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梅

那是1989年一个晴朗的冬日。蝴蝶般的雪片停止了纷纷扬扬的播撒，京华大地像是镀上了一层银白色的光。中国现代文学馆会议室内，正在隆重举行闻一多手稿《九歌古歌舞剧悬解》赠存仪式。当这庄严的一刻终于被载入史册后，手稿的保存者，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北京市文联顾问王松声，发表了题为《欣慰与遗憾》的讲话。

《九歌古歌舞剧悬解》无疑是闻一多的绝笔，但他为什么要创作这部古歌舞剧?王松声又如何在动荡的战争年代把手稿完好地保存至今?

内迁途中的创作积累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沦陷。清华大学迁往长沙，同先期到达的北京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一起组成了长沙临大。闻一多当时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授，他和师生们一道离开了古都北平，来到了华中，随临大文学院在离长沙不远的南岳衡山继续教学任务。湖南是楚文化的发源地，这对于喜欢研究《楚辞》的闻先生来说，无疑是一块绿洲。但是，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守，武汉危在旦夕，长沙作为布防重镇，遭敌机不断轰炸。枪炮声中的临大只好在1938年1月向西南迁入昆明。

这次大迁移分两路行动。一路坐车从长沙到广州，再乘船经越南海防，然后乘车从滇越线到昆明；第二路有400多人，由学生和部分教师组成湘黔滇旅行团，步行进入西南。当时还是闻先生学生的王松声和七八位同学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先到武汉，转道去延安，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闻先生选择的是第二条路。从1938年2月19日踏上旅途至4月28日到达昆明，这长达68天、3500多公里的行程中，闻一多和同学们一路都在宣传抗日。闻一多是位诗人，漫长的路途，他不顾条件艰苦，兴致勃勃地和同学们搜集了西南各族民歌、民谣两千多首。有位同学从一座破庙的墙壁上抄了一首歌谣，“田里大麦青又黄，庄主提枪敲穷人，庄主仰仗蒋司令，穷人只盼老红军。”闻一多看了这首歌谣，激动地说：“这才是人民的心声呀，红军受人民的爱戴，由此可知。”

这段艰苦的历程，正是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地方。闻一多接触民众，了解民情，看到了共产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为他走出象牙塔，成为杰出的民主斗士打下了思想基础。

祖国江山的多娇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闻一多的心头引起了强烈的撞击。他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不满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强烈的爱国意识在他的心头扎下了根。而沿途所看到的少数民族歌舞，更让他感到了人民的伟大，这对他后来创作《九歌古歌舞剧悬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触发灵感的圭山彝族歌舞

1941年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许多地下党员遵照组织的安排，重新寻找职业掩护自己。当时已在西安搞地下工作的王松声，因为还保留着西南联大学籍，党组织派遣他到昆明，以联大学生的身份，继续做党的工作。

由于王松声十分喜爱中文，尤其仰慕闻一多的学识和为人，因此在联大选择了闻先生开设的《唐诗》和《楚辞》课。大学四年级时，学生们要写毕业论文，王松声的导师恰好是闻一多，于是和闻先生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触。

1945年暑假，联大学生自治会组织学生工作团，到云南路南县圭山彝族地区工作两个月。这次活动是由中共地下党安排的，主要是开展少数民族抗日救亡运动和革命工作。工作团中有个彝族青年叫毕桓光，是共产党员，又是圭山地区唯一在昆明读书的知识分子。这次学生工作团到圭山，就是他帮助联系的。考察中，学生们亲眼看到少数民族人民的悲惨生活。联大学生目睹这些民情的同时，也看到了彝族那原始、质朴、粗犷、热情奔放的歌舞。但是彝族地区的落后，始终使联大学生心里不平静，尤其是毕桓光，更为自己家乡的状况焦虑。因此，在学生工作团撤回昆明不久，他向联大剧艺社的王松声提出，组织一台彝族歌舞在昆明演出，以给彝族青年筹措到昆明读书的学费，同时也让昆明人民了解彝族的文化。王松声认为此项动议很好，而且他想得更深远：这次演出可以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树立毕桓光在圭山地区的威信，为以后的革命发展作准备。为了办好这件事，他们又一起去找闻先生。

找到闻先生后，他果真大加赞赏。经过艰苦的筹备，1946年3月，圭山彝族歌舞在昆明正式演出。那瑰丽多彩的民族服饰，美不胜收的民族歌舞震动了春城。对这次演出，闻先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首场演出结束后，他和费孝通等走上舞台，同演员亲切握手表示祝贺；《民主周刊》专门出了特刊，每期都有大量的评论文章；演出中串场的报幕词题目是闻先生拟定的，内容由费孝通撰写，联大剧艺社演员报幕，类似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这样一来，增强了演出效果，扩大了社会影响。这次圭山彝族歌舞的演出，触发了闻一多用歌舞剧的形式演绎《九歌》的想法。

