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尚莲，谢瑾芸

（河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401）

在社会结构与文学发展急速转型的时期，梁启超以赞助人的独特身份、留日学生的特殊背景以及政治家的主要头衔，在清末民初的译事活动起到了引领作用，其社会影响也从翻译领域延伸至社会文化各个层面，如通过推动学者译介图书馆学的重要书籍，在中国社会开启图书馆学研究的新天地，真正成为“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启蒙学者；在小说翻译中重新定义新女性特质，强调女性在挽救民族国家危机中的杰出作用，引领晚清女性解放；将报馆与国事，即将传播渠道与国家政治构架紧密互联，通过信息“通塞”观测国家强弱，将报刊历史推至中心地位；推动“新汉学”与“新史学”的发展，后者成为“古史辨运动”的启蒙因子；在中国语言哲学近代转型期间，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对该领域的历史产生深远影响……可见，梁启超的救国实践辐射社会文化各个领域，触及社会意识启蒙与新兴学科发展，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大背景下，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李静与屠国元就梁启超翻译拜伦诗歌《哀希腊》的背景和效果进行了多角度的细致研究，从更为积极的方面肯定其在开启民智、翻译救国上做出的显著贡献，以及实现“以译举政”、构建近代民族精神的瞩目成就；李兆国概述了梁启超对西方学术思想和西方文学作品的译介活动，以此点出梁启超对西方文化的追求和在文化建设上的博大胸怀，此外，李兆国进一步指出梁启超在翻译观与翻译策略选择上的矛盾，通过分析译文内容的风格与结构，以更为批判的角度指出其“重政治功利、轻文学价值”的旧文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