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睿，陈经伟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北京 102488；2.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北京 100710）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意味着海南新一轮改革开放开始；2020年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公布，标志着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的“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以及国内首个“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试验点工作正式在海南启动，而如何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海南，稳步推进自由贸易港建设及构建与之相匹配的现代产业体系，成为国内外各界各阶层关注的问题。

国外学界主要从国际贸易、地理、法律与区域经济发展等多个角度对自由贸易港问题进行研究，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自由贸易港的定义、特征与实现的功能：从自由贸易港的功能来看，学者们的研究涉及了在海关监管下自由贸易港的保税仓储、国外投资与转口贸易等多个方面。第二类是各国给予自由贸易港的优惠政策研究，包括法律法规、关税豁免、投资的绿色通道和税收优惠，以及如何在监管框架下，形成政府与公司相结合、有效率的管理模式。第三类则是自由贸易港（区）的运作效率与产生的影响，该种影响又可分为国内与国际两个方面，国内有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福利等，国际则是对经济全球化与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从研究方法上看，最具代表性的非参数化研究手段是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或一般均衡模型（CGE）与贸易引力模型，对自贸港运作效率及对进出口贸易发展作用进行实证分析。国内学界主要是介绍和归纳国际自由贸易港的相关概念与内涵、类型、政策体系（法规体系），分析自由贸易港的演进与作用、发展路径与发展趋势，或者比较与借鉴国际成熟自由贸易港经验来探讨中国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相关构想[1]，或者针对中国建设自由贸易港过程中的区位、产业选择和离岸金融市场等具体问题进行分析。然而，鉴于海南新一轮改革是从经济特区到综合复合型自由贸易港的嬗变，如何在经济欠发达和产业基础薄弱的背景下，以及“三农”问题突出（80%农村土地，60%农村人口，产业结构中农业占20%以上）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世界上自由贸易港(区)少有的特殊现象[2]，已有研究内容及其结论用于指导海南下一步的改革与实践仍是远远不够的。虽然《方案》已经给出了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蓝图并设计了“三步走”发展目标，但加快推动构建海南现代产业体系仍是实施这一项中长期规划当中的重要一环，也是海南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这一目标的重要支撑[3]，即便目标已经定了，但对于“怎样达到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方法及其途径）仍然是不清楚的[4]。各个发达经济体的具体实践已经证明，工业化是实现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手段，且这一命题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也已获得认可。因此，本文基于海南省情和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政策背景，分析海南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具体路径，主要讨论两个基本问题：海南能否跨越工业化发展阶段而实现高质量发展？海南应如何实现“补工业化”之路？

一、工业化对区域经济影响的理论探讨

（一）工业化经典理论

先行跨入发达经济体的国家，包括有“现代工业革命的摇篮”之称的英国、二战后的主要发达国家美国与日本等，以及承接西方国家制造业转移进而实现腾飞的东亚经济奇迹——亚洲“四小龙”等发达经济体，其发展路径无一不体现着工业化的特征。自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工具机的发明和应用使得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被工业社会所替代，工业化在各个经济体中不断实践。在世界范围内很难找到没有经过工业化就能实现发达的国家，工业化已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的主题。因此，学术界对工业化理论探索从未停止。

马克思工业化理论表明，工业革命及工业化的实质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这种变革包含着经济活动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两方面，其中机器是大工业发展的关键条件，工业化过程同时也是商品化、市场化的过程，这是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的杠杆作用。特别对于后发国家或地区而言，虽然它未走完原有文明形态的全部历程，但可通过吸取先发国家的文明成果进行融合和嫁接加速社会进程，与先发国家共享相同的发展平台。列宁在此基础上，把电气化看作社会主义技术基础的主要标志，由于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应重点发展重工业，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5]。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在其英文版《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就尝试从生产函数的角度对工业化内涵进行描述，如“一系列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我们的定义可以表明以往两个世纪中经济社会的主要变化，而且可以将工业发展及农业改革都包括在内”，或者从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角度给出界定：“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6]；而西蒙·库兹涅茨从资源配置结构转换的角度对工业化进行界定，认为工业化为“产品的来源和资源的去处从农业活动转向非农业生产活动”[7]，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开始越来越多地创造国民收入的增长。另外，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发展经济学分别从生产-产出的角度（包括生产函数角度、社会生产方式、资源配置等内容）和宏观-中观经济发展角度（包括历史变革、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等视角）拓展了工业化理论内容。

