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重

有一种“文化学人”，并不是指搞文化研究的人，而是指具有文化气息的学者。世间学者很多，而能有洒脱高雅文化气息的则不多；文化人也不少，而能具有深厚学问、朴茂修养的则很少。钵水斋主苏渊雷则是二美并存的学者。我对他的认识也是从他身上那股文化气息开始的，大多数人对他的认识也是在这方面。

为了一个画卷，我走进钵水斋。那时，我常去大石斋听药翁唐云论画，并热衷于搜觅他的资料。在闲谈中，药翁常念念不忘的是给钵水斋画的卷子，他不说自己的画好，而是说苏渊雷的诗好。这样，我就乘兴而去，到钵水斋观赏《柳桥忆别图卷》。那时没有电话，只是带着唐云的手札，到了那里，钵水翁毫无准备，东翻西寻，费了好大劲才把卷子找到。但他不打开画卷给我欣赏，把画卷往袖管里一塞，说到老唐那里去看，他的夫人在旁说，无非是想去那里喝酒吧。果然，到了大石斋，正值晚饭，钵水翁即入座饮酒。唐云也是钵水斋的酒客，曾在那里饮酒数日不归。钵水翁好饮而不善饮，酒量远不如药翁，但他们都知己知彼，量力而行，饮到最佳处是微醺面不醉，各人都以尽兴为乐。我在旁看他们对饮也是一种美的享受。酒后观画，自是别有一番情趣，但意犹未尽，药翁“担保”，钵翁允我带回观赏，因此《柳桥忆别图卷》留我家月余方还。

画卷使我认识了钵翁这个人，也认识了钵翁的诗。这个画本来就是药翁依据钵翁的诗意画的。此诗云：

廿年心事柳萧萧，长忆门前旧板桥。

一自美人和泪别，愁风愁雨到今朝。

劫换华年两鬓萧，几回攀恨赤栏桥。

春江碧涨秋江白，一例魂销奈此朝。

不须闻笛怨飘萧，取次春风拂灞桥。

百尺柔条千尺水，未曾断送是明朝。

诗写的是如此精警沉郁、纡徐往复，思飘云物之外，正如药翁在跋语中所说：“非常人所能共喻也。”此诗作于1949年，钵翁居长乐路，朱大可说他的院子里“有海棠三株，奇石数峰，每招待宾客醉吟其间，颇有顾阿瑛玉山遗风，诗境既好，诗笔自工也”。这时他正在徐森玉的领导下，做文管会秘书，对“明朝”自然是充满希望的。以后又读过钵翁所赠诗篇数件，其中多为唱和游弋之作，都无法代替这三首诗给我留下的美的印象，那是诗韵之美。

以后，我和钵翁时有过往，也多在大石斋或壮暮堂中，接触机会最多的是在他重建钵水斋的时候，他津津乐道的是钵水斋的由来。抗战八年，他避难重庆，在南温泉中央政治学校觅得讲席一职，他有感于世变日亟，出处维艰，谋生途径之狭，生活情趣之低，为求温饱所花的时间几乎占每日的全部，和他诗酒风流、广交朋友企求相去甚远。为了有一个自由自在身，他不顾生计所迫，毅然辞去教职，摆脱薪给的生活圈，在重庆闹市中心上清寺，创设钵水斋，以文会友，凡文物交流、图籍出版、学术讲座、书画展览，无不一一举办。一时俊彦，乐与周旋，和酒人共饮，和诗人唱和，和学人论学，与书画家谈艺，一些法师居士，也常来钵水斋谈禅说佛，真可谓“书林坐隐，广结胜缘，一时流寓诸公，颇不以寒斋简陋见外，文史优游，声气相通”（钵翁语）。吴稚晖、马一浮、沈尹默分别为其题斋额。开幕之日，乔大壮首介其亲戚所藏古代名画寄售，以壮观瞻。海内外学人李约瑟、高罗佩、柳翼谋、章行严、许寿裳、汪旭初、钱宾四、傅孟真、顾颉刚、杨家骆、徐澄宇等，常到钵水斋走动，过从甚密。地处夏家坝的复旦大学教授陈子展、林同济、伍蠡甫、梁宗岱、鲁实先等，辄联袂过江，雅集钵水斋。远至牛津、剑桥诸大学，屡屡访求秘籍；而复性书院、支那学院、汉藏教理院乃至国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对钵水斋亦皆崇信，多以所刊典籍，托为流传，“世始知寒斋闹市，隐为陪都文化中心焉”（钵翁语）。钵翁好友高二适《赠渊雷》诗曰：

