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昌盛，张亚萍，栾乔林，韦仕川

（1.海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海南 海口 570100；2.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一、引言

在我国城乡发展差距逐渐扩大[1]及城乡建设用地供给不平衡日益加剧[2]的背景下，积极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下文简称“入市”）交易，不仅赋予了农村地区新的发展机遇，也为实现建设用地供给“两条腿”走路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自2015年国家启动入市改革以来，各试点地区经过四年多密集的探索总结，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入市改革经验[3]，部分内容已被纳入到2019年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中。尽管修改的法律条款与各地改革试点经验仍存在些许不同，但农民作为入市的权利主体正式获得了法律支持[4]，可见其与入市交易的达成紧密关联。另一方面，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不仅会引致建设用地需求的增长，其作为引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与目标导向，还会较大地影响到个体经济预期与行为活动，尤其对于农民集体而言，其作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主体，是否会受到区域发展战略的激励而传导至对入市意愿的影响值得探索，而该影响背后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同样值得关注。围绕上述问题，本文将深入探讨区域发展战略背景下农民的入市意愿与差异，并分析其背后的激励或制约因素，以期为推动入市交易的达成及提高农民参与入市的活跃度提供决策支持。

结合试点地区改革经验来看，入市交易的达成与所在市县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民营市场经济越活跃、小微企业越多、建设用地需求越大的地区，入市交易的规模也相对越高[5]。而农民作为入市交易的重要主体之一，其影响亦不容忽视。事实上，早在入市改革前，就有学者指出，农户基于自身收益的权衡是影响其对统一城乡建设用地市场态度的关键，且在规划区内、外存在明显差异[6]。入市改革以来，研究逐渐聚焦于农户入市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相关研究表明，农户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政策的支持度普遍较高，受访农户大都愿意参与，且认为入市交易能提高家庭和个人收入、改善生活条件、促进农村发展[7]。进一步来看，影响农户入市意愿的因素主要涉及农户特质、家庭信息、政策认知等方面[8-9]。在农户特质方面，年龄会对农户入市意愿产生影响，但学者对其影响方向持不同意见[10-11]；受教育程度也会对农户入市意愿产生显著影响，一般认为学历越高的农户对新政策的理解越深刻，再加上其具有相对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因此越愿意接受入市政策。在家庭信息方面，翟彬等认为农户家庭经济水平越低，入市交易获取的经济收益对家庭生计改善的效果越显著，其入市意愿也会越强[8]；药雅静等发现农民群体中的务工和兼业者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依赖性较低，在通过入市能获得额外收益的情形下，其入市意愿也更高，而务农者仅依靠耕作获取收入，其入市意愿也相对薄弱[7]。在政策认知方面，农民对入市的了解程度、入市政策的满意度、入市价格的敏感性以及入市后生活改善的预期等也会对农民入市意愿产生积极影响[5]。

显然，学者对影响农户入市意愿的内生因素研究已趋于成熟，但关于区域发展战略等外生冲击对农户入市意愿影响的研究还暂未涉及。换句话说，已有研究大多是在社会经济与政策环境相对平稳的背景下进行，较少考虑区域发展战略实施带来的突变对农户入市意愿的潜在影响。区域发展战略是各级政府结合地区内外环境而制定的囊括社会、经济、生态、政治与文化等的区域性统筹规划[12]，其颁布与实施往往会加速地区整体环境的急剧变化，并通过催生用地需求和改变心理预期而对农户入市意愿产生影响。一方面，区域发展战略的落地需通过加大土地要素供给来满足企业投资、基建开发等的用地需求，并占用大量集体建设用地，这在当前允许开展入市交易的法律框架下，必定会增加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入市需求，进而提高农民集体在入市交易中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区域发展战略也会增加当地居民和农民对地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预期，当农户了解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入市会为当地战略发展提供更多的土地和发展机会时，很可能传导至其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正向意愿。

