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瑞

当前，服务贸易已经成为推动全球自由贸易进程和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国际经济竞争和经贸规则重构的重点和焦点。但长期以来，中国服务贸易发展面临的结构不优、逆差较大等问题未能破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给服务贸易发展带来重要机遇，传统服务贸易可以着力“向内生长”，依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高服务供给品质，积极融入国内大循环；新兴服务贸易可以着力“向外生长”，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国际大循环。《“十四五”服务贸易发展规划》进一步明确，至2035年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格局要全面确立。这为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指明了未来方向，也为新发展格局下如何实现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现实考问。

国内学者对我国服务贸易发展问题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朱福林认为服务贸易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力量和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引擎。费娇艳认为，中国服务贸易存在逆差额较大、出口竞争力不足等问题。陈怀锦认为我国服务贸易大而不强，发展质量不高。对于如何促进服务贸易发展，赵瑾指出要以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化改革为核心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马述忠等认为要大力发展数字服务贸易，推动中国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王绍媛建议，未来服务贸易可以依托新基建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些成果对于我们摸清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历史脉络十分有益，但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不可控因素常态化的背景之下，如何利用新发展格局带来的双向生长机遇推动服务贸易实现高质量发展，值得深入探索。

一、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中国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规模都在同步增长，服务贸易结构逐渐优化，其在中国外贸增长中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

1.

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服务贸易规模稳步提升，服务贸易总额由2001年的784亿美元增长至2021年的8212亿美元，入世20年间贸易额扩大了10倍之多，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001年的2.3%上升到2020年的6.79%，2021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仅次于美国，稳居世界第2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推动了中国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也扩大了服务贸易的发展规模，中国已经逐步成长为服务贸易大国。同时，中国服务贸易规模的扩大和中国经济规模的增长呈现出同步性，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催生了我国居民对国外优质教育、医疗、旅行服务的大量需求，也直接促进了服务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近年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影响，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大幅下降。但2021年我国服务贸易又逆势反弹，呈现出良好的复苏态势和强大韧性。以新一轮科技革命为支撑的数字经济、数字交付和数字贸易，有效克服了服务产品生产与消费的空间障碍，为服务贸易产业全球化提供了客观条件，增加了可贸易的服务种类，也扩大了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空间和贸易规模。

2.

从国内视角来看，商务部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出口表现出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稳步提高的特征。2021年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额达23258.9亿元，同比增长14.4%。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12623.9亿元，同比增长18%，出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分别同比增长35%、26.9%、22.3%。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10635亿元，同比增长10.4%，进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金融服务和保险服务，增速高达57.5%和21.5%。近20年来，中国服务贸易中的金融服务、电信服务、计算机服务等实现了快速增长，这些高附加值领域的进出口在服务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有较大提高。同时，我国在传统运输服务领域长期的逆差地位得到极大改善，运输领域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中国服务贸易的行业结构不断向高端化、数字化转型。一方面，传统服务贸易领域的逆差改善，竞争力显著提升。比如本土旅行服务、教育服务、医疗服务供给品质的提升，促使部分服务进口回流国内市场。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赋能使得新型服务贸易领域实现逆势增长，尤其是数字旅游、远程医疗、数字金融等领域不断出现新的服务贸易模式，新兴服务出口迎来快速增长的重要机遇，充分彰显了我国在数字经济方面拥有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技术创新优势。

3.

中国服务贸易伙伴国或者地区虽然长期以来保持较高的区域集中度和稳定性，但市场多元化程度在持续丰富和改善。《2021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的数据显示，中国服务贸易前十大伙伴国(地区)依次为中国香港、美国、新加坡、日本、德国、英国、韩国、爱尔兰、加拿大和中国台湾，服务贸易规模达5714亿美元，占我国服务贸易总额的74%。与此同时，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的国际合作展现出越来越大的活力。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服务贸易额合计为844.7亿美元，占我国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15年的12.3%提升至12.8%。“一带一路”建设的快速推进显著拓展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对外合作空间。“一带一路”倡议下全国各省(市)争相建设的中欧班列线路完善了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中的交通运输网络，中欧班列、海运和空运构成的巨大且有韧性的运输物流网络为运输服务贸易供给奠定了坚实的设施基础。数字经济时代，以互联网、大数据、跨境电商为代表的新型服务贸易正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服务贸易合作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也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服务贸易市场多元化程度的加深。

