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选

2019年冬至正午,我又回到了南城根。2007年到2015年，我曾在这里住了8年。南城根是这个西北五线城市的城中村，分南城根一队、南城根二队，也叫南一队、南二队。相当于一个村的两个大队，很早以前应该是由菜地连在一起的，后来，城市变迁，便被马路和楼房分隔两处。在东西走向的民主路上，拐进合作路继续往前，东侧岔路进巷道，便是南一队。若拐进离得不远的尚义巷，下台阶，便是南二队。南二队有电视台，南一队有藉滨市场。两处地方都不大，四周被高楼包裹。住户不多，百余户。但其所处位置特殊，在城市中心，出行、生活方便，租客也多。

所以准确点说，我那天是回到了南一队。我忘了那天我为什么要去，或许就是想去看看吧。

阳光盛大，寒意袭人。柳树枯燥，巷道灰暗。行人如尘，起起伏伏，各自飘去。巷道口之前是有很多小摊，补鞋的，修自行车的，卖水果的，卖蔬菜的，卖凉粉面皮的。夏天还有卖面鱼的，坐下来，醋的，浆水的，各来一碗。红油辣子绿韭菜，白鱼儿、黄鱼儿，游在清汤里。人间至味，莫过于此吧。后来，补鞋的不见了，修自行车的不见了，卖蔬菜的不来了，卖面鱼的也不来了。巷道口空荡荡的，也不知他们去了何处谋生。

我走进那条巷道口的时候，只有一个水果摊，枯黄的女人坐在摊子后面，和她的水果一起，落满尘埃。她身后立着撕了一边的大纸箱，抵御风寒。她坐于其中，袖着手，两腿中间，摆着小火炉。风从南边吹来，也从北边吹来，把她的一方温暖捎带而去，让她像被世界遗弃的菩萨，遭受人间的冷落和苦难。巷道左手边是藉滨市场。这里很多人不知道南一队，但都知道藉滨市场。这市场，许是有些年头了。一个很大的顶棚，用钢管撑着，下面是水泥墩子砌成的台案，一排又一排，一人一个。案上摆蔬菜，案下破纸鞋盒里装钱。案前的地上，扔满了烂菜，被来往的人踩踏成泥，一下雨，更是不堪。后来，那巨大的顶棚被风吹塌过一角，耷拉着，看着心悬兮兮的。修补一番后，似乎又安然无恙了。

2008年地震，很多人为避震，把被褥抱出来，铺在水泥案台上，当床。想必大顶棚是安全的，水泥案台也比地上强，起码不潮。我抱着被子从巷道出来时，所有水泥案被抢占一空，有些举家而来，老小五六人，坐在上面。我无处可去，只好在一角垫了纸板，铺上被褥，勉强度了一夜。毕竟是5月，不算很冷，但整夜都是人们嗡嗡的说话声和小孩的哭闹声，加之余震不断，也没有睡踏实。后来，这市场被改造了一番。除去一半被开发商占用外，剩余的用活动板房搭了棚子，挂了社区菜店的名。自此，它便不再是曾经的藉滨市场了。

巷道右手边曾是一排临时搭起的房子。五合板胡乱拼一起，上面盖了整块的石棉瓦。有些房子住人，有些开小卖铺，有些卖面条，有些也不知干啥，挂着锁。我在这边住的时候，常去买面条。机器面，老两口卖，量足，煮着也容易熟，不像超市的，怎么煮都是硬邦邦的，放三五天都不发酸。房子后面，是大块菜地。种西红柿、黄瓜，种韭菜、芹菜，种玉米、油菜，也种三月春雨和腊月白雪。最早之前，大多是种麦子的，6月一来，小南风一吹，麦浪滚滚，像南城根的裙裾，飘荡着。住南城根的有些人家还可以把菜挑到街上换个零钱，添补家用。

