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裕亭

估 堆

三十年前，我哥哥就与西巷的鼎书大爷一起捉鱼了。

那个时候，我哥哥也就三十出头，精力可旺盛呢。他在县里化肥厂上班，下了大夜班回家也不休息，拎起渔网，就跟着鼎书大爷庄前屋后的沟湾河汊子里捉鱼去了。

鼎书大爷是我们家族里的大爷，很近的。他与我父亲是亲叔兄弟，比我父亲大一岁还是两岁。我们当面叫他大爷，背后连他的名字一起称呼上，叫他鼎书大爷。

我老家那个地方，称父亲同辈的兄弟为大爷或叔叔。对于比父亲年岁大的，叫“大爷”，不叫“大伯、二伯”，而是“大爷、二大爷、三大爷”。其间，为分辨清楚家族中不同的“大爷、二大爷、三大爷”，往往要在“大爷”的前面加上名字，譬如：鼎昌大爷、鼎北大爷、鼎书大爷。对于比父亲年岁小的同辈兄弟，我们也同书本上的称呼一样，叫叔叔。但同样要在“叔叔”的前面加个“标识”，譬如：“鼎山大叔，鼎海二叔、鼎湖五叔”等等。

鼎书大爷住在我们家西边的巷子里，他家里小孩子多，挺穷的。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见他穿过一件新衣服，向来都是一身破旧的灰布衫。但他跟个老小孩一样，喜欢跟我哥哥一起捉鱼。

我哥哥比他小二十多岁呢。他没事的时候，背个粪筐庄前屋后地转悠，见到水塘子里有“鱼花”蹿动，他会往水里扔两块土坷垃，试探一下是否有下网子的必要。他去的水域最多的地儿，应该是我们村西的小水坝。那里，一年四季都能捉到鱼虾。

“小水坝的水不多了！”

鼎书大爷那样说时，他已经到小水坝那边去过不止一趟了。他此番来急促促地找我哥哥去捉鱼，说明那会儿只要布下渔网子，准能捉到鱼虾呢。

我哥哥与鼎书大爷捉鱼的套路很多。下挂丝网子拦截鱼的去路是一种。那样的捉鱼方法是等鱼上网，所捉到的鱼，齐刷刷的，差不多每条鱼都一般大（因为网眼是一样大的）。再者，拉兜网子，两个人各站在小河堤的一边，扯动着一条渔网往河道的某一个拐弯处赶。那样捉到的鱼，有大有小，鱼瓜子（鲫鱼）、白鲢子，包括满身都是“黄金甲”的钢针鱼都能捉到。有时，还能把河里的螃蟹、老鳖给兜上来。他们两人合作最好的，是在西小坝里划划子捉鱼。

说是划划子，其实与划船是一个道理。只是他们的“小划子”没有船只那样大，仅能容纳他们两个人。往往是我哥哥手持划板子，在前头“哗——吮！哗——吮！”地划水，鼎书大爷坐在后面，“吱——凌！吱——凌！”地往水中理着渔网子。等他们把一道一道亮晶晶的渔网子都沉入水中以后，两人会上岸来休息一会儿——等鱼撞网。

其间，看到网漂子浮动，说明网上挂到鱼了。那样的时候，鼎书大爷就会瞪大了眼睛观察着网上的动响，一旦发现网漂子往下沉了，说明已经挂到大鱼，或是有鱼群裹到网上了。那时刻，便要立马起网。赶到网上的鱼多得摘不过来时，就连网抱。

那个连网抱的过程，我哥哥叫起网。鼎书大爷有点迷信，他叫起鱼。好像起上来的网，都能捉到鱼似的。其实，哪有那样的好事情！好多时候，他们忙乎大半天，连一只小鱼秧子也逮不着呢。有道是“渔夫十网九网空，一网不空见荤腥”，也就是说，布下十条渔网子，能有一条渔网子上捉到鱼，那就很不错了！

“起鱼呀，裕阁！”

我哥哥大名叫裕阁。鼎书大爷不叫他小名，叫他裕阁。他那样称呼我哥哥，是对我哥哥的尊重。

在我们老家，有“小叔不压大侄”之说。也就是说，做叔叔的，对身边的大侄子，不能自认为很了不得，拿大侄子不当回事儿，随便就骂骂咧咧的。那么，做大爷的，对自己的侄子，也是那样的。

