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继训

1985年6月的一天，我这个在小工厂上班的农民子弟，堂而皇之地走进县文化馆的大门。这一年我虚岁二十九。

这一年的春天，我的一个万字小说发表在省里一家文学期刊上，这引起了县文化部门的关注。县文化馆的张馆长风尘仆仆地做了些外围调查，想把我调入文化馆工作。但我们工厂是集体所有制性质，根本没有可能。这位馆长求才心切，又生一计，与厂长反复磋商，打通借调渠道。双方签署的借调协议时间只有一年，但我兢兢业业，全身心投入工作，又是举办文艺创作辅导班，又是创办内部刊物《荷叶》，又是抓全县民间文学抢救整理工作……没有半点临时工的消极怠工。合同尚未到期，新换的厂领导便派人到文化馆将我追要回去干了政工科。我却身在曹营心在汉，文化馆的经历时常浮现眼前，但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不是工作，而是一个人，一个叫司文的老先生。

别看当时的文化馆门庭陈旧，但我一踏进那个扇形门洞的时候，内心却有一种神圣的、近乎飘飘然的感觉。

张馆长并没察觉到因了这种感觉而带来的神态上的变化，只是简单地瞥了我一眼说：“到后院的办公室吧。”便亲自引导我去了后院那座建馆初期用作办公室的城隍庙殿。

这座历史久远的城隍庙殿灰砖青瓦，屋面上长满青苔，雕龙画凤的门柱窗户紫漆斑驳。殿里面阴暗潮湿，大白天得开着电灯照明。张馆长直接推门带我进去，就有一个戴着瓶底眼镜的灰发驼背老头，惊慌慌地站起来向张馆长点头致意：噢，馆长来了……

张馆长冲他微微一笑，转而向我介绍说：“这是聘来编纂文化志资料的司文先生，他是退休以后继续贡献余热的。”

司文先生便连连摇头：哪里，哪里，馆长过奖了，我来贵馆尽绵薄之力，完全仰仗于您的信任。

张馆长又把我介绍给司文先生。老先生忙不迭地上前与我紧紧握手，脸庞上的各个部位都充满了谦恭和钦佩的表情，连连说：“王老师年轻有为，前程远大呀，老朽不才，往后还得请您多加指点关照。”说着就为我擦椅子沏茶水。

我还未到而立之年，而且还顶着厚厚的高粱花，却让这位灰白头发、看上去饱经沧桑的老先生一口一个老师的叫着，心中很是不安，但一时又无计可施，只得无奈苦笑。

就这样，我们一老一少，一个聘用，一个借调，在同一间古老而简陋的屋内，一个靠窗口，一个靠山墙开始履行各自的使命。

司文先生每天都提前上班，按部就班地提水扫地擦桌子，还每每为我的水杯泡上香茶。我因每天早晨都有些家中坡里的事情缠绕着，很少有按时上班的时候，好在那时文化馆工作时间弹性一些并不成其为大的问题。我来的时候，司文先生早已以一副老学究的神态，将灰白的头颅埋在厚厚的资料堆里，兢兢业业地工作许久了。但只要我一推门，他都要立马起来对我点头致意并说：“王老师早，杯里泡上茶了。”开始听他说王老师早，似觉有讥讽之意，如芒在背。时间久了，感到那样的话许是这位老先生的机械用语，便也释然。这个机械动作和用语以后，除了听他偶尔的几声咳嗽之外，就很难再听到他的声音。他在办公室里几乎持续地保持着一种姿态。有一次我叼着烟卷静观他四十分钟之多，真的如同欣赏一尊雕塑。还有一次他上厕所回来，我无意中发现他有点跛腿。

记得是一个六月底周六的下午，我去办公室取份杂志。刚要推门，里面传出轻柔典雅的轻音乐曲。这时，张馆长去庙殿后上完厕所，也被这乐曲声吸引过来。我俩一起从门上的玻璃缝往里瞅，只见桌上放一块红色的小收录机，此时的司文先生换了一个人似的陶醉般地眯着眼睛，在办公室狭窄的地面上独自起舞！

张馆长轻轻地朝我摆摆手，示意我别弄出动静惊了老先生的好梦。

我俯在张馆长的耳旁说：“这曲子真好听。”

张馆长很懂行，轻声说：“是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梦中的婚礼》。”我又说：“司文先生还会跳舞？如果他的腿没毛病，舞姿会更美……”

张馆长一下捂住了我的嘴，拽我走出一段距离才又说：“据说他的腿就是因舞而跛的。”