我住这里时，闲来无事就去菜地溜达。走在地埂上，看茄子紫、辣椒青，萝卜伸着自己的绿尾巴，香菜衣襟上绣着黄蝴蝶，真是满眼清明，满心欢喜。后来，也不知是哪一年，和藉滨市场一样，这随便搭起的房子以及后面成片的菜地，都被征收、拆掉，用来开发楼盘了。如今，这里高楼耸立，一派奢华样子，把曾经的旧时光深深踩在了脚下。似乎没有人知道这里曾长满蔬菜，曾让日子生机盎然，曾把一个少年贫困的胃填饱。城市已不需要菜地，只需要高楼、车辆和钞票、欲望。至于蔬菜，还是回到乡野，长成之后，再进贡城市吧。藉滨市场后面的巷道就很深了。一条主巷道，延伸出很多小巷道。像一条主动脉和许多毛细血管，也像一条苦瓜藤和它的无数瓜蔓。巷道两侧扎满了两层民房，拥拥挤挤。二楼楼顶搭着天蓝色的活动板房，大多租出去住人。屋里冬冷夏热，住着乡下来打工的人，带孩子上学的人，做小生意的人，无所事事的人，偷鸡摸狗的人。他们睡在风能刮跑的屋子里，做着天蓝色的梦。屋外铁丝上挂着裤衩、衣衫、被套、丝袜。楼下房东一家，开着电视，空调呼呼吹着，他们谈论着拆迁补偿的事，振振有词，义愤填膺。别的屋子，单身少年，在微信上撩着姑娘；夜店回来的女人，正一层又一层卸着浓妆；来城市长期看病的老两口，把一张张缴费单捋展压在床板下；单位加班回来的中年人，把油腻的脑袋塞进一盒热气腾腾的泡面里；卖关东煮的小两口，因为女人玩手机忘了收钱损失了十来元，男人一回家就骂骂咧咧，最后动了手；带着孩子的离异女人，给一锅烩菜放多了盐，正往里面加水，这咸，就像她的日子，难以下咽。满院的鸡毛蒜皮，满院的烟火纵横，满院的光阴浩荡。

2007年夏天，师范毕业后，我在一家酒店谋了个文员的差事干着，跟同学在石马坪的出租屋住了半年后，我便满城另寻住处，贸然间来到这南城根。

我钻进那长长的巷道，到了南一队，挨着门一家家打问，最后在巷道中间找了一间房子，估计只有五六个平方，房子狭长，摆一张床板，床两头挨着墙，窗前两三步，即可出门。一天晚上，我偷偷溜进石马坪出租屋，取了床单和衣服，匆匆离开。回来后，铺在床板上，算是有了落脚之处。在那间屋子，我住了有半年。期间，买了电磁炉、锅碗勺筷，在窗前墙角下，支了几片砖头，架上破木箱，摆上案板，开始了我做饭的日子。一为省钱，二为吃饱。那时手笨，做的大多是浆水面和醋拌汤。面条浆水买来，浆水锅里一炝，倒出，锅里烧开水，水开，下面，面熟，捞碗里，舀上浆水，撒上盐，便可动筷。烧醋拌汤更省事，水烧开，面粉用凉水拌成疙瘩，倒进水，煮熟，调醋，撒葱花，就行了。住进那房子时，天正热，整个屋里像包子，能将人蒸熟。屋子在楼梯口，门前有人来来往往，不敢开窗，只好忍着，睡一觉，热醒，一抹，浑身流汗。

秋里一天，我约来几个同学，有男有女。他们来时，买了鱼和菜，准备在我屋子做饭。大家一来，久不见面，说说笑笑，甚是开心。一男同学做鱼，我帮厨。屋子小，加之做饭又热，大家在楼道上站着，偶尔有人说个段子，引得一片笑声。房东坐一楼廊檐下，裸着上身，听我们说笑，脸上不悦。鱼熟，我们围一堆，刚准备下筷，房东唠唠叨叨开骂，嫌我们太吵闹。他一骂，真是扫兴至极，我想出去跟他理论，被同学拉住，消了火气。大家闷声吃了几口，不欢而散。