我哥哥下了夜班跟鼎书大爷去捉鱼，往往是布渔网子的时候，我哥哥很有精神。可谓是“鱼头有火”（逮鱼时很起劲儿）。可一旦歇息下来，他就歪在河堤边的草地上睡着了。可那时间，偏偏有鱼群撞到网上了。鼎书大爷感到起鱼的时机已到，他会急促促地呼喊我哥哥：“起鱼呀，裕阁！”

鼎书大爷那样的呼喊声，说明他已经发现渔网下沉了——捉到大鱼或有鱼群撞到网上了。再不去起鱼，等会儿连渔网带鱼群都给裹到水底下了。

回头，大大小小的鱼捉上来十几斤，或二十几斤，或更多时，两人在河边泥里分鱼，他们会很随意地扒拉开两堆鱼儿。

我哥哥说：“大爷，你挑吧！”

这个时候，当着鼎书大爷的面儿，就不能再连带上他的名字叫他“鼎书大爷”了。那样，多少有些晚辈人对长辈的不尊敬呢。“鼎书大爷”那称谓，只能是背后称呼，不能当面叫的。

可鼎书大爷称呼我哥哥时，反倒能直呼其名：“你挑吧，裕阁。”

我哥哥说：“你挑！”

鼎书大爷看我哥哥硬让他先挑，他就努努嘴儿，示意就他身边的那一堆儿。而另外一堆，不管鱼多鱼少，或是鱼大鱼小，自然就是我哥哥的。

其间，也就是鼎书大爷开始收鱼，或是我哥哥开始往他自个的网兜里装鱼时，相互间都会往对方鱼堆上扔两条鱼。鼎书大爷说：“这条白鲢子挺肥势，裕阁你晚上回去，让侄媳妇烧烧吃吧！”

“吧嗒！”鼎书大爷把一条大白萝卜一样大的白鲢子，扔到我哥哥的鱼堆上了。刹那间，就看那条鼓弯弯的白鲢子鱼，还拧着劲儿，在我哥哥的脚边不停地弹跳呢。

我哥哥一边说着不要不要，一边还会把他鱼堆里的某一种肉质好的鱼，扔两条给鼎书大爷。

“行啦！行啦！”

“拿着，拿着。”

……

这是他们俩河沟边分鱼时，经常出现的对话场面。

可回到家，我哥哥可能又会想起刚才扔给鼎书大爷的那两条鱼怪好呢。但那会儿，我哥哥嘴上是不说什么的，他只是在心里想着鼎书大爷拎走的鱼。他甚至能想到鼎书大爷拎走的鱼，若是送到餐馆以后能卖多少钱呢。而鼎书大爷呢，他把鱼拎回家以后，可能也在想着我哥哥那边的鱼，品相和肉质都不错呢。

合伙捉鱼，如同合伙做生意，多一点，或是少一点，吃亏占便宜，就是那么回事了。否则，两个人的营生，怎么维持下去呢？这个道理，无论是我哥哥，还是鼎书大爷，他们各自都是懂得的。所以，每回分鱼时，他们都是估堆儿，都是你扔两条给我，我再扔回两条给你。

可这年秋天，正是稻花飘香、鱼蟹肥美的时节，我哥哥和鼎书大爷在西小坝那儿捉到了好多大白鲢子和鞋底儿一样大的鱼瓜子。河滩边分鱼时，每人都弄了几十斤。

回头，两个人抬着鱼往回走。走到村头常贵家小卖店那儿，停下脚步歇息时，常贵很是惊讶地说：“哟！今天你们爷俩捉到不少鱼嘛。”

鼎书大爷捧上烟火时说：“想吃，你就拿两条。”

常贵说：“家里有。”

其实，常贵家不一定有鱼的。他是不好意思白拿人家的鱼。常贵知道，鼎书大爷分得那些鱼，自家人是舍不得上口的。他会赶个集日，挑到集市上换些油盐酱醋钱来贴补家用的。我哥哥也会挑拣出大个的鱼，送到他上班途中的那几家小餐馆。所以，常贵不好意思白拿他们的鱼。但他看到我哥哥和鼎书大爷捉来那么多的白鲢子、鱼瓜子，他很眼馋！他问鼎书大爷：“每人有三四十斤鱼吧？”

鼎书大爷“吧嗒”着烟袋，尚未回话，我哥哥却说：“哪有，连毛带屎，每人也就二十几斤鱼。”

我哥哥说的“连毛带屎”，是指那鱼是估堆儿装进网兜里的，里面还有杂草、青苔之类，都裹在那鱼里啦。

常贵是开店的，他的眼睛就是秤，他连连摆手说：“不止不止。”随转身进屋，拿出他平时称猪毛、过桐油的秤来一称，好家伙！鼎书大爷那份鱼三十七八斤，快四十斤了。再称我哥哥这份鱼，乖乖！接近五十斤。我哥哥的这份鱼，硬生生地比鼎书大爷的那份鱼多出了七八斤。