故人昔住温塘日，酒罢高歌泪数行。

自倚卖书为事业，谁知经世有文章？

贫余妻子能行乐，倦里关河供发狂。

似我萧疏亦何计，江湖安得便相忘？

沈尹默 楷书 《钵水斋》横幅

最为使他快活的是号称酒人的尹石公、马叔平、孙伏园，几乎每日午后，到钵水斋清谈，乘兴即去开设在钵水斋旁的酒肆，饮谈为乐。其时曾履川结“罗湾诗社”于其寓所，家厨甚美，吟朋屡集，如陈仲陶、潘伯鹰、吴稚晖及沈尹默、章行严、乔大壮诸诗老，苏渊雷常与之登高作赋，这给他战时生活带来许多快活，“迄今四十年，犹为人所乐道”（钵翁语）。

四十多年之后的1985年，钵翁感到“盛业日新，与时偕及”，正是“重恢旧绪，借证新机”好时光，他兴致勃勃，要重建钵水斋，再现昔时的盛景。无奈旧雨飘零，新知难觅，环境骤变，文化气息也销失殆尽，再也难以重现旧时月色，虽然花了许多功夫，重建钵水斋也就成了水流云去一梦。他为此很伤心了一阵。钵水斋依然还在，仍然有酒，有诗，有书，有画，只不过是他和家人自娱的所在。这也是他难得清静的时候，既然是学人，治学才是立足之本，在史学、文学、哲学及佛学研究上的多年积累，喷薄而出，撰写并出版《中国佛教史》，校点禅宗名著《五灯会元》，选注《王渔洋选集》《晚唐四家诗合论》，还为高二适、吴湖帆、钱瘦铁等书画家的集子作序。这时钵水斋给他带来最大欣慰的是他和其公子苏春生举办父子书画联展。春生是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擅山水。那时我为他们父子书画联展撰一小文，大意是说眉州有“三苏”，温州有“二苏”，跨越历史的时空，互为媲美。

高二适诗中说：“故人往昔温塘日，酒罢高歌泪数行。”“温塘”有二义，一是指重庆南北温泉，一是指温州，钵翁为温州人。钵翁苏渊雷的这种豪情纵放，我是从被称为“谢家玉树”的谢玉岑的诗翰中有所了解的。谢玉岑与词人夏承焘并在温州一中任教，玉岑诗词中有《永嘉杂咏》《南浦·丙寅仲夏临永嘉赋示诸生》，他在温州教了一年书，因年迈祖母及病妻，即回常州奉养。他有一首《病起忆永嘉旧游》一首，是附在给夏承焘信中的，此诗云：

黉舍常传月下歌，清游前梦堕银河。

绛纱弟子才如海，槛凤吪鸾可奈何!