当天晚上，我开始在巷道里又找房了。心想，你不在乎那100元房租，我也不受你那恶言粗语。趁着夜色，我在另一条小巷道找了一间房。房子较大，除了床，有个转身的空间，但门口靠着墙，光线不行，总是阴沉沉的。第二天，我退了那边的房，搬了过来，然后才发现这本是一间大房，中间用木板隔开，一分为二。那边住着房东女儿，上高中。木板不隔音，大到咳嗽说话打喷嚏，轻到走路脱衣翻了身，声声入耳，一清二楚。刚开始住，也倒没在意，住了一段时间，才发现这声音像水雾一般，已把人全部打湿，包裹起来，好似房东女儿就在你身边。时间一长，便觉这声音无处不在，加之房子昏暗，觉得自己如同老鼠一般，稍有风吹草动就被惊醒，一点睡不踏实。有天半夜，我睡下不久，木板笃笃敲响，房东女儿问，睡了没？我一惊，刚酝酿的一点睡意消失殆尽，答，还没。那边说，我出去一趟，后半夜给我开一下门。然后一串细微的脚步声消失在了院子。我没见过房东女儿，不知她模样——我去上班时，她已去了学校，我下班回来时，她还在一楼吃饭。那天晚上，我整夜睡得迷迷糊糊，两只耳朵还要支楞着听敲门声，有时风吹响院内杂物，以为是敲门，一清醒，再听，又不是。整夜，都没有人敲门，房东女儿也未回家。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也不知道她整夜在干什么。过了一些时日，我便搬了。我怕时间一久，神经衰弱。

我住的第三个出租屋在巷道尽头。直行，右拐，最里边一家。二楼一间房，房倒敞亮，就是窗户朝西，下午太阳照来，不好受。那时，我已经去了电视台工作，住下以后，台里一同事离家较远，中午回不去，跟我商量后，支了床，每天过来休息，算是跟我合租。后来，同事辞职了，这房子就由我一人住了。这家院子大，房子盖了北边东边两侧，其余地方空着，房东家一个儿子，穿着皱巴巴的黑西装，夹个黑皮包，成天跑保险。房东两口子的理想是儿子挣点钱，把南边和西边的房子盖起来，租出去，挣点钱。可他们的理想遥不可及，儿子奔波于人流中，满脸疲惫，钱，不好挣的。院子门口，有单独一间平房。起初我并不知道作何用处，有天深夜3点下楼去厕所，看平房里灯火通明，烟雾腾腾，房东两口子在白花花的雾气里面朝大锅，蒸着面皮，只留两个剪影。他们要蒸到早上5点，蒸够后，送到早摊点。每天如此，风雨不歇。从厕所回来，站在二楼楼梯口，远看，是大块的菜地，在光线里昏暗、遥远，蔬菜的气味伴随着水渠里的泥味，让人陌生又熟悉。每一棵菜都在尽力生长。

冬至这天我再次来到南一队时，巷道里的房子已被拆除得所剩无几，只留下巷道北边一溜，没有被征收，但大多已搬空，有几间当作民工宿舍和拆迁指挥部。巷道南边，全成废墟，高高堆砌，破烂的砖头，碎裂的水泥块，残断的钢筋，丢弃的杂物，变形的门窗。有间房子挖掉了一半，屋子除了丢弃的塑料盆、衣物、纸盒之外，其余的全带走了，而墙上那张没有装裱、写着“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毛笔字依然贴着，另一边还有用毛笔写的大大的“忍”字，一角飘起，被风吹着，如旗帜一样。

我不知道这间房子曾住过什么样的人。我也不知道这些房子曾住过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不是和我一样，是这个城市的漂泊者和寄居者？他们是不是和我一样，在某个大梦初醒的深夜依然感到生活的寒意？他们是不是和我一样，穿过长长的巷道时有长长的梦想？他们是不是和我一样，曾在城中村搬来搬去只为寻觅一处安稳的落脚之所？他们是不是和我一样，用低廉的收入买几样好菜下锅，就觉得日子还有奔头？他们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抬头看天，低头看不远处的菜地错把城中村当作了故乡……他们应该是的。我是他们。他们也是我。我们只是用不同的形式在窄小的出租屋，过着千篇一律的日子，底层人的日子，烟火升腾的日子。可此刻，他们都去了哪里？他们都去了哪里啊？不久之前，这里还人来人往，充斥着喧嚣与嘈杂，屋顶搭满衣物，屋里悲欢离合，菜地青苗幽幽，天空狭长辽远。但现在都没有了。好像大地上蠕动的泡沫，瞬间蒸发，了无痕迹。

此刻，只有成堆的废墟，灰白的废墟，杂乱的废墟，即将消失的废墟。伴随着这些废墟的消失，这里将很快被平整出来，盖起大楼，高价出售。当高楼耸立时，它会有一个时髦的名号。然后，没有人知道这里曾叫做南一队了。南一队，只存在于地方志，老人的记忆，寄居者的往事里。不用多久，这个名字，也会如同泡沫，消弭于人间。

