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 啸

（南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南宁 530021）

自五四以来，个性解放、零余者形象、抑郁症、悲剧主义色彩往往成为进入《沉沦》文本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曲折地反映了五四时代的青年面临精神困境、渴求自由解放的强烈心声，让读者在更好地理解《沉沦》之外进一步接近了五四的时代精神，因而是颇为有效的解读角度。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沉沦》取自郁达夫在日本留学的生活经历，或可借用后殖民主义批评这一理论武器来对该作品加以重新观照。笔者探究主人公的“流放”体验，分析成为“他者”的主人公流落异域的强烈“寻根”愿望，并试图从文本中出现的多民族语言入手挖掘新的文本意义，或可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一、从地域流放到文化寻根

（一）流放的他者

《沉沦》的主人公在地域流放上经历了两重：第一重是从国内到国外，第二重是从日本的某一处到另一处，且频繁多次。就第一重来说，小说中的一则日记已经挑明：“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我们需要注意，这段内心独白提出了三个问题：（1）到日本来“我”后悔了；（2）“我”是带着求学问的目的与使命来日本的；（3）日本人侵略过我们，“我”来到这自然要受他们欺负。从故乡东渡到日本，这本是一种自愿行为，但远离自己的家乡到一个异域环境中去，主人公却发生了剧烈的心理变化，这份跨国生活经验直接加重了他的忧郁症，变得异常敏感、猜疑与自卑。由于历史背景，主人公由个人体验还上升到民族仇恨，既后悔又无奈的心理造成他人格分裂，后悔是因为日本殖民中国的事实导致个体需要肩负沉重的历史体验，无奈是因为作为一名受长兄资助的留学生，他缺乏立马离开日本的实际能力。很显然，国家意义上的被侵略历史会遗留给个体一种民族屈辱感，这样留学就会演变成“流放”，在异域成为“他者”，成为“他者”之后，将被客观环境与外乡人审视，他者与自我无时无刻不形成对立。《沉沦》中的“他”既然进入到另外一种文化语境而又不能脱离，他就不得不适应新的客观环境，以形成新的自我。

（二）寻根的失败

二、从文言到多民族语言

（一）文言

文言是中华民族创造中华文化的语言载体，熟练地掌握文言并能写诗作词是每个古代士子谋取官职、赖以生存与表达自豪的必备技能。《沉沦》的主人公无疑是古典文化的精通者，亦古亦今。小说中有两处出现了七律。一处是主人公离开东京时看着大都市的灯火，借景抒情寄友人而作的如下诗行：

蛾眉月上柳梢初，又向天涯别故居。四壁旗亭争赌酒，六街灯火远随车。乱离年少无多泪，行李家贫只旧书。夜后芦根秋水长，凭君南浦觅双鱼。

另一处是在大庄子借酒浇愁时所作：

醉拍栏杆酒意寒，江湖牢落又冬残。剧怜鹦鹉中州骨，未拜长沙太傅官。一饭千金图报易，五噫几辈出关难。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神州泪暗弹。

（二）英语

从大航海时代开始，英语开始逐渐演变成世界语。日本经历黑船事件后，尽管通过明治维新避免了被武力殖民，但大开国门接受西方文化与语言的事实表明，西方对日本的侵略具有后殖民意味。这一点可从《沉沦》的主人公阅读英文书与接触各国文学看出，尽管主人公身在日本，可在精神与文化领域日本也已经受到西化的影响。

（三）日语

无论是作者的叙述还是主人公的话语中，日语都没有在《沉沦》这个文本中直接呈现。但根据故事的对话场景和叙事事实可以推知，《沉沦》中的他在与同学、农夫与侍女交谈中使用的是日语，日语的呈现在小说中是隐形的。

语言代表着文化身份，一个人说什么语言就打上了那个国家与地域的色彩：国语承载的是中华文化与中国人身份，日语承载的则是日本文化与日本人身份。在文本中，作者没有出现一处日语，这可以理解为一种叙事策略。从文本内部而言，不出现日语是与主人公的情感体验与流放经历相吻合的，过多地模仿和使用日语只会加重他的民族自卑感，这构成了故事的合理性与严密性。在文本中，主人公常常将自我与“他者”对立，这一自我是中国，“他者”就成了日本，若自我是“本土”，“他者”就是海外。《沉沦》的他是个留日的知识分子，根据日本及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背景，他也就和其他所有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一样深受弱国子民的待遇，感到一种民族歧视，在这种弱与强的对比下，他失去了起码的自我认同，对自己是“支那人”的身份特别敏感。在经历了侍女的“你府上是什么地方”一问的刺激后，终于爆发出对祖国恨铁不成钢的呼喊：“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到了自杀前一刻，他所有的耻辱感、自卑感则通过对祖国的深沉抱怨与厚重的希望得以化解：“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可见，《沉沦》中的他面对自身的民族身份，无法脱离“支那人”的文化根源与血缘纽带，在“流放”的空间中始终感到自卑，始终没有融入异域的文化当中。

无论是从显形还是隐形来看，《沉沦》都是一个多语言文本：文言意味着文化寻根，英语代表多重文化空间的构建，日语却始终以对立面刺激着主人公承认并强化“支那人”的身份，形成一种被殖民者的“他者”地位以被审视。因而，《沉沦》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后殖民文学作品，但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东方人留学到一个殖民者国家后，身陷多重困境，无法找到文化归属与身份认同，最终通过自杀获得解脱的文本。这是我们从跨国别、跨语言、多文化的角度来重审《沉沦》时发现的事实与真相。

三、后殖民视角下的反思

《沉沦》是以“自叙传”为形式的一部小说，其意义丰富而深广。以后殖民视角重新进入《沉沦》这部小说，我们能够鲜明地感受到主人公身上的那种民族屈辱感，以及全球现代化进程中因介入不同文化阈限空间所要遭受的“局外人”体验。

《沉沦》主人公被殖民的体验显示出现代社会个人与国家，个人与民族，个人与社会，个人与文化之间紧密结合的关系，还显示着每在危急存亡关头中华民族传统根脉中群体本位、集体主义的返照。在小说中，主人公多次受到刺激后感叹祖国的弱小，迫切渴望祖国快快强大，并呼喊“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众所周知，自近代开始，王朝落幕，中国的“天下”意识渐渐演变成“国家”意识，到了民国时期，由于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国家”意识迅速强化起来，个人与国家的联系更为紧密。从文中可以发现，《沉沦》的他是将自身与国家绑定在一起的，不管是个人的屈辱体验还是“支那人”的侮辱称号，主人公都会由己及彼，上升到民族与国家层面，而主人公把自己的生死归结为国家负责的夸张行为，其背后的合理性就在于以儒家为主导的集体主义的无意识表现，用更形象的话说，可以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与个体在这部小说中达到了同一程度，昭示着传统儒家的文化在现代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另外，如果说从前的殖民手段主要是军事侵略，今天就更倾向于隐蔽的文化侵略与意识形态颠覆，一种西方给予东方以“他者”审视的占有策略。在现代，每个个体和《沉沦》的主人公一样具有文化归属与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而这一点又以背后所站立的国家旗帜为区分，所以，《沉沦》这一文本的流放悲剧意义就不仅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单方面意识，还在于个体意志与国家利益必须是统一的，不光要破除各种形形色色的被殖民心理与文化无意识，还要让个体建立民族与历史的记忆，使人们具有民族传统的文化归属与民族自信的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