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杰

顶着正午毒毒的日头，我跟着母亲向村外走去。

在村庄的东北方向，差不多三里多路吧，有我家的一块麦田。那时候，生产队会分给各户人家一块小小的自留地。父母在我家的那块自留地里种上了麦子。现在想来，那块小小的麦田也就有一个篮球场的四分之一大吧。

母亲要去麦田看看，麦子熟透了没有。

我问母亲：“不是昨天才去看过了吗？”

昨天下午，母亲去麦田的时候，没有领着我。临出门前，母亲给我布置了两个任务：一个是烧两铁壶开水，把暖瓶灌满；二是馇好猪食，等她回来喂猪。用三条腿支起来的泥巴火炉，就在天井南边的梧桐树下，母亲已经把柴火准备好了。

“蚕老一时，麦熟一晌。这么毒的日头，说不定一阵风就熟透了。”母亲像是自言自语地对我说。

母亲的话我似懂非懂。村子南边五里路远就是长埠岭，岭上大片地里的麦子熟得早，父亲和两个姐姐都去岭上割麦子了，放了麦假的哥哥也去了。哥哥才上小学一年级，他当然不会割麦子，他是和那帮小学生们跟在前边割麦子的大人后面，捡拾落在地里的麦子。他们中午不回家吃饭。刚才，母亲已经把父亲和姐姐哥哥的午饭包在一个印花包袱里，放到胡同口的大提篮里了。等各家各户都把饭放在了那两个大提篮里，就会有专门去岭上送饭的妇女送到岭上去。

我跟母亲顺着一条小路向东走去。光着脚丫的我，只觉得脚板底下像烙着一样——对，就像踩在母亲摊煎饼的鏊子上。当然，我的脚丫没有在母亲摊煎饼的鏊子上踩过，但是，我能想象得出来，那被毒毒的日头炙烤着的路面，就像母亲摊煎饼的鏊子一样热。

才走了一小会儿，我就觉得口渴了，便对母亲说：“我要喝水。”

母亲说：“前头，前头不远就有水。”

我知道，再走一段路，前面就有一条小河。小河里的水发源于我家麦田东边不远的一条深沟，沟底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泉眼，水汩汩地从泉眼里往外冒。我跟姐姐去割草的时候见过，姐姐还曾用手捧起泉水让我喝。

可是，走到那布满泉眼的沟底，还有一段好远的路。“我要回家去喝。”我说。

母亲不允，说：“前头不远就有，茶水。”

我知道母亲是在骗我——前头怎么会有茶水呢？前头可是一户人家也没有！再说了，这个忙死人的麦收，哪会有闲人坐在家里喝茶？母亲平时教我不要说谎，可她自己怎么就说起谎来了呢？

我怏怏不乐，但我没有办法，只能跟母亲继续向前走。

又走了约半里路，看到路边有一棵白杨树。走近那棵白杨树时，我看见树下有一口瓮。那是一口很平常的瓮，比我们平常叫做“大瓮”的要小，比叫做“小瓮”的要大，我们叫这样大小的瓮为“二瓮”。几乎家家户户的天井里都用这样的“二瓮”盛水。用扁担挑着两只筲，从外面的水井里打来水，把水倒在水瓮里，洗衣做饭就用半个葫芦做成的水瓢从瓮里舀。

是谁把这口水瓮放在了这里呢？瓮口盖着盖帘，那盖帘是用秫秸梃子编成的。母亲走到瓮边，掀开盖帘，说：“我说有茶水吧？你还不信。”

我跑到那口水瓮旁，趴在瓮沿上向里一看，果然有茶水。那茶水不到水瓮的一半。我形容不出那茶水的颜色，只知道那是一种红色，一种和红透的枣儿差不多的红色。瓮沿上挂着一只水瓢。

母亲轻轻拿起那只水瓢，舀了小半瓢茶水。尽管仅有小半瓢茶水，母亲还是极为小心地端着那只水瓢，生怕一不小心把茶水洒了出来。母亲端起水瓢，把头低下去，轻轻抿了一口，然后把水瓢递给我，说：“喝吧。正好。”

