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玉西

在清代前中期的顺治至嘉庆朝，有一批来自西方的科学家、技师和艺术家进京为清廷服务，担任天文历算、医药、机械制造（主要是钟表制造）、测绘、建筑、绘画、雕刻、瓷艺、音乐、外交和翻译等方面的工作。清廷对他们没有统一的称谓，本文借用广东巡抚杨琳的一种提法，把他们称为“技艺之人”。a《广东巡抚杨琳奏报西洋人郎世宁等并英法等国商船到粤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6 册，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 年，第440 页。据笔者统计，这批人的数量约有150 人。经过顺治朝和康熙朝前中期的发展，到康熙后期，西洋“技艺之人”进京效力已形成一套相对固定的程式，包括申请、考查、推荐、批准和伴送等环节，其中推荐是最为重要的一环。近些年来，学界在相关研究中对西洋“技艺之人”进京效力的流程有所提及，b参见吴伯娅：《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年，第204-205 页；胡邦炜：《清代对西方人才的引进和使用——康熙帝与外国传教士交往面面观》，《文史杂志》2002 年第2 期；陈玮：《乾隆朝服务宫廷的西方传教士》，《历史档案》2006 年第4 期；郭福祥：《清宫造办处里的西洋钟表匠师》，《故宫学刊》2012 年第1 期；汤开建：《陪臣与工匠：服务于清宫的西洋艺术家（1644—1795）》，汤开建：《明清天主教史论稿二编——圣教在中土》（下），澳门：澳门大学，2014 年，第206-297 页；冯尔康：《康熙帝多方使用西士及其原因试析》，《安徽史学》2014 年第5 期。并有学者从天主教会的视角研究了清宫西洋画家的选派问题。c果美侠：《论17—18 世纪天主教会对清宫西洋画家的选派》，《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 年第3 期。然而，关于他们的荐举问题尚未发现有专门的研究。是什么人通过什么方式把他们推荐给中国皇帝的？各个时期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分析和回答这些问题，可以厘清顺治至嘉庆时期清廷西洋人才政策的嬗变及其原因，亦可为观察当时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变化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顺康时期：从以供职于廷西洋人推荐为主到以广东督、抚奏报为主

西洋人供职于中国朝廷始于明末。那时天主教耶稣会士早已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他们中有相当多一批人怀有科技或艺术特长。经徐光启推荐，邓玉函（Johann Terrenz）、龙华民（Niccolò Longobardi）、罗雅谷（Giacomo Rho）和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等先后进入历局，参与明末修历。汤若望还为明朝督造过大炮。满洲人入主北京后，在摄政王多尔衮的力主下，汤若望出任钦天监掌印官，开启了清前中期钦天监由西方人长期把持的局面。汤若望是朝廷官员，又与顺治关系特殊，“奏折可以直接呈送给皇帝”。a余三乐：《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明末清初北京天主教堂》，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145 页。顺治十六年（1659）初，他以自己“年力向衰”需要助手为由，奏准由他选取一二位新抵澳门的耶稣会士中“通晓历学者”来京。礼部奉旨行文广东地方官，“给汤若望取来之人路粮，驿递送来到京”。不久，德意志人苏纳（Bernard Diestel）和白乃心（Jean Grueber）来到北京，汤若望以“晓历修士”的名义把他们招进钦天监。礼部议覆他们两人连同4 名跟役的进京“食用等项”，由朝廷“相应酌量给发”。b《汤若望奏疏》，薄树人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8，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 年，第950、957-958 页。这就是后来被反复援引的顺治十六年苏纳、白乃心入京例。因苏纳和白乃心不久后它往，汤若望再次上奏，“称需要一位助手和伙伴分担他的工作”，请求把“精通数理”的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从西安调往北京，也得允准。c[西班牙]帕莱福等：《鞑靼征服中国史·鞑靼中国史·鞑靼战纪》，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第265-266 页。

