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润泽

弁言

每个时期的书法教育方式各有不同，书法教育的发展受历史背景、国家政策以及时代审美的影响。清朝建立之初，政局不稳，统治者延用明代旧制，重新修缮了北京国子监为太学，收徒授课。其课程除四书五经之外，学生每日需临摹《黄庭经》《乐毅论》等名帖600字，助教每10天批阅1次，每逢朔日和望日要呈堂检查。后来太学用积分来考核学生，及格(8分)的学生可补官职。每月考试获一等者得1分，倘若文不及格，而临摹名帖书法优秀也可以得1分。可见当时官方对于书法教育的重视程度。清代的书法教育主要是为政治服务，因而不得不将实用价值摆在首位。清代的书法教育分为官方教育和非官方教育。非官方教育有书院教育、名家传授以及家族传承等几种方式。其中，家族传承在整个清代书法教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清代的书法世家数量众多，如：浙江海宁陈氏家族、福建汀州伊氏家族、江苏金坛蒋氏家族等。其中，金坛蒋氏家族可以说是清代书法教育领域中的典范。

一、清代金坛蒋氏家族简介及书法成就概述

清代金坛蒋氏是金坛地区的名门望族，蒋氏家族人才辈出，兼书善画。其中，蒋氏第一代蒋衡在书法教育方面的成就最高，这显然离不开其深厚的家学渊源。蒋衡之祖蒋鸣玉（1600—1654），字楚珍，明崇祯十年（1637）进士，官兵科给事中，精于理学，著述颇丰。蒋衡之父蒋进（1649—1693），字度臣，号退庵，著有《劳人草》《此山中诗馀》《五七言古近体诗》《墨农》等。蒋衡（1672—1743），原名振生，字湘帆，一字拙存，晚号拙老人、再生人等，是蒋氏家族一门三代书法教育模式的开启者和奠基者。他一生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但仕途不顺，几经科考，文场受挫，后绝意仕途。蒋衡承其家学，著述等身，其经史类著述有《易卦私笺》《中庸说》等，书学著作有《书法论》《拙存堂题跋》《拙存堂文集》以及与王澍共同编著的《分部配合法》等。在书法实践上，蒋衡曾独立手书《十三经》，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认可和赞赏。乾隆五十六年（1791），乾隆皇帝谕旨以蒋衡手书的《十三经》为底本，刊刻上石，以传后世，始称《乾隆石经》，意义非凡。此外，蒋衡还将其平生所临古人法帖汇为《拙存堂临古帖》。蒋衡将其家族书法教育推向了顶峰，也由此开启了蒋氏家族的书法教育模式。

蒋骥，字赤霄，号勉斋，蒋衡季子，蒋和之父。蒋骥自幼随其父蒋衡学书，《清史稿》记载：“骥尤精分隶，著《汉隶讹体集》《古帖字体》《续书法论》各一卷，兼工画。”[1]蒋骥曾在其父所著《书法论》的基础上著《续书法论》，并将旧制“九宫结字法”进行改良，成《九宫新式》。蒋骥既善书，又以写真闻于远近，其《传神秘要》后被收录到《四库全书》。

蒋衡 《乾隆石经》初拓本 孔子博物馆藏

蒋和，字仲淑、仲叔，号醉峰、最峰，蒋衡之孙。蒋衡晚号拙老人，因此蒋和又自称江南小拙。蒋和精篆、隶、行、草诸体，尤工分隶，善墨竹，在文字学、金石学方面亦有颇多建树。蒋和受其父蒋骥《汉隶讹体集》的启发和影响，作《汉碑隶体举要》，在当时受到学界的认可，并借此担任四库篆隶总校，官至国子监学正。著有《说文字原集注》《说文字原表》《说文字原表说》《汉碑隶体举要》《学书杂论》《学画杂论》《写竹简明法》等。此外，蒋和将其祖孙三代的论书画著作汇辑出版为《蒋氏游艺秘录》和《书法正宗》，此举为蒋氏家族书法论著的保存和流传起到了积极作用。