那茶水太好喝了！我一连喝了两半瓢，还要喝。母亲说：“行了，解解渴就行。回家再喝。”

我知道，那茶水是用一种叫做干烘茶的茶叶泡出来的。干烘茶是我们那一带庄户人家经常喝的茶。抓一把干烘茶放在茶壶里，把一壶刚烧开的水灌进茶壶，或者干脆就把茶叶放在铁壶里，和水一起烧。而这么一瓮茶水，就不会用铁壶一壶一壶烧了，干脆就用大锅烧。把两筲或者三筲清水倒进大锅里，放上半斤干烘茶。那时候，谁家里也有一个灶台，灶台里放着一口大锅。干烘茶解渴，庄户人也没有那么多讲究，烧开了，就用大碗喝。

我问母亲：“是谁家把茶水放在这里？也没和人家说一声，咱就喝了。”

母亲说：“也不知道是谁家的。这叫舍水，是为去地里割麦子的人和过路人备下的——不管谁走到这里，口渴了，就可以喝。”

“舍水？啥是舍水？”

“说了你也不懂，反正你要记住，这是给那些去田里出力流汗的人和过路的人备下的。”

那时我还不到五岁，自然不懂母亲的话，但我却牢牢地记住了“舍水”这个词，也记住了母亲的话。

当我跟着母亲从麦田里往回走，又走到了那口放有舍水的水瓮旁时，我看见那只水瓢倒扣在了盖帘子上边。肯定是有人来过了，因为我喝过水以后，母亲又把水瓢挂在了瓮沿上，然后盖好了盖帘。母亲也看出是有人来过了，走过去掀开盖帘。我看见瓮里的茶水比先前多了不少，几乎漫到了瓮沿。

第二天，吃过早饭，母亲领着我去那块自留地割麦子。走到那口盛舍水的瓮旁时，母亲停下来，从一只小布包里拿出两个黑色的粗瓷大碗倒扣在了盖帘子上。

此后的几年，我上小学上初中，每当放了麦假去队里拾麦子的时候，总能见到这里那里的路口放着那样的一口水瓮，离村子比较远的长埠岭上也有。放了秋假跟大人去地里掰玉米的时候，我也见过。但我却一直没有看见是谁把水瓮放在这里，也没有见过是谁把茶水装满了。

知道“舍水”的“舍”字，是多年以后的事了。舍，施舍，是富有的人对穷人的一种无偿赠与。可是，我心里一直排斥这“舍水”里的“舍”字有“施舍”的意思。我以为，施舍，总是含有一些“富足”与“贫穷”的对立；施舍的一方总有一点居高临下甚至有一点“嗟，来食”的意味。在那个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尽管干烘茶价格低廉，但对庄户人来说也是一种奢侈品，平时不舍得喝，大多数时候只用来招待客人。

是谁送的“舍水”？好长一段时间，这成了我心里的一个谜。

八十年代初，已经参加工作的我回村里帮父亲割麦子。那时，地已经包产到户。临近中午，在炽烈的阳光下，我拉着满满一地排车麦子从岭上的承包地里往村边的场院走。在路上，我看见有三处路口放有盛着舍水的瓮。在一处路口的水瓮边，我禁不住停下来。我掀开盖帘，拿起水瓢，轻轻舀了小半瓢。水瓢还是那样的水瓢，茶水还是那样的茶水，味道也还是那样的味道。喝了几口，口渴的嗓子不再冒烟，浑身的疲劳顿觉消失。

那天吃了午饭，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我要看一看到底是谁送的舍水，解开心中的那个谜。我就坐在水瓮边等，或者藏在不远处偷偷地看，一定能知道是谁，反正那水瓮里的水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会是从地下冒上来的。解开这个谜应该不会多难。

