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天正

引言

在谢无量晚年墨迹中，有这么一份手稿值得留意。“综计我之一生，幼时受家庭教育，以后从学浙江汤寿潜先生在上海读书，获交马一浮先生，共同研究学术，颇受其影响。民国成立后，得见孙中山先生，相与谈论，受其影响最大。”[1]文中除叙述自己前半生的风云浮沉之外，还着重提及了两个对其影响较大的人——孙中山和马一浮。马、谢之交，思想激荡、文墨砥砺，可称民国书坛之典范。

一、《谢无量诗书文稿》所见晚年自述

谢氏晚年淡泊功名，以沉潜学术为业，以究心文艺为乐，因此“自述”的主要观点是符合客观事实和基本逻辑的，较为精准和公允。事实上，在各种史料类型中，自述是可信度、重要性较高的资料之一。特别是人物晚年的自述，排除了各种因素的影响，因而更为公允和客观。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直观而言，孙、马二人对谢氏影响程度似乎“显而易见”，但结合语境辩证来看，谢氏自述仍然有未尽之意，需要我们加以佐证和阐发。

其一，从时段来看。来自孙氏之影响在《自述》已经说明，大致在1912年后。而来自马氏之影响则仅有“共同研究学术”六字，显然过于简略，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结合年谱来看，光绪二十四年（1898）谢无量拜汤寿潜为师，并结识马一浮。光绪二十九年（1903）因《苏报》流亡海外。光绪三十一年（1905）谢无量归国与马一浮同至杭州，遍阅文澜阁《四库全书》。[2]之后两人各务其事。因此，可以推断谢氏自述所言“颇受其影响”的时期主要集中于1898年至1906年期间，在时段上略早于孙氏。

其二，从内容来看。孙氏之影响主要集中在治国方略、政治经济等层面，而马氏影响则更为多元。综合目前史料，大致有四条记载 ：一是光绪廿五年（1899）两人在上海学习英、法、拉丁文[3]；二是光绪廿七年（1901）两人合办《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三是光绪卅一年（1905）两人在镇江海西庵研究西学；四是光绪卅二年（1906）两人寄居杭州广化寺遍读文澜阁《四库全书》。其中既有学习英、法、拉丁语言及研究西学的治学经历，又有遍阅《四库全书》等国学经典的记载。由此可见，马一浮对谢氏的影响涵盖了古今中外语言、文化、哲学等诸多方面。

其三，从程度来看。“受其影响最大”，可见其对孙氏之推重，影响程度无须多言。反观马、谢二人，则较为复杂。因二人年岁相仿，在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先辨析当时彼此学术素养的高下。首先，在传统学养方面：据《神霄真逸》所附年谱[4]，马、谢相识前两年，谢无量刚“毕五经而学八股文”，而此时马一浮已赴县试，并名列榜首。此时马氏传统学养高于谢无量应无异议。其次，在西学造诣方面，据《马一浮先生年表》载：合办《二十世纪翻译世界》共马氏、谢氏及马君武三人，但却因马一浮“赴美停刊”，可见马氏为此刊核心人物。再结合刊物内容和性质，亦可旁证此时马氏的西学造诣不弱，甚至要高于君武、无量二人。

谢无量 行书 题《移居图卷》 选自《中国书法》

在此基础上，继续讨论马一浮对谢氏之影响程度。事实上，从史料来看，略有几端：一是自1899年谢无量随马一浮学习英、法、拉丁文后，“决意不走科举入仕之路”，这种转变显然与研习西方语言文化过程中来自马氏的影响有着直接关联；二是1905年马氏自东瀛归国，至芜湖探望谢无量，一番长谈后，谢氏即放下安徽公学一应事务，随其至杭州文澜阁读书。具体谈话内容已不可知，但从谢氏毅然决然的态度及此举前后治学重心的转变足以说明问题。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得出几点判断：其一，马氏的影响为谢氏学术道路发挥基础性作用，而孙氏的影响则起到了点化之功；其二，马、谢治学早期，彼此切磋琢磨或有存在，但更大程度上是马氏对谢氏的单向影响；其三，马氏对谢氏学术规划和治学路径的影响是全面而深远的。

二、马一浮对谢氏书法观念之影响

事实上，马氏对谢无量的影响不仅停留在早期的治学路径和学问积累上，同时也在于艺术观念，甚至对其书法风格也影响较大。这里所提及的艺术观念和书法风格之所以没有强调早期，基于两方面考量：一是书法观念不同于艺术风格，观念的形成是长期的、持续的，因此很难清晰地划分具体时期；二是观念的形成具有特殊性和偶发性，很大程度上，是需要个体在深厚积淀基础上，于外界因素的启发下，得契机而顿悟。偶然的体悟经过个体生命的不断领会、践行和推进，逐渐形成较为系统的学术思想与艺术观念。