康熙初发生“历狱案”，五年（1666）汤若望病故。康熙亲政后内外经略，急需各类人才，南怀仁因在中西历法之争中表现出良好的科学素养，被康熙任命为钦天监监副，主持钦天监监务。d南怀仁一再请辞监副职衔，得康熙允准，但仍享受监副待遇，并料理天文历算事。他在奏折中的自称是“钦天监治理历法臣南怀仁”。他担任康熙的科学顾问，侍从左右，因工作出色而深受康熙信任，清廷的西洋人才荐举随即进入南怀仁时代。康熙九年（1670）十一月二十日，南怀仁与在京传教士利类思（Lodovico Buglio）、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联名具呈礼部，请求将因“历狱”羁押广州的20 余名传教士发还本堂，并声称“其中十余人有通晓历法”。因礼部拒为题报，他们只得直接上奏康熙。康熙下令将其中通晓历法者“着取来京”，“与南怀仁等同居”，其他人“准其各归本堂”。e[葡]何大化：《无罪获胜》，董少新：《葡萄牙耶稣会士何大化在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159-160 页。两广总督金光祖奉旨派人将其中懂历法的恩理格（Christian Herdtrich）和闵明我（Claudio Filippo Grimaldi）送至钦天监供职。f黄伯禄编：《正教奉褒》，韩琦、吴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326 页。除了正式上奏外，南怀仁还利用在康熙身边的有利条件，向他口头推荐技艺人才。1672 年的某天，他在康熙面前谈及暂居澳门的葡萄牙人徐日昇（Tomás Pereira），说他有杰出的音乐天赋。康熙“顿生求贤若渴之念”，g[法]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梅乘骐、梅乘骏译，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1997 年，第437 页。令礼部和钦天监派人到澳门把徐日昇作为“通晓历法”之人接到了北京。此后十余年，钦天监没有再添西洋人，而南怀仁已渐年老。二十四年（1685）二月十二日，康熙传旨给南怀仁，令他推荐“香山澳熟练历法及善精医业者”。南怀仁借机推荐了懂历算的比利时人安多（Antoine Thomas），但没有贸然举荐西医人才。h《熙朝定案》，韩琦、吴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第108、157-158 页。

在南怀仁的呼吁下，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等5 名法国耶稣会士于1687 年7 月抵达宁波。浙江巡抚金鋐虽然得知他们与南怀仁有关，但还是暗示礼部把他们驱逐了事。礼部题请将他们“交与该巡抚发出边境”，“令回伊国”。i《熙朝定案》，韩琦、吴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第166 页。南怀仁在获得他们到来的消息后，设法把他们作为科技人才推荐给了远在热河的康熙。他先是通过御前侍卫赵昌传递口信，接着正式上奏。9 月23 日，康熙将南怀仁的奏章批复给礼部，10 月11 日发出上谕，a[美]魏若望：《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吴莉苇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 年，第40 页。令将5 人中通晓历法者“着起送来京候用”，其他人“听其随便居住”。b《柔远特典》，韩琦、吴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第416 页。当洪若翰等人于1688 年2 月到达北京时，南怀仁已于该年1 月病逝，他们进京初期的一切事务由代理“治理历法”的徐日昇安排。因洪若翰等人是受法国国王派遣、以“国王数学家”身份来到中国的，成为与葡萄牙耶稣会并立的另一支耶稣会势力。康熙原想把洪若翰等5 人都留在身边候用，但徐日昇担心宫里的法国人太多而于葡萄牙人不利，遂恳请康熙只留下其中二人，其他人则它往。康熙表示同意，让徐日昇决定留京人选。最后是白晋（Joachim Bouvet）和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留了下来。c[法]高龙鞶：《江南传教史》第2 册，周士良译，新北：辅大书坊，2013 年，第276 页。

在华的葡萄牙耶稣会和法国耶稣会两派势力互相竞争，都极力把“自己人”推荐给康熙。在白晋和张诚留京后不久，徐日昇即把在江宁传教的葡萄牙人苏霖（José Soares）拉进了钦天监。d《熙朝定案》，韩琦、吴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第170 页。法国人也不甘示弱。1693 年，康熙身患疟疾，担任康熙科学讲师的张诚斗胆献上洪若翰从广州带来的金鸡纳霜，药到病除。康熙在高兴之余，任命白晋为钦差前往欧洲招募更多有学识的西洋人来华。1698 年11 月，白晋带着在欧洲招募到的一批人回到广州。康熙得报后，派法国耶稣会士刘应（Claude de Visdelou）和内务府官员前往广州接应，把其中5 人带到北京，“赴宫中效力”。e《耶稣会传教士白晋神父致国王忏悔师、本会可敬的拉雪兹神父的信》，[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Ⅰ），郑德弟、吕一民、沈坚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年，第146 页。随后在白晋、张诚等人举荐下，陆续有其他法国人进京，或进入钦天监，或担任宫廷医师，或从事制器，或参与全国地图测绘，为清廷效力的法国人在数量上迅速超过葡萄牙人。

