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扬

岭南社会在唐宋以前具有“妇人强男子弱”的地域习俗特色。之后随着历代王朝推行科举考试制度，男性成为形塑地方文化的代表，女性的影响则被掩盖甚至处于失声状态，她们逐渐接受男性士大夫们刻意推行的“节”“孝”“烈”观念，至明清时期走向贞静柔顺的理想模式。[1]清朝末年，中国社会面临剧烈震动，民族危亡的现状促使近代民族主义渐成主流，[2]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在与异质文化的互动与对抗中，随着受教育女性不断增多，原本由男性主导的单一文化结构开始转变。她们在国家民族话语、男女性别关系和中国传统精英文化等脉络中形成身份建构和认同，并自称“女界”，期望与其他群治平权并立，共同参与到对国家民族的建构中。[3]广东作为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的前沿阵地，其“女界”面对新的变局亦展现出强烈的“家国情怀”，即对邦国共同体的认同、维护，自觉承担共同体的责任。[4]清末民初的画报通过图文并茂的发行方式，展现广东女界多种形式表达对民族的担忧以及对家国的情感。

一、铭记国耻

清朝末年华南地区革命潮流涌动，民间盗匪乘机纵横陆海，革命党意图推翻清朝统治，地方要员则希望维稳统治，这就催生各方都对武器有较大的需求。日本作为列强中的后起国家，也开始对华贩卖军火。[5]澳门因其相对宽松的交易环境成为这一时期军火走私地，尤其是广东地区的主要来源地。[6]为防止民间获得武器，广东地方政府派员严密稽查陆海走私。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一艘名为“二辰丸”号的日籍轮船在澳门附近中国领海内被巡查人员截获，因其携带大量军械，既无清政府颁发的军火执照又无海关起货准单，广东当局遂将货船扣留。事后，日方不仅拒绝承认走私军火，反以船只卸货时停在“西洋水面”为由，向清政府提出释放、道歉、惩治中方官员、赔款等条件，并以武力威胁。[7]在日本不断施压下，清政府最终妥协，不仅释放“二辰丸”号，向日本政府道歉，还惩罚了中方的相关人员，同时将扣留的军火由清政府购买。

“二辰丸案”以清政府屈辱受约而收场，一时间广东舆论哗然，冯自由称之为“清季最重大之外交失体案，事后粤人引以为耻”[8]。悲愤的广州民众自发组织“国耻纪念大会”。广东女界亦认识到国家危亡与个人命运紧密相连，遂于是年三月初五日也组织“国耻纪念大会”。由潘达微等主办的《时事画报》图文并茂地描述了当天广州女界集会的盛况，名为《女界国耻会》：

月初五日，女界为二辰丸案开国耻纪念会，详情互见各报，不赘。此次开会，诸女士义愤一致，女界知识之进步，诚有足嘉者。第孳孳然以辰丸案为国耻，未免所见太狭。吾国应雪之耻，岂少也耶？女界应雪之国耻，又岂少也耶？[9]

插画描绘了这一场景：是日大雨倾盆，两侧房屋鳞次栉比，中间道路上有无数女性或举伞或乘舆摩肩接踵朝前方走去。两侧偶有举伞或站在屋门前的男性向路上前进的人群举目张望。在那个摄影尚不发达的年代，这幅画截取广东女性集会场景一幕，展现不同阶层女性们冒雨前进的生动形象。

这次女界集会的规模甚是宏大，省内外诸报纸也纷纷报道，得到各方声援，因此重在“画”的《时事画报》才会称“详情互见各报”。位于广州的《半星期报》当年第一期即报道此事，名为《本省大事·女界亦知国耻》，称“粤人因二辰丸案激刺，引为大耻，各处纷纷开国耻纪念。相期忍辱图强。现闻省中女界以亡国之惨，女界比男子尤甚，于初五日在陈氏书院（即今陈家祠）开国耻纪念大会”[10]。浙江惠兴女学校校刊《惠兴女学报》名为《志广东国耻大会》，不仅详细记载当日之经过，还特意说明此次国耻大会源于“二辰丸案”中国人受辱的背景，感叹“弱国之外部，理不能伸，势不能敌”[11]。重庆同盟会支部机关报《广益丛报》也报道了此事，称会上女界发言，“极言国蒙大辱，若不知耻，则不可以为国，并不可以为人。我辈女界，亦国家一分子，不可不纪念。”[12]《申报》甚至连续两天予以报道。[13]说明此次广东女界的爱国大会在全国影响极大。