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在机器时代破晓以后，随着纺织的机械化和蒸汽机作为一项新的能源，从单件生产过渡到系列生产，过渡到大规模生产，人类社会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称之为工业化[8]。传统的工业化理论如配第-克拉克定理、霍夫曼定理、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理论、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理论均表明了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劳动力有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进而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制造业内部结构则一般以纺织工业为代表的轻工业起步，到以能源钢铁、机器制造、化工等重化工业为主，向以加工、组装工业为主的阶段发展，进而进入技术密集型集约化工业，如精密仪器制造、航空航天、核工业、电子计算机等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也经历着从以农业为主的工业化初期，经过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比重持续上升的工业化中期，到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的后工业化阶段。这些理论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达国家工业快速发展，发展中国家赶超必须加快工业化步伐的历史背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便从产业结构角度将“工业化”定义为工业或者制造业在一国经济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即制造业（尤其是重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增加。

目前，学术界对“工业化”内涵的理解主要有生产工具、社会生产方式变革，或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结构转换等多个视角，“工业化”一般是指一国或地区的经济结构由农业占统治地位向工业占统治地位转变的经济发展过程。而且，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工业化程度往往代表了这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具体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国民收入或地区收入中制造业活动和第二产业所占比例的提高，二是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就业劳动人口比例呈增长趋势[9]。郭克莎（2000）研究表明，工业化阶段演进的内容主要包括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动、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动、工业结构变动，其中工业内部结构变动会经历三个阶段、四个时期，工业化初期为重工业化阶段，以原材料、基础工业为重心；以加工装配工业为重心，且工业结构由重工业化阶段向高加工阶段推进的为工业化中期；由资源密集型加工为重心的阶段向以技术密集型加工工业为重心的阶段转移则到了工业化后期，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对工业增长起到了主要推动作用[10]。

以上理论分析说明，“工业化”在历史的角度上有“赶超”的意义；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是生产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变革，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概念；从经济结构上看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动态化发展过程，其根本动力是科学技术的进步。

（二）工业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机制分析

多位学者就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研究，已得出了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为正相关关系的基本结论。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济结构主义学派便形成了以结构（S）—行为（C）—绩效（P）为分析框架（简称“SCP分析框架”）的产业组织理论。Chenery et al.,(1986)认为增长和结构转变是相互依存的，工业化过程与结构转变密切相关，非均衡条件下的结构转变能够加速经济增长[11]；Kuznets(1989)论证了产业结构从农业到工业进而到服务业的变迁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12]。另外一些学者关注工业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机理，即工业化主要通过促进就业和提升人力资本及管理能力等手段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工业化主要包括机械化、社会生产专门化、国民经济进步等内容，它是技术创新及创造就业机会的源泉，其结果会促进高端制造业并催生服务业进一步发展[13]；在新时期条件下选择新兴工业主导产业，可实现新经济增长空间，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14]。

许多学者从工业化与服务化融合的角度对该问题展开研究，通过对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发现对于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制造业的结构性扩张对于经济增长、技术进步、资本效率及劳动生产率均具有重要作用。这也意味着，对于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虽然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下，第三产业会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但是，第三产业的过度扩张会降低第一和第二产业对经济规模的正效应。因此，新时代条件下，中国应提高一、二产业的经济增长贡献度，避免单纯的第三产业扩张带来的经济衰退[15]，形成制造业和服务业是相辅相成的产业态势，同时通过制造业和服务业两者相互配合、“干中学效应”以及外部性共同对生产率增长产生贡献[16]。

经济发展史说明，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是从低收入的农业经济到高收入的工业化经济的连续过程——从传统农业开始，历经中等收入的工业化进程，最终达到高收入的后工业化现代社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将知识和科学技术作为内在启动器，将提升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占比作为发展道路，以工业规模效益递增的生产方式为关键机制，在科学技术的带动下，农业、工业、服务业的生产结构重组，三者分工合作更加深入，形成合力并共同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因此，对于每个处于特定发展阶段的经济体而言，其产业结构设置及其产业升级目标应与自身状况相互匹配，不能简单模仿并依据现时发达经济体产业结构来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17]。

