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 宪 平 巫 祖 钰

马克思主义自从传入中国，就有如何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的问题，同时也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问题摆在了社会前台。这一点符合文化存在与发展的一般规律。历史上，西方文化来到中国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二者结合得好会产生好的结果，结合得不好会有不良后果。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有初心和使命的寄托方式，又有创新发展的现实要求。它不单单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和实践问题，在理论上需要有符合时代需要的阐释，在实践上需要有符合时代需要的措施。历史维度、理论维度和现实维度构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三个维度。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维度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走过了一段螺旋式发展的道路，呈现出由浅入深、由表入里、由小及大、由渐而速、由潜而显的特征，在此依据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脉络做出归纳分析。

1.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那个时候思想界比较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由于当时还没有系统的哲学准备，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和自觉。在那时，一批思想上的先驱者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必须结合，但对于结合思路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就如“隔着纱窗看晓雾”，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历史与现实、方法和理念还不够熟练。很多时候，他们是用中国传统文化比附和解释马克思主义。一些传播者为了说服民众，往往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说成是中国传统文化本来就有的，运用“泛道德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很流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带有传统伦理的印记。郭沫若的《马克思进文庙》就认为，在社会平等、民众生存、社会理想等方面，马克思主义与孔子的思想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是共通的，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站在传统文化的视角上，马克思主义所带来的诸多内容都是新奇的，而作为海外来客要被中国人接受，并成为为之奋斗的理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双方都在尝试和思考着如何沟通。

在这个阶段，中国人还没有完全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义，一些儒家人士只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和矛盾，不承认二者有结合的必要和可能，仅仅从阶级斗争和思想对立的立场看待马克思主义。由于受到五四运动中简单否定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当时的一些研究者和传播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存在偏颇。但也有人有比较符合实际的结合意识，如李大钊就认为：“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那时的中国人是有很多疑问的，国粹如何传承，国故如何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的规律如何体现，中华文化的民族特色还要不要保留，一系列问题都凸显出来了。在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中，毛泽东较早地看到了改造中国与改造世界的一体性，“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但在当时，通过政治运动强行结合的做法偏离了文化发展规律，使得二者结合的形式和后果都不那么自然。

2.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表明马克思主义已经被一批人接受。但不论是在革命中还是在革命后的建设中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还不那么娴熟和得心应手。在大革命中，我们有过照搬马克思主义的做法，王明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倒背如流，也没能在实践中表达其真谛。共产国际代表和军事顾问的盲目指导以及不切合中国实际的做法，也注定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巨大障碍。事实表明，在早期的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和方式上，有结合的愿望却没有达到意想的效果，有结合的激情却没有科学的结合方案，在曲折探索的过程中，一方面逐步走出了具有特色的结合之路，另一方面因没有实现良好结合而造成了失误。

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第一个成果，体现了对这种结合的初步表达，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在解放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得到具体的运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途，“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作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路子越走越宽，结合的方式越来越科学。中国共产党在二者结合的道路上已经从最初的蹒跚而行转变为阔步前行，从对马克思主义的较为感性的认识转变为较为理性的表达，将最初的思想意向通过自己的认知提升创造性地运用到实践之中，并在结合道路上提出自己的新体会和结合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思想认识成为我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指南。中国共产党明确认识到：“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改造旧传统，用唯物史观观察封建社会的文化，根据社会经济形态研究文化问题，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努力的事情。但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运用得不够娴熟，造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上的偏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也不利。第二国际曾经否定这些基本原理，但是被列宁驳倒了。中国也有过‘第二国际’——江亢虎的社会党，影响很小。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移风易俗、破旧立新和文化建设等都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审视，“把马列主义原理拿到中国人民中间，特别是拿到中国劳动人民中间来宣传，来实践，来应用，如果不进行通俗化的工作，就不可能在中国推广，劳动人民就不可能接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有民族形式，也有走向世界的任务，用外国的科学原理来研究中国文化，“不止理论水平提高了，而且从实践上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这就是说，马列主义已经确定地在中国人民中间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不止在中国人民中间取得了胜利，而且使东方各国人民一天一天地更信服马列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结合的理解和实践要求。张闻天在《论待人接物问题》中提出三个结合，即承认差异性和提高包容性相结合、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相结合、依靠群众和领导群众相结合。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要求认识一切中国人所有的民族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风俗习惯的各种传统与特点，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要求。他还提出在组织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特点相结合的问题：“不仅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而且要在民族环境中来实现这些原则。”

3.

