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庆禄，陈丽娟

（1.赣州市博物馆，江西 赣州，341000；2.赣南医学院，江西 赣州，341000）

提筒，因器状如桶且有贯耳故名，越南称作缸。古代提筒有铜、陶二种，主要分布于我国南方部分地区和越南北部，流行时间约为战国末期至东汉时期。我国铜提筒流行时间约为战国末期至西汉早期，陶提筒仿自铜提筒，流行时间约为西汉早期至东汉末期。黄展岳①黄展岳：《铜提筒考略》，《考古》1989年第9期。、蒋廷瑜②蒋廷瑜：《西汉南越国时期的铜桶》，《东南文化》，2002年第12期。、彭长林③彭长林：《铜提筒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23辑。等对铜提筒的形制、年代、功能、源流等进行了研究；张强禄对铜提筒、铜鼓的主要装饰纹饰“羽人竞渡纹”源流进行了考证④张强禄：《“羽人竞渡纹”源流考》，《考古》2018年第9期。；谢崇安对部分越南东山文化铜提筒的年代及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⑤谢崇安：《论几件越南东山文化青铜提桶的年代及相关问题》，《四川文物》2016年第5期。；越南学者何文逢对越南铜提筒⑥[越]何文逢：《东山铜缸》，河内：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日本学者新田荣治对岭南地区铜提筒⑦[日]新田荣治著，覃义生译：《越南·两广地区的青铜提筒及其变迁》，《广西文物》1985年第2期。也进行了相关研究。1992年1月，江西省安远县出土了一件“羽人船纹”青铜提筒（图1），与南越王墓B59铜提筒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以及代表性，判定二者是同一时期同一文化类型的遗物，均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但目前学界仅有钟荣昌对其进行了初步考察⑧钟荣昌：《安远县出土羽人划船纹铜提筒》，《南方文物》1996年第1期。，其埋藏方式、来源等相关问题尚未解决，也未将其置于当前发现的同类型铜提筒序列中进行研究，以及探讨此类提筒所反映的民族历史文化。

图1 安远县博物馆藏西汉铜提桶

一、我国铜提筒的出土与采集情况

据目前披露的资料显示，我国共发现铜提筒至少38件以上，分布于广东、广西、云南、江西、浙江等省。其中，24件为科学考古出土，14件为采集品。出土的铜提筒大多来自于大型墓葬，具体如下：1972年，广东省肇庆市北岭松山土坑木椁墓出土器物139件，大部分为铜器，其中1件为铜提筒①广东省博物馆、肇庆市文化局发掘小组：《广东肇庆市北岭松山古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11期。；1976年，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出土了大量器物，仅铜器就有200余件，其中有4件上大下小铜提筒②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9期。；同年，在广西贺县河东高寨4号墓、7号墓各出土1件铜提筒③罗坤馨：《广西铜桶浅议》，《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第15期。；1979年，云南呈贡天子庙41号墓出土了大量的兵器（156件）、生产工具、防织工具、生活用具、乐器、装饰物等器物，其中有3件铜提筒④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呈贡天子庙滇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同年，广西贵县罗泊湾二号汉墓虽历经盗掘，仍出土器物123件，其中1件为铜提筒⑤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罗泊湾二号汉墓》，《考古》1982年第4期。；1983年，南越王赵眜墓出土随葬器物1000余件，其中有9件大小相套的铜提筒⑥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84年第3期。；1992年，在江西安远出土了1件铜提筒⑦钟荣昌：《安远县出土羽人划船纹铜提筒》，《南方文物》1996年第1期。；1998-1999年，在云南昆明羊甫头墓地19号墓出土了1件铜提筒残件⑧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羊甫头墓地》（卷1），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41页。；以及在广州西汉前期1097号墓、1175号墓各出土铜提筒1件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广州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12月。。

14件采集品中，有11件从江河里打捞出水，其中南山博物馆藏的10件铜提筒皆为西江流域打捞河沙出水⑩戚鑫：《南山博物馆藏汉代铜提筒考略》，《文物天地》2017年第9期。，广西博物馆藏0189号铜提筒为1989年在邕江河道打捞出水，疑为沉船物[11]○ 罗坤馨：《广西铜桶浅议》，《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第15期。。另有2件是从墓葬中出土流传的，其中广西博物馆藏00214号铜提筒为1972年从贵县罗泊湾某汉墓出土后被征集收藏[12]○ 罗坤馨：《广西铜桶浅议》，《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第15期。，另一件为个旧黑蚂筒采集于黑蚂墓地[13]○ 杨勇：《论云南个旧黑码井墓地及其相关问题》，《考古》2015年第10期。。还有一件为浙江省博物馆藏的铜提筒，为1969年个人捐赠，不明出处[14]○ 俞珊瑛：《浙江省博物馆藏的几件吴越式青铜器》，《苏州文博论丛》2016年，总第7辑。。

云南还出土了较多的贮贝器，其中一种器身如桶，为桶形贮贝器。有个别被认为是铜提筒，如云南滇墓五牛盖铜提筒；但大部分形制、纹饰与铜提筒有明显的差别。这类贮贝器器物矮胖、筒盖厚实且多装饰、底部有足，纹饰也与铜提筒差别很大，二者为不同类型器物。我国陶提筒发现的数量要比铜提筒发现的数量大许多，仅岭南地区就出土了250件[15]○ 覃小燕：《岭南汉墓出土陶提筒的初步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6页。。越南共发现280多件铜提筒，还有大量小型提筒明器，绝大多数集中在红河平原和马江平原[16]○ 彭长林：《铜提筒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23辑。。但越南并不流行陶提筒，至今尚未发现和出土陶提筒。

