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赛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武王灭商后，周人将殷遗民分而治之。传世文献和出土文字资料都显示，有数量不少的殷遗民进入了关中地区，使得关中地区的人群结构有了明显的变化。以往有关人群构成的讨论，多集中于丰镐和周原遗址，对其他遗址的讨论多见于简报和报告的结语部分，比较分散，缺乏综合性讨论。由于墓葬往往能够为族群特征的讨论提供更多的线索，因此本文从墓葬和墓地材料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对西周时期周王朝在关中地区的统治策略进行讨论。

一

有关周人和殷人以及殷遗民在丧葬特征上的差异，以往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过讨论。由于不同学者使用的材料本身有差异，因此关注点也不尽相同。但即便如此，还是可以总结出一些普遍性的规律。

张明东、韩巍等学者曾指出腰坑殉狗是周人和殷遗民之间比较明显的差异之一。笔者曾利用周原遗址的材料，从腰坑比例、殉人殉牲、铜兵器、商式器物、明器化方式等方面，探讨了周人和殷遗民丧葬特征上的倾向性差别。张礼艳从腰坑、殉狗、葬式、墓向、随葬陶器组合和特殊随葬品随葬比例等几个方面，对丰镐遗址不同人群的特征进行了讨论。雷兴山、种建荣等根据周原遗址姚家墓地的材料，补充了随葬陶簋和偶数同形这两个特征。郜向平利用洛阳地区西周墓葬的材料，探讨了周人和殷遗民墓葬特征上的差别。综合以上研究，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西周时期殷遗民墓地具有腰坑比例高，殉人殉牲比例高，随葬兵器、工具、车马器、原始瓷比例低，随葬铜器中酒器比例高，随葬陶器包含簋和豆等特点。周人墓地则与之相反。

此外，有关商周时期的墓地形态，以往认为以族墓地居多，近来有若干研究指出，当时可能存在着基于地缘关系构成的墓地。

二

关中地区作为周人兴起之地，在西周时期仍是重要的王畿地区。通过墓葬特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一区域在西周时期的人群构成情况。本文首选发掘墓葬数量较多的墓地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配合以墓葬数量不多但特征鲜明的墓地。按照以上标准，本文的讨论涉及的墓地主要有长武碾子坡墓地、宝鸡斗鸡台墓地、凤翔孙家南头墓地、凤翔南指挥西村墓地、扶风北吕墓地、武功黄家河墓地、长安少陵原墓地、长安贾里村墓地和铜川活龙村墓地。丰镐遗址和周原遗址的情况主要基于以往的研究。作为辅助材料参与讨论的有华县东阳墓地、泾阳高家堡墓地等。

依据以往学者们总结的特点，关中地区的墓地可以从墓葬特征上明显的分类两类：第一类包括斗鸡台、北吕、西村、黄家河、活龙村和碾子坡几处，以及周原的黄堆、贺家、姚家墓地北区和丰镐的A区墓地；第二类墓地包括孙家南头、贾里村以及周原、丰镐除上述墓地以外的其他墓地（表一）。前者可能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周人墓地，后者可能属于殷遗民墓地。以下从上述各项墓葬特征分别进行分析。

表一 关中地区商周时期两类墓地墓葬特征统计表

从学者们最普遍使用的腰坑这一标准来看，关中地区的墓地可以被清晰的分为两类，第一类墓地包括碾子坡、北吕、西村、黄家河和活龙村几处，其共同点是几乎不见有腰坑的墓葬。北吕、碾子坡墓地发掘的墓葬数量都在200座以上，均只见1座墓设有腰坑，而西村、黄家河和活龙村则未见有腰坑的墓葬。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丰镐、周原、孙家南头、贾里村等墓地，腰坑墓的比例均较高，孙家南头的腰坑墓比例达到了46%，周原遗址为44%，最低的贾里村也有20%的墓葬设有腰坑。

从使用殉人殉牲的墓葬比例来看，虽然整体上比例低于腰坑的使用率，但仍可明显的分为两类。上述第一类中的5个墓地，殉牲墓的比例均很低，均在6%以下。而第二类墓地中，除贾里村为7%外，其余均高于20%。