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母亲的时候，母亲说：“这个还会有多难？胡同口的你小脚大娘送过，大榆树下的你张奶奶送过，村东门老石碾西的亓家三爷爷送过——反正我也数不清。”

“那他们为什么送舍水呢？”

“茶水解渴。你那小脚大娘、张奶奶、亓家三爷爷，上不了坡干不了地里的活，烧烧水下下茶还能干。我烧了一大锅绿豆汤，你用筲装上，待会去岭上时，倒在三棵树路口的水瓮里。”三棵树是村里人对村东三四里处那一大片庄稼地习惯的称呼。

我怔怔地看着母亲。怪不得上午我拉着地排车路过三棵树路口时，看着那只锔了锔子的水瓮有点眼熟，原来是母亲把我家西屋里那口盛粮食的瓮拿去了。

谁家的天井里没支着一盘石磨呢？

把三根一样的差不多有半米高的木桩栽在天井里，或者用砖砌起三个垛子，要么就干脆搬来三块石头，上面放上一张磨盘，磨盘中间摞起两叶一样大小一样厚薄的磨扇，一盘石磨就站在了那里。在上面那叶磨扇直径两端的柱身上，各凿有一个圆圆的小石窝，两个小石窝里各栽进一只差不多一拃长的木棍做磨塞子。绳套套在磨塞子上，就可以用一根长木棍推着上面的磨扇转动了。下面的那叶磨扇固定在磨盘上，中间栽着一根磨脐子，上面的磨扇就围着这根磨脐子转。两叶磨扇的接触面上，錾有排列整齐的磨齿，还凿有一个磨膛。上面那叶磨扇有一个圆柱形的磨眼，堆放在磨扇顶上的粮食就从磨眼漏到磨膛里。那磨扇转呀转呀，磨齿就把那些粮食咬碎，咬碎的粮食就从两叶磨扇之间落在了磨盘上。

那石磨可以磨麦子。每年麦收一过，等队里分了新麦子，母亲就会端一簸箕麦子放在磨顶上开始推磨磨面。我也套上绳套和母亲一块推。大多数时候，我只是扮演一个跑龙套的角色，那时我还不到上小学的年龄，个头也不及磨顶高，我根本没有多少力气。母亲的步子大，以致我套在绳套里的木棍总是掉下来。因此，母亲不得不放慢步子来迁就我。小麦要一遍一遍地磨，每磨一遍就要用细细地箩过一遍，直到再也箩不下面来才作罢。看到细箩箩下来的白白的面，想到用那白白的面蒸出来的馍馍的香味儿，我早已经馋涎欲滴。

那石磨可以磨玉米糊子。先是把玉米磨成糁子，再把玉米糁子泡在瓦盆里，差不多要泡一天一夜吧，母亲会把泡着玉米糁子的瓦盆端来放在磨顶上，开始磨玉米糊子。泡过的玉米糁子要一勺一勺往磨眼里送，但不能一下子把磨眼填满了。玉米糊子顺着下面的磨扇流到磨盘上，磨盘的周遭有隆起的遮挡，但是却开着一个簸箕一样的小口，我们管那个小口叫磨嘴子，玉米糊子就从那个磨嘴子里流下来，流到下边的一只瓦盆里。大姐二姐先后出嫁，已读到高中的哥哥住在学校，年龄已大的母亲一个人推磨就有点吃力了。我上到了初中，每天晚上放了自习回家，和母亲推磨就成了我睡觉前必上的一课。

那石磨还可以磨豆子。磨豆子干什么呢？出豆腐呀。平常年份，一户人家能分到三五斤豆子就不错了，而三五斤豆子是不能出一包豆腐的。庄户人有的是办法，一家不成，就几家把豆子凑在一起出一包。三五斤豆子宝贝似的留到年底，就拿出来出豆腐了。尽管豆子少，还是一粒一粒精挑细选，有虫口的不要，发霉的更不要。把挑好的豆子泡在瓦盆里，待豆子泡胀了，就上磨推。冬天冷，豆子又硬，有时要泡三四天。豆腐出好了，各家分开，快要过年了，这豆腐可是一盘人人爱吃的好菜。