黄展岳认为我国铜提筒的分布范围，以南越国和古滇国行政区域为中心[17]○ 黄展岳：《铜提筒考略》，《考古》1989年第9期。。该观点得到广泛认可，史明立等人也认为我国铜提筒仅见于中国的云南、广东、广西，中原、两湖地区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商周以来没有发现此种形制和纹饰的铜器[18]○ 史明立：《浅析岭南地区铜提筒上的纹饰》，《文物天地》2017年第10期。。蒋廷瑜则进一步认为应以南越国当时所控制的范围内为限，在此范围之外尚未发现[19]○ 蒋廷瑜：《西汉南越国时期的铜桶》，《东南文化》2002年第12期。。江西安远铜提筒出土的地点——赣南地区，并不在南越国和古滇国的行政管辖区域内，即该提筒是唯一一个不在铜提筒主要流行区域内出土的铜提筒，成为一个殊例，具有深入研究的价值。

二、江西安远出土的铜提筒

安远铜提筒出土时埋藏在距离地表约1米深的黄土层，口朝下、底朝上，斜歪在土中。村民无意中用锄头挖到铜提筒，安远县博物馆征缴回馆收藏，并先后两次派专业人员至出土现场勘察，但未发现其他伴出物。

1.形制、纹饰与年代

安远铜提筒为圆柱形桶状、子母口，无盖，腹微鼓，平底，重6.7公斤，通高33.5厘米、口径30.5厘米、底径30厘米，壁厚0.2厘米。有一对半环形竖耳，竖耳内又有一对贯耳，用于穿绳结纽。其中一侧的竖耳已损坏，仅剩下半部分。筒壁上有两道对称的合范线，底部另有一道合范线，为合范铸造。筒身一侧原有一道约5厘米长的裂痕和一个长约4厘米、宽约1厘米的长条洞。

筒身共饰有5组晕纹带，其中第3组为“羽人船纹”主晕纹，晕带上下两边用锯齿纹和连珠纹装饰。第1、2、4、5组晕纹由锯齿纹和连珠纹构成，第1组与第2组、第4组与第5组互相对称，第1、2组又与第4、5组晕纹上下对称。主晕纹“羽人船纹”共4组，以合范线为对称轴，左右各2组，各组之间由几何纹间隔。每组“羽人船纹”由船纹、羽人纹、鱼形纹、鸟形纹等构成。每条船上有4位头戴羽冠的羽人，其中3人手执兵器，1人在船尾执矛，1人站在高台上似执弓箭，1人坐着执矛，另有1人坐船头划桨；每条船都建有若干船舱，船头立有旗帜，船尾装有尾舵，船首船尾相接，水底有海鱼，第二艘船头前站立着一只巨大的海鸟。整组画面似在描绘一场战争或者是行军，表现了“羽人”的战争场面。

该提筒的形制、纹饰与特征等均与岭南地区出土的铜提筒相似，特别是与南越王墓出土的B59铜提筒高度相似，故判定为西汉早期同一文化类型的遗物。

2.埋藏方式

因出土现场未见其他伴出物，安远县博物馆钟荣昌认为该铜提筒“无法定论出土现场为窑藏或墓葬。”①钟荣昌：《安远县出土羽人划船纹铜提筒》，《南方文物》1996年第1期。综观我国已发现的铜提筒，大部分为科学考古发掘品，且大部分出土于大中型墓葬，有丰富的随葬物。比如，出土肇庆松山土坑木椁墓、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云南呈贡天子庙41号墓、南越王赵眜墓等等。从国内铜提筒甚至陶提筒大部分为墓葬出土的情形看，以及从安远铜提筒深埋于山腰深达1米的出土现状推测，安远铜提筒应当也来自于墓葬，是一件随葬品。

首先，安远铜提筒出土于荒山上，并且深埋于地下，符合西汉流行的竖穴土坑墓葬形制特点。江西汉墓的发掘主要集中在赣北，重要地点有南昌、德安、高安、宜春等，其他地区有零星分布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7月，第463页。。赣南地区以山地为主，在西汉开发程度虽不高，但随着中原人口渐次迁入赣南地区，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中央政权为了加强对赣南的治理，以及防御南越王赵佗，特设立赣县（今赣县区）、雩都（今于都县）两县。北方移民不仅带来了先进生产工具，促进了经济发展，同时也将中原汉族文化带入了赣南，并促进了民族融合。因此，在赣南地区也发现不少汉墓，虽然多数墓葬规模小、等级低，出土的青铜器不多，以陶器为主，但中原的葬风葬俗已经影响到当地，也流行竖穴土坑墓。

西汉时期，安远为隶属于雩都县管辖的边远地区。安远铜提筒出土时歪斜、口朝下、底朝上埋藏于黄土中，推测其极有可能是埋于一座竖穴土坑墓中。后来墓室坍塌，提筒受到重压，从而改变了最初的立状。而墓葬中的骨骸和其他易腐随葬品腐化后，仅留下一件珍贵的铜提筒，故未见其他随葬品。