进入康熙中叶，“礼仪之争”愈演愈烈，教廷特使铎罗（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来华后把事情弄得更糟。康熙怒而把他拘禁于澳门，并开始限制传教士进入内地，规定以后不论是教皇派来的使节，还是“来中国修道之人”，“俱止于边境”，地方官员查问明白之后，才准入境。f《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等奏报西洋人情形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435 页。但他延揽西洋人才的热情依然不减。四十六年（1707）五月，他下旨给两广总督赵弘灿、广东巡抚范时崇：“见有新到西洋人，若无学问，只传教者，暂留广东，不必往别省去。许他去的时节，另有旨意。若西洋人内有技艺巧思，或系内外科大夫者，悉速着督抚差家人送来。”g《两广总督赵弘灿等奏粤东年成并送有技艺西洋人赴京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 册，第702 页。五十七年（1718）九月，他再次指示两广总督杨琳：“西洋来人，内若有各样学问或行医者，必着速送至京中。”h《两广总督杨琳奏复本年到粤洋船内无技艺之人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8 册，第343 页。康熙之所以令广东督、抚奏报西洋技艺人才，一是因为当时来华贸易的西洋船只几乎都聚集在广州和澳门，二是康熙四十五年后想进入中国内地的西洋人都必须先在边境停留，接受地方官的盘查。因此，康熙四十六年后形成了由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奏报在粤西洋科技艺术人才的制度。凡是在广东各港口上岸的怀有学问、技艺之长的西洋人，如表示愿意进京效力，由广东督、抚查明实情，据实奏报，并派人护送进京。笔者统计，从康熙四十六年至六十一年，此类奏报至少有11 起，涉及35 位技艺人才。i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 册，第703-704、790-791 页；第3 册，第10-11 页；第6 册，第439-440 页；第7 册，第356、422 页；第8 册，第506、588、727、828、905 页。康熙对于广东督、抚的这类奏报，一般只有短短三字朱批：“知道了”，最多加上“西洋人着速催进京来”之类的话，表现了对西洋人才的渴求和对广东督、抚的信任。

由上可知，康熙四十六年是顺康时期西洋人才推荐途径发生变化的一年，从原来以供职于廷的西洋人推荐为主转变为以广东督、抚奏报为主。当然在这之前，广东督、抚是有过主动奏报的，a例如在1694 年，他们把暂留广州的德意志人纪理安（Bernard-Kilian Stumpf）作为天文人才报告给了康熙。参见[德]柯蓝妮：《纪理安——维尔茨堡与中国的使者》，余三乐译，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11 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 年，第156 页。在这之后，在京西洋人也会借机给康熙推荐技艺人才，b例如1711 年，在江西传教的法国人傅圣泽（Jean-François Foucquet）在白晋的推荐下，被康熙召去北京协助白晋研究《易经》。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第281 页。只是这两种情况都不常见。此外，还出现过教廷特使铎罗奏报的特例。1710 年1 月，马国贤（Matteo Ripa）等6 位教廷传信部传教士抵达澳门，拘禁于此的铎罗燃起了改善与中国皇帝关系的一线希望。因他在北京时康熙曾要求他以主教的名义给教皇写信，派一些有科技艺术特长的传教士来华。铎罗遂给康熙“呈送了一份急件”，表达了改善与中国皇帝关系的愿望，并说新来了3 位“技艺之人”，即懂绘画的意大利人马国贤、长于地学的法国人山遥瞻（Fabre Bonjour）和精通音律的意大利人德理格（Theodoricus Pedrini）。c[意]马国贤：《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李天纲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30 页。康熙虽然斥责了铎罗奏本中的“种种违式”，但并没有拒绝“技巧三人”，而是谕令他们暂“留广州学汉话”，并接受技能考查。d《两广总督赵弘灿等奏报查问西洋人多罗并进画像等情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 册，第7-8 页。考查获得满意结果，3 人于这年底离穗赴京。

二、雍正和乾隆朝前期：在京供职西洋人奏报局面的形成

雍正即位后不久就开始禁教，驱逐传教士。但他在利用西洋人为清廷服务这一点上与康熙倒是一致的，不仅留用了康熙时期招募的西洋人，而且新引进了一批。e据研究，雍正禁教期间在北京居留的传教士共有39 人，其中通历数及有技能的合法留京者33 人。参见汤开建：《明清天主教史论稿二编——圣教在中土》（下），第81 页。乾隆一方面继续雍正的禁教政策，另一方面又大量延揽西洋人才。f据法国人蒋友仁（Michel Benoist）报告，1773 年为清廷服务的欧洲人为25 人。参见《蒋友仁神父的第二封信》，[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Ⅵ），郑德弟译，第42 页。

雍正元年（1723）禁教令规定，各省督抚“转饬地方官查明”，“果系精通历数及有技能者，起送至京效用”，其余送至澳门安插。g《浙闽总督满保题报饬禁愚民传习天主教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1 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 年，第57 页。后在戴进贤（Ignaz Kögler）等人的力争下改插广州，1732 年才最后把他们驱逐到澳门。雍正令各省督、抚在半年或数月时间内“把他们或送往朝廷，或遣送澳门”，并“派一名官员一路陪同照料他们，保证其不受侮辱”。h《耶稣会传教士冯秉正神父致本会某神父的信》，[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Ⅱ），郑德弟译，第325 页。根据这些规定，至少有4 名在外省的传教士“利用这一机会留京”，其中包括葡萄牙籍耶稣会士高嘉乐（Charles de Rezende）和徐懋德（André Pereira）。i[捷克]严嘉乐：《中国来信（1716—1735）》，丛林、李梅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 年，第43 页。