综上，本文以海口市江东新区发展战略为例，对江东新区内、外部分村镇进行入户调研，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个体特质—家庭属性—行为态度”三个维度识别江东新区内、外农户入市意愿的影响因素与差异，以此分析区域发展战略对农户入市意愿的影响，以期为协调该区域入市改革实践与新区发展建设提供决策支持。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区及数据来源

为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中央和海南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和战略发展规划[13]，其中省政府于2018年在海口市设立江东新区，旨在将其打造为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集中展示区与标杆[14]。江东新区位于海口市东海岸，东起东寨港，西至南渡江，北临琼州海峡，南至绕城高速二期和212省道，辖美兰区灵山镇、演丰镇和三江镇部分区域，总面积约298平方公里，其中现状建设用地总面积91平方公里，总建设规模预计控制在120平方公里。预测到2035年和2050年，新区人口规模将分别增至85万和100万。与此同时，海南是全国首个被授权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宅基地制度和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简称“农村‘三块地’ 改革”）的地区，而江东新区也于2019年被海南省正式列为农村“三块地”改革试点先行区，肩负着推动入市改革的重任。在此双重背景下，江东新区成为了探讨区域发展战略对农户参与入市意愿影响研究的理想素材，而如何充分利用入市改革这一政策工具，以满足江东新区建设的用地需求，从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也成为当前政界和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

本文基础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9年7-8月在海口市展开的问卷调研。首先，根据江东新区范围选定灵山、演丰、云龙和龙塘4个调研乡镇，其中灵山和演丰镇位于新区内，视为观察组；云龙和龙塘镇紧邻新区外围，作为对照组。其次，采用分层随机抽样从观察组和对照组乡镇中各抽样7个行政村，并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按各村实际户数的5%左右开展入户问卷调研与访谈。问卷内容主要涉及农民个体特质、家庭属性、行为态度、区域发展战略认知等四个方面。为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所有问卷的填写过程均无村干部或政府人员在场，调研人员也仅就部分问题做客观陈述，无诱导性解释。最终实际回收问卷307份，有效问卷293份，有效率达95.4%，其中江东新区内、外有效问卷分别为145、148份。

（二）模型与方法

1.Logistic回归

探讨“农户是否愿意参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其结果存在“是”和“否”两种回答，属于典型的二分变量[15]，因此可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进行建模并展开实证分析。首先，将“农户愿意参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记为Y=1，其发生的概率为P(Y=1)；反之记为Y=0，其发生的概率则为P(Y=0)。故：

其次，求事件Y=1发生的概率P(Y=1)可经过Logistic变换得到，其本质是与Y=0发生概率的对比，即：

式中，Xi为影响农户行为决策的第i自变量；n为自变量的数量；α、β分别为自变量的回归截距和系数。

2.潜在驱动变量设置

参考已有文献，结合研究区特点，从个体特质、家庭属性及行为态度三个方面，分析并确定影响农户入市意愿的潜在驱动因素（见表1）。

表1 变量名称及赋值说明

（1）个体特质

个体不同社会角色的强化或凸显会显著影响其异质性的行为模式[16-18]。当具有不同偏好的农民个体嵌入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并扮演起某种社会角色时，假设性别、年龄及受教育程度等社会特征常作用于个体偏好，进而影响农户参与入市政策的意愿。因此选取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来表征农户个体特质对其参与入市意愿的影响。

（2）家庭属性

家庭是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时做出决策的重要约束条件[19]，假设农户在现有约束下为实现自身收益做出理性选择，家庭特征的差异会影响农户对入市的需求选择[20]。因此选取家庭承包地数量和收入来源来表征家庭农业依赖度；选取家庭年收入来表征入市收益对家庭生计改善效果；选取家庭务农及务工人数来表征家庭脱离农业生产的程度。