其次，在墓葬中出土单件随葬品的现象也很常见。以铜提筒流行时空大致相同的古代铜鼓为例，铜鼓是一种祭祀、生活用品，也是古代常见的随葬品。清代谢启昆作《铜鼓歌》“唐宋以来代有作，罗获多从渔与耕”，说的是唐宋以来很多铜鼓是在打鱼和耕作时被发现的。《宋史·五行志》记载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至元丰元年（1078）的10年间，横州（今广西横县）共获古铜鼓17面①蒋廷瑜：《广西风物图志》（第1辑·铜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月，第77页。。石寨山型铜鼓“单鼓出土的非科学发掘品的数量仅次于科学考古发掘品，出土时多数无伴出物，以单鼓形式出土，未见墓坑痕迹，基本上都是在耕种、改土过程中发现。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省区均发现过，共计18面。”②李昆声、黄德荣：《中国与东南亚先秦两汉铜鼓研究》，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第80页。可见，出土单件随葬品的现象并不在少数，安远铜提筒应该也是一件随葬品。

3.缺失的铜筒盖

安远铜提筒为子母口，显然是配盖的，但出土现场并未发现铜筒盖。国内其他铜提筒有的有盖，有的无盖。比如，云南呈贡天子庙出土的3件铜提筒，分为二型三式，全部带铜盖。一型为五牛盖筒（图2），圆形盖，盖面立五牛，中间大牛，四周首尾相接四小牛；二型为锣形盖，盖中央阴刻纹饰③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呈贡天子庙滇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南越王墓出土的9件铜提筒仅1件有盖，且带有提梁，另8件无盖。当时出土的情形是“东耳室3件，大小相套在一起，最小那件桶内又放铜钫一件；西耳室1件，有提梁、有铜盖，全器用丝绢包裹，在盖顶封口捆扎，然后装进草袋中入葬；东侧室1件，贯耳内残存藤条穿系木盖的痕迹，桶内有陶罐、铜熏炉、铜匝、和封泥各1件；后藏室4件，其中G47号桶套放在G48号桶内。”④蒋廷瑜：《西汉南越国时期的铜桶》，《东南文化》2002年第12期。越南学者黎文兰、范文耿等将越南铜提筒分为有盖和无盖二种，有盖铜提筒尺寸往往较大，装饰丰富，大部分在陶盛和万胜发现；无盖铜提筒的特点在于口沿无滚边，高度和宽度悬殊不大，形状为四四方方，装饰颇为粗糙⑤[越]黎文兰、范文耿、阮灵著，梁志明译：《越南青铜时代的第一批遗迹》，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1982年，第85-91页。。

图2 云南滇墓五牛盖铜提筒

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一号墓出土的4件铜提筒有2件带木盖（图3）⑥蒋廷瑜：《西汉南越国时期的铜桶》，《东南文化》2002年第12期；韦江：《馆藏瓯骆精品文物》，《文物天地》2015年第7期。，另2件无盖。从器物形制与装饰看，与安远铜提筒最为相似的南越王墓B59铜提筒（图4），也是子母口，无盖；B58也是子母口，其他为直口，其中E78贯耳内还有残存藤条穿系木盖的痕迹。显然，带木盖的一般是直口铜提筒（图5），配木盖使用非常灵活、轻便。而子母口铜提筒若配以木盖，不但增加了铸造工艺难度，更是多此一举。

图3 广西汉墓木盖铜提筒

图4 南越王墓B59子母口铜提筒

图5 广西罗泊湾汉墓直口铜提筒

安远铜提筒和B58、B59等铜提筒的铜盖去哪了？参考仿自铜提筒且晚于铜提筒流行的陶提筒，覃小燕对出土于岭南地区的214件陶提筒进行了统计，出土时带盖的有153件（图6），缺盖的10件⑦覃小燕：《岭南汉墓出土陶提筒的初步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6页。，表明大部分陶提筒也是配盖的。陶提筒出现后，逐渐取代了铜提筒，但二者的功能具有传承关系。广州龙生岗43号东汉墓出土的l件陶提筒，内存将近半筒的高粱，筒盖里有墨书文字“藏酒十石，令兴寿至三百岁”，说明陶提筒是贮酒器。而南越王墓不仅出土了9件铜提筒，还同出了2件陶提筒，并且还有3件铜提筒装有食物残骸。同时大多数铜提筒在出土时，是与各种用于饮宴容器摆放在一起。G44铜提筒还装有青蚶、龟足、花龟、家鸡、猪、牛骨等食物。这表明铜提筒不仅有盛酒的功能，更像是盛食器。云南呈贡天子庙出土的铜提筒，却内盛满海贝；越南陶盛、万胜、清化等地出土的铜提筒，则发现内盛有烧焦的人骨、头颅和骨灰①黄展岳：《铜提筒考略》，《考古》1989年第9期；蒋廷瑜：《西汉南越国时期的铜桶》，《东南文化》2002年第12期。；故铜提筒又被认为是贮贝器或是葬具。另外，还有学者依据南越王墓G37铜提筒耳际有藤条捆扎痕，认为铜提铜是一种盛水的水器；也有依据部分铜提筒大小不一，成组出现，认为是量具，等等。