雍正四年（1726），葡萄牙国王遣麦德乐（Alexandre Metello de Sousa e Menezes）使团来华，奉康熙之命出使葡萄牙的张安多（António de Magalhães）亦随团返回。广东巡抚杨文乾会同两广总督孔毓珣于八月初三日“合词具题”，称麦德乐使团“随带七人”中有通晓天文的陈善策（Dominique Pinheiro）和麦有年（Paulo de Mesquita），与张安多一起“先进京都，伺候内庭，少效微劳”。j《关于麦德乐使节的文献》，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年，第198-200 页。陈善策和麦有年随张安多先于使团其他人员进京，“蒙雍正帝录用”，“在朝任职”。k[法]高龙鞶：《江南传教史》第2 册，周士良译，第472 页。

1727 年10 月21 日，意大利人夏真多（Hyacintvs Jordanvs）抵达北京，“作为光学仪器专家被传信部派来为清朝皇帝服务”。a高智瑜、马爱德主编：《虽逝犹存：栅栏——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墓地》，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旧金山：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研究所，2001 年，第277 页注释1。他应与1725 年10 月抵京的教皇使节有关。作为使节之一的葛达都（Gottard Plaskowitz）在受雍正召见时表示回罗马复命后将再来中国，“为皇上服务”。雍正听后非常高兴，说“欧洲人在这里可以比在欧洲生活得更舒服”。b[捷克]严嘉乐：《中国来信（1716—1735）》，丛林、李梅译，第53 页。因造办处急需玻璃制作专家，教廷最后遣来了有此技艺的夏真多。

在清宫任译员的法国人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亦不甘寂寞。1728 年，通晓历算的孙璋（Alexandre de La Charme）和精于机械制造的沙如玉（Valentin Chalier）来华。由于巴多明的“举荐”，他们得以“晋京任职”。c[法]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梅乘骐、梅乘骏译，第876 页。无法获知巴多明以何种方式向雍正推荐，笔者认为口头推荐的可能性最大。据雍正七年（1729 年）正月二十五日的礼部题报，是孙璋和沙如玉先提出进京申请，广东总督孔毓珣派员查实，礼部据雍正元年禁教令的相关规定具题。d《礼部尚书常寿题报西洋人孙璋等精通历法请准伴送进京效力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158 页。此时距雍正开始禁教已有6 年，新抵中国的法国人尚能以这个由头进京，说明巴多明在雍正那里很有“面子”。巴多明于1698 年来华，精通多种语言，在一些重要外交场合担任翻译，受到雍正的“尊重”和“以礼相待”。e《沙如玉神父致韦塞尔神父的信》，[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Ⅳ），耿昇译，第243 页。巴多明也很善于利用自己的影响为教会和法国谋利。1734 年，没有技艺之长的法国人赵加彼（Gabriel Boussel）和吴君（Pierre Foureau）抵达澳门，巴多明想把他们作为技艺人才弄进北京。这年3 月22 日，他以极其谦恭的口吻向雍正上奏，称自己年老力衰，需要储备翻译人才，恳请批准新抵澳门的两位法国人进京，他们的旅途费用可以自理。没想到雍正当即表示同意，并令广东方面派员把他们护送进京。f《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同一耶稣会中尊敬的某神父的信》，[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Ⅳ），耿昇译，第121 页。

巴多明开雍乾时期京城西洋人以奏章形式向皇帝推荐技艺人才先例，由此相沿成习。乾隆二十五年（1760）前，乾隆朝新来的“技艺之人”多数是由他们推荐的。g例外的情况是，随1752 年葡萄牙使团来华的3 位“技艺之人”由两广总督阿里衮、广东巡抚苏昌奏报。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一），第256-259 页。钦天监监正戴进贤、监正刘松龄（August von Hallerstein）和监副徐懋德等都曾以“西洋人臣”的身份奏报过新来者。供职于廷的西洋人上奏言事早在顺治时期就开始了，康熙时期由于被皇帝视为“家里人”，h[意]马国贤：《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李天纲译，第100 页。在皇帝左右的机会很多，无论是当面请求还是书面呈请都比较方便。进入雍正朝和乾隆朝，他们与皇帝的个人关系就不那么亲密了，当有事向皇帝“乞求”时，往往以奏章形式进行。雍正二年（1724）五月十一日，戴进贤等人请求将各省驱逐的西洋人改插广州，奏疏“几经周折”才呈到雍正手上。i《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本会某神父的信》，[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Ⅲ），朱静译，第26 页。不久，明确由内务府转呈宫内西洋人奏折。三年，戴进贤被正式授予钦天监监正，加礼部侍郎衔，官居二品。j在此之前，汤若望是钦天监掌印官，其他人均为“治理历法”，戴进贤从康熙五十九年开始“治理历法”，雍正三年成为第一个正式担任钦天监监正的西洋人。此后钦天监监正和至少一位监副由西洋人出任，直到道光初年。有了高级别的职衔，上奏言事就方便多了。乾隆时期，在京西洋人事务初由总管内务府大臣负责管理，后由军机大臣负责管理，他们的奏章先后通过这两条途径呈送上去，只有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在乾隆到他画室看他作画时违例面呈过一次奏折。k《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本会杜赫德神父的信》，[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Ⅲ），朱静译，第173 页。