经过早期的磨合与实践的尝试后，“马列主义就成了中国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强有力的战斗武器和战斗旗帜。另一方面，我们又在极为深刻的意义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在马列主义总武器库中增加了不少新的武器”。在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经过比较中的反思，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的引领下，在改革开放中对传统文化有了进一步认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思想和实践方略。在追求物质发展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有些人一改耻于言利的传统，甚至把“利”放在“义”上，加上随着开放而来的西方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强烈的冲击，使二者的结合面临很多新问题。

在思想上，从“一个结合”走向“两个结合”是一个重大飞跃。这并不是说一个结合中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也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而是说在“两个结合”中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和把握。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中，马克思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广大群众，其成果表现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经历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代表的领导集体的开拓之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另一方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和理解上的升华，提出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提出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提出了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式，也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要求。这样的认识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形成了一种有机联系，二者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在实践上，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精神也在实践中得到科学表达，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选择和包容取向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生机和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走出了文化现代化的新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效果是显著和卓越的，二者相结合已经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土壤中壮大发展并形成有效的指导力，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在实践中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就不能无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主导地位。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指导，一个是中国社会的根和魂，就像车之两轮、鸟之双翼，须臾不可分离。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维度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同中国的经济政治特点相结合，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制定适应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方针政策；二是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发掘和发扬与马克思主义相适应、与人类健康文化相适应的内容。很多人把这一论述中的“统一”说成是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践或建设实践的统一，在一定程度或一些方面忽略了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这是对“一个结合”的片面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两个结合”，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全面性和科学性，强调了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结合，其必要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1.

马克思主义不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会成为“孤家寡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从当时传入中国的各种西方思想中崭露头角，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和中华文化的主导力量，不仅是因为它适应了中国社会的需要，还因为中国近代文化冲突中需要有一种思想来规整其方向。马克思主义带着自己的理想进入中国时，给中国人民展示了一个目标和前景；在中国社会的思想领域中横空出世，也打破了传统文化的运行节奏。一个是给中国人民带来新气象的思想，一个是使中华血脉延续的文化，对于先进的中国人来说，尤其是对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二者都不能抛弃，那就只能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且使二者都能发扬光大。对于广大民众来说，他们心中一直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但在思想上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使二者在民众心中兼容。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造成的震撼，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修复，马克思主义必须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且担当起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使之获得新生的功能。

马克思主义不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会成为“空中楼阁”。马克思主义诞生于现实并作用于现实，它传入中国后，如果不与中国文化、中国实际结合，就无异于建立在空虚基础上的乌托邦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根源上属于两种不同路径的文化。就传统文化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内在基础，接受先进理论的指导、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对于促进自身的转化与光大是重要的推动力。一种文化如果没有这种激活的力量，就会如深潭积水，难以激起波澜。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科学态度，拓展与马克思主义相适应的内容，使之更多地与人类的积极文化相适应，并且通过语言转化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语言的合理对接形式，有一个必然结合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不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会失去生根发芽的土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中，马克思主义是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基，中国共产党是主导力量。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规律的科学认识，是对自然界规律和人类社会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华民族语言习惯、文化传统、思想观念、情感认同的集中体现，凝聚着中华民族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的道德规范、精神品格和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产生于不同历史条件的两种思想文化体系，但它们对宇宙、社会、人生等问题的探讨有很多相似、相近、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和开放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性与包容性以及二者之间的互补性，是二者融通与契合的前提条件。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地、科学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性与世界性，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本遵循。马克思主义如果不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就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精神。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不是某一国家、某一领域、某一时期的特殊规律，而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前提。马克思主义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大道的思想构设，中华优秀传统哲学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哲学基础，宏大的历史背景和宽广的文化基础，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找到了“代言者”，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与世界化也是一体的。