图6 广州西汉带盖陶提筒（采自《广州考古六十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

以上说明，铜提筒是多功能、多用途的，既可以是水器、酒器、盛食器，也可以是贮贝器或者是葬具，也可能是量具。除越南一部分小型提筒明器外，我国出土的铜提筒明显就是一个生活用具。如同云南呈贡五牛装饰铜提筒盖一样，铜筒盖原本就厚重，再加之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和艺术装饰，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太适用，一般只作为贮藏器使用。南越王墓提梁铜提筒虽然带铜盖，但其尺寸大小明显小于其他铜提筒，功能亦以贮藏为主。若从铜提筒口沿特征进行考古学类型分类，可将铜提筒分为子母口和直口两型，子母口配铜盖，直口配木盖。子母口铜提筒铜盖因在日常生活中实用性不强、不常使用的原因，或许在随葬之前便遗失了；又或者，铜提筒产生之时，其功能以贮藏为主，到后期功能发生变化，慢慢丰富起来，成为多功能器具，便不常用到铜盖。还有一种可能是，铜提筒是因贸易交换或进献从外地传来的，铜筒盖遗失后，本地不易补配制造，故下葬时无盖随葬。直口木盖则因随葬时间久远，腐化消失了。因此，多数铜提筒出土时配盖便不见了。因陶提筒易碎的原因，反而功能变得单一，以贮酒、贮物为主，故一般能保留下筒盖。

4.来源

从现有考古资料看，安远铜提筒是当前我国铜提筒出土地理位置最北的，并且不在铜提筒主要流行的南越国和古滇国行政辖区范围内。赵佗建立的南越国，主体为秦代岭南三郡，北界以五岭为标志。“五岭”指江西与广东交界的大庾岭，湖南郴县、宜章之间的骑田岭，湖南南部的都宠岭，湖南与广西交界的萌渚岭，以及广西兴安县北部的越城岭②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68-69页。。大庾岭为“五岭”之最北，说明南越国的北部疆界始终没有越过赣粤交界的大庾岭，即南越国政权从未实际管辖过赣南地区。安远铜提筒与云南出土的铜提筒外观形制也不太一致，是为不同型式的提筒，更不可能从古滇国传入。多种资料显示，安远铜提筒也不可能是赣南本土制造的器物。因此，从器物的相似度及地理位置看，安远铜提筒最有可能是从南越国传入的物品。

首先，江西赣南地区与南越国辖区岭南地区仅一岭之隔，地缘相近，运输贸易交流频繁。史籍记载，秦汉之时中央政权对南方百越民族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征讨，加速了民族融合、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秦王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淮南子·人间训》载：秦始皇“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其中守南野的军队约10万人即驻扎在今赣南大余县境内。《史记·东粤列传》亦载：“元鼎五年，南粤反。东越王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兵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粤。及汉破番禺，不至。是时，楼船将军杨仆使使上书，愿便引兵击东越。上曰，士卒劳倦，不许。罢兵，令诸校屯豫章梅岭。”《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又载：“吕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粤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元鼎五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粤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咸会番禺。”最终汉朝将存世93年的南越国消灭了。

秦汉两代对南方百越民族大规模的征讨，加速了民族融合，以至汉代以后，史籍不再有“越族”记载。通过征战，中央政权的南疆得到充分的巩固，中原与南疆地区的联系沟通得到空前加强，岭南与岭北也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贸易交流或人员往来等方式，使原本流传于南越国行政范围内的铜提筒流散至周边地区。以铜鼓为例，在浙江安吉县上马山墓M10出土了一面小铜鼓①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县上马西汉墓的发掘》，《考古》1996年第7期。，但浙江并不是铜鼓的分布区域，从器物类型、风格和分布等方面看，被认为是来自于越南北部的东山文化②杨勇：《论浙江安吉上马山西汉墓出土的小铜鼓》，《东南文化》2017年第1期。。这件铜鼓的远距离传播，即与人员往来密切相关。1924年，法国远东学院收藏的老挝乌汶鼓，据考也是由中国铸造传入老挝的，是古代中国与老挝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其次，从赣南出土的秦汉青铜器看，安远青铜提筒不可能为本土制造。赣南出土的秦汉青铜器物并不丰富，而且大部分以青铜戈、青铜箭、青铜剑等小型兵器为主，并未出土大型青铜礼器。以“赣南青铜之冠”汉代青铜洗（图7）为例，1994年1月，该青铜洗在南康区荒塘镇东汉墓出土，高16厘米、口径40.8厘米，底径26厘米，为赣南出土最大的青铜器物③赣州地区博物馆、南康县博物馆：《江西南康县荒塘东汉墓》，《考古》1996年第9期。。其余赣南出土的青铜器均要小于该铜洗。安远铜提筒铸有精美的纹饰，秦汉时期赣南本土并未掌握如此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

图7 “赣南青铜之冠”汉代青铜洗

赣南“南抚百越，北望中洲”的地理位置，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出土有较多青铜兵器，少量的生活用具，基本无青铜礼器，当地也没有发现秦汉以前青铜矿冶遗址。这些都从侧面说明，赣南地区的青铜器似乎是外来传入物。而且，即使是南越王墓出土的9件铜提筒，虽有学者认为是属于地方特色的器物，应为南越国工宫自铸器④李龙章：《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青铜容器研究》，《考古》1996年第10期。，但也有学者推测“也可能是通过贸易交换得来，或者是骆越首领以提筒盛放贡品进献于南越国皇帝的”⑤黄展岳：《铜提筒考略》，《考古》1989年第9期。。骆越是“百越”的一支，从岭南铜提筒流行的时间和分布看，与南越国存在的时空多有重合，推测“南越国很可能在铜提筒的传播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南越王接受某一族群的进献获取，将其赏赐给统治区域内的其他族群，甚至进行本地仿制和贸易交换等①史明立：《浅析岭南地区铜提筒上的纹饰》，《文物天地》2017年第10期。。蒋廷瑜认为铜提筒 “是岭南地区极富地方特色的青铜容器……最早出现于云南，然后南传入越南北部，东传入广西和广东。”②蒋廷瑜：《西汉南越国时期的铜桶》，《东南文化》2002年第12期。彭长林则认为铜提筒“起源并主要分布于越南东山文化区……周边地区的铜提筒都是从东山文化区传入的。”③彭长林：《铜提筒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23辑。这说明铜提筒在历史上曾进行过远距离传播。