正值中午下班，废墟上停着挖掘机，甲虫一般，抖动着刚刚熄火的机身。民工们端着洋瓷碗或洋瓷缸，大块的瓷掉了，留着黑底。他们一溜子坐在墙根下，有男有女，捞着碗里的面条，他们吃的还是臊子面，只是没有红油辣子，没有蒜薹豆芽。明晃晃的阳光从南边泼下来，似炉火余温，没有风，尚且拢得一丝暖意，风一吹，便将这暖意吹歪了。阳光涂抹在这群民工身上，他们落满灰尘的面孔和肩膀，在阳光里愈发陈旧，艰涩。他们同样是城中村的寄居者，但也是最后的拆除者。其实没有什么，寄居和拆除，都是生活。生活是悬在每个人脖子上的绳索。我在巷道走了不远，就进不去了，里面用铁皮堵住，依然是废墟一片。我曾经租住过的院落混淆于废墟中，和我那遥远的时光一样难以辨认。我折身出来，巷道里那几棵粗大的榆树、梧桐依然挺立，它们沉默不语，心知肚明。民工们已经吃完饭，有些在水龙头前刷洗，有些躺回原地吸烟，有些开着玩笑。

风吹来，把明晃晃的阳光吹得飘飘荡荡，一切像极了某个虚构的场景。

我在南一队住了有一年。接着，在南二队，也就是电视台那边，一个同事租了一间房，喊我搬过去跟他合租。后来，我便住进了老贾的77号院子，一直住到了2015年。

也是2019年，在一个醉酒的夜晚，我趁着夜色潜伏进南城根。五两，七两，或者近一斤白酒，让我这个日渐陷入中年困境的男人，两眼迷糊，双腿捣蒜，大脑昏沉，摇摇摆摆进入尚义巷，进入南二队。尚义巷摆台球案的老头不见了，他的瓜皮帽，我依旧记着。它破旧、灰暗，本是一顶体面的八牙黑皮帽子，风吹日晒，变了模样，即便丢掉，也无人捡拾了。老头或许住进了廉租房，好多年前，我隐约听他说正在申请。

巷道口的沙枣花，许是开过了，挤在楼群间，一副被压迫的委屈样子。暮春，也或者是初夏，但不应该是秋天，它曾开过一树繁花，花如米粒大小，喇叭状。它可真香啊，整条巷道都是香喷喷的，能把人香醉。尚义巷还有什么？还有那家麻辣烫，早已倒闭。还有东侧长长的巷道，巷道里的少年，带着姑娘，坐在蔷薇花下，抽着烟。那时他们年少，穿两件天蓝色的校服。而今，想必已混迹江湖了吧，不会再坐于花下。长长的巷道里，下过长长的雨。

下台阶吧，台阶从中间隔开，安了扶手。我脚下打着绊子，撑着扶手，伸直腰杆，下了台阶。巷道亮堂了许多。以前，这里黑灯瞎火，走路除了凭直觉之外，便是借着远处漏下来的点滴灯光，走得深深浅浅。我曾在黑灯瞎火里回过很多次南城根，像一滴雨在午夜回到了池塘。而此刻，这里除了路灯绷着发炎的眼睛，一切都睡了。我不再是一滴雨，我只是桌上的一摊酒，被生活的破抹布顺手揩去了。巷道的路铺了砖块，平整了很多。之前一直是水泥地，有些地方破损了，一脚踩下去，扑哧一声，泥水顺着缝隙喷出，会落一裤子，败了那些脂粉浓艳的姑娘们的兴致。她们摸出卫生纸，翘着硕圆的屁股，擦掉污泥，顺手甩掉卫生纸，出了巷道。现在不会了，姑娘们完全可以挺胸翘臀走出巷道，春风得意。两侧的铺子早已打烊，拉闸门把一切隔绝。那间曾经闲置过许久，然后成为榨油房，又被人装修，住进一对男女，门口铁栅栏里拴着两只狗的地方，如今是酒吧了。隔壁那间永远开不久的铺面，巷子里的人都说风水不好，卖过关东煮、大饼、夫妻用品、蔬菜、胸罩袜子内衣，等等，我已经记不清了，但他们都超不过3个月，真是奇怪。那家药店也换了主人。以前我常在她那里取药，药很管用，感冒，给我三四顿，每顿我分一半吃，吃三四次，就好了。有一次落枕，脖子疼痛难忍，去她那，竟也有口服药。我常向朋友推荐她的药店，有朋友开玩笑说，她开的药量大，一顿能把人吃晕过去。我遂想，我吃一半，看来剂量刚好。有一次顺路经过，进去取药，她的妹妹跟她学艺了。她说要搬地方，到城边，在那买了经济适用房，打算小区门口开个店，方便些。也不知她的店开了没。我怕是再也找不到了。这城市，有时候很大。巷道里，出租碟片的，卖大饼的，麻将馆，小超市，缝衣店，我醉眼蒙眬，没有看清，想必也不见了。有些房子还在，有些拆掉了。至于新开的店，和我也没有关系。电视台也搬走了。它在南二队多少年，我也没有问过。