蒋氏家族对书法教育的探讨和论述主要集中于《蒋氏游艺秘录》《书法正宗》两部著作。《蒋氏游艺秘录》共两卷，上卷为蒋衡著《书法论》、蒋骥著《续书法论》《九宫新式》《读画纪闻》《传神秘要》；下卷为蒋和著《说文字原表》《汉碑隶体举要》《学书杂论》《学画杂论》。《书法正宗》共四册，第一册为蒋和著《笔法精解》，第二册为蒋和著《点画全图》，第三册为蒋衡与王澍合著《分部配合法》，第四册为蒋和著《全字结构举例》、蒋骥著《重定九宫格》以及蒋和著《分笔先后》《学书杂论》。这两部著作是其家族书法教育理念的集中体现。

《蒋氏游艺秘录》版本有以下三种：乾隆五十九年（1794）蒋氏家刻本、乾隆年间“书画蒐奇”本及“续修四库全书”本。乾隆五十九年（1794）蒋氏家刻本曾经郑振铎收藏，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部；乾隆年间“书画蒐奇”本仅收录《传神秘要》《学书杂论》《学画杂论》《书法论》《续书法论》《九宫新式》《读画纪闻》七篇，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部；“续修四库全书”本，现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书法正宗》乾隆四十七年（1782）刻本，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部。

二、清代金坛蒋氏家族书法教育理念

清代金坛蒋氏家族的书法教育理念既一脉相承，又均有各自独立的创见。蒋衡是金坛蒋氏家族的第一代，也是蒋氏家族书法成就最高者。他耗时十二年以欧阳询笔意手书《十三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推崇，并刊刻上石，成了文人士子学习的官方权威教材。这不仅奠定了蒋氏家族书法教育的基础，而且拉开了蒋氏家族书法教育的序幕。

（一）蒋衡《乾隆石经》及其书法教育意义

自隋唐时期推行科举制度开始，儒家经典便成为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下，儒家经典上升到了其他典籍都无法比拟的地位，由于统治者将儒家经典列为科举考试的考查内容，因此就必须对儒家典籍加以规范以供学习。

为了长久地保存典籍和统一教材，我国历史上曾七次大规模地刊刻儒家经典。东汉熹平年间汉灵帝主持刊刻了《熹平石经》，石经选用书体为隶书，也被称为《一体石经》，此石经共刊刻了七部儒家经典，分别为《诗经》《尚书》《仪礼》《周易》《春秋》《公羊传》《论语》；三国魏齐王曹芳主持刊刻的《正始石经》，所用书体为古文、篆书和隶书，也被称为《三体石经》《三字石经》，此经共刊刻了《尚书》《春秋》以及《左传》（部分）三部儒家经典；唐文宗开成年间刊刻的《开成石经》，所用书体为楷书，共刊刻了《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十二部儒家经典，此经保存尚属完整，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五代后蜀时期刊刻的《广政石经》，所用书体为楷书，共刊刻了《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春秋左氏传》《论语》《尔雅》《孝经》十部儒家经典；北宋嘉祐年间的《嘉祐石经》所用书体为篆书和楷书，又被称为《二体石经》，此经所刻经数说法不一，公认为九经，分别为《周易》《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孟子》；南宋时期刊刻的《御书石经》，其中《论语》《孟子》两部儒家经典用行书书写，其余为楷书书写，此经共刊刻了《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氏传》《论语》《孟子》七部儒家经典。清代乾隆年间刊刻的《乾隆石经》是我国历史上刊刻的最后一部儒家石经，系清代书法家蒋衡所书，所用书体为楷书（以欧阳询笔意写成）。此经共刊刻了《周易》《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十三部儒家经典，是儒家石经中内容最为完整的一部，也是现存儒家石经中保存最为完好的一部。