最后，赣南地区虽不属于南越国的行政管辖区，但邻近岭南地区，未超出提筒流行文化圈。岭南地区出土的铜提筒，基本上以广州以南为主，但陶提筒却在与赣南地区一岭之隔的广东韶关出土。1959年，广东韶关市郊东汉墓M12墓出土了一件双耳陶提筒。该筒高、口径均为15厘米，直口、直腹、平底，腹下与口边有双线弦纹，中间划双线方格纹和水波纹，器表有青褐色釉④广东省博物馆：《广东韶关市郊古墓发掘报告》，《考古》1961年第8期。。从其器物形制和纹饰看，这是一种仿铜提筒的陶提筒。虽说该陶提筒为东汉时期的，与安远铜提筒有一定的年代差，但至少说明该地区同属于提筒文化圈。

三、“羽人船纹”装饰

1976年，在浙江宁波鄞县（今鄞州区）甲村出土了一件春秋时期的青铜钺，其中一面有龙纹和四位头戴羽冠羽人正在用双手奋力划船（图8）⑤曹锦炎、周生望：《浙江鄞县出土春秋时期青铜器》，《考古》1984年第8期。。该铜钺“羽人船纹”是当前所知时代最早的“羽人船纹”，此后直到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才涌现于岭南和云贵高原，装饰在铜提筒、铜鼓、靴形钺等典型的百越或百濮族群的礼乐器上⑥张强禄：《“羽人竞渡纹”源流考》，《考古》2018年第9期。。

图8 浙江鄞县春秋时期青铜钺（采自《考古》2018年第9期）

我国铜提筒装饰了“羽人船纹”的共4件，分别是安远铜提筒、南越王墓B59、云南呈贡天子庙五牛盖铜提筒（M41：103）、南山博物馆藏羽人竞渡纹铜提筒。其中，安远铜提筒（图9）与南越王墓B59铜提筒（图10）的“羽人船纹”最为相似。二者均为四组船纹，船纹首尾相连，均有装有尾舵和分成若干船舱，以及船上置有高台，船舱里满载物品。每条船上的羽人均使用高高的羽饰，有的站立高台，有的坐着划桨，还有的手执弓箭等武器，两船相接处有海鸟、海鱼和海龟等海洋生物。所不同的是，南越王墓B59铜提筒的船舱装满了铜鼓，以及有一位羽人一手持利刃，另一只手抓住一位“俘虏”的头，似取首状。因此，二者的构图被认为均与战争有关，却各有侧重。安远铜提筒表现的是羽人战争场面，而南越王墓B59表现的是战后归来羽人杀俘祭祀仪式场面，铜鼓作为珍贵财富，是作战缴获的战利品。

图9 安远铜提筒“羽人船纹”

图10 南越王墓B59铜提筒“羽人船纹”

越南陶盛铜提筒“羽人船纹”（图11）也与安远铜提筒和B59铜提筒“羽人船纹”高度相似，船上亦有尾舵，船下有动物。不同之处在于“羽人”未执兵器，主要在划船，船上未置高台，天空中多了飞鸟纹，主要表现的似在竞渡。南山博物馆羽人竞渡纹铜提筒的“羽人船纹”虽亦有船纹、羽人纹、飞鸟纹、鱼纹等，但其船型、鱼的种类等似不相同。

图11 越南陶盛铜提筒“羽人船纹”（采自《考古》2018年第9期）

虽然铜提筒装饰“羽人船纹”的不多，但在同时期的铜鼓中却很常见。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提出“八分法”将铜鼓分成八个标准式，其中处于发展序列第二的“石寨山型”铜鼓最为精致，鼓上装饰有大量写实或图案化的纹饰，具有船纹、羽人纹、鸟纹等纹饰装饰特征。该类型的中国铜鼓共有32件饰有“羽人船纹”（图12）①李昆声、黄德荣：《中国与东南亚先秦两汉铜鼓研究》，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第77-109页。。东南亚国家的铜鼓也大量饰有“羽人船纹”，其中1893年出土于越南河南宁省理仁县如琢社的玉镂1号鼓（图13）的“羽人船纹”与安远铜提筒、南越王墓B59铜提筒的“羽人船纹”最为相似。该鼓鼓面有太阳纹和十五道晕纹，其中第六晕为羽人和房屋，表现羽人的生活情景。同时，在鼓腰部有六船纹，船上载着众多羽人，其中也有执矛羽人，两船之间立着水鸟，船上亦有高台，以及船尾有尾舵等。

