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军军

（山西大学考古学院）

鲜卑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民族，从汉代一直到北朝，都活跃于历史舞台上，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留下了大量的物质文化遗存。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鲜卑考古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鲜卑考古研究的第一步是要辨认材料，包括对年代和性质的判断。晚期的鲜卑遗存较易确定，早期的则往往容易与其他民族的考古材料混淆，不过已经有很多学者进行了辨析。目前有争议的材料越来越少，但仍有部分“漏网之鱼”。本文拟重新检讨三处与“鲜卑”有关的遗存，进行一些“加减法”的工作。所谓“加法”，是辨认出真正的鲜卑遗存，进一步扩大研究材料，而“减法”则正好相反，是将误定为“鲜卑”的遗存剔除出去。这三处遗存包括著名的扎赉诺尔墓地、山西右玉善家堡墓地及河北万全北沙城遗址。

一、扎赉诺尔M29 不是鲜卑墓

扎赉诺尔古墓群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扎赉诺尔木图那雅河东岸的坡地上，1959年调查发现，约有300余座墓葬。1960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此集中清理了31座，墓葬形制独特，墓中以大量的牛、马、羊殉葬，发掘者认为这群人是东汉末鲜卑族的一支。最初有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是“较典型的匈奴文化遗存”。安志敏则持更审慎的态度，从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后，认为族属问题还不能确定。其后，宿白、李逸友分别撰文，论证扎赉诺尔墓地为拓跋鲜卑遗存。1980年嘎仙洞（即“鲜卑石室”）的发现，更加增强了“拓跋鲜卑说”的说服力，目前已经被大多数学者接受。

安志敏对“鲜卑说”基本持否定态度，其出发点之一就是本文要讨论的M29。M29发现了一节辫发（图一），墓主经鉴定为一女性。根据文献记载，鲜卑有“髡发”习俗，因此安志敏认为这似与鲜卑人的习俗不符。但其他学者却有不同解释。马长寿认为发辫“虽不甚长，但有辫有结，与匈奴之拖发而只有一结者不同……把这些墓葬初步判断为拓跋鲜卑匈奴化以前的墓葬是有依据的”。宿白认为“这应是拓跋鲜卑区别于其他鲜卑的一种习俗，当时江南人就因为拓跋‘索头’这个特征，而呼之为‘索虏’”。李逸友的观点与宿白接近，他进行了更详细地论述，认为扎赉诺尔所见的发式“与史籍所载的鲜卑发式相同”。

图一 扎赉诺尔M29出土的辫发

无论是认同扎赉诺尔为拓跋鲜卑遗存，还是持否定态度的学者，都默认M29的年代为东汉时期，没有产生过怀疑。实际上，这座墓在整个墓地中非常独特，和其他30座墓葬有明显的差异。

首先是墓葬形制。1960年发掘的31座墓葬，绝大多数有木棺，而且结构比较特殊，木棺四角各立一根木柱，上面开有卯眼用来安插棺板。木棺分为有盖无底、有盖有底两类，以前者居多。可唯有M29没有木棺，而只是在死者骨架上盖了两层不规则的桦树枝。其他墓的墓圹都非常明显，只有M29未发现圹边。

其次为墓向与头向。其他30座墓都是南北向，人骨均头北脚南。M29未发现墓圹，墓向不知，但人骨头向为85°，为头东脚西。

差别这么大，当然也可以解释成墓地中同时埋葬着不同的人群。但是从M29发现的遗物看，我们认为这座墓远比其他墓要早，并非同一时期。

M29出土物不多，具有断代价值的主要是两类铜器，即额骨左侧的七个锯齿形铜头饰（图二，1）和头骨顶部的螺旋形铜饰（图二，2）。前者通常被称作“连珠形铜饰”，是广泛分布于北方长城地带乃至欧亚草原的一类器物，从夏代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春秋早中期以前的一般为多个圆形相连，有锯齿的则主要流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如内蒙古凉城毛庆沟墓地（图二，3、4）、崞县窑子墓地（图二，5）等。M29出土的两端为圆形，中间作锯齿状，显然属于春秋战国时期。螺旋形铜饰与连珠形铜饰的流行年代相当，在毛庆沟墓地也有发现（图二，6）。可见，M29应该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的墓葬，而扎赉诺尔的其他墓葬为东汉时期，已经进入了发达的铁器时代，二者相差好几百年。M29所代表的，是鲜卑进入这一地区之前活动于当地的一支人群，在呼伦贝尔地区还发现过不少相关遗物。

图二 扎赉诺尔M29出土青铜器及对比材料

扎赉诺尔M29，无论是墓葬形制、人骨头向、随身装饰、殉牲习俗，均与毛庆沟文化接近。毛庆沟文化有两种方向的墓葬，南北向的可能是从中原地区迁来的居民，东西向的数量更多。东西向墓一般均无葬具，人骨几乎皆头朝东，普遍有殉牲习俗，随葬大量铜饰件。二者虽然距离非常遥远，但年代应该是相同的，在文化习俗上也很接近，有可能是同一类人。毛庆沟文化的族属据推测可能与楼烦有关，无论扎赉诺尔M29所代表的人群是何族属，肯定不会是鲜卑。所以，用墓中出土的那节辫发来探讨是否为鲜卑，也就失去了效力，应该将M29从扎赉诺尔东汉墓中排除出去。实际上，判断扎赉诺尔墓地人群的族属为鲜卑或者拓跋鲜卑，主要是根据墓葬年代、地理与文献记载较为吻合，这节辫发所起的作用其实并不大。