我钻进更深的巷道，右拐，左折，再右拐，巷道尽头，最后一家，便是我住过好多年的77号院。我熟悉这巷道里的每一道门，每一扇窗，甚至熟悉这里的每一声呼噜。即便闭了眼睛，凭感觉，右拐，左折，再右拐，走到巷道尽头，也能回到77号院。院门还是开着。多少年了，南城根的人们都会在夜色深沉之后紧锁大门，即便不锁，也会虚掩起来，做个样子。但77号院从来没有锁过。我住的时候没有，现在也没有。它敞开着，像迎接一个漂泊归来的浪子。

当我走进院子的时候，它或许一时没有认出我——我已离开五六年了啊。多年之后，它没有将我拒之门外。我站在院子里，像一个夜游者，或者一滴进不了池塘的水。院子漆黑如一口井，只有头顶的天空，还是被火燎过颜色，暗红，干硬，带着苦涩味道。满院的人都睡了。老贾想必也睡了吧。

老贾是77号院的主人，我当年搬去时，他已经是快古稀的人了。

平日，他提个化肥袋，装着捡来的硬纸片、饮料瓶。然后背回院子，装进一个大尼龙袋，等攒够两袋，架在手推车上，一绑，到收破烂的地方去卖。半年下来，也能卖个两三千元。他还照顾着电视台院子的大花园，锄草，浇水，修剪花木，也种点蔬菜，每月领份薄酬。77号院是旱厕，隔三差五，老贾会把粪从池中掏出，挑到花园浇地。第二天，上班的俊男靓女们总是皱着鼻子，用手不停扑扇，叫着“好臭好臭”，小跑进办公楼，到下午下班，又钻进花园，拔几棵菜回家了。因为倒粪的原因，领导还数落过老贾，老贾倒不在乎，照旧倒，只是把时间改到晚上，一夜风吹，第二天臭味会淡些。园子的草木和蔬菜，长得很旺盛。

在院子大门对面的砖瓦房里，我和同事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同事有了女朋友，搬出去了。房子就留下我一人住了。房租每月150元。这间被烟熏火燎过的房子，有一张大床，我睡过，我那些狐朋狗友也常来蹭睡。

院子西边是两层楼。一楼，一间住着一个高中生，高三时，谈了对象，时常带回来，一起做饭、睡觉，写作业。后来，考了个医学类三本走了。老贾儿媳妇的侄女跟着住了进去，再后来，这侄女结婚，也搬离了。

中间一间，住过很多人，来来往往，我也没有记清。

另一边一间，是一家三口。男人在澡堂烧水，有时打零工。个不高，敦实，天热，身上总挂个很破旧的迷彩背心。女人叫笨花，在巷道口摆个小摊，卖饮料和纸烟，挣点毛毛钱。她矮矮的个子，粗笨的双手，穿朴素的衣衫，人也很老实，给我缝补过裤子，端过一碗浆水。她总是一副大大咧咧的性子，说话也是高声大嗓。老贾总是坐在他院子门口黑漆漆的屋里，抽着水烟，喊：“笨花，今天咋回来这么早？”“笨花，我烧了一壶水来提……”笨花在衣襟上揩着面手，笑骂道：“城管不让摆，说这两天有大领导检查，啥大领导。”然后提着水壶出了门。老贾嘿嘿笑着，一团青烟裹住了脸。笨花的儿子不大听话，中途辍学去当兵了。他们一家人在这院子住了差不多都快二十年了吧。我想着他们还会长久地住下去时，笨花告诉我，他们申请了廉租房，给人家塞了几条烟，排上号了。即便后来好几年一直都处在排号中，但他们总是要离开，一直想有个属于自己的房子的心没有死，在这里住多久，毕竟都是人家的，都是寄居于此。