（一）谢氏“清真”说与马氏“厚重”说

就目前资料而言，谢氏并无系统书论刊布。其论书观点多散见于题跋、尺牍及手稿之中。枚举几则较有代表性之书论，以窥其大略。

《题张毅崛藏宋拓圣教序》云：“右军风格最清真，貌似如何领得神。浪比俗书趁媚姿，古今皮相几多人。”[5]《题唐光晋藏张猛龙碑》云：“或大或小，或仰或欹，藏棱蓄势，发为貌奇。虽存隶法，亦挟草情，美媲中岳，兼嗣兰亭。神行乃妙，皮裘为下，旧拓可珍，敢告知者。”[6]

谢无量 行书 《吴梅村》诗轴 选自中州古籍出版社《谢无量书法艺术研究》

谢无量 行书 《翡翠凤凰》联 选自四川省书法家协会编《谢无量 刘孟伉遗作展图录》

为说明问题，再举几则马氏书论，互为参照。在《兰亭临本自跋》中他说：“‘定武本’《兰亭》佳处在笔势厚重，率更得之。学右军书易流于轻隽，则近俗，次换骨丹也。”[7]《与王伯尹书论骨力》言：“骨力谓峻峭特立，舒卷自如，如右军草书，体势雄强而使转灵活，不可以粗豪刻露当之。”[8]

从宏观来看，马、谢二人观点相似又各有见地。其一，所谓“观点相似”，指的是两人不约而同地摒弃“俗”。谢氏认为俗在媚——“浪笔俗书趁姿媚”，并进一步将对“貌似”“俗书”“皮相”等浅薄、呆板的模仿皆归入“俗”；马一浮则将“流于轻隽”视为“俗”。两者指的都是与传统书法理念相左、缺乏内涵的轻浮浅薄之风，并无根本差异。其二，所谓“各有见地”，则指的是在“二王”一脉帖学书风审美方面，谢氏将其归为“清真”，马氏则认为在“厚重”之中。需要说明的是，“俗”在书法美学层面的对立面有许多。由于马、谢二人思考起点和论证角度有别，在归纳过程中，将各自对书法之美的追求和理解与“俗”进行对比，从而得出了“清真”与“厚重”的不同结论。两种书法观念表面看来似乎有别，但在美学上却殊途同归。

（二）马、谢对各自书法观念的实践

就马氏师法而言，学界意见比较统一：认为其虽旁涉金石篆隶，但依然主要遵循“二王”一脉。但对谢氏之师法，则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歧，大体来讲，主要有两种意见。

一种认为谢氏传承有自，师法从碑帖经典。持此论点的主要有陈雪湄和吴丈蜀。陈氏认为“无量书法源自‘二王’，而能不囿有藩篱，自创新意”[9]。吴氏认为其书法“主要从锺繇帖、《瘗鹤铭》和六朝造像融化而来”[10]。另一种则认为谢氏“不太直接临帖”，认为“更多地是摸索着前人杰作中形式和组织方式，加以融会贯通”[11]。这种观点可能源自马一浮在《论清、民国两代书法》中的评价：“谢无量先生不好临摹而天才卓异，随手挥洒，自然佳妙。”[12]

两种论断似乎矛盾，但仔细品味，则不过是立论角度的差别。陈雪湄论证的起点在日常，因而其记述平淡而写实；马一浮则从文化的立场来考量，表达了一种“心通乎道，则其发用流行之妙，无施而不可”[13]的境界。其潜在的含义在于：既借谢无量阐述自己的文艺观念，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对谢氏在这种文艺理念上的践行表示认可和赞同。[14]这一点与陈寅恪借《王观堂墓志铭》自述学问之道不无相似之处。

谢无量 行书 《李攀龙》诗轴 选自中州古籍出版社《谢无量书法艺术研究》

谢无量 行书 《苏轼诗》轴 选自四川省书法家协会编《谢无量 刘孟伉遗作展图录》

就书风而言，马氏倾向于儒雅平正、雍容醇和，力求彰显礼乐之美与文化之道，“厚重”自不待言；谢氏结体萧散古雅、冲和不拘，“随意挥毫，无意求工，纯任自然”[15]，稚拙真率，超迈天然，“寓新奇于平淡之中”[16]，既蕴魏晋之气韵风流，亦含北碑之质朴浑然。萧散古雅可谓“清”，纯任自然可谓“真”，因此陈雪湄言谢氏“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17]。