二、右玉善家堡铜人也不是鲜卑遗存

山西右玉县善家堡墓地是一处非常重要的鲜卑遗存，1990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此发掘清理了23座墓葬，出土了陶器、铜器、铁器、玉石器、骨角器等大量文物，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鲜卑文化的认识。发掘者认为墓地的上限不早于东汉后期桓灵之际，下限约当魏晋时期。也有学者认为墓地的主体年代应该在西晋时期左右，或将其年代定在曹魏至西晋时期比较稳妥，东汉晚期有可能是该墓地的上限年代，但不是墓地的主体年代。关于墓地的族属，笔者同意乔梁的观点，他认为是檀石槐至轲比能阶段的东部鲜卑。

姚妍晶分析出善家堡墓地存在早期拓跋鲜卑、早期东部鲜卑、匈奴、乌桓、汉文化及自身独有等多种文化因素。其中一件铜制人形垂饰（图三，1），被当做自身独有文化因素。但这其实是一个误会，这件铜人应该是金代遗物。

图三 善家堡小铜人及对比材料

简报中介绍的很清楚，这件小铜人是采集品，编号为标本C:8，并非出自墓葬中。简报描述小铜人为男性，裸体，圆脸，矮鼻，双手持物置于胸前，腿微屈，脚被绳索捆缚。头顶接一个环状小纽，用以悬挂，通高6.4厘米。

这种小铜人主要见于金代遗址，彭善国曾进行过整理研究，在我国主要分布于东三省及内蒙古自治区，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金代城址中也有很多发现（图三，4）。最南可到北京，房山金代皇陵（图三，2）和延庆吕夫人墓各出土一件。辽上京城址也发现过（图三，3），亦应是金代遗物。这类铜人造型多样，有的底部还连着印章（图三，5）。铜人头顶多有圆环，应是作为坠饰挂在身上。彭善国认为具有佑护功能，即所谓的“护身符”。金代皇陵出土的更是埋在神道东侧大殿（2001FJLF1）的地基夯土中，显然是佑护功能的进一步扩大。

从这类铜人的分布情况看，最初可能是女真人所独有，金朝统一北方以后，随着女真人的内迁，逐渐传播到原辽朝统治区内，并被其他民族接受，其下限可以延续到元代（图三，6）。所以，善家堡采集的这件小铜人，也应该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和鲜卑并无关系。

三、万全北沙城H13 为北魏平城时期遗存

北沙城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万全县北沙城村北约300米处。2003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在此进行了发掘。遗址可分为三层：①层为耕土层，②层为明清时期文化层，③层为黄沙土层，推测形成于元代，③层下为生土。发掘者将遗址堆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是辽代文化层，包括开口于③层下的灰坑、灰沟；第二期是金代墓葬，也开口于③层下；第三期为元代文化层，即第③层；第四期为明清文化层，即第②层。

灰坑有42个，均开口于第③层下，发掘者认为灰坑内的器物具有辽代早期特点，所以推测北沙城遗址在辽代属于生活遗址，遗址废弃后，到金代可能作为墓地使用。

灰坑内出土的主要是陶片，但是能够复原的器物不多，简报发表的也非常少。发表的器物中，除了一件陶纺轮出自H23外，其余4件陶器、1件石杵均出自H13，正是这几件器物，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H13开口于③层下，形制简单，不赘述。4件陶器包括1件陶盆、2件陶罐和1件陶壶。陶盆为泥质红陶，折沿，内壁划有四道水波纹（图四，1）。陶罐均为夹砂灰陶，盘口，束颈，鼓腹，平底，盘口底部及肩部有戳点纹（图四，2、3）。陶壶为泥质灰陶，口部残，直颈，鼓腹，平底，肩部两道弦纹内戳印“×”形纹（图四，4）。

图四 万全北沙城H13出土陶器及对比材料

这几件都是非常典型的北魏陶器，在大同地区的北魏墓葬里比比皆是。翻检《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等考古报告，很容易找到相近者（图四，5～8）。而且陶质亦相同，大同北魏墓里的陶盆、陶壶也都是泥质陶，带有戳点纹的陶罐则是夹砂陶。

所以，北沙城H13的年代应该是在北魏平城时期，而非辽代。因为简报就介绍了这几件陶器，其他灰坑、灰沟里是否有辽代或其他时期的遗物，那就很难判断了。不过有的灰坑，如H3提到的绳纹、布纹陶器，似乎不见于北魏，说明有可能还存在其他时期的遗存。

万全县距离大同并不远，陶器面貌与大同北魏陶器完全相同，说明受都城地区影响非常强烈，这类陶器是第一次在河北北部发现，具有重要意义。

附记：本研究受到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项目经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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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辽上京采集到的数量不少，科学发掘出土者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城墙2014 年发掘简报[J].考古,2015(12):93.简报没有直接说明这件小铜人的年代，笔者判断应该是金代。辽上京虽然是辽代都城，但是在金代仍有人居住使用。近年的考古发掘证明，城内的金代遗存堆积更厚，遗物数量更多，所以，在辽上京发现金代的小铜人并不稀奇。

[27]吉林省大安市尹家窝堡遗址挖掘的一座金代墓葬证实了这一点，墓主胸前有一件小铜人像，近锁骨处有2 枚玻璃珠，玻璃珠和童子像间有两道碳化痕迹，发掘者推测应为穿缀三者的有机质线绳残迹，三者应为一组项饰，佩戴于墓主胸前。见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安市尹家窝堡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2017(8):67-68.

[28]王青煜.护身符[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5.书中将这类小铜人都定为辽代，并无多少证据，大部分应该还属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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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市文物管理所,万全县文物保护管理所.万全北沙城遗址发掘简报[C]//河北省考古文集(三),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33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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