诗后自注云：“蔡生死后，苏生犹系杭狱。”蔡生即蔡雄，苏生即苏渊雷，都是谢玉岑得意弟子。蔡雄于1927年“四·一二”死于党狱，苏渊雷入狱七年不觌，幸得生还。蔡雄被害，铁窗中的苏渊雷热泪滂沱，用戴镣铐的手写下了长诗《伤感之秋》，诗稿辗转到狱外，以“逝波”的笔名在潘汉年主编的《幻洲》半月刊上发表。原来，苏渊雷在中学时代就参加共青团，继之又参加共产党，曾是浙东地区的风云人物。1933年，苏渊雷出狱后即赴上海，参与薛暮桥、骆耕漠、钱俊瑞、徐雪寒等办刊物、开书店的活动。可见，他以后在重庆开创钵水斋所做的营生，就在此时已扎下了根，变成了一种情结，直到晚年还要重开钵水斋。其实，苏渊雷的酒兴诗情及他那豪情坦诚的胸怀，一生未改。由此也就把自己定为文化型学人了，这对他也许是最合适的。

1949年，苏渊雷面对“一片江山突兀来”，当年的许多朋友已随军进驻上海，故友重逢，欣喜若狂，他是首任军管会高等教育处兼文管会秘书，配合徐森玉，为保护文物做了大量工作。在万事待兴的繁忙中，他还是没有忘记自己是个学人，出版了《白居易传论》《李杜诗选》《元白诗选》等著作，以后就调到华东师范大学，为历史系教授。

性格决定命运。1957年他在《文汇报》上发表的一番言论，说什么“矛盾引导前进，烦恼即是菩提”，对高等教育、知识分子改造及民主党派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使他在劫难逃。他对佛家经典及禅宗妙义虽然研究颇深，由于他的天性使然，使他无法进入“菩提本无树”的境界，只落得全家流放“宁古塔”。还好，没有到北大荒，而是被分派到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做了个“戴帽”的教师。但“宁古塔”这一劫还是免不了，几年之后，随着历史系师生下放劳动，去了零下四十多度的海北，以后又干脆在这里插队落户了。

苏渊雷 草书 《万物昭苏》轴

钵翁1958年流放东北，到1971年的“文革”时期从他插队落户的海北退休回到故乡，塞外生活14年，为我们留下诗稿《霜笳集》。发配到“宁古塔”的知识分子数以万计，可能由于笔者的孤陋寡闻，仅见聂绀弩的《北荒草》《赠答草》《南山草》的“三草诗”，一时为人传颂，流传颇广，但对苏渊雷有《霜笳集》传世则知者甚少，从该集中可以看到当时与之唱和的有马一浮、谢无量、瞿蜕园、高二适、朱大可、钱默存、冒叔子、徐天风、陆维钊、陈士椷、周退密、张宗祥、张志岳、陈登原、穆茧斋、吴忠匡、夏承焘等二十余人，或咏物，或咏史，或抒怀，流连古昔，感喟平生，读之使人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吴兆骞的《秋笳集》来。虽然它们都是“却怜万里寻诗客，满纸酸辛杂泪痕”，但《霜笳集》中的诗没有哀怨之感，恰如吴忠匡评之曰 ：“诗心愈深，诗胆愈壮，清言见骨，旧解新生，芬芳悱恻，可以泣鬼神，诉真宰。”可惜的是，苏渊 雷不如吴兆骞有遇到纳兰容若的赏识的幸运，没人能为他做提早南归计，直到“雪花如掌鬓如丝”方才退休归里。总之，他还是幸运的，能活着回来。再有幸者，他虽然在流放之中，仍然是书卷、山川、朋友三者俱备。

赵宋以降，历来被发配的文人，都会以苏东坡流放到海南事以自喻，钵翁何尝没有这种情怀呢？不过，他比别人表现得还要具体而生动。他藏有“东坡墨妙亭诗残刻十七字断碑砚”一枚，他说：“予得此砚后，随身携赴粟末。”1962年1月24日（农历十二月十九日），东坡诞生925周年，虽在流放中，仍集客于钵水斋以此砚相示为贺，同时他又把残碑上的诗句拓片，以及用东坡集中《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原韵及东坡《龙尾砚歌》韵写了两首诗，分赠海内师友索和，诗中有“三年松花江水碧，涛声琅琅屐登登。赏奇析疑饮文字，盍簪亦得两三朋”，再现了他在北国的生活。诗中又云：“铭词还似叠山句，弘骨弘心同心知。（叠山铭曰：“洮湖石，碧于血。千年不死苌弘骨。”石斋铭曰：“身可污，心不辱，藏之三年化碧血。”）誓将清白离诸垢，笔扫胡尘归九有。”我想他是以此来表现自己的风骨吧。既然命定做了知识分子，任何时候都不应失诸风骨的。