“啥？因舞而跛？”我急切地想打破砂锅纹（问）到底。

张馆长看了我一眼，苦笑一下说：“唉，传说年轻时的司文先生酷爱跳舞，常约他的一个舞伴去舞厅，被那个舞伴的男人拦在路上朝腿夯了一闷棍。”

顿了一下，张馆长又自言自语道：“老先生不是发誓说今生不跳舞了吗？唉，看来是不明着跳了。爱好是渗在骨子里的东西呀……”

过了两天是“七一”建党节。县文化馆和有关单位联合组织了一台庆祝文艺晚会，准备晚上七点在县人民会堂演出。

早晨一上班，张馆长又大驾光临我们的办公室，将一张草拟的晚会节目单递给司文先生说：“美术组的同志到大别山写生还没回来，你上午抽空用毛笔红纸抄一份节目单吧。”

“好，行，行……”司文先生忙不迭地站起身接过张馆长手上的单子，眼里放射出很亮的光彩，又说：“还有啥事需要我干，您尽管吩咐，我当仁不辞。”

张馆长往外走着，朝他摆摆手：“没别事。”

司文先生离开座椅，跛着脚，将张馆长一直送出门外，还连连说：“你慢走，你慢走”。回来时，眼中的光彩有增无减。

我当时认为，一个馆里的人串串办公室也要迎送，礼节繁琐，太没必要，司文先生客气过度了。

张馆长的安排犹如皇上的圣旨，司文先生开始筹备抄写节目单的事宜。本来从行政组一次可以领回来的笔墨纸张，他却跛着脚，足足跑了五趟，眼里一直闪烁着很亮的光彩。

他将两张办公桌拼将起来，把桌上的物品全部收拾到一个角落，端来一盆清水，一次又一次地清洗抹布，将枣红色的办公桌擦拭得明晃晃的能照出人影。然后将一张大红纸小心翼翼地铺到桌面上，并从院里的水池旁找来两块干净的小卵石子，将红纸上方的两个角压平。然后又将毛笔毫头泡开，把瓶里的墨汁摇匀，倒一点到白色的瓷碟里，把座椅搬到一边，站起身来，用带着明亮光彩的眼睛盯着红纸的上方，反复地搓手，然后提起笔，蘸足墨汁，又在瓷碟的边沿上抿了几下，左手叉在腰间，提笔的右手猛然向前挥去，但却没有落笔，提笔的手戛然停在了空中……

我看到，司文先生停在空中的手在微微颤动，眼里的光彩更加炽烈，那神态应该不亚于书圣王羲之当年挥毫泼墨前酝酿情绪的样儿。

晚会过后的日子里，我听人说司文先生年轻时曾是当地的一支笔，作品曾登临省级书法展的大雅之堂。只是后来不知何故像他跳舞一样销声匿迹了。张馆长让他抄写节目单，如同在他激情的港湾投了一块石头，溅起朵朵浪花。

终于落笔了。司文先生写得很慢，但全身的每个部位、每个关节甚至每个细胞都随着手腕的运动在用力、在跳跃……我发现他写的是隶书体。

节目单的题目写完了。然而非常不幸，七个字的题目他竟漏写了一个晚会的“会”字，成了“七一晚节目单”了。

当司文先生发现了这处错误，眼里的光彩骤然消失，嘴角几乎撇到了耳根，牙疼似的“啧、啧”着，深深地自责道：“真是老来无用，这么几个字就漏写了一个，这脑筋，这狗脑筋……”

其实我觉得他漏写一个“会”字，不是因为狗脑筋，而是因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就对他说：“不是大不了的事，再领张红纸重写不就得了？”

司文先生只是抬头瞅我一眼，并没表示什么。直到遗憾自责够了，嘴角才恢复到正常位置。他把那张写错了的红纸小心翼翼地卷了起来，放到窗台上，并压上几本书，像这张红纸将来有重大考古价值似的。这个司老头子，我心里觉得非常之好笑。

他按我说的，重新到行政组领了一张红纸。他非常内疚地在行政组同志的面前反复地责备自己说：“太不该糊涂大意漏写了一个字，好端端的一张大红纸给糟蹋了，平白无故给馆里浪费了两毛钱，馆里的经费本就不宽裕的，自己真是老来无用……”行政组的同志明显的不耐烦，连连摆手说：“没关系的，一张破纸……”

司文先生小心翼翼地将新领来的红纸铺到两张拼起来的办公桌上，又用那两枚干净的小卵石头压住上面的两角，左手叉腰，右手操笔，重新开始酝酿情绪。刚要落笔，像又记起了什么似的，对我说：“王老师，这笔不太好用，我回家拿支笔来。您给我看着，别让人乱动这纸。”