二、先行工业化实践——以亚洲“四小龙”为例

（一）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实践经验

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道路，均表现为从依靠土地和自然资源投入的“农业时代”到机器大工业代替农业和手工业的“旧型工业化时代”，之后才步入依靠提高效率实现增长的“新型工业化”时代[18]。而欧洲大陆的比利时和芬兰以及中东地区的经济强国以色列等发达国家，其产业结构调整和演变无不经历了由农业向工业进而向信息产业演进的过程。“工业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即便是在部分前社会主义国家和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中也可见一斑，这些国家采取“赶超政策”致力于快速实现工业化。其中，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二战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充分利用其比较优势，实施20～30年工业化战略，逐步发展成为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聚集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理论界称之为“东亚奇迹”[19]。简言之，各国实践经验均说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道路一般体现为由“农业向工业”以及“旧型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转变的发展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传统产业在科学技术或信息化技术的不断渗透下，一二三产业的生产结构融合重组，同时具有分工与合作流程化进一步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也快速增长以及整体生产效率提升等特点。

（二）亚洲“四小龙”均经历了“工业化”向“服务化”转变发展的历程

虽然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由于国情或区域特点的不同，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但作为后起工业化典型代表的亚洲“四小龙”，其工业化逻辑及起点均体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起初的产业结构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以承接欧美国家的制造业转移走向工业化的道路，之后才逐步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1.韩国

在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以“进口替代策略”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其发展路径是从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导到重化工业为重心的工业化阶段转变，之后逐步向以技术密集型工业为主导的“后工业时代”演进。20世纪50年代，工业化初期的韩国，为了生产国内消费品而实施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战略，以进口大量原料和半成品大力发展“三白产业”，包括消费资料和化肥、水泥等基础产业。60年代之后，韩国以纺织、服装、制鞋、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而进入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70年代之后，韩国开始实施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第三、四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对造船、汽车、钢铁和石化等产业进行了大规模投资；这一阶段，韩国一方面很好地改善了地区间和产业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同时实现了出口扩大目标，另一方面，在实现第二产业比重大幅度上升的同时一产比重也大幅下降（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农村工业化进程加速）。80年代后韩国意识到过度重化工业问题而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确定了精密机械、精密化学、机械电子装置、航空、计算机等产业为其主导产业——进入“后工业时代”。进入90年代后，韩国经济和产业均加快了国际化进程，并在1996年基本实现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变。

环亚经济数据有限公司(CEIC)统计数据显示：从韩国经济起飞发展各阶段来看，其制造业占总产值比从1960的10%左右逐步上升，之后第二产业占比基本保持在30%～36%之间。虽然进入21世纪之后，韩国第二产业有所下降而第三产业比重占比逐步增加（到2020年第三产业占比已达56%），但其第二产业占比基本维持在25%左右的水平(2010年达到28%)。至今，韩国第二产业也依然保持稳定，其内存、液晶显示器及等离子显示屏等平面显示装置和移动电话等产业逐步在世界市场中占领先地位，造船业、轮胎业、合成纤维生产及纺织业、汽车、钢铁等产业均居世界前列。

2.新加坡

新加坡“工业化”道路以实施出口导向型工业策略和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起步，之后通过提高劳动成本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向资本密集型制造领域发展。新加坡于1965年从马来西亚独立建国以来，就开始对产业结构进行论证和布局，确立了优先发展出口导向型工业的发展方向，开始吸引跨国公司投资建厂并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1980年开始美国德州仪器等电子公司的进入，为新加坡高科技电子工业奠定了基础。进入1990年以后，新加坡逐步把服务业当成重点产业扶持，在布局工业化进程（把制造业逐步转移到化工、电子工程、石油产业集群等新兴产业）的同时也注重金融业发展，通过各项优惠政策吸引了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入驻，随着新加坡金融交易所设立和逐步开放外汇市场，到20世纪90年代初其外汇市场规模已位列全球第四，仅次于纽约、伦敦和东京。

环亚经济数据有限公司(CEIC)统计数据显示：在2006年以前，新加坡第二产业比重维持在30%以上，这一比例在2006年之后也始终维持在20%以上。可见，在新加坡快速发展时期，尽管其重视第三产业的布局与发展，但仍保持着一定的二产占比。如今，新加坡已发展成为生产包括晶硅片、电子及电脑配件等电子产品的出口国，是世界上最大电脑硬盘驱动器生产国、第五大半导体生产国和第三大炼油与石化中心，同时，全球十大药剂公司就有6家在新加坡布局与生产。简言之，不管是在航运业、金融服务业、高科技信息技术等第三产业，还是在电子信息业、能源工业、制药业等第二产业，新加坡目前均达到世界发达水平。