上海《大同报》将此事视为国内紧急要闻，记载尤为详细。当日大雨倾盆，“各女界多有乘肩舆赴会者，有冒雨赴会者。附近左右途为之塞。其阃德、荣阳两校女学生皆挂帛列队，冒雨而行。衣履尽湿，途人见之莫不动容。会场外北路钟巡士官亲率警兵十名，并各局巡士及西关汛勇列队弹压，故人虽拥挤，规则懍然。会场内除办事人并军乐、报界访事十余人外，男界概不得入。”[14]中午十二点时，会场内的女性已不下万人。堂中悬挂白布，上书“国耻纪念”大字。至一点，摇铃开会。公推发起人刘守初、潘幽芳、余岱宗、张华佩等人发言。“宣布开会宗旨后，即由刘女士登坛演说，略谓辰丸一案，可见张督之刚正，日人之欺貌，并痛陈女子国破家亡之惨状，激昂慷慨，声泪俱下。次潘女士痛言日人无理，凡有血气者，莫不同愤。次余岱宗痛言亡国之惨，女子比各界尤甚，鄙人实不忍言说，至此放声大哭，闻着亦皆大哭。余女士陡然晕倒，坛下众皆失措，座中适带有蛇姜者，急为施救，始醒。后由阃德女生简卓亭、荣阳女士袁守英、关仲卿、郑称金、黄五妹次第演说毕，主席宣读誓词。”[15]当时群情激奋，无不是将家国视为一体。至下午三点，大会开始讨论女界的应对之道，开宗明义即点明“二辰丸案”中方受辱之现实，强调“我女界同胞亦国民一分子”应该出谋划策。最终提出首饰上刊“国耻”二字，以表示广东女界对此次国耻的铭记。在经济层面，发挥女界家庭作用，抵制日货，倡导国货，并且能够认识到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众人积极参与中国商务轮船会社的认股。[16]会议商讨至五点结束。

本次女界国耻纪念会的发起者刘守初女士，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王和顺的妻子，为广东女界参加革命的代表。[17]1938年8月17日逝世，《申报·香港版》特辟专栏介绍：“刘守初女士奔走革命事业不遗余力，去岁卢沟桥事发，女士纠集同志从事抗战工作，并组织中国同盟会会员家属妇女国难服务团，救灾扶难，捐药输财，成绩甚著。今春复组女子救护队，亲自率领赴省受训服务，不避危难，以致积劳成疾。迄本月十七晨九时，瞑逝于本港东华医院。”[18]可见刘守初都是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组织女界尽心力维护。她所代表的即是清末以降广东女界的家国情怀。如今刘守初与其丈夫王和顺合葬于广州市银河革命公墓，为天河区文物保护单位。但墓碑后仅篆刻王和顺之事迹，殊不知刘守初作为女界代表亦是满腔的家国情怀，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

二、以身报国为革命

广东之所以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和先行地，源于其最先受到西方列强的冲击，人民的反抗同样最为强烈。1911年4月23日起义开始至27日革命党人发动的“辛亥‘三二九’广州起义”，终因力量悬殊失败。事后，广州革命志士潘达微（参与《时事画报》的编撰）多方设法收敛牺牲烈士遗骸72具，合葬于广州东郊红花岗，并把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这次起义因而也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中除男性革命党人浴血奋战外，实际上起义前期女界革命者开展了许多成功的工作。邹鲁在《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中谈及广州各机关之设立时称：“最困难者有二点，即租屋必须担保及有眷属，如是在海旁西街及育贤坊先后专设二米店，以为租屋担保之用。同时即可将米包藏军械以为运械之资。至于眷属，则除有姊妹妻女者外，即由女同志伪饰家属，以掩人耳目。即佣妇亦由女同志充之。”[19]关于炸弹的制造和运输，有“女同志徐宗汉、庄汉翘、卓国兴、黄悲汉、李晚援等任之”。运抵广州后，杨光汉在越秀街军械局附近赁一大屋，伪装结婚“以其嫂吕氏饰主妇，周之贞、郭汉图，女同志胡宁媛、陈淑子均聚焉”。众人将军械伪装成婚具。邹鲁称赞：“男女党人之运械派械者，即在此最严紧期中，争先赴命，忙碌运派，与军警搜寻之汲汲惶惶相等。而抑若行所无事者。其一种为主义而革命之热烈，实不知利害死生为何事也”。[20]

遗憾的是，大部分女性革命党人除姓名外并未留下照片，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未能留下。《浅说画报》中即描述了这样一位被捕后坦然赴死的无名女革命党人，发行时间为清宣统三年（1911）五月十三日，名为《女革党被拿》：

广东警署拿一女革党，讯问时直言作乱不讳。因解襟相示，自露炸弹，遂说：“我不欲伤害同胞，不然当日谁敢近我？请速死。”云云。官驳曰：“你青年女子，何苦受人煽惑，以作大逆之事。”该女反复辩之。遂被押。[21]

