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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火焰里生活(创作谈)

2022-10-28李夏豪

西湖 2022年10期
关键词:失落感卷帘门勇气

李夏豪

我有提笔写小说的念头正是在念初一时,那个时候我所在的乡村传递着同一个令人欣喜的消息,拆迁了。为了顺应这个潮流,在一份或者是多份合同的签订之后,我搬到了镇上的街道暂住,在一个铺面的二层阁楼,那是我家中生活所系的店铺。早上六点半或者是七点,父亲或者母亲会使用一个铁质的移动楼梯,每踏下一步,扬尘都会随之震颤。他们会用一大串钥匙中的一个打开一扇卷帘门,卷帘门很薄,从外头看是蓝色的,从里头看则是灰色的。在金属锁芯的旋转声后,我看到它升起来,随之,一条街道出现在我的眼前。一般在这个时候,我还未起床,我会稍稍支起身体,朝外望去:那个卷帘门框所构成的片景,就是我观察这条街道的方式。之所以提到这些细微的往事,这正是我写作念头的缘起,和我现在写作的姿态。由于父母开店的需要,我很自然而然地早早习得普通话。我能看到各处来这工作的人:有的来的时间短暂,一眼便晓得;有的已久居此地,甚至比我生长的年岁更长,沾染了此地的味道,有一种混合的意味。而这些人,正是我书写的一些形象的源头,也是促使我动笔的冲动。

我自小看到的人都是这种带有土气的人,谋生是他们口头上出现最多的话语种类,你很难说他们是在挣扎,尽管在某个时刻他们呈现的面貌似乎和这个词语很贴近,但我仍旧反对这样的评价。在他们的脑海中根本不会出现这样的字眼,那是旁人对他们的误解,或者说,这是在多年以后,城市中的人们所发明出来的一种语汇。他们只晓得,在原来那个生活的地方赚不到钱了,听说这里工作机会多,来到这里;工作倒也并不那么容易,但钱的的确确是多了一些,今天我需要买一点工作用的手套,明天我要把攒的没使用的一打手套再卖给某个店铺,他们心里想的是这些,具体到某个确定的时刻,具体到某个面值的钞票,这样来看,挣扎这个词太过虚无缥缈了。现在想想,好像我目前写的小说、写到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不确定这是否是我的局限,或许我永远都只能够做那个支起身子看卷帘门外面世界的人,也未可知。

关于这两篇小说,说其有共同之处,应该是失落感。(当然,这只是我的希望,并不代表我的笔力是否达到或者完成。)无论是《消失的儒艮》中的梅友,还是《火苗的葬礼》中的王勤,她们都心有所失,因而她们都多多少少为此做出些许努力,如梅友从长水镇里走出来,或如王勤在是否复店时呈现的纠结。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想她们都是有勇气的人,我想写的小说也是有勇气的小说。我对苦难的书写不感兴趣,更何况用苦难来描述她们的状态实在太轻飘飘了,苦难这个词语时常是力道不足的,她们绝不是什么与苦难斗争的女人。梅友的失落感来源于她的母亲、她母亲的母亲,她俩出于不同的原因,从村子里离开,无论离开的方式体不体面,她们终究是走了,留给梅友的只有一些记忆的碎片,而这也成为她离开的勇气源泉。王勤的失落感来源于谋生职业的消失,她自认为这是她一辈子生活的见证物,但也是她打算即将抛弃掉的事物。她本来已计划好再开两年便主动关店,等到那时,她刚到正式退休的年纪,养老金能够补足一部分她关店后经济上的匮缺,然后她可以跟她身边所有的母亲一样,替儿子照顾他的子女;和这件事相比,似乎她所谓的生活见证也并不那么重要了。一场大火提前了这个进程,甚至十分粗暴地拨快了她退休的时钟,却未给她足够的替代物。失落感之所以名为失落感,便是做出努力后,并无所得。梅友没有在城市里找到生活的根据,她没有像她外婆那样来到城市后拥有一个可以跳舞的客厅,而她所模仿的母亲的私奔出走也是失败的,男友张敏最终选择回到长水镇。儒艮是她心心念念的一种海洋生物,它生殖的特性使它需要在给孩子喂奶时浮到水面,张开双臂;儒艮故事最后的破灭,也是梅友这段短暂旅途的破灭。王勤在复店与否的心理战中反复说服自己,丈夫甚至都不需要明讲或者苦口婆心地劝告,她自己会把自己的梦打碎的。她明明晓得复店从性价比来讲是不划算的,可她忍不住,她需要一次次地在笔记本中演算,演算着一件不可能成功的事情。

我说,这是两篇有勇气的小说,因而她们不会永久地碰壁下去。梅友告别这座城市,去往更南边;王勤在商场自动扶梯里找到控制电梯上升速度的方法。这都是另一种开始,但至于这种新开始会怎样,不是我所能决定的。

然而有勇气的小说不代表说它是一篇乐观的小说,我想离开这两篇小说,来讲述小说后一个更大的背景,也回到我书写这篇创作谈的开头。在我所居住的街道上,有几年曾频繁地走过一帮子青年人,说走其实不大准确,用嘉兴方言来说,叫“荡”,他们头顶着各式夸张的发色,膨胀的发丝使他们的头颅看起来大了几圈。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们要荡到哪个地方去。我只记得两个对于他们的评价,一个是开着奔驰车回街道探亲的城里阿叔,他说他们是“杀马特”;一个是时常捧着茶杯坐在花圈店聊天的白头发老伯,他说他们是城里的小流氓。

这个故事或许与我的小说毫无关联,但我在此处引述,是想说明他们与我笔下人物的状态,甚至与我自小从那个卷帘门框里看到的众多人物有相近。他们是被两地不容的人,这两地并非是实指,并非是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这样老套的话术,也并非仅仅是逐渐消泯的村庄、壮大的城市、滋生的城乡接合处所带来的切割,我把它想象成一种命运,一种离开原来的生命状态、去往异地的命运。前进必然意味着对身后周遭种种的弃置,或许是某个地点、一个故乡,或许是某个时刻、沉思的黑夜,或许是某个行为、感情的缠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只要我们仍在生活着,便必然要应对这种遭遇,被过去的所不容,被还未到的冷眼相待。我的小说,一个目的,就是想记录这种遭遇和“荡”的过程。

我忘记了是在哪里读到的,或者是听到的,也更不晓得是出自谁之口,大意是这样,我们现在正处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混杂的时刻,当然在两篇破小说里谈年代的境况实在是不自量力。我只是想说,我可能要在这样的时刻待很久,我可能会永远待在那个六点半或者七点的清晨,窝在阁楼的被褥里,等待着一大串钥匙中的一个打开一扇外蓝内灰的卷帘门,它升起时伴有巨大的噪音。我稍稍支起身体,朝外望去,我看的,是那座卷帘门框所构成的片景,还有一些蒙尘路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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