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黎标

疫区急治：“无条件”收治与巡回医疗

1944年5月上旬，延安地区出现“吐黄水病”，此病传染性很强。接到疫情报告后，陕甘宁边区政府立即从延安各大医院抽调医生研判病源，认为饮水不洁净和不科学的饮食习惯等是疫病产生并蔓延的主要原因之一。当地饮用水中杂菌极多，而民众日常饮水并不煮开，喜欢喝生水，容易感染疫病。疫情发生后边区政府决定对发病区实施隔离，实行急治为主的方针，指定各地负责同志为疫病防治第一责任人，引导民众注意饮水安全与食品卫生以防病菌传播。同时，自上而下构建疫病防控体系，于1944年5月10日在延安成立防疫委员会，各县、区、乡相应成立卫生委员会，组建以延安为中心、辐射整个边区的卫生防疫机构。在具体措施方面，边区政府通过增加医治能力努力“解决目前的困难问题”。

此前，在1944年2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卫生行政会议决定，各级卫生部门“要无条件地为老百姓看病及办理乡村卫生”，划分区域负责治疗，边区医院的收治能力随之大幅提升。主要为中共中央机关干部服务的中央医院三月份收治49名社会病人，清凉山卫生所收治病人数量由疫情前的72人，增加到228人，三月增加到366人，四月十三天内看了249人。内部挖掘医疗资源的同时，边区政府积极引导社会力量集股筹建公助民办性质的卫生合作社以增加医治能力。1944年5月25日，陕甘宁边区第一个卫生合作社“大众卫生合作社”在延安成立，设中西医医生各1人、看护1人、司药2人。合作社自成立至七月底，西医门诊1813次，中医门诊1798次，中西医共出诊195人，被群众称为“救命的合作社”。到1944年底，陕甘宁边区51个卫生合作社共诊治22733人次，急救233人，接生33次，其中免费治疗者380人。

为扩大医疗辐射范围，陕甘宁边区卫生处先后派出28支医疗队到疫区巡回医疗，每个县停留一个月，上午为群众看病，进行宣传，下午办接生人员学习班，并帮助群众打扫卫生、修建水井，在疫病治疗、卫生宣传和疾病统计上收效甚大，被百姓们称为“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

在“吐黄水病”防治中，中医发挥了重要作用，李鼎铭、毕光斗等陕北中医研制的药方在临床中产生了很好效果。鉴于中医药在疫病防治中的独特作用，中医是本次医护人员培训的重点对象，边区政府以县为单位（先在延安试办）训练中医，提倡中医带徒弟，政府帮助解决各地中医的生活困难。到1944年10月，已有中医1074人。为发挥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边区政府鼓励医务人员开展工作竞赛，对医生下乡为群众解决问题，工作优良者给予奖励与表扬。中共中央直属党委召开的卫生工作联席会议上，奖励了热心为群众治病的阮雪华、白浪等医生。在边区政府的号召下，不少著名的医生，甚至五六十岁的中医先生，皆自带药品，徒步奔走，为群众治病的同时帮助开展卫生工作。

非疫区严防：卫生宣传展览与群众清洁卫生运动

红军初到陕北时，延安地区疾病猖獗。减少人民疾病死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也是持久抗战的必然要求。边区政府多次开展群众卫生运动，对妇女群众进行卫生常识教育，坚决消灭缠足等恶习，要求各机关、学校、部队带头增设污水坑、垃圾坑，保持室内外清洁，注意厨房、厕所环境。通过报刊发出“把卫生运动广泛开展起来”的号召，在《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上刊发预防疾病的社论与科普文章，呼吁实行分食制，引导商店摊贩等流动人员积极接种疫苗，以降低疾病发生率。

为增强民众卫生意识、预防疾病传播，边区政府要求卫生部门利用一切机会和方法对人民进行卫生教育，各单位组织的卫生队、医疗队应在庙会及群众集会上举办卫生展览。文艺团体下乡演出时，卫生部门应派医护人员陪同做卫生宣传，帮助地方做卫生建设。中共中央卫生处排演的《护士拜年》《全家欢喜》等小型秧歌剧得到大家的肯定。

根据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要求，疫情发生后延安地区先后举办了三次医疗卫生展览会，用图画和标本说明民众患病系不讲卫生所致，婴儿死亡率高与旧式接生法及早婚有关，告诉群众虱子、苍蝇是伤寒、痢疾等疫病传播的主要媒介以及消灭这些传播媒介的方法。注重在卫生展览会上宣传政府改进卫生和反对迷信的成绩：边区卫生处三年来预防注射7723人、替群众种痘110473人，大大降低了传染病的发病率，通过数字“说明我们的进步”。专题医疗卫生展览得到边区民众的一致称赞，老百姓成群结队涌入会场，在展览会上学到了“保护自己生命和健康的宝贵知识”，大多带着满足和喜悦的心情离开会场。举办卫生展览的同时，边区政府要求卫生部门协同文化团体、出版机关从速编印各种宣传卫生常识的挂图、连环画，用以预防疾病和瘟疫，《解放日报·卫生专刊》《传染病防疫问题》《防疫须知》等宣传材料得以有组织地推广。