就意趣而言，马氏致力于融合。不仅融碑入帖，而且融董香光之淡雅入沈寐叟之奇崛。而谢无量则致力于意境之自然，寻求心灵之自由表达，追寻艺术之旷达灵动，不泥古人，不拘形迹，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这也就是学界所谓谢氏“笔挟元气，风骨苍润，韵余于笔”[18]“完全脱离了前人的窠臼，出以新意，自成一家”[19]之因由。帖中融碑，淡中寓奇，皆可仰见谢氏对“清真”说之实践。

整体来看，马、谢书风意趣之别，皆缘师法路径与审美追求之深度会通，同时亦是对各自书法观念和美学思想的具化与实践。

三、马、谢书法观念之会通

虽然马、谢二人的书法观念存在客观差异，但也有着相当程度的会通。在具体语境下，这种会通就显得非常关键，从中可以窥见马氏对谢氏书法观念之影响。

（一）“清真”与“厚重”之会通

书法观念是书法家艺术思想、个体风格能够卓然于文艺之林的重要标志。从这个角度出发，“清真”“厚重”可以视为谢无量和马一浮所自择的承古开新的艺术门径。需要说明的是，两种观念不仅是形而上的纯粹概念，而且在实践中衍生出具体而丰富的意涵。

谢无量在《题唐光晋藏张猛龙碑》云：“或大或小，或仰或欹，藏棱蓄势，发为貌奇。”[20]在《题广武将军碑》中言：“广武将军本乎籀，纵笔为之，变更部位，错落天然，其妙不可方物。”[21]虽是就具体碑帖所进行的评论，但亦可视为其书法观念的展露。“藏棱蓄势，发为貌奇”“变更部位，错落天然”十六字，正是其“清真”的具体阐释。同样，马一浮则在《与王伯尹书论骨力》中将“厚重”进一步申明为“体势雄强而使转灵活”的辩证统一。客观来讲，谢之“藏棱蓄势”与马之“不可以粗豪刻露当之”岂非同归？谢之“错落天然”与马之“使转灵活”岂非相近？仔细体味上述观点的深层内涵和真实意味，马、谢二人书法观念之会通已然可见。

（二）马、谢早期书法观念影响之向度

马一浮对谢无量书法观念的影响向度是比较多元的，撮要而言，可以概括为三点：间接性、持续性、互动性。

其一，间接性。因为资料散佚，从目前的史料来看，虽无证据说明马、谢二人早年有过直接的书法探讨和传授，但却不乏二人治学路径和治学思想扩展至艺术领域的旁证。正如马氏在《论游于艺》中所述：“依于仁之后，始说游于艺。仁者不患无艺，艺者不必有仁。心通乎道，则其发用流行之妙，无施而不可。以是而为艺，艺必精，亦非俗之所谓艺者所能梦见也。”[22]马氏的文艺观集中体现在其以“六艺统摄一切学术”的基础之上，因而有“是而为艺，艺必精”的论断，而谢氏基于学养而天才卓异的书法正可谓马氏文艺思想实践之注脚。二人书法理念之相通，在史料散佚、缺乏必要支撑的基础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保守地视为间接的、“遥感的”、神会的影响。

其二，持续性。马、谢二人文澜阁别后，虽各奔东西，但尺牍往来及相互探访不断。据《马一浮集》《马一浮全集》等统计，1908至1962年间，马一浮大概有120余次与谢无量飞鸿往还。这一数据远超马氏与黄宾虹、沈尹默、邵力子等人的联系次数。值得注意的是，在将书法视为“案头余事”的环境之下，尺牍所承载的不仅是文本的意义，更是艺术观点的展现和书法技艺的表达。因此，马、谢二人在文澜阁别后的飞鸿往来以及因此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客观上持续存在的。

其三，互动性。马氏不惑之后致力于复性书院，讲授答问，传承文明薪火；谢氏则供职于中华书局，著书立说，开启人民之智。两人虽事业追求、学术方向有所差别，但学养已日趋协行，不复早年差距。因而，考其尺牍多有“辱问何所致力，实惭无以对”等语，其中固有谦辞之成分，但也间接说明中年乃至晚年，两人在书法理念、艺术实践上文墨切磋、思想砥砺的客观事实。

余论

回顾谢无量晚年自述，平淡而深刻地阐述了马一浮对其早期学术规划、治学路径等方面的影响。作为出于近代学术转型期之博学耆宿，马一浮、谢无量作为士人群体的代表，在精研学术之余旁涉书法金石，虽因际遇不同，艺术观念略有差异。但其将思想追求、文化涵养、人文精神融进自己的艺术观念之中，“卓然标新”于时风之上，客观展现了近世文士书艺追求的一般情况，为我们重新审视近代书法艺术发展提供了一扇视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