（3）行为态度

行为态度即个体对采取某项行为所持有的正面或负面态度[21]，行为态度越正面，行为意愿则越强[22]。首先，个体的风险态度作为一种主观心理感受，现有研究常将其分为风险偏好、风险中立和风险厌恶三种类型[23]。入市政策作为一项风险事件，风险厌恶型农户实质是出于“避免灾难”的理性考虑结果[24]，假设农户对该政策的不安全感知很可能对其入市意愿产生负向显著性。其次，农户权益保障状况会对农户参与入市意愿产生一定制约性，假设农户一旦感到自身权益被侵犯、应有保障被损害，则很可能退出甚至抵制入市政策。最后，个体对政策的认知往往决定了其对政策导向的判断，假设农户对入市政策的了解程度越高，则对政策优势的认识越深刻，行为意愿也越强，从而越有可能提高其参与入市的积极性[8]。因此选取风险喜好、权益保障状况及政策了解度来表征农户的行为态度。

三、农户认知及其入市意愿调查分析

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来了解农户认知及其入市意愿，并以此设计调研问卷。具体包括：对江东新区战略的差异认知、对入市政策的了解认知、对入市的收益预期与担忧以及参与入市或土地征收的意愿差异与关联。

（一）江东新区建设增进了区内农户对未来发展的预期

江东新区内、外农户对新区战略的认知存在一定差异。新区内145份有效问卷显示，80.71%的受访农户对江东新区建设战略有所了解。其中19.81%的农户认为江东新区建设对其生活影响很大，且有72.14%的农户认为其所在村镇相比于新区外村镇更具发展潜力和优势。而新区外148份有效问卷显示，33.34%的农户表示从未听说过江东新区，但有41.83%的农户认为本村镇的发展潜力逊于江东新区内的村镇。简言之，江东新区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得新区内、外的农户对当地发展产生了差异性认知，其中新区内的农户对此具有积极的正面认识，这是由于江东新区发展集地方政府规划导向、政策红利于一身，加之新区内拥有较大的用地发展空间，会吸引大量外来企业入驻，这一影响很可能传导至农户参与入市的正向意愿。

（二）江东新区内农户对入市政策的认知程度更高

江东新区内、外农户对入市政策的认知亦存在一定差异。整体上，34.81%的受访农户表示从未听说过入市政策，46.42%的农户表示对入市政策知之甚少，仅有14.33%的农户熟悉入市政策。其中，江东新区内、外分别有26.43%、42.48%的农户表示从未听说过入市政策，52.14%、41.18%的农户对入市政策知之甚少，有15.00%、13.72%的农户对入市政策较为熟悉。显然，大部分农户对入市政策的认知还比较欠缺，但新区内农户对入市政策的认知程度要高于新区外。从信息获取渠道来看，农户对入市政策的认知大多来自手机新闻、别人介绍和电视广播，其中新区内有37.27%的农户还通过报纸和村信息栏了解到入市政策，较新区外高出23.16%。可见，江东新区内、外农户对入市政策的认知水平差距很可能来自集体组织宣传力度和自身对最新政策关注度的不同。

（三）江东新区内、外农户对入市收益的关注度普遍较高

入市政策实施所带来的利与弊是影响农户参与入市的关键。在预期带来的好处方面，56.66%、37.54%的农户表示看重入市带来收入来源的增加和基础设施的完善。其中，新区内还有37.86%的农户更看重入市政策实施能否吸引产业进村，并解决当地就业问题。对于入市带来的预期收入，新区内、外分别有62.86%、60.13%的农户认为收入水平会有所提高，仅有15.71%、21.57%的农户认为没有影响。可见，无论江东新区建设战略实施与否，大多数农户认为入市交易会提高自身经济收益。在主导入市收益分配方面，江东新区内、外分别有48.57%、57.52%的农户认为自身应当是主导入市和收益分配的主体，且超过55.00%的农户认为其自身应占有大部分的入市土地增值收益。此外，有62.33%的农户担心入市收益分配不公，这也是农户对入市政策最担心的问题。可以看出，农户十分重视入市收益的归属，若入市政策实施所带来的收益及其分配与农户预期差距过大，则可能抑制农户参与入市的意愿。