二楼较大的一间，住着老贾儿子一家。两口子也是摆摊子的，只是在学校边，靠着学生，能好卖点。一大早，女人推着带轮的铁皮柜出巷道，穿马路，过桥，到了学校门口。男人10点多起来，扯着拖鞋，洗刷完毕，给花浇浇水，给狗梳梳毛，坐在台阶上，抽两根烟，喝一杯茶，慢腾腾去换班了。然后女人回来做饭，男人守摊。每天如此，刮风下雨，也没个停歇。除了不多的房租，这是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男人和我说话很少，我感觉他是看不大起我们这些房客的。他是老天水人，自小有一种优越感，即便日子过得窘迫，那根傲骨还是直愣愣从衣衫里戳出来。女人倒很好，我们常说些家长里短的事。有时下雨，她会帮我收被子，有时送我一把韭菜，端我一碗饺子。他们生了两个女儿，年龄相差十来岁。我住那会儿，大女儿考上大学，去念书了，小的一个，刚上幼儿园，脸圆而胖，皮肤微黄，橡皮娃娃一般。她很小时常来我房子，我给她零食吃，逗她玩。后来长大了些，就不来了。我离开南城根时，她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了，扎着两个毛刷，穿一身宽袍大袖的校服，把人淹了进去。

老贾儿子的房子隔壁，就是我住的一间。我在院子住了一年多以后，老贾说这间房子他有个亲戚要住，让我搬到二楼住。我搬上去，老贾把屋子简单收拾了一下，刷了墙、吊了顶。屋子靠窗支着一张课桌，摆着电磁炉，锅碗调料。做饭时，打开窗，油烟能出去。门后是很旧的洗脸盆架，锈迹斑斑，站不稳当，靠墙撑着。一边是两副老式红绒沙发，绒布爱吸土，隔段时间得把坐垫掏出来，提根棍子站楼道里敲打，尘土飞扬。沙发是一楼笨花家的，他们房子小，说是暂放我这儿，一放就放了六七年（也不知道他们后来有没住进廉租房，如果住进去了，那对沙发想必是会带走的，那可是他们从老家带来的最体面的物件）。另一边是一张写字台，从旧货市场淘的，还带一把椅子。靠里面，支一张单人床，曾挤过两个人。床头，一个原先就有的旧衣柜，门子被床挡着，开不展。我还在墙上贴了一张画，斜着贴的，我忘了是哪个女明星，贴上去以后再也没动过，落满灰尘。靠床的墙上，我贴了一层带四叶草图案的绿墙纸。破了，用胶带一粘。又破了，再用胶带一粘。最后，半面墙，几乎全是胶带。在这间六七个平方的屋子里，每天下班，推开窗户，在油烟升腾里做一锅饭，盛到大铁盆里，端着，到老贾屋子，看电视，跟他闲聊。晚上，坐在床上，抱着电脑写东西。夏天，太热，窗户和门都是敞开的，即便如此，也酷热难耐，只好不停吹电风扇。冬天，又冷，一早起来，脸盆里的剩水结了冰。厕所在院子一角，半夜起来，披着衣服，瑟瑟缩缩去，冻了一遭，睡意全无。蜷缩在被子里，浑身冰凉，牙齿打颤，听着不远处锅炉房彻夜的吼叫声，可跟我没有关系。那时同事们每逢冬天就很关心何时供暖，而我没有暖气，我和城中村的所有人一样，都是城市的局外人，供暖早晚和我们无关。

有时，也来三五写诗的朋友，聚一起，我炒个菜，大家吹着牛，把二斤廉价的酒灌进肚子，面红耳赤地读几首诗，觉得全世界他妈的只有我们写的才是诗，其余都是狗屎，老子天下第二，没人是第一。我已想不清那些明亮又昏暗、酷热又严寒的日子，是被我如何一天天消磨掉的。最终，我们都会陷入生活的圈套，被现实摁住，在沙子地上不停摩擦，只剩一根疼痛的骨头，挂在屋檐下，跟半截干辣椒一样，等着丢进日子的油锅，被炸得焦黑不堪。

