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宁 庞锦清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所，四川 成都 60000）

一、疾病的文学发生与传统身体的国家化

可见，作者将小儿夜哭的疾病发生学依据概括得十分清晰，是由于某种自母胎中而来的疮痍，以及成长环境中遭到的侮辱而导致的。因为“国病”已经深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脉络之中，成为了一种难言的隐痛，疾病的发生与身体的国家化进程已经密不可分。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孩童的身体被纳入了国家意象的组建之中，成为了一个所谓的“中国佬”，仍然不能治愈疾病，因为他身后“病国隐喻”的疾病根源并没有被消除，国难仍然无人可救，不能救国也就意味着不能自救。国体和身体必须“共同进步”，只要有一个尚处在衰病的阶段，另一者也必然遭受疾病的侵害不能健康的成长。

二、疾病的诗学隐喻与现代身体想象的审美雏形

“传统身体的国家化”虽然将公民的身体意识推到了台前，成为了时代的焦点，但同时也将身体嵌入到了国族叙事之中，使其成为了国家革命的工具和政治运动的象征。这无疑压抑了由身体本能迸发出的，自然爱欲的正常流动，这些无法宣泄的强烈情愫，只能通过诉诸疾病的方式成为身体自发的表达与言说。于是，一类富有诗学气质的疾病被“创作”出来，它们代表着被“国家身体”所宰制的“个性身体”的反抗，既具有浓郁的审美气息，也是健全现代身体想象的雏形。

纵观郭沫若早期小说的创作时间轴，20 年代中后期的作品，比如：《喀尔美萝姑娘》《落叶》《叶罗提之墓》《曼陀罗华》《行路难》《漂流三部曲》均较有代表性地强调着，特定疾病对人物造成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