《浅说画报》其前身是1908年间创办于北京的《浅说日日新闻画报》，1911年更名。[22]关于广东的这位女性革命党，画报并未说其姓名，但通过画像给这位巾帼英雄留下了生动的形象。画中共计4人。一年轻女子对视公堂之上的审问官，口中似乎正在激烈辩驳，其两侧站立持刀的军警人员。堂上审问官身着马褂，亦直视女子且有说话的动作，其身边则站立身着长袍的人员。该女子并未被施以枷锁，至于最后是否被杀害画报并未说明。

关于《浅说画报》中的这位女革命党人的身份，李兰萍曾尝试根据谈社英《中国妇女运动通史》所记载的内容与吴炎娘、吴七娘联系在一起。[23]不过，谈社英编著该书时已经是1936年，虽然谈文中确实有二吴就女性参与革命及对国家之认识与审问官进行辩驳，但并未记载她们身挂炸弹之事。[24]身怀炸弹，不仅描述起义时的危险时刻，而不引爆则说明她心怀同胞，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至于吴炎娘、吴七娘之生死至今尚未有定论。[25]作为创办于北京的画报，其应是根据当时新闻报刊等消息得知。笔者经过史源追溯，较早的材料有二：

其一是岭南半翁于1911年出版的《辛亥粤乱汇编》，所载内容与画报基本相同，汇编也未说明此女性革命者的姓名。[26]岭南半翁身份不详，据称是清末广东某报的记者。是书目前已知的版本发行于1911年农历六月初一日的上海。而《浅说画报》刊于同年农历五月十三日。《辛亥粤乱汇编》是否还有更早的版本，尚不得知。

其二的材料更贴近画报的史源。“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曾亲历此事的黄世仲开始在《南越报》上连载《五日风声》描述起义的全过程，原标题为“近事小说”，署“世次郎著”，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报告文学。[27]现小说的具体刊载时间，因《南越报》散佚，仅广州博物馆藏剪报本转录，所以难以确定，大体时间在起义失败后的一个月左右，即农历四月底至五月初，应早于《浅说画报》，其关于女革命者的记载如下：

（革命党中的女性）其被获而受讯者，则×××也。当其受讯时，固直供随同起事不讳，凡军火之输运，事情之组织，罔不直言。言时，复解襟相示，以露其炸弹而言曰：“吾等确不伤害同胞，始终皆抱定此主义也。如其不然，将无有能近我者，又焉能捕我乎？当被捕时，如稍为反抗，则此炸弹一触，虽金石犹可立化为灰烬。无如事既失败，生亦无济，故敛手就捕耳。今则除请速杀外以外，已无他志也。”问官责以少女青春，何苦为此，而彼反复辩论，口若悬河。[28]

通过对比三处史料，基本可以推断《浅说画报》《辛亥粤乱汇编》都应源于《五日风声》。遗憾的是，黄世仲在记录此事时仍隐去了此女性革命者的名字，仅仅用三个空格代替。不过也有收获，即此人的名字是三个字，且只有一个人。再对比谈社英言：“黄花岗之役，世只知七十二烈士之牺牲，未知有女子中尚有吴炎娘、吴七娘也。盖当时穷搜党人，吴炎娘等亦以嫌疑被罗织，二人乃即自认为革命党人，颇强项。”[29]应该不是同一事情。

虽然该女子的真实姓名仍待考究，但《浅说画报》通过当时的新闻报刊将这位传奇的女子单独面对强权舍生取义的精神通过图画清晰传递出来。1935年，《中央日报》刊载《女子与辛亥革命》称：“我辈久处深闺之女子，怀于民族兴亡之义，共起作革命运动者，亦颇有当仁不让之观。……辛亥黄花岗之役，其机关之组织，军械之运输，多赖女同志之潜装密画，得以集事，影响于武汉之成功者至大。惜均不传其名，致使世人徒知有黄赵及七十二烈士焉。”[30]她们有些人虽然没有留下姓名，但是那种面对民族危亡时体现的家国情怀亦不输男子。