图12 广西西林普驮鼓“羽人船纹”②图12、13采自《考古》2018年第9期。

图13 越南玉镂鼓“羽人船纹”③图12、13采自《考古》2018年第9期。

当今存世的古代铜鼓数量是铜提筒的百倍以上，装饰有“羽人船纹”的铜鼓数量也是同类铜提筒的十数倍以上，因此铜鼓上的“羽人船纹”形态要丰富得多，并有不少不同之处。铜鼓船纹类型有就有渔船、海船、交通船、战船、祭祀船、竞渡船、游戏船之说。船上的人形纹，每船人数不等，少则一人一船，多者达十几人一船。船上的人有些是裸体，未装饰羽饰，大部分未执兵器，以划船状为主，故又常称作“羽人划船纹”或者“羽人竞渡纹”。两船之间，有的饰鸟纹，有的无装饰，船底水域有的饰有鱼纹、龟纹，有的也无装饰。如1975年出土于四川凉山州会理县罗罗冲山坡耕地的会理3号鼓，鼓腰部饰六组船纹，每船上有二至六人不等，作划船状，椎髻，着条纹衣，有的椎髻插雉翎，有的髻飘角巾①李昆声、黄德荣：《中国与东南亚先秦两汉铜鼓研究》，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第106页。。1955年出土于云南晋宁区石寨山一号墓的58号鼓，鼓腰部饰有六组船纹，不仅船型不同，而且每船一至四个不等的人全部赤裸，船首或船尾处装有停鸟板，立着水鸟，随时准备捕鱼。另外，有些铜鼓鼓面上装饰有“羽人舞蹈纹”或无船纹的羽人纹，人物众多，表现“羽人”的鼓乐文化和生活情景，充满生活趣味。

“羽人船纹”不仅装饰于铜提筒、铜鼓，青铜钺也是装饰“羽人船纹”的另一重要器物。在广东省博物馆藏“羽人船纹靴形青铜钺”的刃面上，在未封口的三角形内，立着一狗两鹿，狗鹿上方即为“羽人船纹”（图14），两个“羽人”站立在船上舞蹈②焦大明：《瓯骆之风——广东省博物馆新藏之青铜器举例》，《文物天地》2022年第2期。。越南也有出土类似的“羽人船纹”靴形钺（图15），等等。

图14 广东省博物馆藏“羽人船纹靴形青铜钺”③图14采自《文物天地》2020年第2期，图15采自《考古》2018年第9期。

“羽人船纹”的核心是“羽人纹”和“船纹”，配以水鸟、海鱼、海龟等纹饰构图，主要表现古代“羽人”的生活情景或战争场面，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羽”饰被认为是“羽人”的服饰装饰，鸟纹有飞鸟纹、立鸟纹，有的展翅飞翔，有的静立水面，有的准备捕捉鱼虾，一般认为是鹢鸟、翔鹭、鱼鹰、鸬鹚等动物，体现了“羽人”族群对鸟图腾的崇拜。鱼纹肥硕，与海龟在一起，可以确定是海鱼，体现了“羽人”文化的海洋特色。船纹将船分成若干船舱，以及尾部装有尾舵等，说明我国人民至迟在西汉时期，便掌握了水密舱技术和尾舵技术，从中可以管窥我国秦汉以前先进的造船技术和悠久的航海历史。

四、铜提筒、铜鼓与百越民族

秦汉时期，铜提筒与铜鼓的流行时间、流行地域大致相同，往往也同墓出土。从“羽人船纹”装饰看，二者与秦汉时期居于我国南方的百越民族相关。铜提筒和铜鼓蕴含了丰富的百越民族历史文化信息。

1.铜提筒与铜鼓的关系

考古资料表明，铜提筒、铜鼓、“羽人”三者具有密切的关系。1976年，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一号墓同出4件铜提筒和2件铜鼓——罗泊湾10号鼓（图16）和11号鼓，另有一件用铜鼓改制而成的“三足案”食器。罗泊湾10号鼓腰部饰有六条船纹，每条船上有六个羽人，船头下饰鸬鹚、凫、龟纹；罗泊湾11号鼓腰下部饰二条船纹，每船上有二个羽人，作划船状⑤李昆声、黄德荣：《中国与东南亚先秦两汉铜鼓研究》，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第102页。，与铜提筒“羽人船纹”相似。云南呈贡天子庙41号大墓也同出3件铜提筒和1件铜鼓。南越王墓B59铜提筒“羽人船纹”中有一条船的船舱中满载铜鼓，多达4件。越南玉镂1号鼓不仅鼓腰饰有与安远铜提筒及南越王墓B59铜提筒高度相似的“羽人船纹”，同时其鼓面第六晕饰有羽人及其居住的房屋，直接表现羽人的生活情景。云南开化鼓鼓面上有两组“羽人舞蹈”纹（图17），显示“羽人”舞者随着铜鼓起舞；石寨山十二号墓出土1号铜鼓也有“羽人舞蹈”纹，共有23名舞者，一人为领舞，着长衫，佩长剑，其他人为手执羽翎，头戴羽冠，身着前短后长衣裙的舞者，表现了“羽人”的生活情趣。