随葬陶器组合是周人和殷遗民墓葬中的又一比较明显的差别。一般认为前者多以鬲、罐和鬲罐组合随葬，而后者则有较多的豆和簋。若从这一角度去考察上述墓地，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第一类墓地中，非鬲罐组合的比例均不超过12%，而第二类墓地中则均在58%以上，少数墓地达70%。可见这两类墓地之间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

有关随葬兵器的比例，以往一般认为周人墓地中随葬兵器的比例偏高，而殷遗民墓葬中则明显偏少。上述两类墓地中，第一类墓地除碾子坡外，随葬兵器墓葬的比例均在10%以上，其中活龙村高达18%。第二类墓地则均不超过6%，其中贾里村未见兵器，孙家南头也只有一座墓随葬兵器。

有关随葬车马器的的情况，一般认为周人墓地中随葬车马器比例相对较高，殷遗民墓地中相对偏低。上述第一类墓地，目前看来，多数都有一定比例的车马器随葬，而第二类墓地中，孙家南头和贾里村则均未见车马器随葬。

此外，其它的一些特征，如典型的商式器物的出土，也在两类墓地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差别。以商式簋为例，目前，上述墓地中，除丰镐和周原外，共出土了14件商式簋，有13件见于第二类的贾里村墓地。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特征的出现，并不完全由族群特征决定。很多现象，如随葬兵器、车马器的比例等，还与墓葬等级等其他因素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这可能是上述数据中有一部分表现不十分显著的原因。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大部分的特征将这两类墓地明显分开。由此可见，上述特征确实是很大程度上受族群因素影响的。

倘若上述分类有一定道理的话，我们可以以此为基础，尝试讨论其他一些墓葬数量稍少，但特征鲜明的墓地。

宝鸡石鼓山发掘商周墓葬11座，没有发现腰坑和殉牲，出土铜器中以食器居多，发现有车马器和兵器，陶器组合为鬲或鬲罐。资料发表后已有不少学者根据墓葬特征、铜器铭文等对墓主族属进行过推测，具体意见虽不尽相同，但绝大多数学者均认为应属于广义的周人范畴，笔者也赞同这一看法。宝鸡峪泉墓地发现若干座西周墓葬，均未发现腰坑，陶器以鬲罐为主，发现的兵器和车马器数量也较多。宝鸡贾家崖墓地2013年发掘西周墓葬148座，随葬品多为一鬲一罐、单鬲或单罐，未见腰坑和殉狗。宝鸡高庙遗址发掘的20座墓葬，也未发现腰坑和殉牲，随葬品绝大多数为鬲和罐。

凤翔西关新区2011年发掘了10座西周墓葬，年代为西周晚期，同样没有发现腰坑，陶器组合也以一鬲一罐为主，未见簋、豆等用于随葬。周公庙遗址发现7处墓地900余座墓葬，除极个别墓葬外，其余均未发现腰坑和殉人、殉狗。孔头沟遗址的情况与周公庙遗址类似，墓葬均不见腰坑和殉人、殉牲，且出土车马器数量较多。杨凌区饲料加工厂发现西周墓葬25座，均未发现腰坑和殉人、殉牲，陶器以鬲罐为主。扶风杨家堡发现的4座墓葬均无腰坑，随葬陶器也只发现有鬲。飞凤山的情况与杨家堡类似。

与上述墓葬不同，华县东阳墓地发掘西周墓葬70座，因盗扰严重，有些墓葬特征不十分清晰，但仍可看出，该墓地多座墓葬发现有腰坑、殉人和殉牲。随葬陶器除鬲、罐之外，还发现有相当数量的簋、豆。发掘报告认为该墓地有浓郁的商文化遗风。铜川王家河发现西周墓葬9座，其中4座发现有腰坑，也发现有殉牲。随葬陶器除鬲罐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盆、盂。旬邑下魏洛发现的西周墓葬，不仅有腰坑，还有殉人和殉牲。泾阳高家堡墓地发掘西周墓葬6座，其中5座发现有腰坑，部分墓葬还有殉牲甚至殉人。出土有陶器的M5中除了鬲罐之外，还发现有陶簋。铜器铭文中发现有日名和族徽，是比较典型的殷遗民墓葬。泾阳太平堡发现西周中晚期墓葬，部分墓葬有腰坑，陶器多为鬲、罐、豆。陇县店子发现的4座墓葬中有3座建有腰坑，也有殉牲发现，随葬陶器组合中也有数量较多的簋。