中西医合作：构建疫病防治统一战线

疫病发生后，西医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判明病源，只能根据急性胃肠传染病来处理，中医研制的疫病药方则“简便而有效”，被延安防疫委员会采纳“作为下乡医疗方法”。边区政府开始重视中医的医疗价值，动员边区全体中医下乡“向疫病与死亡作斗争”，不再将中医局限于西医缺失、医药不足的替代品。1944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就正式发出了中西医合作的号召。

1944年4月29日，《解放日报》发表的《开展反对巫神斗争》指出，西医中医二者在救死扶伤方面有着共同的追求，均系“利于病人生，不利于病人死”。仅依靠西医不足以应对“吐黄水病”疫情。中医也不能自恃有几千年经验而排斥西医，应主动公开秘方和临床经验。

从药理学角度来看，中医与西医具有内在关联性，某些药品如壮尔神等，可以中西医两用，只是在病理、疗法等方面二者有着不同的学说。中医“可以学习西医的诊断、生理病理知识、消毒办法和利用简易西药”，西医“应该研究中医的处方、针灸方法和中药”。1944年10月，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中西医座谈会上，中医表示参观卫生展览会收获很大，马汝林当场将两本秘方交出，其他医生亦先后讲出自己特有的经验和秘方，西医认识到中西医两用不仅是个技术问题，而是一项政治性的任务，主动报名向中医学习。

边区政府鼓励中医用边区的土产中药材研制新型药品，缓解了边区缺医少药的困难。在“吐黄水病”防治过程中，边区政府号召把近代医学理论和中医实际经验具体结合起来，用科学方法整理中医经验。与此同时，边区政府要求西医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在吸收、借鉴中医经验及医疗成果的基础上做到西医中国化，促进了中西医合作。

在边区政府的引导下，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鲁之俊等西医分析了针灸在刺激血液环境、增加白血球、兴奋神经机能、增强新陈代谢作用等方面的功效，认为针灸与苏联发现的神经系统治疗方法在理论上有相通之处，因此要以十分诚恳的态度学习针灸技术。

疫病发生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成立中西医药研究会，“团结农村医生及稍具医药常识者，研究防疫及治疗问题”。中西医药研究会内设秘书部、中医部、西医部，各地成立相应的分会或支会，共同推进边区医药卫生与疫病防治工作。

早时，部分西医对中医持对立态度，不愿给中医诊治过的病人复诊抓药，中医诊治产生的医药费用，医院不予报销。中西医药研究会成立后，要求边区医院普遍设置中医科，保健药社相应开设西医门诊，经常组织中西医会诊。城区北乡有一斑疹伤寒病人，开始由中医会诊，后又请卫生部西医参加诊治。卫生部小儿科一热性病，因诊断不明，又请二位中医先生会诊治好。在边区开展的“学习反迷信模范崔岳瑞”的群众运动中，中医和西医共同组建医疗队下乡诊病，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基础上取长补短，“逐渐打破互相间的隔阂，大家亲密合作，工作有显著进步”。

首长负责与群众路线：“吐黄水病”防治关键

陕甘宁边区政府防治“吐黄水病”的措施是有效的。1944年6月初，延安一带疫情基本得到控制，边区的卫生面貌在疫病防控中有了初步改善，“全市新建8个公共厕所，547个私人厕所，新挖水井29眼，垃圾坑131个，公共饮水缸9所”，增修130多个牲畜棚，食品商店及摊贩均配备纱网等防护工具。边区的医疗保障能力也有一定提高，截至1944年10月，建立11所医院、75个卫生所、7个保健所、930家药铺、26个保健药社分社、51个医药合作社，基本实现“每区一个助产员，2—3个行政村一个接生员”的政策预期。

疫病防控不仅是技术性的治病救人，还是一次深刻的社会改造活动，卫生问题“不是单纯由医生所能解决，而是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及文化教育的程度问题，……基本上还是社会问题”。边区政府在开展公共卫生教育，防治疫病的同时，也有清除民众头脑中鬼神思想的考量，“必须号召群众与自身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通过自上而下的医药卫生运动与自下而上的模范乡村建设运动相结合以实现改良乡村之目的。疫情防控中举办的卫生展览会与巫神坦白运动，虽未彻底消除巫神、占卜等迷信活动，但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束缚边区民众的封建思想，“他们比从前求神仙更虔诚、更耐心”地学习科学知识，为构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奠定了思想和群众基础。

首长负责是陕甘宁边区防控疫情的成功经验。边区政府在“教育党政军及群众团体的干部，使他们懂得推广群众医药卫生工作的重要意义及自己对于减少人民疾病所应负责任”的同时，明确规定各单位主要领导为疫病防治第一责任人，将疫病防治成效作为考察各地工作成绩的主要指标，“各旅、团卫生部门对地方医药卫生工作帮助的大小，亦将成为联司考察工作成绩的标准之一”。由此各地负责同志积极组织医务人员下乡治病，采取各种方式推动清洁卫生运动，“结果将病疫扑灭”。

延安时期，正是中国共产党践行群众路线并丰富其内涵的成熟时期，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是边区政府成功防控疫病的主要经验。边区政府依托《解放日报》向民众发出防疫号召，通过“卫生专刊”将豆腐块式的单篇疫情稿件整合起来集中报道，以求达到以小博大之传播效果，并针对不同传播对象的接受程度采取相应宣传方式，强调语言风格与目标群体的有机契合。边区政府的防疫动员产生了显著效果，各级政府、医护人员、社会团体及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疫病防治与清洁卫生运动，在延安地区形成了防控疫病的合力与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