当时，我哥哥的脸就红了。

因为，那鱼堆儿是我哥哥分的。尤其联想到每回分鱼时，鼎书大爷都是就近要他身边的那一堆儿。我哥哥是不是掌握到那个规律，故意往鼎书大爷身边的那堆鱼上少分了一些鱼呢。

鼎书大爷是不是那样想的，不好说。可我哥哥心里一定是那样想的。当下，我哥哥很不好意思地要抓些鱼给鼎书大爷。

鼎书大爷却抓住他自个的鱼兜口儿，一再说：“不要不要！”

可事情已经明朗化了，我哥哥的鱼比鼎书大爷的鱼多出了七八斤，他怎么好意思比人家多拿走七八斤鱼回家呢？我哥哥硬要再抓些鱼给他。鼎书大爷却说什么也不要。

事情看似就那样过去了。

可当天我哥哥回到家以后，越想这事情越不对劲儿，他让我嫂子用小竹篮子，又装了些鱼给鼎书大爷家送去。

这一回，尽管鼎书大爷留下了几条鱼（没全要），算是把那件事儿给圆过去了。可自那以后，我哥哥与鼎书大爷一起捉鱼的时机好像是少了。

以至后期，西小坝那边水深水浅，我哥哥都很少知道了——鼎书大爷不来跟我哥哥说那些了。

船 灯

县党部那个打着裹腿子来送“请柬”的兵，真是渴了。贾先生让他坐下来，喝一杯茶水再走，他也没有客气，端起一杯茶水，感觉不冷不热，便一仰脖子，喉结那儿上下滑动两下，一口气儿便喝下肚，扬了扬手中的信札，跟贾先生示意，他还要赶路，就不坐了。随手抹了下嘴巴，留给贾先生一个晃动的背影，走了。

贾先生看那“信使”前脚刚走，他这边随手就将那张镶着金丝边的大红“请柬”给扔进纸篓里了。

贾先生已经很少参与县党部那边的事情了。尤其是王佐良到县上任知事（后改称县长）以后，贾先生懒得与那人打交道。贾先生瞧不上他。

贾先生与王佐良是光绪末年的同榜秀才。可贾先生是真秀才，王佐良是假秀才。他那个秀才是他父亲花钱给他买来的。

但不久，王佐良就任本县知事。贾先生却因为大清的倒台，返回故乡做起了孩子王。

好在王佐良没有忘记贾先生那个真秀才，上任之初，他便亲自登门拜访，并一再邀请贾先生出山，让他担任县党部的“参议员”。

乍一听，王佐良赏给贾先生的那个“参议员”，可以参与县上各类事件的讨论与决策了。其实，不是那样的。贾先生那个“参议员”没有多大权力。顶上天，他也就是个参政议政。说得直白一点，他就是县党部的一个摆设。

这就是说，王佐良赏给贾先生的那个“官”是虚职。县上大事小事，他说了都不算。或者说，他说了也是白说。贾先生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县上再请他去“议事”，他便以身体不适，或是家中有难以脱身的事情，予以拒绝了。

可县党部那边，偏偏看重贾先生的名望，每当遇到筹粮、集草等民众敏感的议题，总是要把贾先生请到县上去。

在王佐良看来，但凡请到贾先生，表明他尊重知识、尊重文化人呢。当然，这里面也不排除他王佐良利用贾先生的社会声望，抬升他自己的身价儿。在外人看来，他王佐良与贾先生可是同一年的秀才。至于他那个秀才是怎么得来的，除了贾先生他们少数的几个门生知道，外人只怕是很难懂得内幕。正因为如此，王佐良到本县任职以后，他对贾先生格外敬重。

但贾先生并不领情。

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贾先生过于迂腐了。人家王佐良王大人（本县人称他王二大人，王佐良排行二），他读书虽然没有你贾先生读得好，可论起做官来，或者说是带兵打仗，你两个贾先生、三个贾先生加到一块儿，只怕都不是人家王佐良的对手。王佐良的父亲曾任江西总兵。这就是说，王佐良是将门之后，他骨子里自有一套用人带兵的套路呢。