3.中国台湾

中国台湾地区的工业化道路同韩国、新加坡的发展路径几乎一致，开始以内向型的“进口替代”起步转向“外向型”出口加工制造业，之后逐步向科技为导向的制造业进一步发展。具体而言，20世纪50年代，台湾主要采取内向型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从农产品加工、食品、纺织、合板、水泥等劳动密集型工业起步。进入60年代之后，台湾开始以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进程，其经济发展模式由“内向型”转向“外向型”，重点发展加工出口业。到60年代中后期，已进入轻纺工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其工业产品出口额比重由1964年的42.5%上升到1973年的84.6%。70年代中期之后，台湾开始布局重工业的发展。进入80年代之后，台湾提出“科技导向”而发展“策略性工业”，重点发展电子、咨询、材料能源等技术密集产业。到90年代后期，台湾已基本形成半导体、IT、通讯、电子精密制造产业等制造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在全球领先的产业格局。

据CEIC统计数据显示：在1980—1986期间，台湾二产三产产值基本并重；1986年后台湾走向服务业发展为主的产业结构模式，这一阶段第三产业产值攀升速度加快，1998—2012年三产产值为二产的两倍，但在2010年后三产与二产的相对产值开始回落并保持稳定。至今台湾仍拥有世界最大的电子制造业企业群体。

4.中国香港

香港工业的发展进程虽然与亚洲其他“三小龙”有一些共同之处，但又有其自身特点——经历了从轻纺加工工业起步到建立出口主导型经济体系的“跳跃式”工业化进程。由于香港土地资源不足，农业发展薄弱，二战后的香港以转口贸易起家，随着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和西方国家全面实行“对华禁运”政策，香港以转口贸易为主的产业结构受到打击，便开始了它以轻纺工业为龙头的工业发展之路。在20世纪50至60年代，香港接收了二战后欧美国家转移而来的轻纺、玩具、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并逐步拓展到成衣、纺织、塑料玩具、金属制品、化工、电子等制造业领域，即从20世纪60年起工业已成为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70年代以后，香港的成衣出口已居世界领先地位，这一阶段又同时迅速成长起来一批电子、钟表等各类贸易型轻工业部门，且制造业逐步由劳动密集型转化为知识技术密集型，香港又成为世界最大的玩具、钟表出口地和第二大半导体供应地；可以说，正是该阶段实施的“工业化”策略带动了香港经济的迅速腾飞。到1990年时，制造业在香港生产总值中占1/5以上，海运货运量达8850万吨，海运集装箱吞吐量居世界榜首[20]。当然，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祖国内地改革开放和一系列优惠政策，香港制造业逐步向珠江三角洲等内地省份转移，其产业结构进一步向服务业转型，逐步形成金融、信息、航运、旅游、房地产等更多元的产业格局。如今，香港已形成以金融服务、旅游、贸易及物流、工商业服务为支柱的现代服务业，在制造业方面仍然维持着“两头在外”以轻工业为主的生产模式，以及二产与三产产值比相对稳定的状态。

综上，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后发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工业化”道路，其发展过程的一个特点是，各经济体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时，均维持着制造业比重的相对稳定。它们发展过程的另外一个特点则体现为，利用自身禀赋嵌入国际价值链，以轻工消费品和电子产品为主要力量，短时间内实现了“赶超政策”工业化，同时体现为在科学技术带动和信息化技术渗透下，走上了“工业化”向“服务化”转变的道路。

（三）“工业化”路径下亚洲“四小龙”的环境效应

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文明历史进程的核心内容。“环境”是工业必须消耗的一种资源。那么，工业化是否一定会对环境带来污染和破坏等负面影响呢？从现实角度观察来看，亚洲“四小龙”工业化进程并非与环境污染相随相伴。本文通过“碳排放”为标准来考察亚洲“四小龙”在后发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化进程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图1展现了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的碳排放趋势与状态，这些国家或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也经历了碳排放快速上升期，80年代处于平稳期，90年代开始当其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进行转型之后（如新加坡以制药业、高科技电子工业为主导；韩国以电子、计算机、精密机械为主导），“后工业时代”的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人均碳排放增速逐步减缓甚至减少。