2.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想是契合的。坚持发展地、全面地、系统地观察事物，根据客观实际把握事物的规律，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点。“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自然界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是通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精辟地论述了世界万物和社会现象的运动、变化情况，“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深刻地表达了逆境奋斗和开辟新境的道理，“我叩其两端而竭焉”是说要避免走向两个极端，“过犹不及”指出超出一定限度就会走向事物的反面。这些深刻揭示事物对立统一关系内涵的表述，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认识问题的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唯物论、辩证法、唯物史观和社会理想方面的解释有很多一致和契合之处：理想性、实践性和整体性是二者共有的特征，宇宙观上的一致性、致思方向的一致性、对人的本质看法的一致性，体现“大同世界”和“终极关怀”的一致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实现有机结合。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唯物主义传统是契合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为：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等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认为自然的运行是有规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认为社会的礼制道德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水平之上。这些方面都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是相契合的。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有其历史和现实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以其解释力表明自身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没有矛盾，而且有很多相适应的方面；不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相抵牾，而且有很多共通之处。马克思主义体现了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追求，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科学的理论为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认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最典型的表述是《礼记·礼运》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公羊传》中“太平世”也描绘了没有隔阂、共享幸福生活的理想境界。

3.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构建中华文化理想形态的内在需要，也是中国社会现实向中华传统文化及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时代课题。马克思主义是“外来之物”，但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和传播，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思想指南。这种影响力的产生离不开与中国社会的结合，这种影响力的壮大以及今后的延展也离不开与中国社会的结合。马克思主义这个“外来和尚”要念出好经、真经，不能脱离中国的社会实际和民众的愿望，它必须让人们懂得其价值和目标追求。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仅没有造成中华传统文化的断裂，相反，它为传统文化提供了适应社会和世界需要的新视角，事实上，它已经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的“固有之物”，它可以传承和光大，可以“日日新，又日新”，但绝不能断绝血脉，更不能推倒重来。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能各自为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传统文化的“自生结果”与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催生结果”，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以及同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的结果，都雄辩地证明了二者相结合的可能性与合理性。中国社会生活中，既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灵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根脉，那么这个灵魂与血脉就不能是孤立的。二者能够走到一起并且相互结合起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魂不附体不行，有魂无体也不行，“体”与“魂”应该是契合的。面对西方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推陈出新、综合创新，找出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路子，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意义。而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它在中国社会中不仅要表达思想，还要更新丰富原有的内容和范畴，并且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重新塑造自己的结构和形式，真正成为中国化的形态。在二者相结合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走过了曲折并做出了巨大成就。现实的道路和任务都很漫长和艰巨，新课题、新任务、新要求不断出现，如果不能以求是精神和辩证态度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就既难以把马克思主义发扬光大，也难以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构建中华文化理想形态的需要，也是现实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的时代课题。迈入21世纪，我们党面对的现实更加复杂，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坚定文化自信和历史自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需要推进传统文化转向现代化，都需要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一定程度上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从上述认识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必然的。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理解为平起平坐的地位，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基本意向是在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实现二者的合理对接并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应该是消化和吸收并保持自己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能变，二者的结合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儒学化，也不是形成儒学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儒学。同时还要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内容，例如，封建等级和君主观念就不利于二者的结合，经学方法容易形成教条化和僵化的理解倾向，一些直觉思维会影响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分析，在二者的结合中难免会有意义理解上的变形或失真，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甚至随意扩大或压缩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适用空间而使真理变成谬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是简单的拼接，更不是要搞一个“杂货部”，而是沿着中国社会和广大民众需要的目标和方向发展，这样既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中国化，又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时代提升。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维度