蒋衡究竟为何会起意书写《十三经》此皇皇巨著呢？《上高大中丞辞教职书》一文揭示了其决意书写《十三经》的缘由。现总结为三点：其一：“（雍正二年）十月，（蒋衡）纵观碑洞《十三经》，虽颇残缺，巍然具存，但众手杂书，文多舛错，行次参差，心实悼之。”[2]由此可知，蒋衡曾到西安碑林观摹碑刻，发现唐代刊刻的《开成石经》虽然保存完整，但是当时经生众手杂书，书艺参差不齐、经文文字多有舛错且行次参差不齐，难以作为范本传之后世。其二，蒋衡决心手书《十三经》除了此次赴西安碑林观摩《开成石经》外，还因其与好友王澍的一番谈话：“（雍正四年）夏初抵二泉，适王吏部虚舟请假归，相与作书斗胜无虚日。既余写《法华经》七卷，作大楷，分十四册。虚舟曰：‘儒而书佛经，不足道，庶几书《十三经》乎？’盖戏之也，余唯唯，遂矢志力书。众拊掌大笑曰：裱工尚不能独装全部，况欲书耶，毋乃为吏部所愚？”[3]雍正四年（1726）夏天，蒋衡与好友王澍相与作书斗胜，蒋衡以大楷书写《法华经》。王澍玩笑道：你一介儒生，不抄写儒家的典籍《十三经》，反而抄写佛经？王澍或许本是一句玩笑之语，后蒋衡果然矢志以一己之力书写《十三经》。其三，蒋衡认为曲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故乡，但阙里刻石中竟然没有刊刻儒家典籍，实属遗憾。据记载：“况曲阜尼山为宣圣钟灵之所，止存汉隶《礼器》《孔宙》数碑，从未有写《十三经》请勒石圣庙者，不揣鄙陋，矢志重书，共八十余万言，将以十年之功，独力书成。”[4]由此可知，蒋衡立志书写《十三经》的原因有三：一是不满唐代《开成石经》的“众手杂书、文多舛错、行次参差”，深以为憾；二是好友王澍无意间对其一介儒生反而书写佛经的玩笑之语；三是遗憾曲阜圣地却无刊刻儒家经典的碑刻。这三次经历使得蒋衡立志潜心独立书写《十三经》。

蒋衡书写《十三经》期间，曾被选为六安州英山县教谕和博学鸿词科，但他均以写经为由力辞不赴，此事在《上高大中丞辞教职书》《上两江总督赵府辞鸿博书》两篇文章中均有记载：“触冒大人敢请咨部另选宿儒为英山教谕，则衡得肆力速成。若天假余生，三年可以告竣。”[5]“即哀恳高大中丞，以振老病乞休事咨部。”[6]蒋衡书写《十三经》的决心可见一斑。蒋衡终日闭户，潜心书写，于乾隆三年（1738）完成了《十三经》的书写大业。书成后由马曰璐为之装潢，并由当时任南河河道总督的高斌[7]进呈御览。高斌曾于《拙存堂文集序》中写道：“适遇知爱者为图装潢，余见之惊且喜乃奏呈御览，今藏之内府，闻者俱以为奇。”[8]后乾隆皇帝破格授予蒋衡“国子监学正”一职。乾隆五十六年（1791），乾隆皇帝谕旨以藏于懋勤殿的蒋衡手书《十三经》为底本，刊刻上石，以垂永久。刻石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刊刻完成，称之为《乾隆御定石经》《乾隆石经》《清石经》。蒋衡之孙蒋和参与了《乾隆石经》的刊刻，并留下画像石作为纪念。