图1 中国香港、韩国与新加坡“碳排放”变化图

一般来说，工业生产活动会消耗自然资源，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它也会改变甚至改造自然环境，这说明了，工业化具有改善优化环境和污染破坏环境两种可能。从人类发展的长期趋势和历史来看，工业化是从本质上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是人类摆脱资源约束和环境困境的必由之路[21]。从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化发展进程来看，工业化和环境破坏与环境污染为非等号命题；从新型工业化（工业数字化）发展经验来看，工业化才是既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又能实现减碳效应的有效手段。

（四）工业化与现代化实践对海南未来发展的启示

在建国初期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内容，2002年党的十六大再次提出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是党领导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要求，工业化建设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问题。这也意味着，我国的现代化道路离不开工业化的发展，而且，从广义上来说“工业化”已经成为“经济现代化”的同义词。

鉴于现代科学技术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内在启动器，利用知识和科学技术是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的共同点。因此，亚洲“四小龙”发展路径给海南未来产业发展启示有三：第一，虽然现代产业体系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是有差异性的，且产业构成是一个随时间改变的动态演进过程，但先进性工业化产业占据一定比重是现代产业体系不可或缺的要求。第二，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海南，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过程中，海南的产业特点在一定时间内主要体现为农业基础相对稳固，装备制造业比较发达，第三产业发展迅速，产业现代性体现为科技进步对区域经济作用越来越大。第三，反之也说明，海南未来产业发展路径，若简单“抄作业”把发达国家现代服务业占比结构（占GDP比重70%左右份额的产业体系），当成“目标”而过早地走“去工业化”之路，其“后发效应”很难实现。

三、海南区位与产业特点——“补工业化”路径

（一）海南具有岛屿地理区位与自然资源

海南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其岛屿的地理区位与自然资源这一特性密不可分，作为中国不可多得的热带岛屿以及中国第二大“宝岛”，它虽然只有3.54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但它所涉足的海域面积约200万平方公里。海南具有特殊的生态与气候条件，海域广阔，雨量丰富，具有热带作物、海洋渔业及油气矿产等丰富的自然资源，与此同时，绿水青山、碧海蓝天是海南最强的优势，在保护环境的同时探索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是海南的必然选择。海南与亚洲“四小龙”具有极为相似的地理与气候条件——同在太平洋与印度洋航线上，同处亚洲热带或亚热带地区，同为岛屿型经济体，而且“下南洋”是海南岛民秉承海洋文化“走出去”的文化特质之一。因此，海南“岛屿经济体”、资源环保需求、对外开放窗口的特性，决定了它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借鉴亚洲“四小龙”发展路径的优良策略，在不破坏自然生态系统且自然承载力相对稳定条件下，充分考虑“两头在外”和“陆海统筹的海洋经济”持续发展。

（二）海南产业结构的特点

自海南1988年建省建经济特区开始，主导产业之命题就一直处于探讨过程中。2018年海南新一轮改革之后，主导产业问题除了“房地产业不可持续”和“旅游业不可支撑”等“不能走资源依赖型之路”获得一定共识以外，如何在海南自贸港初级阶段构建与海南地理区位和自身自然资源相匹配的产业结构及现代产业体系，目前仍然是一个难点问题。进一步来讲，海南“去房地产化”后的产业结构及其特点可大致概括为两点：

第一，以“农”为基础发展区域经济。目前，海南约80%的土地属于农林用地。在2005—2019年间，海南户籍农业人口占比均在60%左右；2020年，海南全省农业户籍人口528.33万人，占全省户籍人口的55.42%，且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产业结构比重达20%以上。可以看到，多年以来的海南大致60%人口只能在以“农”为基础的产业体系中获得收益。同时，在2005—2020年间，海南乡村常住人口不断下降，从2005年占比54.8%到2020年下降为占比40.77%。在收入方面，2020年海南的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279元，比全国均值17131元低852元。因此，可以说“862三农”（约80%农业用地、约60%农村人口及约20%农业收入）是海南区域经济的主要特征。