石磨一年四季都不闲着，进了腊月就更忙了，因为庄户人要多摊下一些煎饼，多蒸几锅馍馍。馍馍留着春节后待客，煎饼要吃到来年二月二。

就是靠了这盘石磨，庄户人的日子转啊转啊，转走了日出日落，转走了春夏秋冬。

那个时候，每天晚上推完了玉米糊子，母亲总是要用清水把石磨的里里外外刷洗得干干净净，然后把上面的磨扇掀起来，垫上一块木垫子。木垫子一直垫在两叶磨扇之间，直到下次用的时候才把它取出来，如果不用，那木垫子就一直垫在那里。但是，大年三十的那天上午，一定要把木垫子拿出来，让两叶磨扇严丝合缝地对接在一起。石磨辛苦了一年，是否也该让它歇一歇了？是的，是该让它歇一歇了。不但是石磨，风里忙雨里忙了一年的庄户人，也该歇一歇了。

大年三十这天，吃过了午饭，父亲便开始写对联。父亲会裁出一些正方形的红纸，那些正方形的红纸除了用来写下“福”字，有三张一定要写一个“酉”字。父亲嘱咐我，这些写有“酉”字的红纸，一张要贴在窗棂上，一张要贴在衣柜上，还有一张要贴在石磨上。贴在石磨上的那一张，一定要贴在两叶磨扇之间。

我曾经问过父亲，为什么要贴这个字。父亲不知道，只是说这是老辈人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风俗。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贴那个字。有时我无端地猜想，这个与“有”字同音的“酉”，贴在窗棂上，是否意味着有房子住？贴在石磨上，是否意味着有粮食吃？贴在衣柜上，是否意味着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粮食吃，有衣服穿，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庄户人来说，就算是有“福”了。

但是，那个年代，每个村子里毕竟还是有不少吃不饱肚子甚至到了年关连一顿饺子也吃不上的人家。因此，那些有饺子吃的人家就会在大年三十的晚上，把煮熟的第一锅饺子，先捞出三个或者五个，放在磨眼里。把饺子放在磨眼里干啥呢？是要等外村的乞讨者来掏磨眼。无论如何，乞讨总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但是，为了填饱肚子，又有什么办法呢？为了躲避熟人，他们就到离自己村很远的村子里去。也许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大年初一的早晨，村子里的人总是早早地敞开大门。乞讨者走进大门，就会径直向石磨走去。与平时不同，他们不会站在大门口里边问人家要饭并等着人家送过去。他们到了石磨旁，就会把手伸进磨眼。饺子早已经冻成一坨，他们掏出来，放进提篮或者箢子，就转身走了。也许是为了乞讨者的尊严吧，谁家若是看见自己家门口进来了乞讨者，就会把屋门关严，躲在屋里不出来，也不出声，等从门缝里看见或听见掏磨眼的人走出了家门，才会把屋门打开。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谁家的狗也不会撵着乞讨者汪汪汪地叫。

村子里通了电，电磨就逐渐代替了石磨。天井里的石磨长久不用，而且也有点碍手碍脚，各家各户就渐渐地把石磨拆除了。那些拆下来的磨盘和磨扇放在哪里似乎都讨人嫌，干脆就弃置在大门外边或者村外的小河边。

不知什么时候，有人突然发现那些放在大门外小河边的磨盘磨扇不见了。是什么时候不见的？问谁谁也说不清。后来，村子里有一个去淄博走亲戚的人回来说，在一条大路边上，有一个专门盛放磨盘磨扇，还有曾经用过而早已不用的辘轳、耩子等等的大院子，亲戚领着他去看，人家说那是“民俗博物馆”。还有一个在城里工作过年回家的人说，他夏天去临沂，去了一个长满竹子的村子，那村子是一个很有名的旅游景点，景点里有一条很长很长的人行道，那人行道就是用一叶一叶磨扇铺成的。那个在城里工作的人还说，他走在那个磨扇铺成的人行道上，仔仔细细地看，他突然觉得一叶磨扇有点熟悉，便停下来。那磨扇的大部分露在外边，他便蹲下来仔细地看，发现磨扇上还刻着字——哈，原来就是他家的磨扇，那些字他看得清清楚楚：乾隆五年益邨制。益邨，是他十四世祖的字。

