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睿智 叶青海（通讯作者）薛柯柯 林琳 谭贺玲

（河南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河南洛阳 471023）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许多开放型大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和特征。2019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突破1万美元，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同时我国的经济逐步转变为以内需为主的发展模式。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带来了两种效应：一是提升了居民的现期消费水平，二是增加了居民的财产规模。同时，我国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得到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迅速成长起来，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财富支持。目前，我国国内消费占GDP总量的比重持续降低，居民最终消费率仍明显偏低，近十年来平均不足6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同时大部分居民的财富没有得到有效盘活。

财富是影响居民消费的一个重要变量，财富是收入的存量，财富增长一方面会影响消费能力，另一方面会影响消费者的信心，而居民在过去一段时间内财富增长的增量情况也会影响居民的消费信心。广大居民要实现消费跨越，最终实现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需要收入的持续提高，还需要通过不断的财富增长来增强消费信心。因此，构建SEM模型探寻低收入群体财富可持续增长的影响因素，对实现消费跨越、助力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1 相关研究综述

1.1 关于扩大内需促进国内大循环的研究

黄群慧、倪征福(2021)认为，要着力扩大消费以调整内需结构，实现内需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要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建设统一开放有序的国内大市场，要积极提升开放水平、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充分发挥国内大循环的主体作用，加快自主创新以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数字化、智能化创新驱动下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张恒龙、姚其林等(2020)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且面临国际市场需求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挑战。在此背景下，迫切需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内需的扩大和提高，其中扩大消费需求尤为重要。

1.2 关于低收入群体财富增长与消费升级关系的研究

李成、于海东(2021)通过构建包含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低收入群体最优消费决策模型，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财富效应渠道对低收入群体消费产生负向影响，其中拥有房产价值较高和财产性收入占比较高，即具有高财富效应的低收入群体，其消费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最大。马万、李辉等(2017)通过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利用2010年、2012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收入差距促进消费需求；收入差距通过城乡收入差距促进消费需求，城乡低收入群体消费存在正向示范效应；财富差距降低消费需求，并且财富差距负向影响系数是收入差距正向影响系数的3.44倍。因此，应该建立和健全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推行和完善收入与财产的税收政策，降低收入差距与财富差距，促进消费需求。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设计

为了开展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加与负担增加和财富增长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先要对这一实际问题进行SEM建模，需要形成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加与负担增加和财富增长间合理的逻辑关系。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加与负担增加对财富增长究竟有何影响，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两者之间并无关系；有的认为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加与负担增加会对财富增长造成负面影响；有的认为会对财富增长造成正面影响。

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家庭支出负担对财富增长具有反向作用；

H2：收入状况对财富增长具有正向作用；

H3：理财能力对财富增长具有正向作用；

H4：就业质量对财富增长具有正向作用；

H5：就业质量对收入状况具有正向作用。

2.2 数据来源

以湖北省武汉市、河南省洛阳市、河南省安阳市、安徽省阜阳市、河南省周口市的居民作为主要调研对象，其中调研对象涵盖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国企职工、医生、个体工商户、私企员工、自由职业者、退休人员及农民，囊括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受教育水平、不同收入的各类低收入群体。五市不同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的消费水平、不同的收入水平，各城市之间特色明显、区分度高，完全符合典型性的调研原则；五市在各自省份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且都能代表所在区域的各方面特征，地域特征明显，因此来自五市的调研数据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共计发放问卷2189份，回收有效问卷2005份，有效问卷回收率91.6%。

2.3 变量设定及模型构建

2.3.1 变量设定

各变量设定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设定与赋值

2.3.2 计量模型构建

SEM模型是由2个模型——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组成(图1)。其中，测量模型(measurement model)就是验证性因子分析，描述潜变量与指标之间的关系，其基本目的是描述观察变量是否适合作为潜变量或因子的测量手段；在结构模型(structural model)中包括回归分析和路径分析，描述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图1 SEM预设模型

3 实证分析结果

3.1 验证性因子分析

首先，通过应用AMOS构建预设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验证预设模型中家庭支出负担、理财能力、就业质量、收入状况、财富增长五个变量与潜变量的对应关系。其次，通过预设模型结果验证潜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否与实际数据一致。最后，根据修正相关指数，对模型逐步进行修正。