图16 广西罗泊湾一号墓10号鼓（采自《中国文化遗产》2008年第5期）

图17 云南开化鼓鼓乐纹饰（采自《歌海》2019年第6期）

铜鼓同为流行于我国南方部分地区及东南亚国家，越族将其视为首领权力重器和财富象征①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205页。。目前，全球发现古代铜鼓共2400多件，其中馆藏古铜鼓1600多件②陈园园：《红水河畔的铜鼓文化》，《教育教学论坛》2015年12月，第48期。。我国博物馆、考古所等国家机构收藏的古代铜鼓多达1400余件，私人收藏的不计其数；越南仅东山铜鼓即发现250件，以及100余件明器鼓③李昆声、黄德荣：《中国与东南亚先秦两汉铜鼓研究》，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第31、238页。；老挝81件④卫彦雄、李富强、欧江玲：《老挝铜鼓文化调查与研究》，《东南亚纵横》2020年第4期。，缅甸至少41件⑤欧江玲、王海玲、杜瓦底丁：《缅甸铜鼓类型、源流族属与文化传承》，《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泰国75件⑥梁燕理：《泰国铜鼓文化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12页。，印度尼西亚至少490件⑦李富强、覃芳、唐根基：《印度尼西亚铜鼓类型与源流考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西欧德国、比利时、法国、奥地利四国收藏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古代铜鼓至少171件⑧富霞：《西欧四国收藏古代铜鼓调查》，《民族艺术》2020年第5期。。但我国云南出土的万家坝型铜鼓，年代确定为春秋早期至战国晚期，确定云南是世界铜鼓的起源地，云南发现的26件万家坝型铜鼓是全世界铜鼓的祖先⑨李昆声、黄德荣：《论万家坝型铜鼓》，《考古》1990年第5期。。因此，我国是世界上铸造、使用铜鼓历史最长，保存铜鼓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拥有铜鼓历史文献最丰富的国家⑩蒋廷瑜、李珍：《桂岭考古千般趣，铜鼓探索万种情》，《南方文物》2018年第2期。。

蒋廷瑜认为铜提筒 “是岭南地区极富特色的青铜容器”，“是岭南地区土著文化中最著代表性的典型的器物”[11]○ 蒋廷瑜：《西汉南越国时期的铜桶》，《东南文化》2002年第12期。。铜鼓则是由我国云南濮人创造的一种乐器，此后产生南方族群鼓乐文化。至战国及秦汉时期，鼓乐文化扩展至相邻地区，包括越南北部，滇人、夜郎、骆越、句町都是使用石寨山型铜鼓的族群[12]○ 陈嘉：《考古视野下的石寨山型铜鼓族群鼓乐探微》，《歌海》2019年第6期。。铜鼓产生后，功能从乐器扩展至祭祀、贮贝等功能，流行范围从云南扩展至我国的粤、桂、贵、川、琼等省，以及越南、缅甸、老挝、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

铜提筒数量明显少于铜鼓，主要原因是铸造铜提筒可能主要是用于进献。而铜鼓则作为乐器、贮贝器、祭祀礼器等使用，传播和使用范围要广很多，流行时间更为久远，故铸造数量惊人。但二者在秦汉时期流行的时空大致相同，大量使用相同的装饰纹饰，“羽人船纹”更是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有同出一范本纹饰的可能。因此，可以确定它们是同一时期同一文化类型的遗物。

这种文化类型的遗物与我国中原青铜文化具有明显的区别，并交流互鉴。近年来，我国南方地区出土了大量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青铜器，比如江西吴城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吴城青铜文化不是中原商文化的一支，由赣江流域远古文化发生、发展起来，并受到中原商文化影响的土著青铜文化①彭适凡：《江西吴城青铜文化不是中原商文化的一支》，《江西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这表明秦汉以前，我国南方地区产生了一种有别于中原青铜文化的南方青铜文化，而铜提筒、铜鼓及靴形铜钺等器物即是此类文化的代表作品。越南的东山文化也是与我国同期文化并行发展的文化类型，属不同的文化体系。但三者之间是交流互鉴，互相影响的。考古资料显示，越南东山文化遗址、缅甸良甘墓葬遗址等均有出土中原文化遗物或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创新型遗物。

2.百越民族及其文化

铜提筒、铜鼓等器物装饰有大量的“羽人”纹饰，说明这些器物的主人或是“羽人”，或是他们的信仰风俗与“羽人”密切相关。“羽人”是谁？《山海经·海外南经》载：“海外自西南陬至东南陬首……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身生羽。一曰在比翼鸟东南，其为人长颊”。《山海经·大荒南经》又载：“有成山，甘水穷焉……有羽民之国，其民皆生毛羽”。西汉刘安《淮南子·坠形训》亦载：“泽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这表明“羽民”的特征是喜饰鸟羽衣冠，是崇拜鸟图腾的族群；“羽民国”大概在我国的南方及东南方，并且靠近大海。先秦时期，我国南部及东南部土著民族的主体是“三苗”或“苗蛮”，商周以后称为“百越民族”。从铜提筒与铜鼓流行的时空大致相近，核心装饰纹饰几近相同，流行文化相类等，可以确定铜提筒和铜鼓是我国先秦两汉时期百越民族和其东南亚邻居们的遗物。

百越，又称“百粤”，分支繁杂，包括骆越、闽越、扬越、山越、于越等，是对古时生活于我国南部及东南部地区的越族人民的统称。百越民族的分布范围，《吕氏春秋·恃君览》载“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之言：“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大概在扬州、汉水以南至越南北部。林惠祥则具体指出，百越所居之地甚广，占中国东南及南方，如今之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安徽和湖南诸省②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7月，第74页。。在赣南地区18个县市区都发现了百越民族的居住遗址③韩振飞：《宋城赣州》，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第10页。。1994年，赣州市郊沙石镇新路村竹园下发掘了一处商周时期的越族聚落文化遗址，揭露出10座墓葬与13座大小不一、造型多样的房址，出土了一批陶器、石器，其中有5件网纹鱼篓罐，是一处典型的百越民族聚落遗址。

