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小为 李剑锋

一、唐以前对茶的认知源流

今人熟知之“茶”，在唐前有诸多别称而无统称，若考其发展状况必要先对其名有一个分辨。《茶经》有言：“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茶是后出的称呼，从陆羽开始逐渐作为此类饮品的统称，唐前则惯以“荼”“槚”称之。《尔雅·释木》中言：“槚，苦荼。”郭璞注云：“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荼，晚采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尔雅·释草》注：“荼，苦菜。《诗》曰：‘谁谓荼苦。’苦菜可食……叶似苦苣而细，断之有白汁，花黄似菊，堪食，但苦耳。”可见，释为“苦荼”的“槚”从木，是木本植物，又名“荈”，可煮其叶作羹汤饮用，与今产茶叶之茶树相符，当为今之“茶”义；而释为“苦菜”之“荼”从草，为草本植物，应是一种细叶、花黄的食用性质的野菜。《诗经》中多次言及“荼”字，如《豳风·七月》“九月拾苴，采荼薪樗”，即为苦菜之义，与“苦荼”即今之“茶”并无关联。“菜”“荼”因音形相近，在晋时便有混用，后世再加上与“荼”字形相近的“茶”字，混用情形更甚，往往指代不一，需根据具体情境进行判断。陆羽《茶经》所定的统一称谓“茶”是一个总称，囊括了这类具有“令人少眠”特性的饮品，而晋时有早采茶和晚采茶之分，晚茶曰“茗”，《世说新语·纰漏》篇任瞻在席中发问者，当属此类。

《云谷杂记》有言：“饮茶不知起于何时，自魏晋以来有之。但当时虽知饮茶，未若后世之盛也。”中国饮茶的习惯起源甚早，但直至唐代才“飞入寻常百姓家”，从食品、饮品甚至药品多功能掺杂的状态转化为单纯的饮用之物，并被赋予修身、审美的属性，茶逐步实现了从满足物质需求到兼满足精神需求的转变和进化。《华阳国志》载周代巴蜀之地：“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从现存的文字记载来看，饮茶之风似兴自作为茶叶产区的巴蜀，晋人孙楚亦有诗云：“茱萸出芳树颠，鲤鱼出洛水泉。白盐出河东，美豉出鲁川。姜桂茶荈出巴蜀，椒橘木兰出高山。蓼苏出沟渠，秕稗出中田。”位处西南的巴蜀地区确是较早的传统茶叶产地，从《华阳国志》的记述中也可以看出蜀地饮茶习俗产生甚早，并在日常饮用之外将茶这一“果实之珍者”作为贡品，可见其地位之高。

两汉对茶的记述较少，现有文字可考的汉乐府、文人五言诗以及汉赋中都没有直接的描述；三国时期茶作为饮品逐渐走向日常化，《三国志》就有韦曜“以茶代酒”之事的记载：“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曜饮酒不过三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在宴会上茶作为酒的替代品出现，与酒这一常见饮品并称，可见其在日常生活中所占比重有所上升，至少在南方地区成为一种较为常见的饮品。两晋茶的饮用则更加普遍，文学作品中也开始出现对茶的描写，其中杜育的《荈赋》就是一篇极为重要且具有开创性的作品。《荈赋》版本众多、诸说不一，今按汪绍楹校订本《艺文类聚》所记，抄录于下：

灵山惟岳，奇产所钟。厥生荈草，弥谷被岗。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露之霄降。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水则峨纸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泽陶简，出自东瓯；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惟兹初成，沫沉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

《荈赋》由西晋时人杜育写成，包含着大量关于茶生产、饮用的信息。开篇点明茶叶生于湿润多雨露的丘陵地区，采摘时节则在农事稍歇的初秋时节；“结偶同旅，是采是求”一句写出当时采茶活动的普遍性，茶叶生产在南方相关地区或已成为可与传统农作物种植相提并论的一种农事活动。下半篇则写茶的饮用信息，包括用水、用器的选择，“纸岖方之注”即山泉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为煮茶的上等水；“东瓯”即“东越”，按《茶经》所言东越所产之器作盛茶用为上，可呈现茶汤正色，“越州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其他产地的瓷器则因为自身颜色的浓重易掩去茶汤本色。这里有意识地挑选最适宜的用水和器具，表现了这一时期煮茶行为的成熟。最后两句则体现了对茶审美意味的萌芽，尽写茶汤初沸时水泡滚裂、茶叶舒展的姿态，茶不再只是一种单纯的饮品，它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在这一时期开始被人们所发现并加以发掘。