乾隆时期最早一批进京的“技艺之人”应是张纯一（Seafinvs A.S.Ioanne Bapta）、席澄源（Sigismondo di San Nicolá）、任重道（Jacques Antonini）和傅作霖（Félix da Rocha）4 人。他们于乾隆二年（1737）十二月初九从广州“起程赴京”。a鞠德源：《清宫廷画家郎世宁年谱——兼在华耶稣会士史事稽年》，《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 年第2 期，第48 页。暂时没有查到推荐他们的相关资料。笔者查到的乾隆朝有关西洋人进京的奏报和御批最早出现在乾隆三年（1738）九月十四日：“西洋人臣徐懋德、巴多明、沙如玉、郎世宁谨奏，切臣等从前曾寄信要选数人能效力者前来。今接澳门来信，……以上五人求皇上将姓名按旧例交与广东督抚，令其派人伴送进京，为此具折奏闻。乾隆三年九月十四日奏。本日奉旨：着交海望行文该地方官，令其来京。钦此。”b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58-59 页。类似的奏报至少还出现在乾隆六年、八年、九年和二十三年，并使用了大体上一致的用语：“求皇上敕令”广东督抚“照例”差人伴送进京。乾隆御批后交给内务府或军机处，由他们行文广东地方官办理。c参见《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1 册，第74、75、78、237 页；[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Ⅳ），耿昇译，第371 页。戴进贤等人所说的“旧例”是指皇帝敕令广东督、抚差人护送“技艺之人”进京。但是，这只是旧例中的诸多情形之一。自顺治以来，由广东督、抚奏报的技艺人才自然由他们负责派人护送，由在京西洋人推荐的，更多的情况是由礼部、钦天监或内务府派人去迎接的。d随“贡使”进京的，按使团成员对待，有另一套护送办法。但到了乾隆前期，“技艺之人”进京却形成了这样的模式：在京供职西洋人奏请—皇帝御批—广东督、抚落实。这样就造成了京城西洋人间接指挥地方大员的局面，让广东督、抚的地位十分尴尬。直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两广总督才找准时机，终结了这种局面。

三、乾隆二十四年：两广总督专奏之始

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六日，两广总督李侍尧在给军机处的咨文中复述了这年九月军机处一份奏折中的一段话：“据西洋人刘松龄、鲍友管、蒋以仁禀称，本年夏间，西洋船来，……三人已到澳门，俱情愿来京效力。等语。应否准其来京之处，理合请旨遵行。如蒙皇上俞允，臣等即寄信予广东督抚，令其差人伴送来京可也。为此，谨奏请旨。”e《两广总督李侍尧为法国人方守义等由澳门到省即将进京事致军机处咨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一），第342 页。奏折中出现了“据西洋人刘松龄、鲍友管、蒋以仁禀称”的表述。“禀称”二字表明，钦天监监正刘松龄等人曾向军机处呈禀，请求让3 位新来的西洋人进京效力，军机大臣傅恒等据他们所禀再转奏。御批时间是乾隆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九日。笔者发现，最晚从这个时候开始，在京为清廷效力的西洋人有事请旨，包括推荐新的技艺人才，都由军机处代劳，再没有出现他们直接上奏的情况。这是自顺治以来发生的一个大变化。