《九歌古歌舞剧悬解》的诞生

《九歌》是屈原《楚辞》中一篇很重要的文章。闻一多对《楚辞》颇有研究，著有《楚辞校补》一书，是楚辞研究的重要著作。对于《九歌》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一部古代诗歌，闻先生则认为是一部歌舞剧的剧本。

对《楚辞》的热衷和彝族少数民族歌舞对闻先生的触动，经历了抗日战争，特别是经历了湘黔滇旅行，引发了闻先生多年的宿愿：写一部歌颂彝族劳动人民的歌舞剧，抒发自己对人民的感情。闻先生充分发挥了诗人的想象力和浪漫主义情怀，融入自己多年研究楚辞的经验，1946年，将《九歌》改编成十场歌舞剧本，当时名为《九歌（古曲翻新）》，最后修改稿题为《九歌古歌舞剧悬解》，最终写出了《九歌古歌舞剧悬解》脚本。

为什么叫悬解?据王松声老人后来回忆，这是闻先生的谦虚之词，意思是我的见解在这儿悬着，供海内外学者研究。

脚本完成后，闻先生把王松声及文艺界的赵沨、肖狄、梁伦、郭良夫等召到他的书斋里，很谦虚地说：“大家都认为我这些年对楚辞《九歌》有点研究，我这点研究成果都在这上头了……”然后，他把让孩子事先抄好的4份稿子连同手稿发给5人，兴致勃勃地给大家“说戏”，讲了创作意图、导演构思、舞美设计和演出形式，并给每位分配了工作：赵沨负责音乐创作，梁伦负责舞蹈编导，郭良夫负责舞美设计，肖狄负责排练演出，王松声的任务是草拟演出脚本。最后议定由联大学生演出圭山彝族歌舞的那批骨干力量，用民盟的名义举行义演。

此后不久，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昆明形势急变。西南联大师生陆续返回平津。1946年7月初，最后一批同学撤离昆明后，正好遇到一个难得的机会，可搭乘中央航空公司飞机去重庆。王松声匆匆忙忙离开昆明，计划经四川转陕西。

这次离别昆明，王松声似乎有一种十分惆怅的感情，一时又解释不清。果然，7月11日他在重庆听到了李公朴被刺的消息；7月15日，他最怕的事情发生了，闻先生在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当时，他正和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一路同行。闻先生的死使他们震惊，使他们愤怒，使他们万分地惋惜。本来，地下党已为吴晗、闻一多等准备好了飞离昆明的机票，闻先生因有一些未了之事要处理，假如他早几天离开昆明……

悲痛惋惜之余，王松声突然想起了闻先生的《九歌古歌舞剧悬解》脚本。他对傅冬菊讲了这件事，听了这话，性急的傅冬菊擦干了脸上的泪水，马上让王松声寻找。他们从车上拿下行李箱，打开一看，正是闻先生的手稿。王松声默默立下誓言：有朝一日，全国解放，一定要像组织圭山彝族歌舞一样，把这部歌舞剧搬上舞台，完成恩师的遗愿。

遗憾与欣慰

1949年初，王松声奉调北京市委，在李伯剑同志领导下从事文艺事业的创建工作。1950年5月，北京市文联成立，为了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手稿，王松声请荣宝斋把手稿装裱成册，加上了封套，妥善保存。

196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打算拍一部闻一多传记片，由吴天任导演。吴天带着分镜头脚本，专程来京访问与闻先生有过交往的亲朋好友收集素材。经人介绍，吴天找到了王松声。在交谈中，王松声提到了这部手稿，吴天非常感兴趣，提出借阅。为了拍出闻先生的传记片，讴歌这位面对国民党的屠刀敢于“拍案而起”“走出去就不准备再回来”的民主斗士，王松声同意吴天借走了这份手稿。

时间到了1985年，是昆明“一二·一”运动40周年。昆明师范学院为撰写“一二·一”运动史，派人进京搜集有关资料，专程到北京市文联找王松声，希望能复印闻先生的手稿。王松声十分遗憾地告诉来人，由于时隔多年，手稿可能已经遗失了。事有凑巧，正当大家惋惜之际，文联资料室主任李文贤说：“手稿未丢，仍保存在资料室。”李文贤随即转身下楼，拿来的正是闻先生的手稿。问起来才知道，当年吴天把手稿归还王松声时，正是抄家风盛行的时候，为了不使手稿遭劫，王松声交李文贤保存。十几年过去了，原来以为丢失的手稿一直都在。

前些年，王松声一直游说北京歌舞团排演此剧，赵沨也曾动员中央实验话剧院把它搬上舞台。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愿望未能实现。舞剧虽然没有排成，但当中国现代文学馆得知后，便具函北京市文联，希望能把闻先生这份珍贵的手稿赠存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市文联同意了这个要求。闻先生的手稿进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作为手稿的见证人和保存者，王松声虽然还有几份遗憾，但最终还是感到了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