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涛

一、周敦颐与道县月岩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湖南道州人。北宋理学家，后世称其为理学之祖，评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周敦颐现存书迹较少，后世对他的评价多围绕其理学成就。《湖南书法史》记载现存周敦颐的书作有《拙赋》《跋彭应求诗序》，笔者在查阅文献并部分考察的基础上，整理出周敦颐题名16处，这些题刻中目前保护完好的仅有湖南省永州市的两处。在可考题名石刻中，可见“廉泉之源”“周敦颐朝阳岩题刻”“周敦颐九龙岩题名”“周敦颐淡岩题名”，余下皆被损毁。周敦颐书法亦为时人所重，现存书迹颇具颜真卿书法之庄严浑厚。

月岩位于湖南永州道县，据清道光《永州府志》载：“濂溪以西十五里，营山之南，有山奇耸，中为月岩。旧名‘穿岩’。其距州约四十里焉，岩形如圆廪，中可容数万斛。东西两门相通，望之若城阙。中虚其顶，侧行旁睨，如月上下弦，就中仰视，月形始满，以此得名。岩前奇石如走猊伏犀，形状不一。相传周子幼时，尝游息岩中，悟太极，故又称‘太极岩’。有书堂在岩内，石壁环之。”[1]笔者翻阅相关著录，对其数量进行对比和整理，史料记载的有摩崖石刻63幅。月岩现存石刻始于南宋淳熙直至民国年间，整体保存较为完好，包括祈祷、修缮题记3处，诗刻34处，榜书26处。月岩石刻以濂溪体道为主题，时间跨度大，且数量众多。

二、月岩摩崖石刻中的周子遗风

月岩石刻形成由来已久，传为理学开山濂溪悟道之所，后世慕仰，不胜拳拳，乃敢书于石上。徐霞客曾游历湖南，次列诸岩：“因按列书之，为永南洞目。月岩第一，道州。”[2]月岩遍地皆石，无石不书，后世百拜不休。在这些摩崖石刻中不乏书法精妙者，这些石刻并非艺术家们纯粹性的艺术作品，但艺术家将自身所见所感倾注其中，尤其是月岩石壁上所题诗刻文字，更是表明了来者对于濂溪先生的不胜仰慕。在这样一种崇敬的心理状态影响下，所作诗文、唱和、书法无不彰显着周敦颐理学思想，而这些石刻正是周敦颐美学思想的侧面反映。

（一）淡而不伤、和而不淫

礼乐制度贯穿着原始儒学的发展变化，孔门尤为注重礼与乐的相互关系。周敦颐出于政治目的重新探讨了礼乐的先后关系。周敦颐融合佛道思想，为儒学在宋代的复兴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在通过对古今礼乐、文道的关系对比上，进而提出了“淡而不伤、和而不淫”的审美理想。“淡”非浅薄与单一，而是不拘泥于形式，简约而意蕴浑厚，这便是周氏汲取道家“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的具体体现，将“淡”引入文艺领域，正如陶渊明田园风光下冲淡、简远的诗文。书法中这种“高度的纯粹”的线条艺术被直接赋予了思想，而儒家自古以来注重的人格修养，使得书法展现出动态的人格魅力，月岩石刻正是如此。

宋 周敦颐 楷书 朝阳岩题名拓片 湖南省博物馆藏

宋 周敦颐 楷书 题名石刻拓片 湖南省博物馆藏

正德四年（1509）陈凤梧题月岩诗刻三首，同游者都指挥吴坤、周敦颐后裔周绣麟和其韵。这三首诗保存较完整，字体为楷书，清晰可辨，其书笔画中正、典雅圆润，有端庄秀丽之风，符合周氏冲淡平和的美学思想。明人戴嘉猷《游月岩》诗刻字体为正楷，端庄秀丽、用笔刚健，其文曰：“石门穿出小山城，怪底乾坤独擅名。鹤鹳一声山谷应，管箫递奏路人惊。气分温爽壶天别，光透亏盈太极明。愁绝濂溪鸣道后，岩中光景锁云深。”[3]诗文清秀俊朗，而不乏理趣，诗刻四周有流云花纹装饰，字用秀丽正楷书成，堪称月岩佳作。顾璘（1476—1545），字华玉，号东桥居士。顾璘是十分出色的书法家，王世贞《弇州山人稿》称顾璘书“翩翩有晋人意”，朱谋垔评其书法“笔力高古”（《读书史会要》），《金陵琐事》载：“东桥真、草皆清澈可爱。”顾璘在永州道县月岩留下的两处石刻，旨在揭示顾璘与月岩及周敦颐的关系。顾璘经湖南道州于月岩所留题刻一处、诗刻一处。此题刻在过去的文集、方志中未有记载，因而十分珍贵。

（二）存诚守拙、风清弊绝

周敦颐承接《中庸》，将“诚”提升为道本。落实到个人便发显为“拙”。“拙”为“诚”的外在表现之一。周氏作《拙赋》以明其志：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逸；巧者贼，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呜呼！ 天下拙，刑政彻。上安下顺，风清弊绝。[4]