4.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数字贸易发展白皮书2020》显示，从世界范围来看，2020年数字服务对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8.3%，数字贸易增速显著高于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按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统计口径测算，2020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额为2947.6亿美元，同比增长8.4%，占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达44.5%，成为服务贸易新的增长点。2020年中国数字化服务贸易出口额世界排名第五位，仅次于美国、英国、爱尔兰和德国，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随着新一轮数字技术革命的兴起，以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字基础设施为核心的全球竞争体系逐步展开，数字贸易成为新时代国际贸易的重要形式。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态势下，传统服务贸易受到严重影响，新型的数字服务贸易强势崛起，其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升。在此背景下，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市场空间为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应用场景的更新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也使得中国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拥有绝对的国际竞争力。

二、中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在全球经济数字化、服务化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快速发展的当下，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对外贸易稳定发展的新引擎，从2001年入世以来，中国服务贸易从全面开放不断走向全方位、深层次开放，取得了规模和质量的双提升，但同时也存在诸多的现实问题和发展瓶颈。

1.

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入世20年来，除少数年份偶有波动外，中国服务贸易规模和货物贸易规模均保持持续上涨态势。2021年，我国服务贸易收支总额达7768亿美元，较2020年增长27%，收支规模总体恢复至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的水平。但是，对比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两者的进出口总额，服务贸易的规模仍然较小，远低于我国货物贸易的发展水平。2001—2021年，服务贸易总额与货物贸易总额之比均未超过20%，2002—2014年两者之比基本维持在13%，2015—2019年，这一比例有所上升，达到18%，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服务贸易总额与货物贸易总额之比又开始下降，2021年降至13.55%。反观发达国家，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数据计算得知，2017年、2018年美国服务贸易总额与货物贸易总额之比均超过30%，分别为32.7%、31.9%。相比之下，我国服务贸易规模仍然较小，服务贸易发展水平远远滞后于货物贸易，也落后于发达国家同期水平。目前，从产业结构来看，全球经济呈现出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的趋势，发达经济体普遍进入服务经济时代，现代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愈发重要。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还处于欠发达状态，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明显偏低，且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较低的第三产业占比导致了服务贸易的产业基础十分薄弱，尤其是现代服务业领域无法形成足够的服务贸易出口能力，这符合典型的产业结构决定贸易结构的经济规律。因此，产业结构如果不能实现有效的转型升级，我国服务贸易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也就无法实现跃迁。

2.

从服务进出口视角来看，我国服务贸易长期处于国际逆差地位，即服务贸易的进口额远高于服务贸易的出口额。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2—2018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额持续增长，2019年起逆差额呈现不断下降趋势。其中，2018年服务贸易进口额为34744亿元，出口额为17658亿元，进口规模几乎是出口的两倍，服务贸易逆差额也达到最高值，为17086亿元。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服务贸易作为依赖人员流动、空间转移的贸易方式受到严重冲击，尤其是我国长期以来大量进口的旅行服务和运输服务大幅下降，这也导致我国旅行服务贸易逆差大幅下降，2021年服务贸易逆差额创下自2011年以来的最低值。这种由于外部偶发因素导致的进口下降进而引致逆差额的大幅减少，更加反映了我国服务贸易产生巨额逆差的真实原因，即我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水平较低，服务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不匹配、不协调困境，服务供给尚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品质服务需求。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这将为我国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优化服务供给提供改革方向和根本遵循。而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可以为服务贸易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新发展格局下服务业的现代化将会真正改善这种逆差局面。

3.