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壮大，是因为它适应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群众的现实追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接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个时期或阶段，都要求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的审视，寻找合理的结合点和生长点尤其重要。尽管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但它在中国的发展壮大是有理据的。而理论上的分析是一回事，付诸实践则是另一回事，这并不是说要把理论与实践截然分开，而是说付诸实践是更艰难的事情。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和坚定文化自信，这对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极其重要的思想指南。

1.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任何社会发展都不能剪断传统的脐带，无视传统就会丢掉根与魂。“相适应”的基本前提是以社会主义社会为主体，也就是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基础上的适应，不是社会主义社会适应中华传统文化，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适应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个主从关系和原则问题，不能颠倒过来。“相适应”不是消极适应，并不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所作为，也不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自动地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它需要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通过积极的引导达到目的。“相适应”的基本目标是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力量，全面提升文化自信和历史自觉，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力量和实践效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加内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增强动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可以从富有哲理性、现实性和思想性三个方面做出阐释。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是空穴来风的命题，而是由思想文化的发展规律决定的。人类社会的文化总是具有封闭和开放的二重特征，哪一个方面起主导作用，哪一个方面对这种文化的发展就有很大影响。一般而言，那些主动适应社会变化、顺应现实需要的文化，总能有更多的回旋空间，而那些封闭僵化的文化，面对各种困局时往往会存在襟肘之窘。文化的依存状况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统治阶级的思想在任何时候都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这是一个基本规律。一种文化要想得到社会的认可并在社会中延伸发展，必须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相适应并为之服务。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各种文化是从属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各种文化应该服从社会主义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是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和认同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各种思想文化具有规范和约束作用，传统文化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应然的事实。就社会主义社会而言，它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其道路和实践都是在历史基础上探索的。中国共产党自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日起，就面临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社会主义实践不能离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改革也不能离开传统文化。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对待传统文化存在偏差的时候，往往是思想领域存在混乱的时候，而在文化健康发展的时期，也是传统文化得到合理关注的时期。

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优秀思想，它本身就是在吸收人类社会优秀思想成果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它在社会中不断充实、修订和完善，表现出接纳优秀、超越自我的理论品格。具有开放胸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具有进取精神的社会主义相遇时，必然能将二者的优势和优点集中发挥出来，形成一种“强强联合”的优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然性，可以从中国社会中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及其相互关系得到证明，二者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壤和环境中的客观内容，一个是传统的内容，一个是现代的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因素，中国式现代化就建立在这种传统基础上。

2.

第一，科学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动”与“静”、“变”与“不变”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以辩证眼光看待传统文化的，传统文化内容的相对静止和绝对运动经常存在着。“静”的方面体现了传统文化发展的稳态形式，是保持优秀传统文化持久影响力的前提；“动”的方面体现了传统文化发展的活态形式，是保持传统文化强大生命力的基础。“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持自身品质的前提，绵延不绝的中华文化之流中总是有稳定的元素和基因被延续下来；“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持适应能力的条件，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之脉都在不断适应社会发展中承续下来。“变”与“不变”一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临的问题与课题。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遭遇外来文化的冲击时，总有“变”与“不变”的问题被提出来，而“根”与“魂”方面的内容是不能动摇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我保持与自我更新都与自信心联系在一起，体现了精神修养与心态健全的统一，这是一种历史自觉。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是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是必须继承和创新的，这是“不变”的部分。“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又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了“变”的要求。如何守正创新，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如何展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我们必须深入思考并科学回答的问题。关于“动”和“静”、“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可以从事物运动的相对性和绝对性来理解，任何文化都是相对静止和绝对运动的统一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动”和“变”是在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创造中实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静”和“不变”是依据社会需要做出的。“静”与“不变”是对精神家园的守望，“动”与“变”是指中华文化的光大。就当下的现实看，它不仅是结果的统一性，也是活动的统一性；不只是产品的统一性，也是创造过程的统一性。