三、捐助与赈灾

明清以后广东珠江三角洲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广州作为最重要开放门户愈发与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广州女性也因得风气之先，有机会参与经济发展，尤其是在纺织业领域，清末她们甚至可以反过来通过罢工等手段争取自己的权益。如《时事画报》就曾刊登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容桂女工罢工之事。当时顺德容奇桂洲缫丝厂的规模“共有七八家，每家用女工多者六百余人，少亦三四百人。每日缫出之丝，匀计八九百斤。每月支出工金约万有六千两”。甚至流传容桂女工有良田四百顷之说。经济上的自主权越来越大，女工们对权益的维护意识也逐渐升高。“突起风潮，抑勒各偈增加工价，并欲鼓动各处女工散去，以图抵制。连日联党截殴勒停，有被推落水者，有被打伤者，不下数十人。”[31]插画中女子结成的队伍在广昌号前振臂高呼。当时西南布行克扣女工，“各乡女工纠集娘子军数百人，群起与布店为难。各皆手持担挑，身怀利剪，先向东甲二均泰店司事理论。该司事又出言亵狎，女工即乘势剪其发辫，随号招多众，将该店墙壁瓦面毁拆，又将布匹货物剪烂。旋波及西隆、同昌、安泰、大经、逢昌等店六七家，一并毁拆。尚余八九家，幸而获免。”[32]同年创办的《赏奇画报》除报道此事外，并评论“众怒难犯，此语诚确，勿谓娘子军中无人也”。[33]容桂女工罢工与西南女工抗议这两幕场景，不仅说明清朝末年广州女性掌握了一定的经济能力，甚至有较好的动员组织能力。

清末广东女性在教育上也有进步，其中就有利用纺织传播教育。如《时事画报》载光绪三十四年（1908）：“顺德容奇乡，某大绅之女，人极开通。近纠合同志创办纺织传习所，倘筹有余款，再扩充女子师范，以培养姆教，更随时开会演说，革除归宁不返之陋习云”。[34]为整合广东女界教育，地方上还建立了保学会。《赏奇画报》记载：光绪三十二年（1906）“粤东女学界，近始萌芽，而流品不齐，仍有败群者。女志士李仪卿、谢宝云等鉴及于此，联合同志，组织一保学会。大致以扶持女学界为目的，凡事关公益，必极力赞成，若丧俭败群，或冒充学界者，鸣鼓而攻，毋使个人私德为全体玷。昨假座小东门外邓园开设茶会，来宾甚多，谢宝云登台演说，将宗旨详布，众人均鼓掌称善”[35]。保学会所鼓励的即有“公益”事业。

经济的独立，教育的发展，这些都不断强化粤东女性逐渐摆脱传统社会对女性定义的束缚，她们将目光投向更大的范围，关注社会、国家的动态，除激烈的革命外，温和一面即表现在捐助财物上。前文所提“二辰丸案”后粤东女界举办国耻纪念会，其中一项议程即有女界众人认股振兴实业，将经济能力与家国情怀联系起来。

女界除认购或者捐款外还会劝捐。民国建立后，政局并不稳定，财政颇为困难。1912年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并将政府由南京迁至北京，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仍统率南方军队。面对财政问题，当时的中央政府采取向外国举债，黄兴反对这种滥借外债的做法，倡导在全国各地募集国民捐，《时事画报》有“劝捐”专门报道当时的情况。

黄克强即黄兴，此劝捐的背景就发生在他倡导国民捐期间。面对国家处在财政困难之际，数十位女性能够挺身而出，赴各军队劝捐，至少看得出其具有爱国之情。

赈灾也是画报中宣传广东女性们积极参与的内容。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广东遭遇重大水灾，“溃决大小基围数十，淹没人民生命财产无算。”[36]《时事画报》刊载《广东女子卖物赈灾》：“粤省此次水灾甚重，欲谋赈济，筹款维艰。善堂、行商及绅商、学报各界，因有创办女子卖物赈灾之议。兹录其章程如下。一会场：借西关共济女医院，连接彭园及刘园右边坤维女学堂、路德女学堂各处，为大会场；一会期：七月初九日起，至十五晚为止；一会长：公推粤督张制军为正会长，其副会长及正副干事长、十二部部长，业于二十一日选举；一本会办法：仿照香港卖物助赈会办法，概由省城中西官绅士商之内眷，入会卖物助赈。”[37]甚至妓女都慷慨赈济，“广东百花楼妓院中，有校书名八妹者，特发善念，由六月初八日起，将一月内侍酒之资，尽充赈济。”[38]

广东作为中国近代以来风云变幻的最前沿，亦得风气之先，其女性通过接受教育、参与经济等活动，在时代洪流中逐渐突破传统礼教的束缚，目光不再局限于家庭，而是将个人、家庭之荣辱与国家、民族之命运联系在一起。面对民族危亡，她们既有投身革命热血奋斗者，也有通过集会、演讲等“文明相待”者，并能够身体力行通过捐助、赈灾或者支持国货等多种形式展现自己的家国情怀。清末民初的画报即图文并茂地展现了广东女界这种“孜孜以国事为己责”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