2007年到2011年，我在电视台工作了4年多。

我干记者，报选题，拍镜头，采访同期声，回来写稿件，最后剪辑成完整的片子，再提交。挨过批评，受过表扬，犯过错，惹过事，热闹过，苦闷过。很辛苦，常常加班，逢年过节，干通宵，怕是满城里最辛苦的单位之一了。大家常说，干新闻，就是个电视民工，脑力加体力，甚至还不如民工。一年365天，除了年三十播春晚没新闻，其余364天，新闻天天有，驴拉磨一般，一圈又一圈，一天接一天，没个消停。好在那时年轻，无牵无挂，所有的辛苦睡一觉便一扫而光了。

有时候，一个人去采访，单枪匹马。大多时候两个人搭档，跟一名女记者。大家开玩笑：在电视台，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上辈子没干好事，这辈子才干电视。跟我一起进电视台的那拨人，85年左右出生，年龄相仿，大家打打闹闹，吃喝玩乐，无忧无虑，关系也很好。如今，他们早已膝下有子，背着家庭的壳，小心翼翼地过着日子，没有了年轻时横冲直闯、在所不惜的勇气了。那4年多是我最好的年龄。那是一个人把青春的花朵开到荼蘼的日子，一个人揣着千把元工资看见蓝天就想捡根鸡毛插屁股上飞起来的日子，一个人睡在拳头大小的出租屋里仍然觉得未来可期的日子，一个人一打啤酒半袋瓜子幸福感炸裂的日子，一个人尚且心怀天下、肩扛道义、快意恩仇的日子。可惜，这样的日子，很快就没有了。

后来，我离开了电视台，有了一个编制，混进了教师队伍。我离开电视台去乡下教学时，也一直没退老贾家的房子。想着周末进城，住起来方便。房租一开始涨到200，后面一直是300。大多时候，攒三四个月，交一次房租。我也算过账，我进城，住一次宾馆，两天，少说300元，一月三四次，得千把元，还不如继续租上，便宜很多。况且还有我一屋子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那些用也没用、丢了又可惜的书就一大堆。

当老师大半年后，我又借调进城，钻回了电视行当，只是不在原单位，但也又住回了老贾的房子。直到2015年，我和女友准备结婚时，我才想着，不能再住在南城根了。虽然也有人曾在逼仄的出租屋结了婚，生了娃，但我还是想着体面一些，想着在人跟前不要显得太寒酸，想着人家姑娘这一辈子就跟定我了，谈恋爱时挤挤这出租屋还可以，要结婚还挤，就真的对不住人家了。

我不知道我走了以后，那间房子都被什么人住过?我离开南城根后，有些东西被带走了，有些东西一直留在那里。比如那张桌子，那张贴画，那些时光，那段爱情，那明晃晃的青春，那午夜加班回来的背影，那吹牛不怕被风闪断舌头的狂躁，那端着一碗面条满院子找人说话的黄昏，那大雨把梦境淹成大海的午夜……

那个醉酒之夜，我站在77号院子，像一个夜游者，像一滴进不了池塘的水。我知道这里再也没有我的落脚之地了。即便多年以后我还是能轻车熟路地来到这里，即便我的骨子里已经长满了城中村的荒草，我可还是离开了这里。有些地方，离开了，就再也回不去了。

院子依然安静，模糊一片，不规则的天空，像一张嘴，要把这城中村吞咽掉。吞掉是迟早的事。我在院子站了很短的时间，便出来了。我怕午夜起来的人看到院子站着一个人，还以为闹鬼。我怕老贾醒来看见院子的影子误以为贼。我怕七八年前的自己从楼梯上走下来拉起我的手，泪流满面。我怕旧时光的河流突然决堤，把一个人仅存的记忆全部冲走，一无所剩。我怕我在醉意的怂恿之下走到二楼，推开早已不属于我的房子。

我从院子走了出来，右拐，直行，左拐，就到了主巷道。灯火依旧。没有人知道一个曾经长久的寄居者回到了这里，又离开了这里。就如同没有人知道我曾在南城根的日日夜夜。人们只在自己苦涩的日子艰辛游走，人们无暇顾及另一个人何去何从。我只是顺道，想起了我的旧时光。我只是顺道，看了看那死去的年华。我空有一腔伤感，进了南城根，没人知道我是谁，出了南城根，我也忘了我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