（四）江东新区内、外农户的入市意愿明显高于土地征收

对于农户参与入市的意愿，70.99%的农户表示支持入市政策实施且愿意参与。其中，江东新区内、外分别有70.69%和71.30%的农户表示支持。这意味着农户参与入市的意愿较强，且新区内、外农户入市意愿的差异较小。但有关江东新区建设是否会影响到农户入市意愿还有待后续通过实证加以分析。有关农户对土地征收制度的满意度，仅有33.94%的农户对土地征收制度表示满意。其中，江东新区内、外表示满意的农户分别为29.82%和38.32%，而大多农户认为土地征收所带来的经济补偿较低，且具有强制性。对比农户在入市与土地征收上的态度差异发现，江东新区内有60.00%的农户认为，相比于土地征收，入市能满足自身多方诉求，因此更希望在建设江东新区时能通过入市提供土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若通过入市参与流转，则实现了其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入市和征收从而互为替代品关系[11]。因此，农户对土地征收制度的不满很可能传导至其对入市政策的接受度，农户越不满意于现行土地征收政策，则越有利于促进其参与入市的正向意愿。

四、农户入市意愿的驱动力分析

（一）Logistic回归结果分析

在进行Logistic回归前，多重共线性检验显示各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5，条件指数均小于8，方差膨胀因子（VIF）在1～7之间，特征根也均大于0.1，表明所选变量的多重共线性处于可接受范围[15,25]。同时，根据回归结果，将自变量代入回归模型进行Y值预测，并与实际Y值对比，以此进行回归精度检验。结果显示，不愿意接受入市政策（Y=0）和愿意接受入市政策（Y=1）的预测准确率分别为68.7%与91.5%，整体预测准确率达到84.8%，满足拟合精度要求，回归模型有效可靠，可以用于探讨江东新区发展战略实施对农户入市意愿影响的驱动力分析。

对整体样本、观察组样本和对照组样本分别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就整体而言，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风险喜好、权益保障状况和政策了解度对农户入市意愿的影响较为明显，但新区内、外农户的入市意愿受到不同驱动因素的差别化影响（见表2）。

表2 农户意愿的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

（二）农户入市意愿的驱动因素分析

1.整体分析

来自“个体特质”和“行为态度”维度的因素指标在整体样本的回归分析中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是影响整体上农户参与入市意愿的主要驱动因素，这表明农户的入市意愿与其自身的特质和对事物的态度看法密切相关。对于“个体特质”维度，在非正式的社会习俗作用下，一般农户家庭主事者或决策者主要是男性，而女性对于重大决策的参与感较为薄弱，因此男性的入市意愿相对较强；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入市政策的认知和新区战略的掌握相对越全面深入，因此更易理解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户利益保障间的联系；年龄越大，对事物的认知更为通透，其参与入市的意愿也更偏于接受。对于“行为态度”维度，农户面对风险时越倾向于挑战，其越愿意尝试新鲜事物，在江东新区的建设热潮下，新政策的推进意味着机遇，因此其对入市政策的接受度越高；一项政策的了解度往往是农户愿意接受这一政策的前提，农户越明确入市政策的内涵，则越了解政策制定意图及其与农民利益的联系，因此也更愿意推进入市政策；和谐的干群关系是政策贯彻落实的前提基础，而农户的权益得到保障则是提高其对政府和集体信任度的有力方式，农户越信任政府和集体，也就越倾向于接受入市政策。

2.差异分析

江东新区内农户入市意愿受到受教育程度、风险喜好及权益保障状况因素的驱动；而江东新区外农户入市意愿受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及风险喜好因素的驱动。对比来看，同一驱动因素对江东新区内、外的作用程度有所不同（见表3）。相比于江东新区外，新区内农户的权益保障状况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其回归系数也高于江东新区外（见图2），表明在入市意愿的驱动因素中，新区内农户较区外更注重自身权益的保障。调研发现，由于江东新区建设的需要，新区内的许多农村已经完成了征收工作，但当地部分农户认为，自身权益由于征收工作的实施而难以保障，出现变相强拆、周边补偿款差异过大，甚至基本生活难以维持等现象时，农户对集体的信任感大幅下降。因此，推测即使江东新区建设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且入市政策能够提高农户经济收益，但倘若这种发展以违背部分农户意愿为代价，农户则很可能质疑入市政策的实施对自身是否利大于弊，从而传导至农户对入市政策的负向意愿。