东坡墨妙亭诗残刻砚，世有两枚。其一枚为王阳明所藏，存“灯他年忆贺监时须服孙莘老”十二字，背镌“守人”楷书二字，又“阳明山人”篆书四字，侧镌“驿丞署尾碑”分书五字。清乾隆中，在新建裘叔度处，蒋心余、纪晓岚各为题诗。今不知所在。其二即苏渊雷所藏此砚，在明代为黄道周（石斋）所藏。清代乾隆年间，初在归安姚玉裁之孱守斋，继归桐乡之求是斋，丁龙泓、厉樊榭、蒋心余，皆有长歌，张芑堂并为摹刻于《金石契》。也有一说南城曾宾谷得之扬州市上。同光间在吴县潘伯寅之滂喜斋，后入袁爽秋之沤簃，宣统中在贵筑王仲猷处，民国后在杭州杨见心之丰华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转入钵水斋中。史无前例的岁月中亦是钵翁随身之物，故他感叹说：“‘十年动乱’，人天如客，此砚能存，宁非快事！”

在南京大书法家高二适处，我看到过一批高、苏往来的信件，有几封是在有关王羲之《兰亭》真伪辩论时写的。苏渊雷是高二适论说的支持者，信中有言：“昔日郭老是我钵水小斋中常客，今日何来如此的霸气？”对这次辩论笔者曾写过一篇《回眸“兰亭论辩”》的文章，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也有点可补：当年《文物》杂志为什么会全文发表高二适论文的手稿？今年夏季，当年《文物》杂志编辑、直接编发高氏手稿的黄樾来电告知：那是康生的主意，康认为高的章草写得不好，有意出高的洋相。如今黄樾已移居新加坡，我相信他的话是真实的。因为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推荐高二适的文章时，信的一开头就把高二适的章草称赞了一番，他写道：“兹有读者江南高生二适，巍然一硕书也（按硕字出《柳集》）。专攻章草，颇有发明，自作草亦见功力，兴酣时并窥得我公笔意，想公将自浏览而喜。”章士钊这话本意是讨毛泽东的喜欢，不料得罪了康生。康生的书法也是从章草出身，不过和高二适的书法不是一个路数。

对章士钊，高二适、苏渊雷都是以师长辈尊之。但他们对章士钊所著《柳文指要》一书中的错误也会毫不客气地指出来。从他们的信中可知，他们指出《柳文指要》的错误有180多处。高二适出于对恩师的爱护，希望在该书再版时能作改正。毛泽东在复章士钊的信中也谈到《柳文指要》，说：“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强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对章士钊的《柳文指要》的批评，毛泽东是从大处着眼，高二适、苏渊雷是从具体的小事入手。这些“小事”是《柳文指要》的硬伤，学生们对老师能如此指出，足证他们尊师爱学的传统道德之风。可惜，《柳文指要》重新出版时，章、高师生均已作古，对其中的错误当然也就无从纠正了。

钵翁晚年已白发盈顶，但仍然是有酒、有诗、有书、有山川、有朋友，仍然是豪情不减。但经历了大劫大难，心境毕竟是不同了，他曾给小友也是笔者的朋友蒋国梁书写一副对联“马蹄秋水，虎尾春冰”，以作对学生处世的告诫。此时，这位小友风华正茂，钵翁自己不正是从风华正茂走过来的吗？唯遇险处不留神，才落得多灾多难的身。唯他身上的文化气息不衰，故我要作文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