第二，错失中国工业化发展阶段。俗话说“无工不富”。中国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工业化进展除了使得中国产业融入国际产业链以外，还为中国企业标准化组织和管理能力提升带来机遇。虽然海南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曾经尝试过工业化发展路径，出现了南宝电视机厂、海马汽车制造厂等制造业企业，但随着房地产业不断挤出，还是放弃了发展工业之路，而选择一条以房地产和旅游业等“资源依赖型”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式。简言之，海南改革前30年，虽然提出“新兴工业”“一省两地”“信息智能岛”及“十二大产业”等发展战略，但房地产“一业独大”发展路径是极其明显的，这也意味着，海南在这时间段里错失了工业发展良机，其结果，一方面意味着海南多年来产业发展脱离了以实体经济为核心、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的现代经济发展模式，另一方面意味着海南多年来的产业体系缺少融入国际产业链的机制与要素。

（三）海南“补工业化”路径

以上分析说明，海南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在未来的发展历程当中“补工业化”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然而，在海南区域内“补工业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如何在经济欠发达、产业薄弱、人才缺乏的基础上，通过整合新旧资源、激活新老动能，实现跨越式或换道超车发展，其“补工业化”之路至少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共同发力：

第一，立足先天优势：地理区位和农业基础。海南地理优势主要体现为，海南是我国面向东南亚的“窗口”，是连接国内与东南亚地区最为便利的近海省份，在我国“双循环”中可作为面向东南亚地区的“外循环”和“走出去”窗口。海南可将目标市场设定为东南亚地区，根据其市场需求，整合内地和海南的资源与技术，利用自由贸易港的政策优势，对产品进行深加工进一步提高其附加值，再以东南亚为目的地“再出口”，形成内地-海南-东南亚的新型进口转出口的现代化工业模式。另一方面，海南拥有大量的农村农业人口和土地，这既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的特殊起点，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的潜力所在。海南可立足“三农”优势，借鉴台湾发展经验，形成“农业+旅游业”性质的农业生产经营形态。同时，促进人口非农化（Non-farming）①由于农村劳动力转向高学历、高技术劳动力需求的现代服务业是困难的，所以通过工业化吸纳非农化的劳动力是不二选择。并实现农业-工业-服务业三者的融合发展，促进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链条互动和产业链延伸，让农民可以参与二三产业、分享增值收益。

第二，培育后天优势：创新型工业。实体经济是区域经济的立身之本。培育后天优势，海南在“补工业化”过程中可从两个方面一起发力：一是“制度集成创新”，海南可以聚合自上而下的力量并深度推进制度集成创新，充分利用中央给予海南的各种优惠政策，比如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制度、特殊的税收制度安排等，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和法治制度设计，以政策洼地进一步推动各种层面的制度创新来统筹海南各产业协调发展。二是海南可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创新布局其“新型工业”及其产业模式，秉持“融入国际产业链”和“国际需要什么我们生产什么”的原则，发展有技术含量的高科技产业和轻工业，比如：发展低排放绿色工业、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融合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从传统工厂转向世界研发中心以及产业迈上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等内容。同时，紧跟“新基建”“第四次工业革命”和工业互联网新时代步伐，协调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把产业链各要素、各环节进行数字化，对业务流程和生产方式进行变革重组，形成海南特色的产业协作体系和创新型发展道路。

四、结论性评述

本文结合工业化内涵和工业化经典理论，以及工业化对区域经济影响的机理与实践的探讨，分析工业化与现代化发展历程及其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1）在世界范围内很难找到没有经过工业化之路就能实现发达经济体跨越的国家及地区，工业化是实现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必要路径，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的典型案例，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均获得验证。因此，工业化是实现中国现代化及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2）进入21世纪之后，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不仅表现为工业产值与国民经济总值的占比提升，在科学技术的带动下，工业化发展道路也发生了一定变化，主要体现为信息通信技术以及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工业化进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因此，信息化成为工业化土壤的同时工业化发展路径也离不开信息化的发展，二者互相嵌套相辅相成。

海南新一轮改革为海南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带来契机。本文针对海南产业结构研究表明，海南自然生态遗产丰富却发展相对滞后，虽然在新一轮改革当中将面临着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压力，但通过“补工业化”手段构建海南现代产业体系进而实现海南区域经济快速增长，是海南产业结构调整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海南未来产业发展路径的必要选择。当然，海南“补工业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应从“立足先天优势、培育后天优势”两个方面形成合力，构建与海南高水平开放的政策要求相适应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