造成这一变故的直接原因，笔者认为最有可能是受了“洪任辉事件”的影响。乾隆二十四年六月，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汉语翻译洪任辉（James Flint）为突破广州一口通商限制，到天津呈词控告粤海关种种陋规和行商拖欠，并声称“要上京师伸冤”。直隶总督方观承将洪任辉的中文原呈、款单及英文执照，一并“固封奏闻”。f《直隶总督方观承奏英吉利商人洪任来津投呈折》，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史料旬刊》第4 期，北平：京华印书局，1930 年，第114 页。乾隆览后震怒，谕令给事中朝铨带洪任辉南下广州，会同福州将军新柱和两广总督李侍尧一同审理，并且强调：“如其中有浙省奸牙潜为勾引，代夷商捏砌款迹，怂恿控告情事，此奸宄之尤，亦当即行正法示众。”g《清高宗实录》卷589，乾隆二十四年六月戊寅，《清实录》第16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553 页。不久浙闽总督杨廷璋亦奏称，洪任辉在浙江投递过同样的控状。乾隆认为一个外国人持中文控状四处投递，“必有内地奸民潜为勾引”，“事关海疆，自应彻底根究，以戢刁风”，h《清高宗实录》卷592，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壬戌，《清实录》第16 册，第590 页。谕令杨廷璋就“嗣后如何严密稽查”拿出具体方案，“具折奏闻”。i《清高宗实录》卷597，乾隆二十四年九月癸亥，《清实录》第16 册，第650 页。在京供职的“技艺之人”与洪任辉本毫无关联，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西洋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清廷担心他们在撰折过程中与中国人内外“勾引”，威胁皇朝安全，所以禁止他们直接上奏。如果他们有事求于皇帝，可以呈文军机处，军机处再按规范文体转奏。

事实上，洪任辉北上呈控对京城西洋人的影响还不限于此。十月，“洪任辉案”审理完结，被此案弄得甚是狼狈的李侍尧上粤东地方“防范外夷规条”折，加大对境内外国人的防范力度，其中一条规定：“外夷雇人传递信息之积弊，宜请永除也”。他以乾隆二十三年十月和二十四年九月刘松龄两次请求让新来西洋人赴京效力“俱以澳门来信为词具奏”为例，认为“若非内地之人代为传赍，何由得信”，提出“外夷一切事务，似宜由地方官查办，庶为慎重”，暗示以前由在京西洋人奏请，皇帝批示地方官办理的方式不妥，因此他建议：“至澳门寄住之西洋人，如有公务转达钦天监臣，应令该夷目呈明海防同知，转详臣衙门，酌其情事重轻，分别咨奏办理。”a《两广总督李侍尧奏陈粤东地方防范洋人条规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一），第339-340 页。“规条”经军机处议覆后，旨准颁行。此后西洋人想进京当差，必须先由澳门议事会理事官禀广州府海防同知，海防同知详广东布政使，广东布政使转详两广总督，两广总督奏报。至此，两广总督独揽了西洋“技艺之人”进京当差的荐举权，供职于廷的西洋人已无资格正式推荐。

因葡萄牙人忌惮法国势力，澳门议事会根本就不会把法国人呈报上去。1766 年，应蒋友仁等在京法国人的请求，署两广总督杨廷璋增设了广州十三行申报点。在澳门申报的仍按原方案进行，“在省行则令其告知行商呈明南海县”，逐级详报给两广总督，两广总督再“代为具奏请旨”。b《署两广总督杨廷璋奏复西洋人蒋友仁等控乡信不通等由多有不实请毋庸置议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一），第379 页。三十二年（1767），在蒋友仁等人请求下，乾隆又特批邓类斯（Joseph-Louis Le Febvre）“在于省城洋行居住”，c《两广总督李侍尧奏报查明西洋人邓类斯不能留住澳门准其在广东过冬缘由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1 册，第278 页。为新来法国人进京提供便利。此后，一批批来自西方的“技艺之人”或在澳门或在广州提出申请，经两广总督奏报后获准进京，直至嘉庆十年（1805）。

四、乾隆中后期至嘉庆朝：“奏闻”与奏准的转换

无论谁向皇帝推荐技艺人才，都得报告被推荐者的基本情况，包括他的中文姓名、国籍、年龄和技艺特长等。通常情况下必先奏准，得旨后才能派人护送。但也有先“伴送”或计划“伴送”、再行“奏闻”的情况。这种现象最早出现在康熙朝后期，广东督、抚遵康熙四十六年御旨往北京起送技艺人才，有时会这样处理。d参见《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 册，第704、791 页；第6 册，第440-441 页；第7 册，第356、422 页；第8 册，第506、588-589、828 页。到了乾隆朝后期，“奏闻”现象再次出现。