所以，王佐良上任之初，就把贾先生的地位给抬得高高的，让贾先生出任本县的“参议员”，隔三差五地请贾先生到县上吃酒席、议事情，等于给足了贾先生的脸面。反过来，本县办错了的事情，也无须你贾先生担当。在王佐良看来，关键时刻，你贾先生给点个头、带头鼓个掌就可以了。譬如上面派下来的官粮、官草以及兵丁数额，要逐一摊派到各乡、各村，甚至要落实到千家万户，这就需要贾先生他们“参议员”们出面来认可。

可王佐良所干的那类有伤于民的事情，贾先生跟着稀里糊涂地鼓过几次掌，便觉得那不是心中的真实意愿。贾先生意识到自己的那个“参议员”，已经成了县党部，或者说成了他王佐良的一面挡风墙。

之后，县上再有“请柬”送到门上，贾先生便以各种理由，予以推辞。他不想跟着王佐良去搅浑水。

客观一点讲，贾先生居住在乡下，往县上跑一趟，来回三四十里的路程，中间还隔着一条宽阔的盐河，确实也不是太方便。所以，县上那边的事情，他能不去，尽量就不去了。

可这一天，贾先生接到那封“请柬”以后，虽说没等那个送信的兵走远，他就把那“请柬”给扔进纸篓里了，可过了一会儿，也就是贾先生把刚才沏好的那壶茶喝透以后，他又从纸篓里将那“请柬”捡起来。反正面仔细看了看本次“议事”的内容。贾先生似乎想去县党部看看，或者说，他要到县党部去亮明自己的观点。

原因是，这一回县上要议的话题，是往西山修一条官道，理由是便于山林失火以后，县上好组织人员去及时扑救。

贾先生一眼看穿王佐良的谎言。因为，西山那边出了一位京官，当时正在大总统黎元洪手下当差。前些时候，也就是王佐良到任不久，他曾备足了盐区的对虾、海参、黄鱼干，专程进京去拜访过人家。此番，他又要把官道修到那人的家乡去。这分明是伤及百姓、谄媚上司，想从中捞取他个人的政治资本。

贾先生弄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便觉得这件事，他不应该再回避了，他要站出来为民众讲话。

所以，他一边捡起那封被他扔进纸篓里的“请柬”，一边问夫人：“咱家的那盏船灯呢？”

船灯，也就是马灯。

那种灯是清军入关以后带进盐区来的。蛤蟆嘴似的小灯口，四周有个香瓜大小的透明罩儿，雨打不进，风刮不灭。可驰骋在马背上照明，也适合挂在船头引航，官称马灯。可盐区人不叫它马灯，叫船灯。

夫人问他：“找船灯干什么？”

夫人没好说，你又不出海打鱼，你找船灯有什么用场？

贾先生说：“你去给我找出来。”

“干吗？”夫人仍然感到很疑惑。

夫人知道，先前家里是有一盏船灯，那还是公爹出海打鱼时用过的。轮到贾先生时，他只知道啃书本，那盏船灯堆放到墙角的过道去了，与用过的箩筐和破旧的扫帚堆在一起，没准早已经破旧得不成样子了。

夫人不想去给他翻腾那个。

贾先生却执意让夫人去找。

贾先生说：“去找，去找来我另有用途。”

夫人一听，先生“另有用途”，也就没再说啥。

改天，贾先生到县上参加会议时，他便拎上了那盏船灯。

刚开始，大伙儿见贾先生拎来只船灯，不知道他要干啥的。

贾先生呢，他看到人们对他手中的那盏船灯感到好奇，便说，会议若是开到傍晚，他赶夜路回去时，可以用来路上照明呢。

岂不知，会议正式开始以后，贾先生却把他那盏船灯，端端正正地摆到了会议桌上。现场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

大家都明白，此时贾先生把那盏船灯摆到桌面上，无非是在告诫一县之长的王佐良，别再执迷不悟，一味地谄媚上司，一条“官道”走到黑啦！要走人民大众拥戴的光明之路。

当天的会议，原本是王佐良要征得大家的认可，动员全县民众出资、出劳动力，去修建那条通向西山的官道。没料到，被贾先生的那盏船灯给搅和了。会场上的气氛很快发生了逆转，好多“参议员”都旗帜鲜明地站到了贾先生的那一边。

这让那个“假秀才”王佐良，感到十分尴尬，也十分难堪。以至于当晚，王佐良连晚饭都没留，就打发大家回去了。

入夜，贾先生一个人往家赶时，路过盐河口乘船，船翻了。贾先生差一点淹死在盐河里。

事后，县党部知道贾先生在返回的途中出了事情，王佐良便派人送来“四色礼”看望。

贾先生看到王佐良送来的那食物，他没让家人拆封，而是选在当日深夜，挖了个深坑，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