第二，科学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与“今”、“新”与“旧”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把伟大的认识工具交给了我们，也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有了充分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基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描述传统文化的相对性一样，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也有其相对独立性，其新旧之分在于文化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其古今之别在于所处的历史方位不同。传统文化进化中“变古”与“趋时”总是交织在一起的，如果一种传统文化不想在时代大潮中被遗忘，就要面对时代变迁做出合适的选择。文化之“古”与文化之“新”构成一对经常性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传统社会生活的变迁时，也惊叹技术之变、经济之变、交往之变和各民族文学之变；在论述东方村社传统及其文明时，也感叹不同文明碰撞引起的价值观之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与“旧”、“古”与“今”如何有效地对接起来，是一门大学问。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是在现实的经济、政治、制度的观照中进行的，这一思想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要求把“双创”的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让优秀传统文化、文物、遗产“动起来”“活起来”“新起来”，使枯枝绽放新芽，使古意增添新意，使传统文化成为现代文化发展的深厚资源和留住乡愁的不竭灵感。

第三，科学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与“创”的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它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适应了全球化和世界交往的变化。马克思曾把历史上的民族征服概括为三种形式：一是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和文化理念强加于被征服民族；二是征服民族维系被征服民族的生产方式而自己从中渔利；三是征服民族的生产方式和文化理念与被征服民族的生产方式和价值理念相结合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三种方式反映出民族文化之间的影响状况，它通过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文化形态而打破旧式的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以主动的状态积极拥抱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新文化，中华文化不自外于世界文明，更不自绝于世界文明，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并不矛盾，但普遍性的世界文化与地域性的民族文化之间的碰撞也经常存在，“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互动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华文化能够为世界文化提供更多的个性内容，世界文化能够为中华文化提供普遍性的启示。“世界性的文学”与“各民族的文学”是共通的，我们讲传统文化“双创”，也包含对世界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并不是隔着一道万里长城，这是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基础。现代文化的大厦就建立在传统文化的根基之上，现代价值观念、理性精神、道德信仰并不是一下子形成的，制度系统、知识系统、心理系统等也不是一下子形成的，未来的思想体系建立在现代的文化大厦之上。我们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既不能离开传统，也不能拘泥于传统；既依托传统文化，又超越传统文化。“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是对待传统文化的合理思路。实际上，我们还可以对此进行延伸，不仅不为古人“所惑”“所奴”，还能把古人所说、所想、所做的优秀言行引申光大；不仅能“学古人”“用古人”，也能超越古人、远轶前贤。毛泽东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以传统激励现代，以现代扬弃传统，借鉴“原型文化”、发展“现实文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又一思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有精神的内容又有物质的内容，其中，有与物质相联系的物质文化遗产，也有与精神相联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共同存在于现实社会中。

3.

一种文化对内如果不能成为有机整体，对外也难以表现出优良的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的统一与文化传统的赓续总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平起平坐、主次不分的两个部分，马克思主义是主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是主体。在创新发展中不断为中华传统文化注入生机和活力，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切入点、创新点和立足点，把全面提升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层次和质量结合起来。

第一，着力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心聚力功能，在本质上体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要义。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历史自觉”“文化自信”和“双创”包含两个基本要求：体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并实现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发展；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并在当代中国发扬光大。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自强意识、忧患意识等都具有现实的凝聚功能，是我们必须着力把握的方面。中国人如果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那就是不知道姓甚名谁，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处在何种环境中以及到何处去，也就失去了作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爱国尊祖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体现的，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责任和意志，不是口头上的坐而论道，不是不着边际的游谈呓语。埋怨中华传统文化“繁难无用”没有根据，将中华传统文化视为糟粕，更是无稽之谈。那些“秉性灵淑”的价值形态，那些“风俗和厚”的生活选择，那些“臻于至上”的精品意识，在今天都可以转化成具有教化整合功能的文化内容，它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扬、民族精神的表达和世界情怀的蕴蓄，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基础很明确，价值取向很清楚，再加上广大群众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积极性，必然会有我们期待的成果。

