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娟，李仁杰，吴成志，曹平平

上海中冶医院检验科，上海 200941

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为孕期第一次出现的程度不同的糖耐量异常，不包括妊娠前已存在的糖尿病，属于围产期较为常见的一种并发症。按照相关文献显示，国内妊娠期糖耐量不正常的概率为6.6%[1]。GDM可使妊娠期女性代谢功能紊乱，进而导致羊水过多、先天性畸形、巨大儿、呼吸窘迫综合征及孕妇酮症酸中毒等，对母婴健康产生严重威胁[2]。葡萄糖耐量试验通常于妊娠中期的24～28周进行，因此，确诊GDM之后可干预的时间较短[3]。若可以寻找到可行、简单的GDM孕妇妊娠早期筛查指标，并在临床实践中应用，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其妊娠结局。相关文献表明，炎症因子能经过诸多机制导致胰岛β细胞功能和结构障碍及胰岛素抵抗，参与GDM发病过程[4]。多数孕妇的空腹血糖(fasting blood glucose，FBG)于孕期会伴随孕周的增加而不断下降，孕早期FBG水平较高并不一定会引发孕中、晚期GDM，然而孕早期FBG水平较高会增加GDM风险，因此GDM早期预测非常重要[5-6]。基于此，本研究将观察GDM孕妇妊娠早期的炎症因子、血糖水平的变化并探讨其临床意义，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回顾性分析2019年10月至2021年12月上海中冶医院诊治的113例GDM孕妇(GDM组)的临床资料。GDM诊断标准[7]：孕妇在孕24～28周开展75 g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时满足以下任一条件就诊断为GDM，即①FBG超过5.1 mmol/L；②1 h血糖超过10.0 mmol/L；③2 h血糖超过8.5 mmol/L。纳入标准：①临床资料完整；②年龄介于22～40岁；③能开展围产期保健及随访。排除标准：①合并糖尿病史；②合并高血压；③伴有肾、肝、心等内分泌疾病。另选择同期在我院产检的健康孕妇100例作为对照组。对照组孕妇年龄24～38岁，平均(29.16±4.26)岁；孕前体质量(17.4～27.25)kg/m2，平均(21.43±2.53)kg/m2；孕周9～13周，平均(10.96±1.04)周。GDM组孕妇年龄23～39岁，平均(29.41±4.11)岁；孕前体质量(17.2～27.50)kg/m2，平均(21.55±2.35)kg/m2；孕周9～13周，平均(10.83±1.06)周。两组孕妇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检测方法在妊娠9～13+6周时收集所有孕妇空腹状态下4 mL静脉血，抗凝后，以3 000 r/min的速度离心10 min，分离血清，放置于-80℃的环境中保存、待检。选择免疫比浊法检测超敏C-反应蛋白(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hs-CRP)，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 6，IL-6)、IL-10、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日立76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FBG。

1.3 统计学方法应用SPSS20.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法分析GDM孕妇妊娠早期炎症因子水平与FBG水平的相关性，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法分析GDM的危险因素。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孕妇妊娠早期的炎症因子、FBG水平比较GDM组孕妇妊娠早期的hs-CRP、IL-6、TNF-α、FBG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IL-10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孕妇妊娠早期的炎症因子、FBG水平比较(±s)

表1 两组孕妇妊娠早期的炎症因子、FBG水平比较(±s)

2.2 GDM孕妇妊娠早期的炎症因子水平与FBG的相关性经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GDM孕妇妊娠早期hs-CRP、IL-6、TNF-α水平与FBG呈正相关(r=0.437、0.637、0.601，均P＜0.05)，IL-10水 平 与FBG呈负相关(r=-0.329，P＜0.05)。