蒋衡所书的《乾隆石经》得到了当时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的认可和推崇，作为国家统一颁发的教材加以推广，并尊奉为典范。乾隆皇帝对《乾隆石经》的认可奠定了蒋氏家族在书法教育上的地位。蒋衡所书《乾隆石经》规模宏大、布局整齐、字法统一、法度严谨、楷法工整、笔力雄健，有欧、褚二家笔意，弱化了个人艺术性的表现，是典型的“馆阁体”。《乾隆石经》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它作为一部官方权威教材，主要为统治者和科举制度服务，因而它的实用性是大于艺术性的，它不仅勘正了儒家经典的文本内容，也是对书法审美标准化的规范。

蒋衡《乾隆石经》手写本，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乾隆石经》原石，现存于北京孔庙，经文189通，“圣谕及进石刻告成表文”1通，共190通碑刻。《乾隆石经》刻成之后，便立于太学六堂供士子们学习，并且墨拓颁发到全国。孔子博物馆藏有嘉庆元年（1796）嘉庆皇帝颁赐给衍圣公的《乾隆石经》初拓本。《续修曲阜县志》中记载道：“嘉庆元年丙辰，颁赐衍圣公《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一部十六函，又颁赐衍圣公《乾隆御定石经》四十函二百六十册。”[9]2020年6月，孔子博物馆藏《乾隆石经》初拓本入选了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同年12月，此本作为孔子博物馆推选的宝物，登上了著名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由此可见，近年来学术界对蒋衡所书《乾隆石经》的关注程度。

清 蒋衡 楷书 《乾隆石经》 初拓本 （局部） 孔子博物馆藏

（二）蒋骥《九宫新式》及其书法教育意义

蒋衡所书《乾隆石经》将其家族书法教育推向了顶峰，其后世子孙在其言传身教下也致力于书法教育，并对其家族书法教育理念不断细化和提升。蒋骥在其父蒋衡基础上，将其家族书法教育理念进行了更加细微的阐述，著有《续书法论》和《九宫新式》。

蒋衡认为唐人注重法度，因而发明了“九宫结字法”。他运用“九宫之法”教育童蒙准确掌握字的结体特征，“魏、晋人书天然宕逸，唐人专用法，遂有九宫，分中、左、右、上、下界画，使学者易趋，窃疑所谓‘口授诀’，即此也”[10]。其子蒋骥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加细致的阐述，并且认识到旧制九宫结字法的弊端，“然旧制九宫作九九之数，虽立法精严，初学者易于炫目。今分九宫，每宫中界十字，为三十六格，此法于均方减数之旨，简易明白，绳墨了然，特绘图藏之家塾，以遗后人云尔”[11]。因而，蒋骥将旧制九宫之法进行了简化和改良，以“井”字格划分的九宫格为基础，在每宫中加入“十”字，变为三十六宫，称为“九宫新格”。此外，蒋骥认识到汉字的结体是不尽相同的，故依据汉字字形分为：字长者、字短者和字方者。针对这三种不同的汉字字形，蒋骥将“九宫新格”分别进行了相应的变化。书写字长者时，在“九宫新格”的基础上，把左右两道变为隙地，仅用中间竖向四道。书写字短者时，在“九宫新格”的基础上，把上下两道变为隙地，仅用中间横向四道。书写方形字时，在“九宫新格”的基础上，将其变为三层方格，最内为第一层线，次之为第二层线，成双回形。此举能够帮助初习者更加准确地掌握汉字书写的结体规律。

蒋骥在书法教育上偏向于书法启蒙教育，阐发更加细致入微，他的关注点既继承了其父蒋衡的书法教育理念，同时又有所创新。蒋衡所书《乾隆石经》为文人士子树立了一个典范，但如何才能达到蒋衡的书写水平呢？蒋衡之子蒋骥编著的《九宫新式》无疑是通往实用性书法的捷径，这既是对其父蒋衡书法的推广，也是对其家族书法教育理念的补充。

（三）文字学与金石学在蒋氏家族书法教育中的作用

蒋和继承了其父蒋骥对于书法蒙学的教育理念，并将其祖孙三代论蒙学的著作汇集起来，名曰《书法正宗》，可谓是集蒋氏一门三代之大成。除此之外，蒋和更为注重金石学、文字学等字外功对书法艺术的升华。