第二，着力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功能，在内容上体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意。科学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要通过有效的方式实现汲取精华和剔除糟粕的有机统一、话语转化和意义阐释的有机统一、传统思想和现代理念的有机统一、守望意识和开放意识的有机统一、寻根意识和全球意识的有机统一。这些方面的“有机统一”，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的综合创新效果。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而言，从中寻找包含人类共同福祉的文化元素，能够增强人们进行全球治理的信心和决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世界文化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它与其他优秀文化具有共通性，但又各有特色，从这些优秀文化中寻找沟通和对话基础，无疑会增强更多的认同感。古语说，天地为炉，造化为工。文化是在自然与社会的洪炉中锻造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都会引起传统文化的变化。面对现实，文化保守不可取，文化虚无不可取，文化自大也不可取。为了顺应需要，我们的传统文化必须进行合适的现代性转换。当今世界，中华文化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壤中茁壮成长，又受到西方物质生活和价值观念的侵扰，把持和坚守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精神，需要在文化自信和顺应潮流中自觉开新。不同社会制度的对立不能成为拒绝人类优秀文化的理由，东西方在文化思想上的差异不能成为“老死不相往来的”理由，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促进世界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协调发展，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方式。

第三，着力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转化功能，在方法上体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真义。二者结合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表现，是中国共产党求实、求是、求新的表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逝者如斯的时间意识、及时努力的奋斗意识、上下求索的探索意识、三省吾身的检讨意识，都要在实践中传承创新，这些意识与马克思主义积极向上、面向未来的精神是一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追求个人幸福与追求国家富强是相通的，在国家危难之际，以个人报效家国、以个体献身集体，也和马克思主义精神相一致。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看到其中的现代性与传统性交织的一面，要看到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变化而呈现的新旧交织的一面。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是以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这种继承不仅表现在内容和形式上，更表现在信念和理念上。回溯中国近代历史，灿烂的中华文明不是不优秀，古老的中华文明不是不想走向世界，而是缺少焕发强大生机的制度基础，缺少推动中华优秀文化外展的力量，封建制度的闭关自守理念人为地禁锢了自己。在今天，有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引领，正好扬帆前进、乘风破浪。中华优秀文化不是独自标榜个性而孤芳自赏的文化，而是有着雄健生命力的文化，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成为垦殖新生产力的土壤，也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更大的文化生产力，才能既无愧于中国人民，也无愧于现代世界。

结 语

从历史和现实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都不是在新的空地上进行的，也不是把过去的一切推倒重来。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有一个如何适应环境的问题；马克思主义遇到传统文化，有一个如何结合的问题。

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具有推动作用的文化力量，是体现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基础内容，它不仅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的基因，也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自豪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追求日新、刚健有为的品质，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转为巨大的精神力量，形成一个不断延伸的精神谱系，这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创社会新局面的业绩和成就，也不断以事实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巨大能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游离于社会主义制度之外的东西，它内在地包含于社会主义社会之中，是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及其主导地位也是客观事实，不容置疑也不容争论。但是，社会主义社会要想超越过去、超越自我，要想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就不能不对优秀传统文化做出恰当的判断和定位。在国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组成部分，千百年来勤劳的中华民族对社会形态的探索是一种不竭的智慧源泉；在国际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成为古老文明中的一员并且贡献着中国经验，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基础向外辐射的，缺少这个基础就难以彰显其强大的效力，缺少这个基础就少了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能力。在国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现代文化应是合理对接的；在国际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优秀文化也应是合理对接的。不论是西学东渐，还是东学西播，都有相互交流和追赶潮流的意向，在这方面，不能将之看成文化成分之间的掺杂或混合，而应该视为各种优秀元素之间的有机结合。“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一切划时代的文化成就都是在现实需要中表达的，我们讲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是在具体的环境中实现的。以历史自觉走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路，既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经验，也是我们需要继续探索的任务。

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是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的必要素材，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也需要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养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对传统文化的发挥更应成为现实的课题，这是一个道理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