宋 周敦颐 楷书 淡岩题名拓片 选自湖南美术出版社《湖湘碑刻》

民国 刘濂滨 楷书 “风月长新”石刻 选自湖南美术出版社《湖湘碑刻》

宋以降，周敦颐“拙”的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士人，月岩石壁上自然也体现了这一点。清末名士张铭曾访月岩，见一石榻有感，作“拙榻”题之，后有题款小字百余，道出读《拙赋》所悟，以此题“拙榻”，志景仰云。石刻字体为行草，笔法外拓，气势宽博，有颜体风。嘉靖三年（1524），林英、吴允迪、邓庆登临月岩唱和诗刻，林英诗文，同游者评其诗文稚拙淳古，颇有濂溪先生意。其诗爽利畅达，不事雕琢，明白如话。三首诗刻的书写结构整齐，字体为楷体，风格圆润典雅，端庄秀丽。周敦颐“拙”的君子取向引入诗文书法便呈现出了简约与拙朴、不加雕饰的审美情调。

周氏所说的“拙”非笨拙，而是超越本体的自然之巧，是天巧。“拙”所蕴含的美是对人所创造的美的超越，是一种“大美”。万历十三年（1585），胡文衢任永州通判，留有三处石刻。浯溪碑林所作“三浯胜概”榜书纵向为主，字体笔画结构略显松散；朝阳岩“朝阳起凤”四字，笔画凌厉，棱角分明，字的间隔小而紧凑，且落款字形松散，似是信手题之；而月岩所作“参悟道真”，用笔圆润敦厚，沉着有力，整幅榜书字形端庄，落款的字形工整，笔锋顿笔清晰，目前保存完好。结合榜书所刻的地点、内容和周敦颐在月岩悟道相呼应。月岩以外，明代徵士沈良臣以“拙赋”为主题辟“拙岩”，明、清两代文人在“拙岩”吟咏抒怀，留下了三十余幅题刻。以上种种，皆浑厚古朴，不加修饰。周敦颐为政作文皆以“拙”字处之，其倡导的“守拙”思想对后人崇拙黜巧的美学取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光风霁月、一府皆倾

古人从对原始儒学礼乐文化的探究，到新儒学文道关系的重新探讨，都十分注重人的主体地位。儒家注重内省，反观自己的内心世界从而达到对本体的自然超越。颜真卿书法在宋代理学家的推崇下走向了极致，理学观念下的颜体书风自然受到士人的追捧，在理学家的眼中，颜真卿之人格更是理应效仿的对象。

周敦颐淡与和、巧与拙的为人为艺的方式，都以君子成圣为最终目标，“拙”被引入儒家思想，则蕴含了刚直耿介、襟怀坦荡的人格要求。黄庭坚评周濂溪曰：“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5]孔经甫祭之云：“公年壮盛，玉色金声。从容和毅，一府皆倾。”[6]正是形容其洒落清雅的人格。月岩有诗刻《谒濂溪先生祠两首》，题跋、序言、落款皆保存完好，并有刻工留名。观其内容，可知作于濂溪祠，而寄刻于月岩。文中“最是神明扶正直”[7]表达对濂溪先生的尊崇，言明濂溪之“正”近乎神明。濂溪曾言：“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8]诗者刘魁以气节闻于朝野，以敢于直谏留名《明史》，诗文多为遣怀吟咏之作，多蕴含其哲学思想，亦可见其忠义大节。戴嘉猷为官时克己勤勉，时人称其“端严明决”，嘉靖年间（1522—1566）道州知州王会以“师范端严”著称。张乔松在湖南道州任职期间，留有榜书“太极岩”、诗刻“天开太极”“镜石”和文章《月岩辩》。其中“太极岩”榜书石刻共三个大字，雄浑古朴，尺幅庞大，一副正大气象。孟思《乔松赋》中评张乔松：“写其性格，正直峻拔，横流独立；写其德行，义守礼节、彪炳千古；写其才华，文章烨烨，材大用难。”[9]上述人物皆慕其名于月岩留下书迹，正是对于周濂溪人格的肯定。

上述石刻与评价皆可印证理学大家周敦颐在书法上的实践。周敦颐之所以选择取法颜直卿，究其原因，其所处的时代是颜真卿书法逐渐被接受的时期。北宋学者文臣大都喜欢用书法来表达他们的政治主张，认为儒学价值应该同时体现在政治和文化之中，因此书法不仅仅是表达自我价值的方式。理学家们从颜体书风上溯到颜真卿高尚的品格，其后又将其品格注入其书法的风格表现上，因而平直中正书风是个人忠义道德的象征。周敦颐可见书迹极少，但从目前所见石刻，结合月岩崖壁上所题诗刻榜书来看，多以正楷为主，结构端庄平整，用笔沉着稳重，将精神蕴于平淡，不故为惊人之势，然风骨自存，正是其精忠大节、高贵人格的象征。颜真卿“立朝正色，刚而有礼”，儒者多咏其高义，在历代颜体书法的接受群体中，理学家们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结语

周敦颐在其哲学体系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文艺美学理论。其美学思想呈现出以传统儒家“和”为基本特征，进而阐发“淡而不伤、和而不淫”的观点，在文道关系上提出“文以载道”、注重艺实并重的文艺观，且作《拙赋》一文阐明了自身理学审美的特征，同时也注重文道观念下君子人格与圣人乐境的最终追求。月岩所存石刻本身就是以周敦颐为主题而存在的，因其哲学思想、文艺内涵势必与周敦颐的理学及其美学相关。周氏传世书迹稀少，因而这些摩崖石刻可视为周敦颐理学思想的笔墨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