我国服务贸易出口规模较大的省份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服务贸易规模相对较小。服务贸易的区域发展差异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具体表征。一是服务业的发展程度。服务业作为服务贸易的产业基础，直接决定了服务贸易的发展规模。依据我国各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所发布的数据，对比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区域特征，可以发现，2020年我国沿海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9.54%，高于54.5%的全国水平，而同期我国内陆地区、沿边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50.58%、50.76%，内陆地区服务业欠发达，使得区域服务贸易缺乏有力的产业支撑，导致服务贸易发展水平较低、发展规模较小。二是独角兽企业的区域分布。《2019全球独角兽企业500强发展报告》显示，全球独角兽企业分布于12个领域，分别为生活服务、企业服务、智能科技、金融科技、医疗健康、汽车交通、物流服务、文旅传媒、教育科技、材料能源、航空航天和农业科技，其中大多数都属于现代服务业领域。从区域分布来看，《2020胡润全球独角兽榜》榜单显示，全球共有586家独角兽企业，中国拥有227家，其中北京、上海、深圳、杭州4座城市占据中国独角兽企业数量的80%，内陆省份河南仅有1家企业上榜，河南同时也是服务贸易欠发达省份。因此，服务贸易发展区域不平衡实质上是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以及高成长性服务业市场主体的发展不均衡。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区域发展不均衡和开放程度的区域差异，使得服务贸易的发展也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均衡特征，具体表现为中西部地区作为内陆腹地，对外开放的程度和层次都远不及东部地区。因此，内陆的开放更多地是关注货物贸易领域，服务贸易发展能力不强，对其重视程度也不够，很多地区甚至尚未建立公开的、较为完善的服务贸易统计体系和数据平台。

4.

制度创新是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容。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服务贸易制度创新仍然较为滞后。自贸区是我国贸易制度创新的重要平台，目前，我国已经设立21个自由贸易区和1个自由贸易港，基本形成了覆盖我国4大区域板块的、全面的网络型发展格局。自贸区已经成为我国体制机制创新的“试验田”、产业集聚发展的“增长极”和扩大开放合作的“新高地”。但从实际发展情况来看，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管理多针对于货物贸易，使得自贸区在服务贸易的扩大开放以及先行先试上仍未充分发挥出支撑作用。尤其是在服务贸易不够发达的内陆省份，服务贸易的制度创新问题更加凸显。出现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业界对于服务贸易的体制机制创新缺乏重视，二是自贸区建设过程中存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适用政策“一刀切”的普遍现象。而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在贸易对象、贸易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不同，因此自贸区在大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的同时，要充分考虑政策的适配性和精准度。当前，自由贸易的主要障碍已经不是货物贸易领域内的关税过高，而是服务贸易与投资领域内的过度监管、非关税壁垒以及市场的开放度不足等。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高能级平台，自贸区要更加关注为服务贸易的创新创造良好条件，为缩小我国服务贸易逆差规模提供制度保障和平台支撑。

三、中国服务贸易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在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及制造业服务业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下，服务贸易作为产业链稳定运行“润滑剂”和国际分工合作“黏合剂”的独特作用更加凸显，服务贸易也将成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强劲动能和重要领域。“十四五”时期，我国应紧抓全球服务贸易加快发展的大好机遇，深化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重点领域的对外开放和制度创新，重塑服务出口比较优势，推动服务贸易实现高质量发展。

1.

我国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自然风光、历史遗迹、中医药资源，具备发展旅游服务贸易、文化服务贸易和中医药服务贸易的先天优势，提升传统服务贸易出口能力将有助于扩大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改善我国在传统服务贸易领域的国际逆差地位。一要搭建促进服务贸易国内外交流合作的平台载体，支撑我国文化产品、旅游产品、创意产业等服务贸易扩大出口。推动文化创意产品走出国门，扩大我国作为文化强国的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从而实现文化和产品、创意和服务的融合共生发展。二要积极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发展，鼓励我国中医药企业不断“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提升中医药产业出口能力，推动中医药服务贸易快速发展。三要在风险可控范围内先行先试，逐步降低我国在文化、运输、保险等传统领域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和服务业FDI指数，持续提高对外开放度和服务供给品质，从而全面提升传统服务贸易的竞争力。

2.

紧抓新发展格局为服务贸易带来的双向生长机遇，尽快提升我国新兴服务贸易领域尤其是数字服务贸易的综合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具体来看，一要强化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领先优势。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在数字经济、数字服务贸易规则制定方面积极输出中国范式，不断强化我国在数字化服务贸易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以河南郑州为例，其首创的跨境电商“1210模式”获得全球性复制推广，且拥有全球首家EWTO(网络上的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成为我国探索服务贸易规则制定的先进示范，未来可以在全国重点区域推动EWTO核心功能集聚区建设，持续推进服务贸易规则、政策、监管等领域的创新性研究，在全球服务贸易规则制定中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二要抓住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工程建设契机，发挥中欧班列的引领性优势，积极拓展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服务贸易合作。以运输服务贸易能力提升支撑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推动运贸一体化和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构建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局面。