说罢，司文先生快速地跛着脚出门，又快速地骑上自行车回家取笔去了。

不一会，他便汗涔涔、喘吁吁地回来了。进了办公室他先是脱去被汗水浸透的半袖衫，只穿了件白色背心，便握起了从家里取来的毛笔。有了应手的武器，司文先生如虎添翼，情绪开始高昂起来，两眼又放射出那种炽烈的光彩。中午下班时间到了，我提醒他该回家吃午饭了。他晃动双肩，目不斜视，身心进入一种亢奋状态，对我说：“您先走，我等会。”

下午上班，一推开办公室的门，我便闻到一股从人体内散发出的浓烈酒味。司文先生满面红光，正轻声哼着小曲，将抄写好的节目单用图钉钉在墙上，悠然自得地孤芳自赏。见我进来，忙说：“今中午我没回家，写完了就到门口的饭馆里喝了一点烧酒，吃了三两水饺。嘿嘿，王老师，您提提意见，比如这字的运笔、结构……”

说实在的，从这张隶书体的节目单中能看得出司文先生当年的书法功力，尽管不常写了，其中的才气灵感还是让人钦佩的，便说：“司文老师的隶书笔画苍劲，很大气。”

哟嗬，王老师很懂书法呀。司文先生似乎一脸的惊愕。

我连连摆手说：“哪里，我不懂，只是认得你写的是隶书。”

对对，我年轻时就对隶书情有独钟。司文先生借助酒之魔力，一下打开了话匣子：“中国的书法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隶书呢，分为秦书和汉书，我呢，最喜欢的是秦书。传说隶书的创始人是秦朝的县狱吏程邈，他犯了错误被打入狱中，开始研究整理书法，在篆书的基础上创造了隶书。所以说隶书基本上是由篆书演化而来的。隶变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次重大的书法文化事件……”见我正赶写一篇稿件，没太集中精力听他的“演讲”，司文先生便悻悻然地停了下来，又自我解嘲地说道：“喝了点酒，扯远了，扯远了。”

我有点愧然地停下笔对司文先生说：“司文先生学识渊博，书法造诣很深，等我抽机会专门拜您为师，学学书法。”

岂敢，岂敢。司文先生红红的脸上又堆满谦恭，说：“我多年不练了，咱们一块研究，一块探讨。”

我写我的稿，他赏他的字。过了许久，司文先生又征求我的意见：“王老师，您说这节目单的题目若勾上黄色线条是不是效果更好？”

我瞥了一下节目单，嗯嗯地冲他点了下头。

司文先生见我点头肯定，就说：“那我去买瓶黄油勾勒点缀一下。”

我告诉他：“行政组有买下的黄色广告油。”

他却说：“不，不，我自己去买。”

望着他又穿上半袖衫，跛着脚出门的背影，我百思不得其解。最后似乎恍然大悟：他或许是想自己出钱买一瓶广告油，以此抵消他给馆里浪费一张红纸的损失？

张馆长来取节目单的时候，司文先生正像一位资深的版画家似的精心勾勒题目的最后俩字。他对张馆长说：您稍坐会儿。马上就好。还用闲着的左手给张馆长递了支烟。

我便和吐着烟圈的张馆长闲聊了一会。他拿走节目单的时候，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卷了卷，放在倒剪的手里。

司文先生跟在张馆长身后，嘴角嗫嚅着，似要说点什么，但终于没说出来，只得望着馆长大步流星离去的背影兴叹。

老先生回到办公室，面露难色地对我说：“王老师，晚会的票不知谁管发，我，我想……”

馆长的兜里就装着，你想看？

嗯，嗯，我想去看看，党的生日嘛……

你向张馆长要几张就是，又不花钱。

我，我知道，就是觉得才给人家写了几个字，就张口要票，不太那个。

这有什么，晚会怕还不满场呢。

嗯，咳，可我总觉得难以张口。

于是，我马上去找到张馆长要了四张晚会的入场券给了司文先生。

他相当感激，嗫嚅着说：“一张，一张就行。”

晚上去县人民会堂看节目的时候，我和司文先生挨着座椅。我发现他的两眼并不专注地观看节目，而是不时地欠动屁股，朝舞台的两侧张望。他张望什么呢？我心中挺纳闷。噢，我终于猜着了——他是在寻觅他用隶书体抄的节目单悬挂在舞台的什么地方。他想在这人头攒动的地方，在这金碧辉煌的会堂里看到他的“杰作”。他实在不知道那张节目单该挂在什么地方。怎么婉转地告诉他呢？思忖良久，我这样对他说道：“司老师，刚才我上后台，看到你抄写的节目单挂在后台的准备室里，演职员们都在围观你的作品，说那字写得端庄大气，功夫深厚。”