此外，还有杨凌南庄、澄城九沟等墓地，但由于发现墓数量较少，特征不甚清晰，暂不讨论。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关中地区商周时期的墓地可以从墓葬特征上被归为截然不同的两类。第一类墓地腰坑、殉人、殉牲比例低，随葬陶器以鬲罐为主，墓葬数量较多的墓地还明显的表现出随葬兵器、车马器比例高等特征；而第二类墓地则与之相反。墓葬特征之间的差异很可能是周文化系统和商文化系统之间的差别。

三

与上述两类墓地的泾渭分明不同，目前关中地区所见唯一一处墓葬数量较多，但在墓葬特征上又比较模糊的墓地即长安少陵原墓地。该墓地发掘西周时期墓葬429座。从殉人殉牲的比例和随葬兵器的比例来看，少陵原墓地均可归为第一类墓地。其殉牲比例为2.3%，与北吕相当。随葬兵器比例高达18%，与活龙村类似。但若从随葬陶器组合和腰坑的角度来看，少陵原墓地则介于两类墓地之间，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偏向。少陵原墓地腰坑墓的比例为4.2%，虽然这与第二类墓地20%以上的腰坑率相去甚远，但却又明显高于第一类墓地的不到1%甚或没有。少陵原墓地非鬲罐陶器组合的比例为16%，也同样介于两类墓地之间，存在一定数量的簋和豆随葬。而且，该墓地还出土了一件商式簋。总之，在上述多个特征中，少陵原墓地很难被简单的归为其中任何一类，其商因素略多于典型的周人墓地，但又与殷遗民墓地截然有别。

发掘报告从墓地的整体特征出发，认为该墓地是比较典型的周人墓地。笔者基本赞同这一看法。对少陵原墓地有腰坑的墓单独进行分析，就会发现，除了都使用腰坑外，这些墓葬并没有其它共同的特点。这些墓葬主要分布在Ⅲ区和Ⅴ区，虽一定程度上有所聚集，但总体而言没有集中分布，而是散布于这两个墓区内，尤其是Ⅴ区。有陶器的共12座，非鬲罐组合的为2座，占17%，略高于北吕等，但远不如丰镐、周原高。随葬兵器的比例高达30%。也就是说，这些使用腰坑的墓葬在其它墓葬特征上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殷遗民特征。赵昊曾对该墓地的墓向进行过讨论，也认为有腰坑的墓葬在墓向上与其它墓葬规律一致，未表现出特别之处。因此，笔者倾向于认为该墓地所表现出的商因素，很可能是周人受到殷遗民文化影响而发生的一些变化。不排除这些使用腰坑、殉牲和商式簋的墓葬墓主为周人的可能性。

四

从上述两类墓地的延续时间来看，也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显著差别。第一类墓地中，发现墓葬数量较多的墓地，多数均从先周时期延续到西周时期，并且上述特征在两个不同时期均保持一致，没有明显的变化。而第二类墓地中，除周原和丰镐外，其余均出现在西周以后。

从以上特征可以推测，周灭商之后，虽然在关中地区安排了数量不少的殷遗民，但并不是随意安排的。先周时期的各个聚落之中，似乎只有周原和丰镐被安排了殷遗民，其他聚落，如斗鸡台、北吕、西村、黄家河、碾子坡等等，在进入西周之后，墓葬特征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很可能也没有殷遗民迁入。而除了被安排到周原和丰镐的殷遗民之外，其它的殷遗民都被分别安排在新建的聚落之中，如凤翔孙家南头和长安贾里村。这一现象从一个侧面说明，周原和丰镐在先周时期有着与其它聚落不同的地位，很可能与其曾经的都城地位有关。同时，这一现象也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即为何同为殷遗民，有的被安排到丰镐和周原，形成地缘性聚居的新聚落，而有的则被分散到其它新建的聚落？孙周勇通过对齐家制玦作坊和其它手工业作坊的分析，认为西周时期周原存在着商业化手工业生产，周原不仅仅是一个礼仪和政治中心，同时也是一个经济中心。这一看法，或许是思考此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被安排到周原的殷遗民是否与其特殊的手工业技能有关，值得进一步讨论。丰镐的情况似乎有与周原类似的一面，但实际情况应该更加复杂，有待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但无论如何，能够看出，周人在向关中地区安排殷遗民的时候，是有一定的规划的。