这一时期还有两人的诗歌提及饮茶之事，分别是左思的《娇女诗》和张载的《登成都楼》。前者“动为垆钲屈，屐履任之适。止为荼荈据，吹嘘对鼎立。脂腻漫白袖，烟熏染阿锡”。活灵活现写出左思娇女女儿家着急喝茶时的娇态；而《登成都楼》一诗将“茶”作为六饮之冠：“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人生苟安乐，兹土聊可娱。”可见张载对茶的推崇。

晋朝南渡之后因靠近古代茶叶产区，再加上战乱年代统治阶层为保障粮食的供给，多次下令禁酒，饮茶之风愈盛，茶更普遍地应用于日常生活。《广陵耆老传》记晋元帝时有老妇人当市售茶而“市人竞买”的情景，《南齐书》也有海陵太守引居民种植茶树获利的记载，不但写出时人对茶饮的广泛接受，且此时茶叶、茶水已经在市场上流通并有了较高的商品化程度。茶不止作为人民的日常饮品，待客、祭祀等亦有备茶一项，齐武帝遗诏中即言：“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为节制奢华的祭祀礼仪，用饼茶之物代替消耗过大的牲祭，并号召天下人效仿，这也体现出茶的一种新的内涵和特性，即清俭。

茶味清雅，不似饮酒使人昏沉，反而能让人神思清醒，“其饮醒酒，令人不眠”，饮酒者常常以茶醒酒；且宋之前煮茶为主的饮茶方式对茶叶本身的质量要求不高，原料相对易得，故饮茶被作为节俭修身的象征。《晋书》中记陆纳设茶果待谢安以证“素业”及桓温性俭故茶果设宴事，均以待客用茶来体现其与铺张奢华、大肆设宴相左的情形。

除此之外，清淡饮茶也与当时玄风盛行的时代氛围相合，除去节俭修身的官员，许多文人名士都有饮茶习惯。汉哀帝时佛教传入中国，佛教兴起带来的不只是清俭修身的要求和素食的倡导，另一方面也促成了当时对清淡之饮的需要，而茶因其不同于酪、酒等饮品的特性符合了这一需求，在当时逐渐风行开来。

“侵权责任”的笼统称谓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各种责任形态和制度之间的实质差异。在两大法系中，所谓的“侵权责任”都不过是各种基于相异理念的责任形态的混合物，极像一幅“马赛克拼图”。这幅拼图远看是一个整体，但走近观之，却是由形色各异的板块拼凑而成。

二、“为茶为茗”：士大夫的发问

《世说新语》涉茶的篇目很少，《纰漏》篇第三十四条记任瞻事十分典型，兹录于下：

任育长年少时，甚有令名。武帝崩，选百二十挽郎，一时之秀彦，育长亦在其中。王安丰选女婿，从挽郎搜其胜者，且择取四人，任犹在其中。童少时神明可爱，时人谓育长影亦好。自过江，便失志。王丞相请先度时贤共至石头迎之，犹作畴日相待，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便问人云：“此为茶为茗？”觉有异色，乃自申明云：“向问饮为热为冷耳。”尝行从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闻之曰：“此是有情痴。”

这则材料通过渡江前后的对比描述，对任瞻进行了形象刻画，从过江前任挽郎、被王戎择婿的风采到过江失志的变化，是通过在宴席中询问“为茶为茗”来表现的。通常认为，此时南方已经对茶有较多的了解，故任瞻下意识提出“为茶为茗”的询问便有露短之嫌，在察言观色之后的慌忙改口亦有失风度，“育长当时月没星替、舌吮雌黄，而其侘傺之状与失志之态，宛然如在目中”。这则议论虽过于犀利，但也点出了任瞻在渡江之后失志落魄的情态，前人也多半是从“识短”的角度诟病于他。

