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生

2019年9月，我回山西探家，顺路太原，专程去看了我的同乡学长——马旭。这是我们时隔四十六年后的重逢。尽管岁月沧桑，黑发变白，但是，乡音未改，一见如故。我们忆往昔，聊今日，深谈至午夜两点，真是时短话长，悠悠往事，历历在目。

在这之前，我曾在网上看到马旭的长篇小说《善居》出版，因书的封面简介是写我们那个地方那个年代的事，便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想买一本，书店里却是没有，想索要一本，又没有联系电话。后来，通过我的弟弟与他弟弟联系，才得到他的手机号码。

我和马旭都是临县大禹乡（原为歧道乡）善庆峪村人。两家相距几百米，都有一个在外乡当医生的父亲，都是七八口人吃饭的大户，家境相近，再加上他只比我年长两岁，共同话语就多，我们自然走得比较近，算得上亲密发小。

1970年，马旭上了三交育红中学，隔一年，我也去了。他在高四班，我在高七班。因是文革中招收的第一二届高中生，大家都很重视来之不易的机会，学习颇为用功，没有多少时间玩耍，因此，我们接触不是很多。我除了经常在黑板报上看到他的文章、板书，只知道他喜爱乐器，学吹大号，吹笛子，并参加了学校宣传队。

和马旭接触比较多的是高中毕业后回到村里。那时，他在村小学当民办老师，晚上没什么事就写小说、写诗。我白天参加一些劳动，晚上也没事，就跑到学校和他作伴，分享他创作的小说、诗歌。煤油灯下，被窝筒里，两人无话不谈，近如兄弟。

那时候他叫马长旭（我们村马家是大家族，马旭这一辈为长字辈），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时过多年仍然十分清晰。

一是地贫志坚，不坠青云。

临县是革命老区，也是贫困地区，荒山秃岭，十年九旱。四十六年前，恰逢狂热年代，村村改名，善庆峪竟被更名为“兴无庄”。原本就不富，经过几年大折腾，百姓生活更加困顿，真可谓是“无”了。村里不单光棍成群，灾年时讨吃要饭的就有十多户。记得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叫“管爱”的女主户，家里无箱无柜，一贫如洗，仅有的一点粮食放在砖头圈砌的池子内，若不是村人接济，连出门的裤子都没有。那时候公路上跑的大汽车大都是拉救济粮的，小汽车里坐的大都是参观临县“农业学大寨”成果的外地领导。从外地拉回来的救济粮主要是红高粱、红薯干和粉渣，村里的人能吃上用高粱做成的“炒面”算不错的，多数人都有青黄不接、吞糠咽菜以至饿肚子的经历。我们两家的生活虽然不算赤贫，但也是困苦度日，艰难生活。即使这样，我们经常在晚上黑灯瞎火时一起拉二胡、吹口琴、弹指琴，苦中作乐，一起寻思文创素材，试图借之跳出农门。后来我去县里的化肥厂当了通讯员，马旭还呆在村里，除了坚持写作，他利用学校场地召集村里喜欢文艺的年轻人排演节目，正月里“闹会则”，参加公社的调演。他一边在用精神食粮补充物质生活的匮乏，一边将艰苦环境当作锤炼意志、激发信心的场所，立志闯出一条通往外界、走向“大地方”的路来。

二是酷爱文学，勤奋耕耘。

马旭的父亲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军医，立过一等战功，是当地很有名望的医生。医生在那个年代比较吃香，按理说子承父业是顺理成章的事，父亲也的确希望他成为医道接班人，曾把他关在医院一年（六七年学校停招），每天背诵一个药性、一个汤头，直到四百药性、三百汤头都背得滚瓜烂熟。但是，这期间，马旭第一次接触到了文学作品，他从一位医生处借来《林海雪原》，看后觉得当作家比当医生风光多了，便暗中放弃钻研医道，于初高中时大量阅读明清时的章回小说和当代小说，高中毕业后把时间和精力几乎全部用在写作上。他的长篇小说《湫水战歌》，我算是第一个读者，他也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述其中的人物故事，讲得入心入脑，看上去自我陶醉，自得其乐。干一行不一定爱一行，但爱一行必定能干好一行，因为他是用心去干。村小学的办公桌上，除了教具，全是他的手稿。这是他一次次从幼稚可笑到逐步成熟，从一次次失败到一遍遍修改的证据。应当说他最初写的东西，对于我这样文化底子薄弱的读者来说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如果从专业的角度看，差距还是显而易见的。可是他凭着一股子执着劲，像蜜蜂一样不停地去采集素材，像河中的石子一样不住地经受磨砺，为日后的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是淡泊钱物，崇尚清高。

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无不打上小生产者的思想烙印，尤其是生活在农村的老百姓，难免有小农意识。但在我和马旭的接触中，很少听到他言及柴米油盐，更少听他谈论物质利益和金钱得失。所以他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是超凡脱俗，自负清高。这一点连他的家人也颇有同感。除了教书、文艺活动和写作，种地挑水之类的农活家务似乎与他无关。为此，小的时候兄弟们对他多有抱怨。

对马旭早年的这些印象，成为我与他神交的缘由。作为学长，他的学风与学识对我往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也是我后来一直想见他、想看他写的作品的理由。

和马旭四十六年没见面了（我后来去云南当兵，转业后又去了吉林，而他则去外地上学、工作，两人就失去联系），这次久别重逢，在马旭家住了一宿。第二天走时索要了他写的《善居》《大地方》《血祀》《马旭诗选》等好几本书，回到吉林后，认真读完，颇为震撼。深感与四十多年前相比，他的作品有了质的飞跃，可谓天壤之别、石玉之差。我对他也有了新的认识：

其一，视角敏锐，思想深刻。思想是文创的灵魂，一部作品能不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就看他有没有思想性，有没有感召力。而思想内涵的发掘则源于对客观现象的敏锐捕捉和深入思考。看了他后来写的几本书，感觉入题独到，思路非常。尤其是人物塑造不落俗套，故事情节曲折回荡，文化内涵相当丰富。比如《红与白》的创作，入题于古村道口上安、田两族同时举办婚、葬宴而引发的冲突，实际上揭示的是改革开放背景下，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和复杂的社会矛盾。

其二，知识丰厚，才学出众。马旭在高中时文章就初露锋芒，后来的创作过程，也是他刻苦学习、博览群书、厚积薄发的过程。再后来上大学、到文联工作，加固了理论功底，开阔了历史视野，结交了文坛高手，使他的知识构成不断优化，文化底蕴日益厚实，创作起来得心应手。《红与白》中展示出来的中国古典文化，《大地方》中的诗词歌赋，都是比较精湛的。

其三，愤世嫉俗，文有正气。作品就是人品。没有好的人品，就不会有好的作品。好的作品反映的也是人的品位。马旭写的东西正气十足。在小说《善居》中，通过塑造心锤和富贵这两个栩栩如生的人物，把善与恶、明与暗、是与非、得与失的矛盾斗争展现给读者，启迪灵魂于无形之处，教化人们于无声之中。在小说《大地方》中，则通过对阎文标等人的刻画，深刻揭露了党风官风和社会风气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可谓是现实版的《官场现形记》。

马旭是一个多才多艺多产的作家，是我的同乡学长，是家乡人的骄傲，也一直是我心目中的榜样。可惜我们后来联系中断，接触不多，了解不够，无法勾勒出他的全貌，待由其他读者或熟人补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