听他说话的村里人眼睛睁得大大的，他们想象不出，一条路要用多少叶磨扇才能铺成？还有，他们家的磨扇，是怎么跑到了几百里路外的那个长满竹子的村子去的呢？

父亲去世以后，我有一次回家，对母亲说：“咱把天井里的石磨拆掉吧。”

母亲说：“不要拆。我回来也住不了几天，不碍事。”

我看见石磨的磨盘上和磨顶上，几乎是一尘不染，甚至石磨周边的磨道里，也被母亲打扫得干干净净。

而今，母亲已经去世五年了。我家院子里的那盘石磨还站在那里，只是再也没有人转动它了，也再也没有人往磨眼里放饺子了——就是放了饺子，也断不会有人再来掏磨眼了。

当街四大娘家的大姐要出嫁了。

大姐出嫁，按照村里的规矩，四大娘要棉三铺三盖还有棉衣棉裤作为陪送她的嫁妆。三铺三盖就是三床褥子三床被子。四大娘一个人忙不过来，就是忙过来，这被子褥子棉衣棉裤也不能由她一个人棉，而是招呼街坊邻居过去帮忙。其实，街坊邻居也不用招呼，大姐出嫁的日子年前就定下来了，四邻八舍都知道，街坊邻居更是掐着指头一天一天数着。村子里谁家嫁闺女也是这样。

我家的天井大，能铺开四领席子。离大姐出嫁的日子还有半个多月，那天吃罢早饭，街坊邻居能做针线活的婶子大娘就来到了我家。说是街坊邻居，其实大都是一个家族的。针线活都是女人的事，这当然少不了我的母亲，因为我母亲针线活做得最好。母亲和四大娘早就盘算好了，用什么样的针，用什么颜色的线，被子褥子要絮几层棉。今天一大早，四大娘就把那些东西都拿到我家天井里来了。

我家院子的东南角上有一棵高大的梧桐树，正是梧桐花盛开的时候，院子里飘满了梧桐花淡淡的清香，地上洒满了斑驳的日影。

天井里，母亲她们在说说笑笑中赶着针脚，我则在堂屋当门玩着自己的游戏。突然，我听见外边传来了鸟儿的叫声——那不是麻雀的叫声，也不是喜鹊或者斑鸠的叫声，而是一种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的鸟儿的叫声。我急忙从地上站起来，跑到屋门口。我看见在西屋的屋檐上有一只鸟儿。那鸟儿和麻雀差不多大小，但比麻雀灵巧，它的尾部有一缕金黄的颜色，看上去非常漂亮。

母亲看见了我，说：“那叫‘滴滴水子’。你听见它叫的是啥吗？‘拆拆红绫被，拆拆红绫被’。”

母亲刚说完，我看见那只鸟儿从屋檐上一下子飞到天井南边的梧桐树上去了，然后又从梧桐树上飞到北屋门口的磨顶上来。它离我那样近，我瞪大眼睛看着它，简直不敢喘气。可是，它的脚刚刚在磨顶上点了一下——也许根本就没有碰到磨顶，就又飞到西屋的屋檐上去了。它站在西屋的屋檐上又叫起来了。我仔细听听它嘴里发出的叫声，还真像是母亲说的“拆拆红绫被，拆拆红绫被”。

