径与生活方式上所做出的自觉选择。就其术艺活动而言，天文星占、阴阳卜筮、相术、医药、舆服营造、钟律等当时盛行之术艺皆有涉及。由诸人之进言议事，主要聚焦于隋文帝代周、建新都、改易太子、为独孤后择墓与隋炀帝继位、东征高丽及其后期民变诸事。在相关事件中，术艺化南人群体在政治上普遍表现出揣摩上意，以其术数附会而助成其事，目的在于争宠求进，显示其政治品格的依附性与佞幸化的特质。当然，客观而言，隋统治者对南人术士的钦重，在南北政治统一后致力于文化整合的背景下，诸南人术士多有汇集术数，转输南艺之表现，特别在天文、钟律等领域，颇有成效，有助于南北文化之融通。至于入隋南人不惜“颓其家声”，甘于“得不以道”，主要在于南人入北后沦为“亡国之余”，政治上遭受歧视与排斥，致使他们生活困窘，而隋朝统治者“雅信符瑞”，以术数缘饰其立国与统治，从而诱引入隋南人以术艺而“干没自进”。

①与其他术艺化人物相比，何妥入《儒林传》，所涉多为乐事，谓其“术艺化”，似不甚典型。然《隋书》本传载其“性劲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与关中苏威、苏夔父子等人相互攻讦，多有是非，故《隋书》卷七五传末“史臣曰”称“何妥通涉俊爽，神情警悟，雅有口才，兼擅词笔，然讦以为直，失儒者之风焉”。可见作为儒者，何妥颇“另类”。他在萧梁本以技能为吏职，有术士经历。至于何妥之学术修养，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六说：“何妥以儒自命，至其隔碍不通，自为胡越，则人心之可畏如此。”卷三七又云：“至何妥显行馋贼，排贤害正，自为乱德之首，岂儒固使之耶？泛观后世，学衰道失，士亦无不然者。”又以其论《易》而为杨伯丑所笑，称“妥，鄙儒也，曾不能传其一二，使后有考焉，为可惜也”。可见叶适对何妥为学与为人颇为轻鄙，以“鄙儒”视之。参见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中华书局，1977年，第540、555、556页。②据《律谱序》可知，毛爽兄为陈吏部尚书毛喜。《陈书》卷二九《毛喜传》载：“毛喜字伯武，荥阳阳武人也。祖称，梁散骑侍郎。父栖忠，梁尚书比部侍郎、中权司马。”见姚思廉：《陈书》，中华书局，1972年，第388页。晋宋之际，荥阳毛氏家族人物多以尚武著称。此外，关于毛爽父名，《陈书》载“栖忠”，《隋书》卷一六《律历志上》录毛爽《律谱序》则为“栖诚”，当《隋书》避隋文帝父杨忠讳而改，应从《陈书·毛喜传》所载为是。③《陈书》卷二七《姚察传》载，陈后主以之为吏部尚书，姚察一再上表谦让，甚至垂涕自称“臣东皋贱族，身才庸近”云云。见姚思廉：《陈书》，中华书局，1972年，第351页。姚察自谓“贱族”，固为谦称，但从南朝士族社会的传统观念而言，姚氏确实门户相对弱小，人物不盛，加上其祖、父的医士身份，确实难称清显。④术艺之士普遍具有投机性，不唯入北南人如此，出自北方者也大多如此。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六论及隋代张宾、张胄玄、刘焯、袁充等有关律历之争，有论云：“然方其时，君蔽臣谄，往往诬天席宠以售其术，如历差日长之类，固步足凭；而焯为儒者，乃与之较是非耶！”参见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中华书局，1977年，第5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