但魏晋南北朝时期饮茶观并没有实现统一，时人对饮茶的好恶观念参差不齐，好之者有之，避之不及者亦有之。《太平御览》引《世说新语》云：“晋司徒长史王濛好饮茶。人至，辄命饮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这则记载在《世说新语》中无存，但在《洛阳伽蓝记》《太平御览》《北堂书钞》等书中皆有引录。用遭遇水灾之意的“水厄”来代称饮茶之事，并用“患”字来表达士大夫对于王濛这一喜好的态度，颇有避之不及的意味。两相对比，体现出时人对于茶的态度殊为不同。

在后世诗文中“水厄”一词亦常有出现，“水厄”“王郎水厄”等典即自此始，“阿郎到底相如渴。应罚作，王郎水厄”“我家文开如此儿，客欲造门忧水厄”，这一典故常常以戏谑口吻入诗，为人所熟知，“水厄”亦成为茶的代称，甚至在嗜茶者笔下成为喜好饮茶的指代，如宋人黄庭坚有诗云：“不嫌水厄幸来辱，寒泉汤鼎听松风，夜堂朱墨小灯笼。”

值得注意的是，两晋之时北方地区对茶的认可度呈现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抛物线形状，西晋时期北方地区饮茶之风颇盛，从杜育、左思的诗作中可见一斑。按《全晋文》记载，杜育为襄城人，处今河南省附近；而左思为齐国人，两人在文学作品中对饮茶的细致描写足见中原地区饮茶风气的普遍存在。但两晋北方士人南渡之后少数民族内迁，北方地区饮茶之风一度衰弱，对茶的接受亦形成鲜明的南北分化，甚至出现评价的两极分化。同时，并不是所有的南方地区都对茶叶有很高的接受度，茶归结到底还是一种在晋朝开始流行的新生事物，受众的扩大自然会带来诸多不同的反馈。

可见饮茶之风虽然兴起，但远未达到全民接受的程度，故早茶、晚茶之类的知识并非人人熟知，似乎也情有可原，甚至可以推测茶茗之分本就是属于上层士族的小众知识，任瞻在宴席上问为茶为茗之事，一方面有可能是他的无知引得在座各位觉有不妥，亦有可能是对其在落魄失志、山河动荡之时还对茶茗之分有所关注、有所要求的诟病。渡江前任瞻以“一时秀彦”获得挽郎这一身份，并在士族婚姻的时代入选王戎挑选女婿的范围，可见任氏也是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士族；但随着社会的动荡和任氏的没落，任瞻在失志之时仍旧自矜于身份而说出为茶为茗的问句，便不太妥当了。

三、两面饮茶观：“水厄”与“酪奴”

总体来说，北方地区茶为士人的接受程度十分有限，“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唯江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与带有戏谑成分的“水厄”之称不同，士人们“耻”于饮茶，只有南方来降者才会循旧日习惯饮用。“酪奴”一称即是自此时而来，《洛阳伽蓝记·城南》卷中有记载：

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道：肃一饮一斗，号为漏卮。经数年已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肃对曰：“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甚是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高祖大笑。

彭城王谓肃曰：“卿不重齐鲁大邦，而爱邾莒小国。”肃对曰：“乡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重谓曰：“卿明日顾我，为卿设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复号茗饮为酪奴。

按《洛阳伽蓝记》：“（王肃）太和十八年背逆归顺。”王肃“初入国”的时间应在公元495年左右,在初到北方之时尚保留着食鱼喝茶的饮食习惯，饮茶与食鱼并行，可知茶在南方的流行程度，但他“经数年已后”便与北人习俗同化，并在答皇帝问时，称茶尚且不能如鱼一般与羊作比较，而只能为酪作奴。虽然这番对话有着面对上位者的特殊情境而难免有违心之语，但还是能从二人的问答中看出北方士人对于茶、鱼等南方之物的不屑与不解，侧面反映了两地饮食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以及这份差异的根深蒂固。