相比于江东新区内，新区外农户的性别和年龄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回归系数也远高于新区内（见图1）。针对女性较男性更愿意接受入市政策的结果，调研了解到，受海南传统观念影响，不论新区内外，不少农户认为，家中的重大决策都应由男方决定，自己的想法并不重要。因此，对于政策、调查等的参与感较为薄弱，不少女性或拒绝接受问卷填写，或请男方填写问卷，而真正接受问卷填写的女性对政策多持中立或无所谓的态度，从而呈现出男性较女性更愿意接受入市政策的结果；针对农户年龄与其入市意愿呈正相关的结果，江东新区外接受调研的部分老年人是当兵退伍、公务员退休或享受国家津贴的干部，他们对于国家的新政策、新改革都表示十分赞同和支持，并相信入市改革对农民大有裨益，因此新区外表现出年龄越大，越愿意接受入市的结果。

图1 显著因素的回归系数对比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实地调研，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农户特质—家庭属性—行为态度”三个维度识别了江东新区内、外农户入市意愿驱动因素的异同。主要有以下结论：（1）大多农户愿意参与入市，且认为入市可以获得高于土地征收带来的收益，这与已有研究结果相符。农户对收益的高预期有利于入市政策在顺应农户意愿的基础上开展，但也面临后期如何处理农户期望与现实落差的考验。（2）农户整体入市意愿较高，江东新区内农户对新区战略发展的态度很可能传导至其入市意愿，但倘若新区建设未以尊重农户意愿为前提，农户则很可能质疑入市政策对自身是否利大于弊，从而传导至其参与入市的负向意愿。（3）受教育程度、风险喜好及政策了解度对农户整体入市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在目前研究中已得到证明。本文还进一步发现，农户意愿的个别驱动因素受区域发展战略的影响较大，新区内农户的入市意愿受其权益保障状况的显著影响，新区外农户的入市意愿受其性别和年龄的显著影响。

随着地区环境的急剧变化和战略政策的落地实施，江东新区建设改变了农户参与入市政策的心理预期，这种改变一方面表现为新区建设在带动当地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会提高农户对参与入市政策带来更高收益的预期，从而促进农户参与入市政策的正向意愿；另一方面表现为新区建设带来的副作用（如农户对新区建设中征收政策的不满）降低了农户对集体组织或政府的信任，从而对入市政策的参与也出现类似担忧。国家的土地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目标，根本上取决于弱势群体的利益能否得到有效保护[11]。因此，农村土地政策的出台和推进须正视农户客观存在的意愿选择行为，政府更应在宏观战略等外生冲击利好的背景下，抓住发展机会和潜力，借助这一“东风”赢得农户的信任和支持，从而使土地政策朝着更有利于改革的方向推进。目前，入市政策已经在全国铺开，农户作为政策实施的主体之一，有关农户意愿的研究成果依然有待深入和完善。

诚然，上述研究仍存在局限性。一方面，本文虽然在新区内、外均选取调研对象，并进行了科学合理的模型分析，但所得数据的显著性水平总体较低。围绕这一点，后续可通过适度扩大调研区域并增加数据量，以提高驱动因素的显著性，进一步增强结果的说服力；另一方面，在实地调研时，未充分考虑不同性别、年龄段受访农户的均衡性，从而增大了由于问卷发放产生的系统误差。此外，在方法的选取中，研究仅借助二元Logistic模型对驱动指标体系进行了线性回归分析，未考虑驱动因素时空特征这一维度，事实上，农户意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单纯线性分析的准确性和针对性都有待提高，在后续研究中，无论是实地调研还是研究方法，仍可做出相应的改进和完善，从而为政策及战略的推动提供更具科学性和针对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