1773 年耶稣会解散后，在京当差西洋人在短时间内大批离世，人数锐减。约在四十五年（1780），乾隆谕令两广总督巴延三：如遇有技艺之西洋人“情愿来京”，“即行奏闻，遣令赴京当差，勿为阻拒”。四十六年五月初三日再次传谕巴延三，“令其留心体察”，“如有该处人来粤，即行访问奏闻送京”。e《两广总督巴延三奏报细访有无愿入京效力之西洋技艺人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1 册，第328 页。一年后的四十七年，巴延三终于发出了一份西洋人进京效力的奏折。他把罗机洲（Romuald Koscieski）和麦宁德（西文名不详）“除委要员伴送赴京外”，“谨先恭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f《两广总督巴延三奏报有西洋人到粤情愿赴京效力派员护送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一），第411 页。四十九年，“谙晓绘画”的意大利人德天赐（Adeodato da Santo Agostino）和“谙晓外科医理”的意大利人颜诗莫（Anselmo da Santa Margherita）来到广州，表示愿意进京效力。两广总督舒常查实详情具奏，乾隆指示“遇便送至京城”。g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1 册，第342-343、363 页。这年七月，舒常派员把他们伴送至京。九月，汤士选（Alexandre de Gouvea）等3 位葡萄牙人向广东官府表示“该国令伊等赴京效力”，且备土物进贡，“恳请代奏呈进”。“暂兼督篆”的广东巡抚孙士毅查验后“委员伴送赴京”，且“恭折奏闻”。a《广东巡抚孙士毅奏报西洋人汤士选愿进京效力现委员伴送入京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1 册，第402-403 页。十二月底，两广总督舒常派人把罗广祥（Nocolas-Joseph Raux）等3 位法国人和一位意大利人高临渊（Emanuele Conforti）“伴送赴京”，且“恭折奏闻”。b《两广总督舒常奏请护送西洋人罗广祥入京效力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1 册，第334 页。

在以上四起西洋人进京效力的奏报中，有三起是两广总督或代行总督职权的广东巡抚委员“伴送”后再行“奏闻”的。他们这样做并没有违背圣旨，因为乾隆两次求贤上谕说的都是“奏闻”，而非奏准。然而，这种新机制没有运行多久，乾隆就进行了紧急调整。四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1785 年1 月10 日），他寄谕两广总督舒常、广东巡抚孙士毅：“西洋人已敷当差，嗣后可毋庸选派，俟将来人少需用之时，另行听候谕旨。”c《寄谕两广总督舒常广东巡抚孙士毅著将西洋人德天赐伴送来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2 册，第596 页。凑巧的是，在圣旨抵达广州前，罗广祥等人已获舒常批准于十二月二十八日（1785年2 月7 日）动身北上。d[法]樊国梁：《燕京开教略》下篇，北京：天主教救世堂，1905 年，第1 页。乾隆在接到舒常关于罗广祥等人的奏报后，于五十年正月二十二日（1785 年3 月2 日）批复道：“此后不必多送，候旨行。”e《两广总督舒常奏请护送西洋人罗广祥入京效力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1 册，第334 页。原文时间只注明“正月二十二日”，没有年份。综合各种资料，此处时间应为乾隆五十年正月二十二日。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变化呢？乾隆自言是新增了6 位技艺人，“已敷当差”。其实这只是托词，3年之内新增区区6 人，对于酷爱西洋奇器和西洋艺术的乾隆来说并不算多，笔者认为真正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这批新来者技艺不精，乾隆对他们很不满意。在此之前，来自耶稣会的“技艺之人”以良好的科学素养和扎实的人文功底满足了乾隆变幻不居的西洋爱好，但耶稣会解散后其他修会的“技艺之人”就勉为其难了。以方济各会士、钦天监监正汤士选为例。他是这批新来者中科学素养最高的，曾获科因布拉大学的数学学士，在里斯本耶稣修道院担任过哲学和数学教师。f[葡]阿布雷沃：《北京主教汤士选与马戛尔尼勋爵使团（1793）》，杨平译，澳门《文化杂志》中文版第32 期（1997 年），第125 页。但他并不精通天文历算，曾向1793年抵京的英国使团人员坦承，他“不够资格干这项工作”。g[英]乔治·马戛尔尼、约翰·巴罗：《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何高济、何毓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第177 页。汤士选尚且如此，其他新来者的“学”和“术”是个什么程度就可想而知了。二是受到了“多罗案”的影响。四十九年七月，襄阳守军抓获由教廷传信部驻广州司库多罗（François della Torre）派往西安的4 名传教士，在随后的审理过程中又发现他往内地几省秘密派潜了多批次西洋人。乾隆为此惩处了一批广东官员和十三行商人，但他心里很清楚，这事跟他本人是有关系的。多罗的公开身份是京城技艺洋人驻广州联络人，经御批后居十三行“晋元夷馆”，管理进京西洋人“一切事务”。h《两广总督巴延三为西洋人多罗马记诺二人在省居住并料理该国事务事致军机处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1 册，第340 页。其职责是为他们转递往来欧洲与北京间的书信、物品，向广东官府推荐新的技艺人才。乾隆因喜爱西洋奇器和西洋艺术而引进西洋人才，并特准他们设立驻省专人。但多罗以合法身份干非法之事，广东巡抚孙士毅和粤海关监督穆腾额因此提出“无庸另设专管西洋人久住省城”。此议冒犯天威，乾隆龙颜大怒，于四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寄谕把他们申饬了一番。i《寄谕两广总督舒常等著查办传教之西洋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2 册，第545 页。耐人寻味的是，十一月三十日他又发出了限制西洋人进京的上谕，两道上谕前后只相差19 天。这不能不让人产生联想，因技艺洋人进京而导致的秘密传教活动已超出了乾隆的容忍度，进而对他们的数量加以限制。