依据拟合结果(表2)可以说明，预设模型中选择的五个观测变量与潜变量之间有合理的相关性。

表2 预设模型拟合结果

预设模型结果如表3所示。

在CFA模型中，C.R绝对值应大于1.96(P＜0.05)，一般认为因子载荷在0.45以下的系数即可考虑删除。由表3可以发现，在对家庭支出负担进行观测的指标中，最主要消费支出的因子载荷较低，小于一般标准0.45，但由于最主要消费支出在本文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保留该项指标。对收入状况的测量指标中，各项观测值与因子间的路径系数均达标(p＜0.05)。对理财能力的测量指标中，受教育程度与理财能力高度正相关，年龄与理财能力具有负相关关系，金融环境属性对金融素养的路径系数不达标，但以往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差异、城乡差异、区域差异、金融环境差异和年龄差异都能对家庭的理财能力产生影响进而影响财富增长，因此该指标应予以保留。用于测度就业质量的参保水平、五年内职务晋升、就业单位性质均表现出正相关性，其因子载荷分别为0.984、0.494、0.591(P＜0.05)，周工作时间与就业质量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435(p＜0.05)，表明随着周工作时间的加长，就业质量变差，而就业环境对就业质量的路径系数指标并不达标，考虑到就业环境可能会影响就业者工作状况等现实因素，在此也将就业环境纳入衡量就业质量的指标中。对财富增长进行表征的观测指标中，住房水平与财富增长相关性不高，但住房水平与存款、理财投资等金融财富一同属于家庭财富，因此该指标应纳入模型之中。

表3 预设模型结果

3.2 结构模型的验证

经过理论变量的测量后，基于理论框架进行SEM模型的实证和拟合，并根据修正相关指数，对模型进行逐步修正，修正模型拟合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修正模型拟合结果

拟合结果表明，预设模型的拟合指数值高于判断标准，预设模型的观测变量与测度项之间存在合理的相关关系。

最终结构模型的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结构模型分析结果

根据SEM模型标准化结果可知，家庭支出负担对财富增长的路径系数为-0.479(p＜0.05)，表明家庭支出负担越大，财富增长水平越低，即验证原假设H1；收入状况对财富增长的路径系数为0.703(p＜0.05)，表明收入状况与财富增长具有高度正相关性，验证原假设H2；理财能力、就业质量对财富增长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353(p＜0.05)、0.155(p＜0.05)，表明其与财富增长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分别验证原假设H3、H4；就业质量对收入状况的路径系数为0.868(p＜0.05)，证明就业质量与收入状况之间呈高度正相关性，验证原假设H5。

4 低收入群体财富增长缓慢的原因

4.1 大部分低收入群体收入来源不稳定，财富增长缺乏支撑

一般来说，工资性收入是绝大多数低收入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其收入构成单一，家庭转移收入、财产性收入、社会保障收入等不存在或占比较低，对其总收入的增长贡献度不足。大部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在维持必要的生活支出后，没有充足的收入剩余支撑财富增长。因此，在证券、房地产市场等迅猛发展的当下，拥有较多财富增长的高收入阶层资产具有迅速增长的趋势，而更多依赖工资性收入的低收入阶层由于财富增长的能力不足，财富储备少，制约低收入群体做出投资证券、房地产等方面的行为。现实因素使低收入群体把握不住投资机会，很难获得除工资以外的其他收入，所以其资产增长相对缓慢，财富的可持续性增长难以为继。

4.2 低收入群体中的老年群体、残疾人群体社会保障作用有限，缺乏财富增值的非劳动收入来源

社会保障体系建成以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从宏观来看，我国社会保障覆盖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不小差距，且保障水平较低、保障范围较小、保障作用有限，尤其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与城镇社会保障之间有很大差距。政府为城镇低收入群体负担的转移性支出是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十几倍，农村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水平不高，农村社会保障远未满足当前农村低收入群体发展和可持续性的社会保障需求。特别是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一方面丧失劳动力，劳动收入极低甚至为零，另一方面，医疗等方面的支出数额尤为突出，在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帮扶下，仅满足生存需求，财富增长能力极低，所以这些群体的财富增长可持续性较差。

4.3 低收入群体受教育程度低，理财能力相对较差，缺少财富增值能力

在当今知识经济、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等新经济形态方兴未艾的大背景下，提高受教育程度已经成为促进人们增收的重要途径。股票、基金、期货等投资理财途径都能影响财富增长的程度，合理配置家庭资产组合可以显著促进家庭财富增长。相比低收入群体，中等和高收入群体更偏向投资金融资产，更愿意把部分存款转化为金融投资，金融投资行为的增加可以改善家庭资产结构，进而促进家庭增长，增加收入来源，降低对工资性收入的依赖。但低收入群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对金融等方面知识的了解程度不足，金融素养不高，理财能力相对较差，使得这些家庭资产配置结构单一，在金融资产上的配置很低，进而无法充分享有金融市场的红利，抑制财富增长的可持续性。