从饮食传统来看，北方惯常食用酪、粥，原本就有与茶功能类似的饮品酥酪，又在多年的饮食习惯中固化了食肉饮酪的风俗，故面对茶这种外来饮品的冲击反应会较为激烈；而南方可替代饮品较少，茶又自古在此地区有一定的饮用传统，故对茶的接受程度较之北方更高。在南方士人入北土之时，面对顽固的北方饮食习惯与身处异地的政治社会环境，为了站稳脚跟或是与地方大族融合，许多士人都选择了接触、接受北方的饮食习惯，与当地风俗同化。

同时，在时代处于南北交流的大环境下，也有少数北方士人对“饮茶”进行了尝试与效仿，上引《洛阳伽蓝记》同篇就记载了刘缟习茗饮之事：

时给事中刘缟慕肃之风，专习茗饮。彭城王谓缟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苍头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内有学颦之妇，以卿言之，即是也。”

“专习茗饮”一句写出了部分北方人对于“茗”这一新生事物的好奇，他们主动地去了解南方的饮食习惯，以学习的态度对待“茗饮”。但彭城王即以逐臭之夫、东施效颦典故加以类比，表达了自己对于饮茶行为的强烈不理解与不赞同，比之愿意尝试南方饮食习惯的刘缟，恐怕这才是当时北地士人的主流。

四、结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人口流动的大背景下，地方风俗、饮食习惯都有相当程度上的南北交流与交融，对“茶”的接受便是其中十分有代表性的一例，《世说新语》所记任瞻问茶事与王濛水厄事，正是展示了时人对于饮茶习惯接受的两种维度。一则茶茗细分，习惯饮茶并对饮茶质量多有追求；一则呼之为“水厄”“酪奴”，对这种南方的茗饮习惯不屑一顾。饮茶观虽为饮食观念的一个方面，却展现了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士人对于饮食文化乃至南北文化的不同态度。

①《诗经》中提及“荼”字多次，但释义不同，如“有女如荼”释为茅草，“以薅荼蓼”释为杂草等，今仅列举释义为“苦菜”者。

②陈焕良、梁雄在《“荼”、“茶”异同考略》一文中曾言：“晋人杜育《荈赋》有句云：‘厥生荈草……月惟初秋,……是采是求。’‘荈草’亦指苦菜,否则不应言‘草’,又不应言‘初秋采求’,古时茶无秋采者。”所论非也。“荈”字在《尔雅》中出现在《释木》篇“槚”字条中，未在《释草》篇出现。苦菜历冬而春食，采摘季节应是春季而非“初秋”，且寻常菜类又何须生于“灵山”，冠之以“奇产”？亦不必挑选水源、器具并赞叹其浮沉美态。而南方地区有春茶、秋茶两说，《玉篇》即言“荈，茶叶老者”，可见夏秋季皆有采茶的可能；且“沫沉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句与宋代饮茶方式“碗泡法”流行之前的“煮茶法”正合。

③按《周礼》“六饮”为：水、浆、醴、凉、医、酏。

④煮茶法因加入诸多佐料，且“煮”的过程会中和茶叶本身的味道，故对茶叶质量要求不高；而宋代兴起的碗泡法只用清水，茶叶的好坏优劣就至关重要，再加之上层阶级的推崇，茶叶选料、工序更加严苛，《北苑别录》即记载北苑贡茶制造需10余道工序，茶叶的造价逐渐高昂，价格也出现两极分化。

⑤见《晋书·陆纳传》：“谢安尝欲诣纳，而纳殊无供办。其兄子俶不敢问之，乃密为之具。安既至，纳所设唯茶果而已。俶遂陈盛馔，珍羞毕具。客罢，纳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复秽我素业邪！’于是杖之四十。其举措多此类。”《晋书·桓温传》：“温性俭，每燕惟下七奠柈茶果而已。”

⑥按《洛阳伽蓝记》：“后萧衍子西丰侯萧正德归降，时元乂欲为之设茗，先问：‘卿于水厄多少？’正德不晓乂意，答曰：‘下官生于水乡，而立身以来，未遭阳侯之难。’元乂与举坐之客皆笑焉。”阳侯为水神名，为阳国侯溺死于水而成神，能为大波，故常以“阳侯之难”指遭遇水患。

⑦按《全晋文》：“育字方叔，襄城人。初与石崇等为贾谧二十四友，永兴中拜汝南太守。永嘉中进右将军，后为国子祭酒。”

⑧按《晋书》：“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