此后，西洋人想以“技艺之人”身份进京就变得非常困难，审查也更加严格。乾隆五十七年（1792）二月二十日，澳门议事会向海防同知禀报了“谙晓推算天文”的葡萄牙人窦云山（西文名不详）和慕王化（João Pinto Gomes），海防同知禀广东布政使许祖京，许祖京在详署理两广总督印务、广东巡抚郭世勋时提议：“如蒙宪台据情具奏，似应饬行该同知，将夷人窦云山、慕王化护送至省，会同南海县，饬交洋行商人保领，在行居住，恭候谕旨。”a刘芳辑、章文钦校：《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澳门：澳门基金会，1999 年，第533 页。郭世勋采纳了他的建议。由此形成一个新的惯例：由澳门议事会呈报的技艺人才，必须上广州接受两广总督的查验，查验合格后再具奏。在他们接受查验和候旨期间，必须居住在十三行商馆内，并由行商出保。

葡萄牙人有澳门议事会作后盾，进京还有门路可寻，其他国家的人就几乎上天无路了。嘉庆即位初期承继了乾隆晚年的做法，勉强批准了少量技艺洋人进京。然而到了十年，风云突变，他借“德天赐案”b1804 年，驻北京南堂的葡萄牙传教士与驻西堂的传信部传教士因山东与直隶交界的赵家庄教堂管理权发生纠纷。德天赐绘制了一张赵家庄地理位置图，并标明法国、葡萄牙、意大利传教士的管辖区域，想把它寄到罗马，由教廷裁决谁来管理该堂。德天赐把这张地图连同大量书信，交由广东新会人陈若望带往澳门。陈若望行至江西境内被官府抓获，清廷又兴大狱，是为“德天赐案”。开始有计划地遣返京城洋人。道光即位后继续遣返，十八年（1838），钦天监监正毕学源（Gaetano Pirès Pereira）在北京去世，西洋“技艺之人”为清廷效力的时代宣告结束。

五、结语

清前中期进京为清廷效力的西洋“技艺之人”，主要是通过已供职于廷的西洋人和广东督、抚这两条途径推荐上去的。教廷特使铎罗有过一次推荐，可视为特例。其他由外国使团“进贡”的技艺人才，都由广东督、抚奏报。这两条推荐途径交替发挥主要作用，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第一阶段是康熙四十六年五月前，主要由前者推荐；第二阶段是康熙四十六年五月至雍正朝后期，主要由后者奏报。第三阶段，雍正朝后期至乾隆二十四年，主要由供职于廷的西洋人推荐。第四阶段，乾隆二十四年以后，固定由两广总督奏报。第二阶段与第四阶段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既可以由两广总督奏报，也可以由广东巡抚奏报，后者只限于两广总督，虽出现过广东巡抚奏报的事例，但那时他们都代行总督职权。就推荐方式而言，广东督、抚只有奏报这一种，供职于廷的西洋人则有书面和口头两种，乾隆二十四年后他们已无资格再进行推荐，虽有手法通天的情况，但已非常态。

以上对于进京效力西洋“技艺之人”荐举问题的梳理，可以发现，清代前中期的西洋人才引进经历了一个从积极招徕到限制再到最后停止的变化过程。造成这一变化的根源在于，清廷缺乏引进西方科技和艺术的动力。在天文历算、测绘和翻译等少数领域和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对西洋人才是有少量需求的，因此从顺治到嘉庆各朝都有引进。但在其他领域，动力则主要来自皇帝的个人爱好。康熙雄才大略，广招西洋人才，让他们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乾隆爱好西洋奇器和西洋艺术，需要有一批精通其道的西洋人在身边当差。但这种因人而异的动力难以为继，一旦新登基的皇帝兴趣有变，就会随时消失。而地方各级官员因长期与外部世界隔绝，对西洋科技艺术毫无兴趣，他们奏报西洋人才只是秉旨办事。另一方面，他们为有效管束辖境内的外国人，出台了越来越严密的“防夷条规”，有意无意加大了西洋人才引进难度。从外部原因来看，当时愿意为清廷效力的西洋人几乎是清一色的天主教传教士。他们来华的动机以及与地下传教之间的关联，加剧了清朝君臣对外国人的不信任感。这样，在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清廷面向外部世界的大门越关越紧，最终停止了持续160 余年的西洋人才引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