2.3 GDM的危险因素经多元Logistic回归性分析结果显示，hs-CRP、IL-6、IL-10、TNF-α均为GDM独立危险因素(P＜0.05)，见表2。

表2 GDM危险因素的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3 讨论

GDM属于孕期较为常见的一种内分泌疾病，是指在孕期第一次出现糖耐量异常，伴随人民群众生活方式的改变，发生GDM的概率也不断增加[8]。相关研究表明，GDM不利于母亲及子代，且会加大子痫、巨大儿等的风险，同时GDM孕妇在分娩后出现糖尿病的概率也比孕期血糖正常的孕妇高[9-10]。因此，于孕早期开展GDM筛查，能够有效控制高危人群的血糖水平，进而使GDM的发生率降低。

hs-CRP是在肝脏被IL-6刺激后出现的一种炎症反应蛋白，具有非特异性。临床中常用其来监测及诊断自身免疫性疾病及感染性疾病，它的表达能够较为灵敏的反映人体组织损伤及炎症反应程度。相关文献显示，hs-CRP为胰岛素抵抗诱发的一种启动因子，同糖尿病进展、胰岛素抵抗息息相关[11]。IL-6及TNF-α属于致炎因子，IL-10属于抗炎因子，它们在人体诸多疾病的生理、病理过程中均有参与。本次研究显示，GDM孕妇的hs-CRP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孕妇，经多元Logistic回归性分析显示，妊娠早期hs-CRP水平是GDM的独立危险因素，说明hs-CRP能够作为GDM预测的具有特异性的指标之一，这同凌思思等[12]的研究结果一致。IL-6能够对人体的糖代谢功能进行调节，具有双面性，低表达的IL-6可对胰岛素分泌进行刺激，从而使血糖水平降低，但是高表达的IL-6可导致胰岛β细胞功能及形态变化，使胰岛素分泌降低，最终使血糖水平升高。在炎症早期，IL-6可以加快胰岛素表达，然而随着IL-6表达到较高水平，使杀伤性T淋巴细胞被过度激活，进而使胰岛β细胞被损害，导致胰岛素表达缺乏，引发胰岛素抵抗。相关文献显示，孕11～14周女性的IL-6水平为GDM的独立预测因子，IL-6水平能够作为GDM早期筛查的指标[13]。本次研究也显示，GDM孕妇的IL-6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孕妇，同时经多元Logistic回归性分析显示，妊娠早期IL-6水平是GDM的独立危险因素，这同上述文献的结果一致，提示妊娠早期IL-6水平可以对早期GDM进行预测。TNF-α是具有多功能的一种细胞因子，它参与炎症反应、免疫细胞激活，同时能够对胰岛细胞损伤发挥直接作用，进而对胰岛素信号转导实施干扰，导致人体胰岛素抵抗，最终使血糖代谢不正常。TNF-α也参与GDM的生理、病理过程，且TNF-α是同孕早期GDM关系比较密切的一种细胞因子，所以，TNF-α一方面能够作为预测孕早期GDM发生的最有价值的一个细胞因子，另一方面还能够成为孕中期GDM治疗的靶向细胞因子[14-15]。本研究也显示，GDM孕妇的TNF-α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孕妇，且经多元Logistic回归性分析显示，妊娠早期TNF-α水平是GDM的独立危险因素，说明妊娠早期TNF-α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测GDM。

因为妊娠早期胎儿会从孕体中获取大量葡萄糖，加之雌孕激素的变化，使母体利用葡萄糖的程度增加，同时怀孕会增加肾小球滤过率与肾血流量，但是肾小球重吸收糖的概率却不能随之增加，进而增加母体排糖量，最终引发孕期FPG降低。相关文献显示，正常状态下，妊娠期FPG水平会伴随孕周的增加而不断降低，但是GDM孕妇于妊娠早期的FPG表达就高于健康孕妇[16]。郭露花等[17]的文献显示，孕早期检测FPG水平可以较好的对GDM进行预测，这同本次研究的结果相符。本研究显示早期GDM孕妇的FPG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孕妇，同时经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妊娠早期FPG水平是GDM的独立危险因素，且经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GDM孕妇妊娠早期hs-CRP、IL-6、TNF-α水平与FBG呈正相关，IL-10水平与FBG呈负相关，提示早期监测FPG水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孕妇GDM风险，有利于早期预防、干预。

综上所述，GDM孕妇妊娠早期hs-CRP、IL-6、TNF-α、FBG水平明显较高，IL-10水平明显较低，且hs-CRP、IL-6、IL-10、TNF-α是GDM的独立危险因素。但本研究只是对早期GDM孕妇与同期正常孕妇的炎症因子、空腹血糖水平进行比较，没有具体对不同血糖水平的GDM孕妇的炎症因子水平进行比较，且本次研究纳入病例数较少，需要今后进一步加大样本量进行观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