西周时期两类不同类型的聚落的分布是我们观察这种规划的另一个视角。从目前两类墓地的分布（图一）来看，第一类墓地大多分布在最为宜居的山前平原地带，而第二类墓地的分布有如下两个特点：一是大部分位于关中东部地区，只有极少数深入到关中西部（如陇县店子、凤翔孙家南头），且除周原、丰镐二都外，等级较高的殷遗民墓葬均位于关中东部地区；二是大部分分布在传统周人墓地的外围，如西部宝鸡市区、陇县一带，北部台塬的泾阳、铜川、旬邑一带和秦岭北麓的长安、华县一带。由此推测，周人应是有意进行的安排，大部分殷遗民不与周人混居，大多分布在周人传统聚落以外的区域，少数混居的聚落即周原和丰镐，很可能还受到比较严密的监管。这或许是周人管理殷遗民的有意举措。此外，我们还看到有两个地点，出现了周人墓地与殷遗民墓地毗邻分布的现象。一处是位于长安的少陵原墓地和贾里村墓地，一处是位于铜川的活龙村墓地和王家河墓地。这两个地点，殷遗民和周人墓地的直线距离均较近，在7千米左右，且活龙村和少陵原是目前所见的7个墓葬数量较多的周人墓地中仅有的两个未见先周时期墓葬的墓地。这两个地点是否有可能是在西周时候新建，并起到了对近旁殷遗民进行监管的作用，由于数量较少，还难下定论，但这一现象仍值得关注。

图一 关中地区两类商周墓地分布图

综上所述，从墓葬和墓地的角度观察，西周时期关中地区主要有周人和殷遗民两个大的群体，可以从墓葬特征上明显区分开来。西周时期实际的族群情况可能远比此复杂，无论是周人还是殷遗民，内部都可以进一步进行划分。以上只是本文根据墓葬特征进行的大体判断，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西周时期周人对殷遗民的安置策略。周人对殷遗民的安排是有一定的规划的。在传统的周人聚落中，似乎只有周原和丰镐被安排了一定数量的殷遗民，说明了这两地在先周时期的特殊地位。其余的殷遗民被安置在新建的聚落中，这些聚落往往位于传统周人聚落区以外，大部分位于关中东部地区，或许还有一定形式的监管。

附记：本文的写作得到了丁岩、郜向平、赵昊等学者的指导，特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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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1]b.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总结的以上特征，均为墓地的总体特点，多表现为某种特征所占比例多少。但不能根据以上特点，尤其是其中的某一两个特点，认定某座墓葬为周人或殷遗民。

[4]a.同[1]a.b.张礼艳.从墓葬材料看丰镐地区西周时期的人群构成[J].华夏考古,2015(2).c.张礼艳,燕妮.西周都邑人群构成的比较分析—从墓葬材料考察[J].东北史地,2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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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丰镐遗址的分区参考[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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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宝鸡市考古队，扶风县博物馆.扶风县飞凤山西周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1996(3).

[31] 同[17].

[3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铜川市王家河墓地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1987(2).

[33]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旬邑县博物馆.陕西旬邑下魏洛西周早期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6(8).

[34] 同[18].

[35]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4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调查发掘新收获[J].考古与文物,2015(2).

[36]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中铁路考古队.陕西陇县店子村四座周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1995(1).

[37]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杨凌区博物馆.杨凌南庄村西周遗址2009 年发掘简报[J].文博,2011(6).

[38] 渭南市文物旅游局.陕西澄城县柳泉村九沟西周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7(2).

[39] 赵昊.少陵原墓地的墓向“同轴对立”现象[J].文博，2010(5).

[40]Zhouyong Sun. Craft production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1046-771BC):a case study of a jue-earrings workshop at the predynastic capital site, Zhouyuan, China[M].Oxford:Archaeopress, 2008.

[41] 丰镐遗址发现手工业生产遗迹的地点（如新旺村）附近发现的墓葬，往往具有腰坑，也出土陶簋等。很可能也是由殷遗民在从事具体的手工业生产。但由于这种组合发现较少，因此还难以做具体的讨论。