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行舟

2011年，贾平凹出版长篇小说《古炉》。“古炉”是一个偏远贫穷、善烧瓷器的中国村庄的名字，可在贾平凹笔下，它更是热气蒸腾的自我燃烧之炉，是传统文化最后的温度，是激进革命的风风火火，亦是艺术重器的炼就。“古炉”尤其孕造着一种“革命中国”的历史发生学。小说封面上毫不含糊地题写着“古炉”的英文翻译——“China”。然而，“古炉”与它所欲象征的中国之间其实关山重叠：古炉村毕竟奇特而僻远，一种边缘的发生学如何“象征”中心或整体？匮乏的革命起源又如何标记并触及宏大与合法的起源？

贾平凹发明了自己的方式，即在自然法、人伦法和革命法的结构性对立与板块运动中激发生成的动物诗学和以卑小的动物化菌菇生命为导引的寄生性写作。从《废都》的欲望主体，到《秦腔》的弱化主体，再到《古炉》的动物化寄生(非)主体，贾平凹终于要在人的最低矮处把握历史。他在众多切入历史的叙述可能性中走向了动物化的叙述，划出了一条与宏大庄严的人性历史表象切身而过的逃逸路线，又顽固地在逃逸中在场，在间离中附着。如果历史记录本身构成某种平面或身体，那么贾平凹在《古炉》中的写作则绕开了任何足以俯瞰的高度或“心脏”，而是降落为历史记录表皮上的寄生，由此开始滑移，开始交染，开始迂取历史之“真”。从古炉到中国，寄生性写作真正所要达成的不在于“飞度关山”的“象征”，而恰恰就在于交染。跟随着主人公狗尿苔，贾平凹以动物的轻捷脚步波荡“革命中国”的表象逻辑，以菌菇之“毒”浸染历史记录的宏大整体，将边缘和匮乏引入历史本质之中，且不排除一个夺取母身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