“唉，哪里，哪里。”司文先生推推眼镜，极不自然地向我笑笑，脸上呈现出一种心事被人猜透的尴尬神色。又说：“我那字平庸得很，实在不算什么。”从那一刻起，司文先生开始死心塌地看节目了，再也没有交头接耳。

第二天，也就是七月二日的下午，馆里的全体人员在张馆长的指挥下乱哄哄地忙碌，要在二楼的排练厅里摆三桌宴席，犒劳慰问举办“七一”晚会的本单位和从外单位聘请的有功人员。我当然也在跑上跑下地忙碌。我去办公室搬椅子的时候，司文先生轻声问我：王老师，大伙在忙活啥？

我搬着椅子，头也不回地回答：办酒席，招待昨晚晚会的演职员。

当我又回办公室取一件什么东西时，发现司文先生正翘着脚，目光从眼镜片下反射出来，透过窗子朝外眺望着什么。他瞅什么呢？当时我没在意，更没多想。以往的时候，司文先生到办公室落座之后是不大乱动的，目光是很少从资料或稿纸上移开的。现在想来，当时的司文先生分明在企盼着什么。

二楼的三桌宴席被围坐得水泄不通。拉一次幕的，送一壶水的，临时被馆长喊去买一盒化妆油彩的，如此等等或直接或间接为晚会做过大小事情的人都应邀出席了宴会。大家都神态怡然地根据自己的口味喝酒吞肴，谈笑风生，杯盏交错，猜拳行令，好不热闹！

我不胜酒力，就借方便的机会溜回了办公室。没料到司文先生正端了一只茶杯，就着一包油炸花生米在自斟独饮。见我进来，就站起来，摸了一个有点残口的杯子，拧开他已喝了半瓶的曲阜老窖斟满，脚步有些踉跄地走到我面前把杯子递给我，又端了他的杯子和我使劲碰了一下，含浑不清地说：“王、王老师，咱喝、喝一个，祝、祝贺晚会演出成、成功……”说完，一仰脖子将满满一杯干掉了。我望着司文先生有些醉意的神态，就想：今天也该邀请他出席馆里的宴会的。他一丝不苟地用隶书体抄写了晚会的节目单，出力绝不比我和某些人少的，我们怎么就把他忘到脑勺后头了呢？想着想着，心中就替张馆长和大伙儿生了些许歉意，也就一仰脖子将那满满一杯干掉了。还莫名其妙地用力握了握司文先生已经干瘦如柴的手，眼眶也似乎有点潮湿。

下班时间到了，宴会也告结束。大伙儿从二楼陆续下来，有的摇摇晃晃，有的捋着肚皮频频地打着饱嗝，有的语调模糊地絮叨一些不三不四的话纷纷离去。他们全然不知我这里的司文先生在和我碰干了那杯酒之后，身体疲软地再也支撑不住，倒在了一张木制破沙发上，“哇哇”地将酒和些没有嚼碎的花生瓣吐得四处飞扬！

我也踉跄着脚步，到馆长室找到张馆长将司文先生如何在办公室独斟独酌，如何非要和我干掉一大杯以及现在已是酩酊大醉吐得一塌糊涂的情况，毫无保留地报告给了也有些醉意的张馆长。

张馆长嘴里“噢、噢”着，不时地微微摇头，说：“怪我太粗心，忘了喊他一块参加馆里的酒会，人家毕竟给抄了一份节目单呢。”少顷，张馆长又说：“当年的司文先生可不是个简单人物。他从北师大毕业，记得我跟他念书的时候，相当的精明干练。后来做了多年校长，学校的升学率在全市名列前茅。运动中他吃了不少苦头，性格脾气像变了个人似的，处事迂腐透顶。唉，世事沧桑呀，老先生当年的棱角半点也不见了。”

说完，张馆长又打了个电话，从外单位借了一辆客货两用汽车，将醉得不省人事的司文先生和他的自行车一同架上汽车，又从二楼排练厅里把剩下的一捆啤酒、两瓶白酒拿下来交给我说：这酒送给老先生。又让我跟车送他。

车启动了，又被张馆长叫停，扶着车门又嘱咐我：“对他家里人就说，馆里今天举行答谢宴会，司文先生德高望重，不时被人敬酒，喝得有点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