从铜提筒和铜鼓纹饰看，百越民族喜把自己装饰成“羽人”形象。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赣南出土了一批东汉画像砖，从中得以管窥越族人民形象。瑞金壬田镇出土“牛头饰人面纹画像砖”（图18）和定南县历市镇焦坑村出土“髡发人面纹画像砖”（图19），仅有头部或面部形象，其大耳、髡发及装饰“牛头饰”等特征，与百越民族“断发文身”的文献记载特征相符，应当是百越民族形象。南康蟠龙镇武陵狮子山汉墓出土“出行图绳纹砖”（图20）和“谒拜图绳纹砖”（图21），则记录了墓主日常生活的场景。“出行图绳纹砖”记录了墓主人出行的情景，骑马坐车，侍卫贴身，前呼后拥，威武壮观，非常气派；“谒拜图绳纹砖”则记录了一次谒拜的场面，人物众多，其中主人及执扇侍女、谒拜者、持戈卫士均饰有牛头饰，旁边还立着一只鸟，显然墓主并非汉族，应为土著百越民族的一支。

图18 东汉牛头饰人面纹画像砖

图19 东汉髡发人面纹画像砖

图20 东汉出行图绳纹砖

图21 东汉谒拜图绳纹砖

秦汉时期，百越地区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百越民族一部分融入于汉族，一部分改头换面成了当今的少数民族。相关资料显示，百越民族起源于临海的地方，或者是其中一支生活在离海不远的地方。刘安的《淮南子·坠形训》载“羽民国”在“泽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说明羽人居住的地方靠近大海。同时，铜提筒及铜鼓的“羽人船纹”中，有海鸟、海鱼、海龟、海船等纹饰，也说明他们生活在离海不远的地方，崇尚海洋文化。他们可能是起初兴起于海边，或者是其中的一支临海而居，后来繁衍壮大，遍布于我国南方地区。

先秦两汉时期，百越民族聚居地区产生了先进的富有南方地域特色的青铜文化。从出土众多、分布广泛的铜鼓和铜提筒，赣江流域江西新干商代大墓、樟树吴城遗址出土的大量富有南方地域特色的青铜器，以及云南被认为是商周时期我国青铜矿冶中心之一等资料，可知百越地区具有先进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形成了有别于中原黄河流域青铜文化的南方青铜文化类型，证实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

从铜提筒和铜鼓的装饰纹饰看，百越民族崇拜“鸟”和“太阳”，信仰“鸟”和“太阳”图腾。江西新干商代大墓出土了一件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玉羽人”，头部伏鸟作冠，嘴部如钩喙，腰部、腿部有羽毛；二件扁夔足铜鼎的立耳上各伏一只鸟；一件双尾虎的背上立着一只鸟；一件镈的两端各伏一只鸟；残件双人首纹铜戈，双面均阴刻双人首纹，两人均头戴羽冠。与新干大墓同时代，且同一青铜文化的吴城遗址也出土了不少鸟首纹饰或鸟形装饰器物，其中一件青铜器盖的把手，为一凸目、尖喙、竖颈的凤鸟。它们与“羽人竞渡”、“羽人舞蹈”纹同为古代鸟图腾与信仰的遗俗和变异，与古代羽人（羽民国）有着紧密的关系①彭适凡：《中国南方考古与百越民族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93－100页。。此外，太阳是铜鼓鼓面不可或缺的装饰纹饰，除极个别原始形态的铜鼓外，几乎每个铜鼓都有太阳纹，并且处在鼓面中心位置上，一般由光体和光芒构成。太阳是自然界最重要的物体，体现了百越民族对太阳的崇拜。

五、结 语

综上所述，江西安远铜提筒虽出土于南越国行政辖区的边缘地带，但并未超出提筒文化圈,是一件自岭南地区通过贸易交流或人员往来传入赣粤交界区的器物。它是唯一出土于铜提筒非主要流行核心区域的铜提筒，也是出土地理位置处于最北端的铜提筒。从其深埋于半山岭深达1米的情形看，它应当是出土于西汉流行的竖穴土坑墓之中的一件随葬品。它的配盖或因铜提筒功能发生转化，造成铜筒盖在现实生活中实用性不强等原因，在墓主人用于陪葬之前即已经遗失了。铜提筒铸造目的或许是主要用于进献，数量有限，铜筒盖遗失后当地再难补配，但并不影响正常使用，直至作为重要陪葬品随葬。

装饰于铜提筒、铜鼓、铜钺等器物上的“羽人船纹”特色鲜明，核心纹饰是船纹、人纹、鸟纹和鱼纹，完全有别于中原黄河流域的青铜文化，具有鲜明的南方地域文化特色，应是古代百越民族制造或是汉族仿制于南方少数民族的青铜器物，属于南方青铜文化序列，与中原青铜文化是并行关系，同时并行的还有越南东山文化，但三者存在交流互鉴、相互影响的情况。它反映了先秦两汉时期我国南方族群，以及周边东南亚国家民族共同的精神图腾与信仰习俗。他们崇尚河海文化，崇拜鸟和太阳等图腾。铜提筒、铜鼓、铜钺等遗物是研究百族民族及文化的重要原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