母亲她们都没有停下手里的活，似乎也没有听见那鸟儿的叫声，还是在赶着手里的针线。

那天下午，婶子大娘们走了以后，母亲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户人家娶了一个儿媳妇。一天，婆婆让儿媳妇和她棉被子。那被面是一块丝织的红绫。婆媳俩一边说话一边干着活儿。可是，当被子棉完以后，婆婆的花手绢却不见了。那花手绢可是婆婆的心爱之物。婆婆便怀疑是儿媳妇偷去了。儿媳妇满嘴说不清，她想，对呀，棉被子的时候，她也看见婆婆的花手绢在一边放着，被子棉完了那花手绢怎么就不见了呢？一天里又没有一个外人来过。

婆婆认定是儿媳妇偷走了她的花手绢，就和儿媳妇要。儿媳妇拿不出来。婆婆便整天坐在自己的家门口，逢人就说家门不幸，出了家贼。婆婆骂她的儿媳妇，什么话也骂得出来。儿媳妇白天不敢出门，夜里常常做噩梦，茶不思，饭不想，不到一个月便去世了。

儿媳妇去世后不久，有一天，婆婆突然看见她家的屋檐上飞来了一只小鸟。她以前没有见过那样的小鸟，也没有听见过那样的叫声。那只小鸟每天都要飞来，在她家的屋檐上跳来跳去地叫着。

有一天，婆婆突然觉得，那小鸟的叫声怎么像是“拆拆红绫被，拆拆红绫被”呢？婆婆当时只是觉得像，但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因为她当时正在四处张罗着给自己的儿子续弦。可是，那鸟儿天天飞来，在她家天井里绕来绕去，那叫声似乎也一天比一天更加响亮了。它有时还从屋檐上飞下来，站在她家北屋的门槛上叫，还有时飞进屋门口来叫，甚至有时半夜三更也来叫。

日子久了，有一天婆婆想，那鸟成天这样叫着，是不是在让她拆拆她的红绫被呢？这样想着，她便从柜里取出那床被子拆了起来。那被子刚拆到一半，婆婆便看见了她的花手绢！婆婆突然间明白了——那鸟儿就是儿媳妇的冤魂变成的啊。她非常后悔，怔怔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从此以后，婆婆便整天坐在自己的大门口，逢人便说自己如何如何不好，说自己冤枉了儿媳妇，说人这一辈子啊，可千万别冤枉人啊。

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村子里谁家棉被褥的时候，总会有一只鸟儿在外面的屋檐上叫着：“拆拆红绫被，拆拆红绫被……”

那叫声就像是从屋檐上滴下来的水滴，又像是从人的眼睛里滚落的泪珠。村子里的人都不知道那鸟儿叫啥名字，就给它取了个名字“滴滴水子”。

村里人陪嫁女儿的三床被子中，必定有一床是用红色的绫子做的被面。红色的绫子价格昂贵，但是，再贵，也要给出嫁的闺女棉上一床，哪怕是去借钱，哪怕是粜了口粮。其他的陪嫁品可以少，但这床红绫被不能少。四大娘家的大姐也不例外。这床红绫带到婆家以后，新婚夫妇从来舍不得盖，而是叠得方方正正存放在衣柜里，每年开春日头好的时候，拿出来晾一晾。

后来，我的大姐、二姐和三妹出嫁的时候，母亲也都给她们棉了一床红绫被。母亲没有告诉我这个风俗是从何时兴起，也没有告诉我这到底是不是与那个传说有关。

多少年以后，我才明白：红绫被，是父母希望出嫁的女儿一定要孝敬公婆；等女儿也做了婆婆以后，一定要善待自己的儿媳妇——只要婆婆和儿媳妇和和睦睦，一大家子人的日子才会越过越红火。

古老的嬴汶河从我的故乡流过。那里的村民曾经像嬴汶河岸边的小草一样，繁衍生息，代代相传。于我，那是一片最美丽的风景，一座最丰富的精神家园。而今，遥望故乡，遥望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那一个个微不足道的善念，就像遥望岁月深处的一个古老而原始的路标——有时烟雾蒙蒙，有时雨雪交加，但那个路标却一直清晰地矗立在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