蒋和在《书法正宗》自序中说道：“爰采摭群言，稍参末议，为《书法正宗》一编。先之以笔法，而点画次之，分部及全字又次之，共成四则，皆作书之规矩。童而习之，至老而不可废者也。”[12]蒋氏家族在书法启蒙教育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教育体系。蒋士铨在《书法正宗》序文中评价道：“予四龄，太宜人断竹丝为波磔点画，攒簇成字，使之辨识。六龄始学执笔，今老而无成，倘早观兹编，则升堂入室，阶陛门户，井然可循，艺林考工之记，舍此曷由哉？”[13]可见，蒋士铨对《书学正宗》评价之高。此书讲解细致、层层递进、图文并茂，是蒋氏一门习书多年后总结出来的甘苦之言，也是蒋氏家族对书法启蒙教育理念的总结。

蒋和的祖辈和父辈主要是对科举考试必备文本和实用书体进行教育，更偏向于实用性。至蒋氏第三代蒋和，他不囿于实用性的教育，而是致力于提高书法本身的艺术性，并且紧随时代的步伐，将文字学、考据学与金石学的养分注入书法实践中，这无疑是对书法艺术灵魂的升华，也是对其家族书法教育的提升。

蒋骥 九宫新格 选自上海古籍出版社 《续修四库全书》《蒋氏游艺秘录》

蒋衡在其《书法论》中说：“学者苟能立品以端其本，复济以经史，则字里行间，纵横跌宕，盎然有书卷气。胸无卷轴，即摹古绝肖，亦优孟衣冠，苟出心裁，非寒俭骨立，则怪异恣肆，非体之正也。”[14]他提出要立品、通晓经史，唯有这样所作之书才能在字里行间呈现出一种书卷气。由此可见，蒋氏第一代的蒋衡曾意识到学养对于书法艺术的重要性，蒋骥在其父的基础之上开始关注文字学对书法教育的作用。蒋骥曾说道：“至临帖之外，取许氏《说文》偏旁字样，一一依法区处，便可预明排叠、穿插、高下、应接之法矣。”[15]《说文解字》在清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致使书家们开始关注字法。蒋氏家族书法教育中也增加了对《说文解字》的学习，蒋氏第二代蒋骥已经将《说文解字》偏旁列为童蒙学书的必修课。

直至蒋氏第三代蒋和将文字学与考据学等字外功对书法艺术的作用推向高潮。在文字学方面，蒋和著有《说文字原集注》《说文字原表》《说文字原表说》。《说文字原集注》是一部专门研究《说文解字》部首的著作。《说文字原表》则首次以谱表的形式说明了文字形体的相互关系，在清代字原学研究著作中首屈一指，具有较高的水准。此外，蒋和对前人金石学著述亦有研究，如：宋代洪适《隶释》、娄机《汉隶字源》以及清代顾蔼吉《隶辨》等。蒋和将金石学的滋养渗透到书法教育中，并为隶书习字者编著了《汉碑隶体举要》，辑录了汉碑中与楷书结体有区别的字，并在每一隶字下用楷书标明本字、俗体或异体，为隶书习书者提供了一定的便利。

结语

金坛蒋氏家族重视书法教育，蒋氏第一代蒋衡是其家族教育成就最高者，他手书的《乾隆石经》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并颁布为官方权威教材，堪称实用性书法教育的典范。蒋骥承其家学，并对其父蒋衡的书法理念进行补充。至蒋氏第三代蒋和则完成了其家族书法教育由实用性向艺术性的转变。他紧随时代的潮流，将文字学与金石学的营养注入书法教育，提升了书法教育的艺术性。蒋氏家族能够在书法教育上取得如此成就，有赖于其一门三代的共同努力，同时也是其家族书法教育探索的结果。蒋氏家族的书法教育不仅是清代家族书法教育的典范，对今天的书法教育也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