3.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直接决定服务供给质量，影响服务贸易规模。一要紧抓新技术变革的重要机遇，不断提高现代服务业在我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夯实服务贸易发展的产业基础。尽快构建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现代产业结构，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结构升级，使我国整体产业结构更“新”、更“高”、更“轻”，从而有效提升我国服务贸易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二要紧密跟随消费升级新趋势，提升服务供给的品质，以服务新智造满足服务新消费，推动现代物流、现代金融、科技服务、中介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同时，推动文化旅游、健康养老、家政物业、商贸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构建优质高效、结构优化、竞争力强的现代服务业新体系。三是新兴服务贸易领域要以扩大产业规模为方向，积极培育科技服务、商务服务、会展服务等新的增长点和产业集群，从而为该领域服务贸易出口奠定坚实基础。

4.

新发展格局下，服务贸易通过在岸服务外包和离岸服务外包两种方式可以成功接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服务外包产业“一线接单、二三线交付”的分工模式已经形成。我国内陆省份要以此为契机，积极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带动现代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协调发展，从而改善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存在的显著的区域不均衡现象。服务贸易欠发达地区要继续深入推进省级服务外包示范园区建设，充分发挥离岸服务外包的技术外溢效应，集聚起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和技术基础。申请建设更多的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激发服务业发展潜力，提升就业吸纳能力，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服务外包产业集群和特色服务出口基地。2020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进一步扩大至28个，对于我国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等对外开放水平较低的区域，未来应紧抓我国持续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大力提升服务贸易发展水平的重大机遇，充分借鉴试点地区发展经验，着力找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内陆模式。

5.

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是发展，本质在于改革，在于营造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服务贸易发展的关键也在于形成高标准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具体来看，一要加快出台全国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这将是继海南区域性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之后的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探索，也是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有效应对服务贸易下滑趋势的重要举措。二要持续推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总结推广更多制度创新成果。服务贸易试点以外的地区也可以充分借鉴试点方案提出的完善管理体制、扩大对外开放、培育市场主体、创新发展模式、提升便利化水平、完善政策体系、健全统计体系、创新监管模式等8个方面的试点任务进行对照提升。三要加快打造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大力发展数字贸易，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促进科技、制度双创新，以科技创新奠定服务贸易产业基础，以制度创新营造服务贸易发展的良好环境。四要充分发挥我国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区的新格局优势，推动自贸区在服务业市场不断探索，在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更高标准的经贸规则上先行先试，针对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不同属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供给。

6.

服务贸易统计是国家制定服务贸易政策以及科学发展服务贸易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服务贸易统计制度的标准化和统一化有利于全面了解服务贸易的发展。未来，一是各级统计部门要积极构建起完善的、多层次的服务贸易数据统计分析指标体系，尤其是市(县)级等基层统计部门要加强对服务贸易统计的重视，关注服务贸易结构变化及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并定期对外公开发布数据信息和研究报告，从而改善服务贸易数据统计监测体系不完整、不统一，数据发布不及时和数据缺失严重等普遍问题。二要建立服务贸易统计信息交换平台，与国际组织、其他国家(地区)、国内有关机构加强信息资源的共享与合作开发，打通服务贸易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形成横向联动机制，为服务贸易统计体系的构建营造更加透明、更加开放的软环境。三要重视和提升服务贸易管理水平。要全面认识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差异性，以及服务自身价值波动大、市场定价难、合理统计难、不确定性大等突出特征，深刻把握全球经济服务化、产业结构轻型化、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化的大趋势，构建专门的服务贸易治理体系，全面提升服务贸易管理能力和水平。

结 语

中国经济正经历着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的全新变革，新一轮科技革命促使数字经济发展不断走向深入，同时，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得后疫情时代服务贸易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更为复杂，中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在此背景下表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和现实逻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传统服务贸易可以专注于内循环向内生长，新兴服务贸易领域借助数字技术赋能可以融入外循环实现向外生长。因此，中国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求我们从决定服务贸易发展的根本出发，向内挖掘比较优势，加快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为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和规模提升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另一方面，要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营商环境改善继续强化和培育我国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的领先优势，为我服务贸易结构优化提供动力支撑，助力我国成为真正的服务贸易强国，在全球服务贸易规则重构竞争中赢得主动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