4.4 低收入群体家庭负担普遍较大，医疗、住房、教育、婚娶等支出大

低收入群体家庭负担普遍较大，相当比例的家庭中，有长期慢性病和大病患者，所需固定医疗费用较高，医疗支出压力长期存在；部分家庭背负大额车贷、房贷，负债还款压力较大；不少家庭抚养子女数量多，培训费用等金额较高，教育支出压力大；在许多经济欠发达地区，部分家庭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同时受到传统观念影响，在婚娶中的各种支出费用高；绝大部分家庭由于夫妻双方父母均无固定收入来源，养老负担较重。医疗、住房、教育、婚娶、养老等负担变成了这些家庭“收入”漏出的“高压水龙头”，甚至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另外，受到全球经济环境下行、就业压力严峻的影响，导致这些家庭的可储蓄财富数额变少，因此低收入群体很难实现财富的可持续增长。

5 政策建议

5.1 完善高标准、覆盖广、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失业者、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提供坚强有力的社会保障支持

社会保障始终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底气和支柱，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稳定性和财富增长有重大意义。完善高标准、覆盖广、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进一步推进共同富裕政策的实施是“十四五”期间需要重点解决的民生问题。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还不平衡、社会保障的力度有待强化。增强社保基金对社会保障的补充调整功能，着重发挥五险一金为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诉求，增强人民群众福祉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强化养老保障对老年群体的收入支持，保障老年人口的晚年生活、提高老年人口的养老质量。强化失业保障对失业群体基本生活的兜底作用，畅通失业补助金的申领渠道，提高失业人员的临时救助金额。进一步强化医保基金对大病、慢性病患者的收入支持，预防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廉住房保障对住房困难群众的支持，合理运用土地政策和财政政策，降低群众的购房压力。降低失业者、老年人、残疾人、大病患者等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负担，提高其消费能力、增强其消费信心。

5.2 拓宽低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和财富增长的渠道，让低收入群体的财富有增长、能增值

对大部分低收入群体而言，工资收入是个人财富增长的主要来源。单一的收入来源限制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制约了其消费增长，增加了其心理压力。低收入群体在金融市场的缺席，是影响其增收的重要因素。首先，可以探索农村地区宅基地、经营性土地的资产化改革，探索促进农民财富增加的土地制度改革路径。其次，加强金融服务的政策支持力度，可以利用补贴或税收优惠支持金融机构向农户和个体工商户提供小额贷款，鼓励发展家庭副业，降低对工资性收入的依赖。最后，运用多种方式拓宽增收渠道，合理提高社会保障的转移性收入，完善相关制度，保护债权和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权益，鼓励金融机构规范和丰富金融产品，适度支持国债等金融产品向个人投资者倾斜。

5.3 加强教育对人的发展支撑，打造终身学习的社会教育体系，提高个人的职业发展能力和财富管理能力

个人的职业发展能力和财富管理能力与受教育水平息息相关。继续提升青年群体的学历教育水平，让更多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或职业技术教育，让其在就业前有较高的学历起点。针对现有低收入群体学历教育低的特点，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发展社会化教育体系，推动政府、企业和教育机构的三方联合，形成全社会合作的职业教育体系。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和容纳能力，为提高国民素质、进行人才队伍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同时，办好继续教育，完善终身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积极引导社会成员特别是成人终身学习。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和政府的引导作用，各企业应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职工的技能培训，把社会化教育体系作为支持低收入群体走上全面发展的有力助手，为低收入人群获得创新型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为产业结构升级强化人才支撑。

5.4 稳定房价、医疗价格、教育价格，降低居民住房、医疗、教育负担，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支付能力

住房、医疗、教育是造成许多低收入群体负担沉重的主要原因。在推进住房市场化的过程中，着重强调住房的社会功能，准确把握住房的居住属性，限制投机性、投资性炒房，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坚持“房住不炒”的政策不动摇，推动房地产市场回归良性健康发展。另外，通过建设廉租房、进一步实施商品房限购政策，推进棚户区改造等为购房刚需群体提供住房保障。同时，确定住房补贴制度，为困难群众建设一批经济适用房，减轻低收入群体的购房压力与资金负担，着重解决自由就业者和流动人员的基本住房问题。控制医疗成本快速上升的态势，落实中央“分级诊疗”政策的落地实施，实现“小病社区看，大病市内看”的分级诊疗体系，做到科学治疗、合理用药，提高医疗机构的服务效率，建立合理药品价格，扩大医保基金的覆盖范围和城镇居民医保报销比例，增加医保基金的帮扶力度，降低综合医疗价格，建立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合理配置医疗资源，提高使用效率，缓解供需矛盾。降低低收入群体子女的教育压力，落实“双减”政策，保障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的公平性、公益性，增加幼儿园、义务教育等公共教育资源供给，在人员密集地区新建一批公办学校，满足低收入群体子女的就近入学问题。同时，有序支持引导民办教育，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优化整合城乡教育资源，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提升农村地区的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减少对教育资源的恶性竞争，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优质廉价的公共教育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